政府债务削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自发达国家长期历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债务论文,启示论文,政府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这场危机使经济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也严重损伤了发达经济体的公共财政状况。危机过后的5年时间中，发达国家仍在债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政府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各国乃至全球经济不能承受之重。面对骇人的债务水平，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债务这一古老命题，并引发了国际经济领域的一场大辩论。然而，当人们都在讨论全球经济如何“去杠杆”之际，欧美等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在持续飙升，高债务与低增长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在主权债务的风暴中，欧美发达经济体还在艰难地寻找着债务问题的解药。与此同时，政治因素也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化解债务僵局的羁绊：在欧洲，法国、荷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普遍出现对执政当局的信任危机，“财政紧缩”这剂苦药正在欧洲遭受广泛而强烈的质疑；美国两党关于中期减赤方式的严重分歧将长期持续，围绕举债上限的政治角力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僵局一次次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如何实现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集体困境。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在此背景之下，本文试图从长期历史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通过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百年史中成功的债务削减周期进行实证分析，希望能够甄别债务持续下降背后的经济与政治驱动力，为当前全球债务迷雾中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些许启示。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政府债务不但能够平滑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消费，而且可以进行代际之间、地区之间的财富转移，极大改善社会整体福利。①然而伴随对该问题理解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一切并非是免费的午餐，当政府债务规模不断积累时，风险随之而来。 面对骇人的政府债务规模，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索着政府债务的化解之道。就经济层面而言，金融危机之前直接研究政府债务削减的文献相对较少，而更多关注财政巩固的相关问题，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和罗伯托·佩罗蒂（Roberto Perotti）是该领域研究的先驱。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政府赤字大多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尤其是转移支付和政府职员工资支出）所引发的，通过削减社会保障以及减小政府规模的方式所进行的财政整顿计划更容易取得成功，但联合政府主导下的财政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同时，财政紧缩与衰退、失业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②即存在非凯恩斯效应（Non-Keynesian Effects）。③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和罗伯特·韦斯科特（Robert Wescott）将两年内基本预算平衡至少改善1.5%定义为财政巩固周期，实证结果发现财政紧缩力度越强的时期，越有利于政府债务的下降，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紧缩带来的低增长将进一步推高债务”的情形。④这一观点也得到弗朗西斯科·吉亚瓦奇（Francesco Giavazzi）、图利奥·雅普利（Tullio Jappelli）和马可·帕加诺（Marco Pagano）的支持。⑤安东尼奥·阿丰索（António Afonso）、克里斯蒂安·尼克尔（Christiane Nickel）和菲利普·罗瑟（Philipp Rother）则对1991-2003年中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多次财政整顿计划进行分析，发现基于支出层面的财政调整更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⑥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主要关注短期内如何降低政府赤字、改善收支平衡，而非着眼于长期内政府债务的削减，也未关注财政收支之外的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的时间跨度也仅为10年或20年，所得出的结论略显单薄。 危机之后，伴随欧美政府债务问题的持续发酵，对于政府债务削减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通货膨胀在化解政府债务问题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和贝伦·史班西亚（M.Belen Sbrancia）提出，在20世纪40-70年代期间，各国政府正是通过金融抑制辅以通货膨胀政策实现了最为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并对其“流动性效应”进行了计算。⑦乔舒亚·艾森曼（Joshua Aizenman）和南希·马里昂（Nancy Marion）重点关注通货膨胀在美国政府债务削减过程中的角色，他们发现二战结束之后的10年时间中，通货膨胀使政府债务水平下降了大约40个百分点，如今的情形与当时极为相似，如果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通货膨胀作为政府债务的化解手段可能再次盛行。⑧但是里达·谢里夫（Reda Cherif）和福阿德·哈萨诺夫（Fuad Hasanov）在利用VAR模型考察美国政府债务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发现通货膨胀对降低政府债务水平的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才是最主要的方式。⑨ 在卡门·莱因哈特、雅各布·奇科贾德（Jacob F.Kirkegaard）和贝伦·史班西亚看来，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途径有多种：⑩（1）利用强劲的经济增长；（2）实质性的财政巩固、厉行节俭；（3）明确地对债务进行重组或违约；（4）金融抑制及适度通货膨胀。乔治·霍尔（George J.Hall）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考察了通货膨胀、增长等多种因素对美国政府债务变化的贡献率，实证结果发现，1945-1974年间，政府债务规模下降过程中，其中20%可归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利率分别贡献了40%；但1974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通货膨胀对债务水平的影响开始显著下降，基本预算平衡、利率以及经济增长共同决定着政府债务的变动。（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同样发现，成功的债务削减通常要求财政紧缩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以及金融抑制等措施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12）克里斯蒂安·尼克尔、菲利普·罗瑟和丽莉·齐默尔曼（Lilli Zimmermann）着重对1985-2009年间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削减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3）结论与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和罗伯托·佩罗蒂的相似，即社保支出和政府雇员工资支出减少是降低债务水平的关键，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4） 上述文献大多从经济层面考察相关因素对于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由于所选取的样本和时间段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与此同时，政府债务绝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对政府债务这一古老命题的研究早已超出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寻找这一问题的解，政治家不再被视为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政治力量同样会对经济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基本假设，学者们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寻找政府债务的根源及其影响因素，民主化和政治竞争等方面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民主化程度往往与一国政府债务规模密切相关。