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研究之于中国现代绘画史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之于论文,社团论文,史研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西文化的全面冲撞融合，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产生巨大冲击。随着封建王朝的分崩离析，包括绘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几成众矢之的，康有为、陈独秀两位思想巨子更是大呼国画改良、美术革命。西学的滚滚洪流，社会的巨大变革，使传统绘画艺术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语境不复存在。国势颓败，国粹沉沦，深深地刺痛了书画家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他们重振书画艺术，以文化救国的决心和勇气。于是，他们迅速走到一起，集会结社，共商中国书画艺术重振之大事。因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数百个绘画社团组织。据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一书的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地及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各级各类美术社团就多达三百余个。诚如王伯敏先生所说：“这么多绘画社团的产生，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1] 358翻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绘画史，我们会发现除极个别画家外，大多数画家都是某个或某些社团的成员，或是与社团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绘画社团对近代画坛格局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薛永年先生指出，民国初期的画坛，上承清代“以别为派”的余绪，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地域性的绘画群体，就全国而言，民初有三大绘画重镇，即北京、上海、广州。[2] 这些地域性绘画集群或绘画流派的形成，与近代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绘画集群、流派是以社团组织为纽带和中心而聚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到京派绘画集群，人们马上会想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这样的绘画社团组织；海上画派成员众多，名家辈出，然“综观上海画派的前后活动情况，其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金石书画家结社活动频繁”，[3] 1曾先后出现了平远山房书画集会、吾园书画集会、小蓬莱书画集会、萍花社、飞丹阁、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文明书画雅集、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清漪馆书画会、艺观学会、中国画会等上百个绘画社团组织。这些绘画社团的存在及其活动，促进了海派绘画艺术的繁荣，对中国民族美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地处东南的广州，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高氏兄弟与陈树人等人的努力，为广州在近代画坛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清游会”、“春睡画院”及“国画研究会”为大本营，分别形成近代岭南画坛上新旧两派艺术力量，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共同推进了岭南绘画艺术的发展。这些为数众多的绘画社团，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不同，规模也大小不一，有的成员达数百人，横跨广大的区域，有的仅数十人甚至数人；存在时间也有短长，有的持续活动数十年，有的很快烟消云散，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绘画社团，共同构筑了近代画坛的总体格局，支撑起近代绘画的艺术殿堂。
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及其历史性存在，是近代绘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甚至相当精彩的现象。社团运作与活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近代绘画创作的发达与批评的持久繁荣。绘画社团的兴起、发展、繁荣与盛衰，是近代绘画艺术发展的直接体现，也是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因此，中国现代美术(绘画)史研究不能、也不应该缺失对绘画社团的研究，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天然组成部分，因为绘画社团是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中国现代美术活动和创作的基本单位，每种美术思潮的出现，创作倾向和风格的形成，画坛纠葛与论争的爆发，几乎都与绘画社团有关。
鉴于绘画社团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近现代绘画史的研究者不可能对它熟视无睹。近年来，随着绘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绘画社团逐渐开始进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中，出现了一些直接的或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近代绘画社团的资料整理方面，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有筚路蓝缕之功。该书收录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各地及留学生在海外组织的美术社团341个，按成立先后编排次序，介绍社团成立的时间、地点、发起人、负责人和主要成员，等等。应当指出，近代有许多绘画社团组织机构并不完备，有些社团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影响仅局限于一时一地，加之社会动荡，信息不畅等因素，未能广为人知或留下文字资料者当不在少数，这都给近代绘画社团的资料清理和统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况且，以个人之力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因而决定了许氏的统计还只能是一份与实际数字相差较大的不完全统计。而且由于资料缺失的原因，对有些绘画社团的介绍也显得过于简单或语焉不详，甚至有的只是简单的条目式的著录，文字及内容记载上的错讹亦不鲜见。尽管该书存在一定的纰漏，但却是近代绘画社团研究最为系统和集中的文献资料。
已经出版的中国美术通史、中国绘画通史和近现代美术史、绘画史以及地域性的绘画史等类著作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绘画社团问题。如王伯敏先生在其《中国绘画通史》之“民国时期的绘画”一章中，单列有“绘画社团的兴起”一节，并特别强调，这么多绘画社团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作者对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东方画会、天马会、中华独立美术协会、艺术社、赤社、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美术画赛会、苏州美术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等绘画社团组织作了简要介绍，后面还附有数十个画会名录；张少侠、李小山之《中国现代绘画史》中也提到了近代部分重要的绘画社团；阮荣春、胡光华之《中华民国美术史》的第二章即为“社团蜂起与变革中国画的论争”，注意到近代绘画史上的社团现象及其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影响。林木的《20世纪中国画研究》之第五章“现代中国画会一览”，则以图表的方式，对产生或活动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百余个中国画会进行简单介绍，表格内容包括画会名称、会址、活动时间、画会宗旨、活动概况、画会成员、出版物及其他等项；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也对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的成立及活动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朱伯雄、陈瑞林编著之《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也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建国前中国56个西画家的团体及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绘画社团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发表，其中有直接论述社团的，也有论述画家、画派而兼及社团的，有个案研究，也有多个社团的群体研究。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林树中《近代上海的画会、画派与画家》(《艺苑》1982年第1期)；黄可《清末民初上海地区金石书画家的结社活动》、《上海的美术院校与美术社团》、《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均收入《上海美术史札记》)；李浴《试论金北楼和湖社画会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美苑》1990年第4期)；承载《试论晚清上海地区的书画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李