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E.Wagner）首先提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天生具有“赤字倾向”，（15）由于选民的不完备知识，个人并不知道政府预算约束和最优政策，增加支出和减低税收的好处是直接的，而成本（未来更低的支出和更高的税收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是间接的，赤字倾向的出现不言而喻。最近20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由于“策略性互动”而引致政策制定过程形成的无效率结果。在策略性互动过程中，政府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短视”，往往忽视预算失衡的长期后果。任期之内，政策制定者会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再次当选的机会，（16）而在当选之后又会推迟所需的财政巩固措施以讨好选民，这样其所选择的赤字水平不但高于可持续水平，甚至高于非理性选民的要求。（17）因此，即便是在“好光景”时期，政府也会因其短视特征而难以积累盈余，财政政策由此失去了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最终出现人们经常讨论的“顺周期”特征。执政末期，当政策制定者预期有可能被竞争者取代，且其竞争者所坚持的财政预算计划又与其理念相去甚远时，他们就有可能通过积累无效率的债务量以束缚继任者的手脚，形成所谓“策略性债务积累”。（18）因此，民主制度之下政府本身具有永久性的债务和赤字偏好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其次，政治竞争程度同样会强有力地制约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领域的竞争会导致财政“公共池塘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和于尔根·冯·哈根（Jürgen Von Hagen）指出特定利益集团及赞助者们通常将政府财政收入视为可以通过公开竞争而获得的公共资源，这些群体会尽可能地获取更大份额而不考虑整体预算的形势，（19）其结果就是在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却对其他纳税人施加了负的外部性。最终政府预算出现了无效率的支出规模，政府债务持续膨胀。另一方面，当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在既定时间内无法完全掌控政策走向时，无效率的赤字将会持续，因为每个政策制定者或者利益集团都会拖延赞同财政改革，以试图让其他人来分担较大份额的改革成本。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和阿伦·德雷泽（Allan Drazen）认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一个政党接受现期环境的延续而非接受立即的改革是占优策略，因为接受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通过选择拖延却能够以恶化整体经济形势为代价，迫使对手屈服进而改善自身利益集团的期望结果，当各方均做出这一选择时，“囚徒困境”就会出现，并最终导致赤字改革延滞的稳定化，政府债务削减遥遥无期。（20） 最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各国开始实施财政规则以限制政府“相机抉择”的权力，试图以此化解政府的永久债务偏好和财政“公共池塘问题”，重塑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财政规则由此成为政府债务削减相关研究领域颇具争议的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考察成功实施财政巩固的国家，发现拥有财政规则的国家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因而判断财政规则对于政府债务的削减发挥了重要作用。（21）2007年，史蒂芬妮·吉夏尔（Stéphanie Guichard）、迈克·肯尼迪（Mike Kennedy）、埃克哈·德沃泽尔（Eckhard Wurzel）和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通过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发现包含支出目标在内的财政规则倾向于产生更为长期和更大幅度的财政巩固效果。（22）但这两者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所选取的样本主要集中于已经成功实施债务削减的国家，忽略了其他拥有财政规则而未能实现政府债务削减的样本国，因此并没有能够真实反映财政规则的总体影响。2008年，泽维尔·德布兰（Xavier Debrun）等人详细研究了欧盟财政规则的作用，通过考察欧盟各国的财政规则，利用计量手段发现财政规则的强度及覆盖范围能够显著改善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财政平衡，但是财政规则与政府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23） 综合而言，第一，多数研究所考察的时间段相对较短，多不超过30年，政府债务则是中长期的概念，仅仅从某一特定时期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的稳定性将受到现实的考验。第二，在研究政府债务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时，多数学者并没有精确区分债务上升与下降周期，而是简单地将政府债务的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这就忽略了债务上升周期与下降周期背后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第三，政府债务问题并非是纯粹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国内政治僵局均制约着政府债务的削减。然而政治因素对政府债务的影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应的实证研究极为缺乏，因此本文试图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更广阔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二、长期历史视角下的政府债务起源与变迁 （一）战争、议会与政府债务的起源 中世纪时期，为了维持自身奢侈的消费和战争支出，欧洲的国王们就已经以领地、官职、税收代理权甚至王冠作为担保进行借款。11世纪末期十字军远征时期，国王和贵族们以土地为抵押筹集远征费用；12世纪的意大利都市为应付战争，议会就以税收作为担保筹集资金；13世纪中期在加莱等地，国王则以关税和物品为担保发行债券；在英国，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还曾先后向意大利商人和犹太商人借款；同时直至14世纪后半期，法国国王一直依赖借债度日，王室领地的收入成为主要的担保物，借款周期相对较长，但规模相对不大。然而，在那个绝对王权时代，国王的借款并不一定能够做到还本付息，他们通常能够通过自身控制的法院和暴力机构将债务一笔勾销，债务违约的事件频繁发生，从爱德华一世到爱德华三世（EdwardⅢ），英格兰国王多次将债权人驱逐出境，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债与当前多数人所熟知的国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富田俊基（Toshiki Tomita）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债务乃是始于议会的诞生。（24） 1517年卡尔五世（Karl Ⅴ）继承西班牙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对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仅仅依靠国王的信誉和税收作为抵押所发行的年金型债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筹资的需求，为此他将税收委托给其殖民地荷兰联邦的荷兰议会，议会以此作为发行债券的担保。议会作为永久性的机构其信誉相比国王要高，它所担保发行的债券逐渐得到了民众和市场认可，在1558年前后，荷兰议会已经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债券收益率维持在6.25%的低位，国债的雏形开始形成。1579年，荷兰联邦北部的7个州成立了乌德勒支同盟，两年之后宣布成立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荷兰独立战争由此开始，史称“八十年战争”。各地区议会以税收作为担保发行了大量公债，为独立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最终在1648年赢得了西班牙的承认。同时，公债制度由此开始深入人心。西德尼·霍默（Sidney Homer）和理查德·西拉（Richard Sylla）的研究发现，在16-17世纪的荷兰，人们已经养成了通过购买公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习惯，政府集资也多以永久付息型债券的形式进行。（25）1789年，荷兰共和国制定宪法统一了各州的税收制度，之前各州议会所发行的公债统一为荷兰国债。此后荷兰所形成的完善的政府债务制度因为光荣革命被传入英国，在英国掀起了一场财政大变革。 实际意义上的政府债务最早在英国诞生。查尔斯二世（CharlesⅡ）时期与荷兰的战争使得军费开支激增，国库入不敷出，因此被迫大肆举债，最终导致了1672年债务违约发生，造成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破产。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WilliamⅢ）继承英国王位。为了防止类似情形再次发生，取得主动权的议会试图对新国王的财政自主权施加约束，威廉三世最终于1689年接受并宣读了《权利宣言》，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凭借国王权力借款的行为属于违法”，同时规定课税也要得到议会的授权，王权由此受到了议会的强有力制约。议会于1692年通过了与国债相关的最早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授权国王进行借款，同时创设了确保利息支付的永久税，每次发行国债时将国债利率与永久税一一对应，以确保未来国债能够得以偿还。因为王位和债务继承的不确定性而缺乏信用的国王借款时代正式终结，由国民议会提供担保的英国国债由此诞生。1749年开始，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债统一整合为利率3%的永久性政府债券，英国统一公债诞生，此时它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府债务的基本条件。 自1880年开始，在金本位制的护航下全球经济迎来了金融自由化的蓬勃发展，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规模扩张迅猛，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不断深化，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早期一直采用金本位制的英国，其国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保持着卓越的稳定性。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投资者对英国国债所要求的收益率更低，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战爆发前夕，英国在全球金融与贸易领域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它所确立的国债制度深入人心。同时，其他国家对于资金的需求也逐渐增多，俄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纷纷进行财政改革，仿效英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债制度。良好的外部环境极大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选举权的普及和议会预算统筹的加强使得主要国家的国债利率也开始趋于稳定，多数发达国家的筹资成本和政府债务水平显著下降。截止到1913年，英国国债余额降至27.9%，荷兰为46.17%，美国几乎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低值（3.25%）；相比之下，法国的国债规模仍然处于高位，仅仅削减至66%。但是日本属于例外。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债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随即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军费开支达到2亿日元。战争的结束并未使其军事支出得到有效控制，反而为防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不断增加军事投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所需的17.2亿日元的支出达到了当年税收的11.7倍。1906年，日本国债余额激增至22亿日元，占比GDP高达85.2%。（26） 在各国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大规模战争似乎已经远去之际，一战爆发，这场战争的规模超出了所有人最初的想象。历时4年的一战使各国财政满目疮痍，就德国而言，累计军费开支高达1600亿马克，相当于战前50年的军费开支总和，如此巨额的费用几乎全部通过国债进行筹集；英国所需军费总额达到75亿英镑，其中3/4通过长期或短期债务提供，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由1914年的29.8%跃升至1919年的142.8%；法国在一战中支出了1350亿法郎，相当于1913年军事预算的27倍，法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从战前的335亿法郎扩大至1918年年底的1564亿法郎，成为日后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骇人的战争支出将发达国家推向了历史上第一次债务高点，1922年，发达国家平均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达到92%。虽然此后几年有所下降，但接踵而至的“大萧条”和二战使这一问题再次恶化，并最终导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完全失控，1946年达到138.8%的历史最高点。伴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恢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持续下降，1974年降至31%的低位。进入80年代，尽管有过短暂的下降，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保持持续上升态势，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并无明显下降迹象，危机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日益触及历史最高位。回顾历史，发达国家债务水平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把发达国家作为整体考察，过去一百多年间政府债务周期曾反复出现（如图1所示）。 （二）历史上的政府债务削减周期 受制于长期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重点关注1880年至今的政府债务周期。实证研究的第一步即是从各国的政府债务周期中剔除债务水平不变或者上升的时期，重点关注债务下降周期。但并非所有的政府债务下降周期都可以称为成功的债务削减，根据克里斯蒂安·尼克尔、菲利普·罗瑟和丽莉·齐默尔曼的定义，它需要满足持续时间与债务下降总体规模两个维度的限制：如果政府债务连续5年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10%，即可称之为一个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周期。（27）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找到典型经合组织国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所出现的成功的债务削减（如表1所示）。
在我们所考察的20个经合组织国家样本中，在1880-2009年期间，共计出现195次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周期，多数集中于1895-1920年、1945-1975年、1992-2007年三个时期。在不同国家中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奥地利、丹麦、爱尔兰等国家历史上仅有一次实现了成功的债务削减，而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家则存在多次成功的经历。不同国家债务削减周期所持续时间往往是不同的，不少债务削减仅仅持续5年，但二战之后英国保持了连续27年政府债务持续下降的纪录。同时，各国在不同时期债务削减规模也存在较大差异，1947年之后英国在数十年时间中使债务水平从269.8%下降至46.7%，年均债务下降比例为8.0%；1947-1957年，荷兰从223.0%削减至72.6%，年均债务削减比例更是高达13.7%。 三、政府债务削减实证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危机之后，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回到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但是仅仅通过简单的统计方法考察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做法饱受诟病：统计所展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伪相关的，各解释变量对债务削减影响的稳健性和显著性同样无从知晓，为此需要引入计量模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检验。 （一）基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成功的政府债务削减周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实证分析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为确认何种因素最终促成了债务削减的成功。对于债务削减的成功与否，是一个典型的二值响应模型，通常我们应用函数形式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以及函数形式服从逻辑斯蒂分布的对数单位模型（logit model），二者的模型形式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
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在避免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在上述基础模型中，仅仅对财政巩固做简单的量化分析并不足以得出清晰的结论，政府基本赤字率的减少可能是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支出的减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巩固方式对于削减债务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是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引入如下两个虚拟变量对此进行验证：
即为虚拟变量，用以控制财政调整的构成，如果基础财政赤字下降的70%由支出政策所贡献，即设定其为1，否则设定为0；对于
而言，如果收入政策贡献了基本财政赤字率下降的70%，即设定其为l，否则设定为0，以此检验财政调整的不同结构对政府债务削减的影响。模型修改如式4和式5所示：
（二）基础模型的扩展：政治因素的影响 回顾历史，政府债务萌芽于战争之中，国王的借款成为国债的最初形式；形成于议会与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政治与法律成为政府债务延续的基础与制约。当前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不利于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各成员国准备放弃多少主权并以可管理的政治成本摆脱危机就成为主权债务危机能否得到最终解决的关键。仅关注宏观经济变量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并不足以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需要将分析进一步延伸至政治领域，详细探讨各国政治特征和法律体系在政府债务削减背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针对詹姆斯·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所提出的民主制度下政府天生具有“赤字倾向”的理论，我们在基础模型中引入民主化指数（Demo）以衡量在政府债务削减阶段民主化程度会对其产生何种影响。（32）其次，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和阿伦·德雷泽认为在政府债务削减过程中，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最终使得“囚徒困境”出现，造成财政赤字改革延滞的稳定化，政府债务削减的愿望同样难以实现，我们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政治竞争指数（Polcomp）对此进行实证检验。（33）最后，财政规则是否能够有效抑制政府债务膨胀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为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财政规则（Rule）对其影响进行检验。 此外，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归根结底即为一种政府行为，除受到上述政治变量的影响之外，它同样受到各国法律环境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因素在各国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在拉斐尔·拉波塔（Rafael La Porta）、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西拉内斯（Florencio Lopez-de-Silanes）、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W.Vishny）看来，法律起源通常被理解为社会控制与经济生活过程中高度稳定的系统，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塑造者，（34）它深深影响着政府在一国经济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规模。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法律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行为准则与方式，在面对相同规模的政府债务时，不同法律体系下的政府也许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为防止出现遗漏变量的情形，我们在基本模型中引入法律起源（Law_origin）以考察不同的法律起源及传统对债务削减产生的影响。最终基础模型扩展如下：
在式6中，民主化指数（
）的数据来源于蒙蒂·马歇尔（Monty G.Marshall）、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和基思·贾格斯（Keith Jaggers）所建立的“政体Ⅳ”数据库（PolityⅣProject），时间跨度为1800-2012年。在其定义中，民主化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核心要素：选民能够有效地表达其对政策和执政者的偏好、对政府权力的制度化约束、确保公民权利与政治参与的权力，按照该定义通过加权的方式将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的民主程度分为由低到高（0-10）11个等级。（35）政治竞争指数（Polcomp）主要由国内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制约和政治参与过程中的竞争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共分为10个等级（1-10），数值越大，表示该国政治竞争性越强，数据同样来源于政体Ⅳ数据库。乔治·科彼茨（George Kopits）首次提出财政规则（Rule）的定义：通过简单的总体预算领域的数量目标对财政政策进行的持久的限制，（36）当一国拥有财政规则时，设定为1，无则设定为0，数据来源于IMF所建立的财政规则数据库（Fiscal Rules Dataset）。对于法律起源（Law_origin），总体而言分为普通法系（English_origin）和大陆法系（civil law），其中大陆法系又可以细分为德国法系（German_origin）、法国法系（French_origin）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Scandi_origin）。将细分后的4种类型法律体系作为4个工具变量引入模型之中，数据由拉斐尔·拉波塔、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西拉内斯、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提供。（37） 四、基础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对经合组织国家样本在1880-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总体上考察政府债务削减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长达130年，在这段时间中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因素对债务水平的影响是否相同。尽管乔治·霍尔和托马斯·萨金特在对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有趣的话题，（38）但仅对单一国家所进行的分析并不具有一般性，使用跨国样本的分析仍然较为缺乏，因而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一）对发达国家债务削减百年史的实证结果 我们分别采用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依次对基本回归方程式3进行估计，随后对修改之后的回归方程式4和式5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估计。本文以对数单位模型为例对回归结果进行解读。结果汇报如表2所示：由列（1）可知，长期经济增长率在政府债务削减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其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计算变量的边际效应可知，长期增长每提高1%，可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高5个百分点。（39）相比之下，尽管短期经济增长的提升同样有利于债务水平的下降，但边际效应仅为0.012，其影响远没有长期增长显著。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同样高度显著，然而通货膨胀每提高1%，仅能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升0.4%。因此从长期看，利用通货膨胀稀释债务存量的方式似乎并不像乔舒亚·艾森曼和南希·马里昂所认为的那么效果显著，（40）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存在巨大差异。
名义利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更高的名义利率水平不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当利率水平下降1%，即可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上升1.6%。名义利率的高低往往会影响家庭的资产组合：当名义利率水平较低时，人们将会持有更多的国债和更少的银行存款，进而确保了市场中对政府债务的需求，降低了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和筹资成本，增强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但从列（2）可知，通货膨胀与利率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名义利率对于债务削减的影响：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利率政策对于债务的影响越大，政府更易于通过设定利率限值的方式取得债务削减的成功。正如卡门·莱因哈特和贝伦·史班西亚所说：对利率实施政府管制的同时再辅以通货膨胀政策，政府可有效减轻其债务负担。历史上发达国家多次利用这两种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抑制”，化解政府债务问题。（41） 与此同时，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同样有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其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实现财政巩固的方式，采取何种类型的财政巩固对于债务削减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列（3）和列（4）所示，债务削减的成功更依赖缩减支出的财政政策，当基础财政赤字的下降主要由紧缩支出所推动时，能够使得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增加5.6%，而通过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所进行的财政巩固政策对于遏制政府债务的膨胀并无太多帮助，甚至会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艾尔波托·艾莱斯那等人看来，政府支出的下降往往通过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减少雇员数量来实现，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就会使得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私人部门产品竞争力增强，利润和投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降低绝对债务存量的同时也降低了债务占GDP的比例；（42）另一方面，当税收增加时，如果人们预期这种增税是永久性的，即相当于一生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为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人们随即降低当期的消费，进而造成国内需求的下降，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其对政府债务水平的影响并不确定。出人意料的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占比GDP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债务削减的实现。每当这一比例提升一个百分点，则会相应地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高1.4%。这一似乎不合常理的结果反映出在市场压力之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往往会成为各国政府着力解决债务困境的动力。 为判断模型的诊断能力（或可靠性），可以借助标准的二元分类模型评估工具——ROC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及AUROC检验，（43）判断标准如下：（1）AUROC=1，模型具有完美的诊断功能，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此精确的诊断；（2）0.5＜AUROC＜1，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能力；（3）AUROC=0.5，模型没有诊断价值，它对危机的预测类似随机投硬币。表4给出了初步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对于基本回归方程式3和式4，其AUROC检验值均大于0.76，而对于式5和式6，AUROC值也接近0.7，当前在医学领域对于癌症的诊断率也仅为0.7，因此可以判断本文所设定的模型具有良好的诊断能力，所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二）基于不同时间段的考察 在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看来，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1870-1913年间的旧“自由秩序”时期；1913-1950年战争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世界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崩溃造成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它的长期潜在增长率；1950-1973年则是它的“黄金时期”，1973之后进入“新自由秩序”时期。（44）由于各个时期迥异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因此考察政府债务削减的主要驱动力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是有意义的。按照麦迪森的划分方式，本文将所考察的时间段划分为4个时期，重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1880-1913年，长期增长是政府债务削减最为有效的手段，其回归系数高度显著（1%），长期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即可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高4个百分点；利率与通货膨胀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其边际效应仅为1%，在英国的主导下全球自由贸易盛行，金本位制的确立促使资本流动迅猛增加，因此通过利率和通货膨胀等货币政策手段削减政府债务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对于政府债务削减的影响并不显著，债务负担的增加也未能成为各国政府实施债务削减的动力。1913-1950年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使得西方国家债台高筑，在前一阶段中影响并不显著的基础财政收支开始对债务削减的成功与否产生影响，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政府债务往往由于战争支出的增加所引发，因此财政赤字的减少即可促使政府债务的持续下降；同时，长期增长仍然是重要的，其边际效应高达4.9%。利率和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再显著，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政府债务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的爆发使得各国不得不通过短期国债进行融资，发达国家中短期国债迅猛增加（占比由5.4%增加为19.7%），这使得政府难以通过出人意料的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此外，发达国家82%的政府债务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发行，政府对于国债市场的掌控能力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利率（或金融抑制政策）对于化解政府债务问题的效力大打折扣。 进入1950-1973年这一阶段，政府债务削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战后骇人的政府债务规模日益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议题，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债务削减的成功，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占比GDP与政府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同时，利率和通货膨胀成为化解政府债务问题成功与否的主要决定因素，利率每下降1%，则会使政府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升8.1%；通货膨胀每上升1%，也能够使这一概率提升3.7%。各国政府往往综合利用利率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来应对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金融抑制成为各国所推崇的债务化解之道。尽管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但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和长期增长率对于政府债务削减成功与否的影响并不显著。与1913-1950年相比，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最显著的变化是以外币计价的国债比例持续下降（其平均值从15.3%降至7.1%），市场化的国债比例由82%减少至61.4%的历史低位，央行所持有的本国政府债务比例高达17%；同时，“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二战最终将金融自由化进程完全埋葬，大多数发达国家均对资本市场实施了严格控制，极大增强了政府捕获资金的能力。（45）上述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利率、通货膨胀以及金融抑制政策得以在实现政府债务成功削减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1973年开始，政府债务进入了持续上升周期，长期增长再次成为政府债务削减最主要的方式，当其提高1%，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可增加4.2%，短期经济波动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即使经济增长短期内的提升同样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的水平。名义利率的作用虽然略低于上一期，但其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名义利率下降1%即可使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提升3.3%，其边际效应仅次于长期增长。基础预算平衡的改善再次对政府债务削减产生显著而积极的影响，同时其边际效应高于前三个时期，当其改善一个百分点，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便可增加1.6%；债务利息支付对于各国政府债务的削减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通货膨胀的提高无助于政府债务水平的持续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市场化的国债比例由61.4%提高至76.9%，非居民持有比例显著增加，达到20%，这一变化大大降低了利率和通货膨胀化解政府债务问题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货币主义兴起，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自身开始将稳定物价作为自身的政策目标，试图长期维持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做法将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通货膨胀水平变化时，工资与价格得以及时调整；加之自80年代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各国政府获得铸币税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制约。 在上述各个时期中，利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因素对于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变迁与重塑，二是由于政府债务微观结构的变化（如持有者、期限结构、国债市场等）。因此，曾经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如通货膨胀）在今天未必适用。 五、基础模型的扩展：政治与法律因素的角色 无论是从政府债务的起源进行考证，抑或是从当前欧美的债务困境进行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政府债务的削减与政治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经济学家对现实过度抽象之后所得到的结论往往与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政治与法律约束，以全面考察实现政府债务成功削减的影响因素。本文仍然采用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依次对式6进行估计。在估计过程中，为防止出现新添加的政治、法律变量之间的自相关问题，在整体估计之后对每一个新添加变量进行独立的回归，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由于两种估计方法所得结论相差无几，限于篇幅，表4仅给出了对数单位模型的估计结果。由列（1）的AUROC检验结果可知，政治与法律相关解释变量的引入使得AUROC值达到了81.37%的水平，将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了5个百分点，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变量添加的合理性。
如表4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民主化程度（Demo）的提高显著增加了政府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其边际效应为0.5%。詹姆斯·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研究主要论述了民主制国家政府债务积累的根源：选民的不完备知识使得个人并不知道政府预算约束和最优政策，对于执政者而言，增加支出和减低税收的好处是直接的，而成本（未来更低的支出和更高的税收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是间接的，政府债务倾向的出现不言而喻。（46）但政府债务积累与削减的机制并不相同，当我们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债务削减时期时，民主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对于确保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功化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较高的民主化程度意味着选民对政府更多的监督，舆论与竞选的压力势必迫使一国政府对不断攀升的主权债务风险做出更为快速的反应；另一方面，通常而言，财政巩固过程中，较高的民主化程度往往能够提高财政巩固的效率：在实施特定的增收与减支项目之前，经过充分的论证之后能够确保方案的合理性，达到扩张性财政巩固（expansionary fiscal adjustments）的效果，而且通过合理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在长期有利于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其余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与上文结论保持了一致：名义利率的下降仍然有助于政府债务的成功削减，通货膨胀以及长期增长率的提高同样有助于提升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债务负担的增强也为债务削减提供了更多的激励，促使了债务水平的下降。 表4列（3）中所汇报的估计结果显示政治竞争性（Polcomp）的增强对于实现政府债务的成功削减起到了积极作用，边际效应高达9.9%。传统的观点认为政治竞争往往不利于政府债务的化解，当政治竞争性越强时，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削减对于执政当局而言代价高昂：在下一次选举中他们将会受到选民的惩罚，因此大大降低了执政者削减政府债务的意愿。此外，国内激烈的政治竞争也会使债务问题的应对阻碍重重：实施财政巩固、接受改革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削减自身利益集团的工资、福利等）。对于每个局中人而言，接受现期环境的延续而非接受立即的改革是占优策略，通过选择拖延却能够以恶化整体经济形势为代价，迫使对手屈服进而改善自身利益集团的期望结果，当各方均做出这一选择时，政府债务问题势必长期持续。（47）但是上述理论观点并未找到现实中的证据，与此相反，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多里安·卡隆尼（Dorian Carloni）和詹保罗·莱切（Giampaolo Lecce）利用19个经合组织国家1957-2008年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多数执政者在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之后往往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并获得连任，而主张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竞争者则更容易失败。（48）这一观点与阿迪·布兰德（Adi Brender）和阿伦·德雷泽的研究保持了一致。（49）究其原因，当政府债务达到危险的境地，如何应对未来政府在财政领域的挑战即成为竞争者在竞选活动中争取选民的焦点。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拿大国内政治竞争性逐渐增加，开始形成类似多党制的政治体制。1993年，共计5个主要的政党参与竞选活动。面对超过100%的政府债务水平，自由党将其竞选纲领集中于通过实施痛苦财政紧缩来应对政府困境，主张大规模削减公共部门雇员工资、各项福利制度以及军事开支等，竞选中自由党获得空前成功，共获得177个席位，创造了自1949年以来的最好纪录，并在1997年、2000年的大选中连续胜出。同一时期的芬兰、瑞士等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形。由此可见，当执政者面临更多的竞争压力时，面对骇人的政府债务水平他们并未像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采取拖延或视而不见的策略，而是通过改善财政状况、减低债务水平来赢得声誉，获得选举的胜利。政治竞争性的增加反而有利于实现政府债务水平的成功削减。 从表4列（4）可知，当一国拥有财政规则（Rule）时，政府债务的成功削减更容易实现，而且相比没有财政规则的国家，其成功的概率增加了16.3%。如何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制约政府权力始终是经济学人的不懈追求。财政规则自19世纪就已经出现，如今在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施，如新西兰的《财政责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美国的《预算执行法案》（Budget Enforcement Act）、加拿大的《联邦开支控制法案》（Federal Spending Control Act）等。通常财政规则可以细分为债务规则（debt rules）、平衡预算规则（budget balance rules）、政府支出规则（expenditure rules）、财政征收规则（revenue rules）4种类型，各国也逐步从最初实施单一规则向多种类型规则相配合的方向发展，其中债务规则、平衡预算规则和政府支出规则最受推崇。具体来讲，债务规则对政府债务占比GDP设置明确的限制或目标，形成对政府整体财政状况的事后监督，对于一国政府债务规模的适度性提供评估和判断；平衡预算规则着重于事前的限制，有利于防止政府债务规模的持续积累；政府支出规则通过对政府基本支出设定绝对的数量限制，确保了财政巩固通过支出削减的方式来实现，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前文的结论）。总体而言，财政规则对于政府的财政权力形成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制约，因此在政府债务下降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表4列（5）至列（8）可知，在政府债务下降过程中，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普通法系有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则不利于政府债务规模的下降、法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的效果则不显著。所有的法律体系都在寻求同时处理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1）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或称为应对市场失灵）；（2）防止独裁的出现（或政府权力的滥用）。（50）然而在处理上述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衡：当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变得更为武断时，政府权力随之膨胀。普通法系起源于新兴土地贵族和商人对于限制国王权力、保护私人财产的需求，（51）更倾向于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司法体系拥有更强的独立性，政府过度举债本身即受到严格的限制与制约。而政府的政策工具大多以立法以及支持市场主导地位的规则为主，因此在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时，政府支出规模也相对较为有限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当一国政府债务水平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来自市场的压力将迫使政府对此做出反应，在财政纪律的强力制约下迅速减低债务规模。大陆法系则源于古老的罗马法律，更为关注社会秩序的维持，国内政府通常更为集权和激进，更倾向于通过国有化、直接政府控制的手段来实现政府职能，这就使得在面对过高的政府债务水平时，政府支出难以快速下降。同时也会对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出现更多的腐败、地下经济和更高的失业率，（52）财政收入层面的调整难以实现，最终造成政府债务削减的努力收效甚微。 本文利用典型发达国家1880-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两种估计方法考察了这一百多年间各国所出现的195次成功债务削减周期背后的历史经验与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整体而言，长期经济增长能够大幅度提高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短期波动的影响则相对逊色不少；通货膨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稀释债务存量的作用，对于债务削减起到了积极作用；名义利率水平与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负相关，更高的名义利率不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受到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时，利率对债务削减的影响越大；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但实现财政巩固的方式同样至关重要，政府债务水平的持续下降更依赖政府支出的减少，而增税往往弄巧成拙、效果不佳。同时，债务负担往往会成为各国政府着力解决债务困境的动力，政府债务利息支付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债务削减。 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因素对债务水平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在1870-1913年间的旧“自由秩序”时期，长期经济增长是政府债务削减最为有效的手段，利率与通货膨胀的作用则相对较弱，基础财政收支对于政府债务的影响并不显著；1913-1950年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长期经济增长仍然重要，利率与通胀的作用不再显著，基础财政收支开始对债务削减的成功与否产生重要影响；1950-1973年的“黄金时期”，政府债务削减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政府债务利息支付占比GDP与政府债务削减成功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同时利率、通货膨胀以及债务负担成为化解政府债务问题成功与否的主要决定因素，长期增长率对于政府债务的影响不再显著，基础财政收支的改善对于政府债务的下降同样并无太大帮助；1973年之后进入“新自由秩序”时期，长期经济增长再次成为政府债务削减最主要的方式，经济增长短期内的提升同样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的水平，基础预算平衡的改善再次对政府债务削减产生显著而积极的影响，名义利率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债务利息支付的规模对于各国政府债务的削减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通货膨胀的提高无助于政府债务规模的减少。 此外，政治与法律环境也日益制约着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首先，较高的民主化程度往往意味着选民对政府更多的监督，同时更易于出现扩张性财政巩固，有利于政府债务的削减。其次，政治竞争性的增强对于实现成功的债务削减起到了积极作用，“政治竞争往往不利于政府债务化解”的传统观点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当政府债务达到危险的境地，如何应对未来政府在财政领域的挑战即成为竞争者在竞选活动中争取选民的焦点，他们通过改善财政状况、减低债务水平来赢得声誉。再次，当一国拥有财政规则时，更容易实现政府债务的成功削减，财政规则能够对政府的财政权力形成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制约，有助于政府债务的持续下降。最后，普通法系有利于债务削减的成功，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则不利于政府债务规模的下降、法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的效果则不显著，这种差异根植于两种法律体系所造成的政府角色和经济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 ①Alex Cukierman and Allan H.Meltzer,"A Political Theory of Government Debt and Deficits in a Neo-Ricardian Framewor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9,No.4,1989,pp.713-732. ②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Fiscal Expansions and Fiscal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5214,1995. ③这一观点首次由弗朗西斯科·吉亚瓦奇和马可·帕加诺于1990年提出，即使是迅速的财政紧缩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政府支出的减少意味着未来税收的减少，增加了个人终生的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此刺激了消费，他们将其称为“消费之谜”，并在丹麦和爱尔兰找到了证据。详见Francesco Giavazzi and Marco Pagano，"Can Severe Fiscal Contractions Be Expansionary? Tales of Two Small European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3372,1990。 ④John McDermott and Robert Wescott,"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iscal Adjustment," IMF Staff Papers No.43,1996,pp.725-753. ⑤Francesco Giavazzi,Tullio Jappelli and Marco Pagano,"Searching for Non-Linear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4,No.7,2000,pp.1259-1289. ⑥António Afonso,Christiane Nickel and Philipp Rother,"Fiscal Consolid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Vol.142,No.2,2006,pp.402-421. ⑦Carmen M.Reinhart and M.Belen Sbrancia,"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No.16893,2011. ⑧Joshua Aizenman and Nancy Marion,"Using Inflation to Erode the U.S.Public Debt " NBER Working Paper No.15562,2009. ⑨Reda Cherif and Fuad Hasanov,"Public Debt Dynamics:The Effects of Austerity,Inflation,and Growth Shocks," IMF Working Paper No.230,2012. ⑩Carmen M.Reinhart,Jacob F.Kirkegaard and M.Belen Sbrancia,"Financial Repression Redux," MPRA Paper No.31641,2011. （11）George J.Hall and Thomas J.Sargent,"Interest Rate Risk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Post-WWII U.S.Government Debt/GDP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15702,2010. （12）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Coping with High Debt and Sluggish Growth,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 （13）Christiane Nickel,Philipp Rother and Lilli Zimmermann,"Major Public Debt Reductions:Lessons from the Past,Lessons for the Future," ECB Working Paper Series,No.1241,2010. （14）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Fiscal Expansions and Fiscal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1995. （15）James M.Buchanan and Richard E.Wagner,Democracy in Deficit: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 （16）Lars Calmfors,"Fiscal Policy to Stabilize the Domestic Economy in the EMU," CESifo Economic Studies,Vol.49,No.3,2003,pp.319-353. （17）Kenneth Rogoff,"Equilibrium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No.1,1990,pp.21-36. （18）Torsten Persson and Lars E.0.Svensson,"Why a Stubborn Conservative Would Run a Deficit:Policy with 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4,No.2,1989,pp.325-345. （19）Barry Eichengreen,Ricardo Hausmann and Jürgen Von Hagen,"Reforming Budgetary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The Case for a National Fiscal Council," Open Economies Review,Vol.10,No.4,1999,pp.415-442. （20）Alesina Alberto and Allan Drazen,"Why Are Stabilizations Del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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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0,No.2,2010,pp.573-578. （30）Paolo Mauro,Rafael Romeu,Ariel J.Binder and Asad Zaman,"A Modern History of Fiscal Prudence and Profligacy," IMF Working Papers No.5,2013. （31）Carmen M.Reinhart and M.Belen Sbrancia,"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 2011. （32）James M.Buchanan and Richard E.Wagner,Democracy in Deficit: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1977. （33）Alesina Alberto and Allan Drazen,"Why Are Stabilizations Delayed?" pp.1170-1188. （34）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6,1998,pp.1113-1155. （35）Monty G.Marshal,Ted Robert Gurr and Keith Jaggers,"Polity lV Project: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3," 2013,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登录时间：2014年11月10日。 （36）George Kopits and Steven Symansky,"Fiscal Policy Rules," IMF Occasional Paper No.162,1998. （37）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Law and Finance," pp.1113-1155. （38）George J.Hall and Thomas J.Sargent,"Interest Rate Risk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Post-WWII U.S.Government Debt/GDP Dynamic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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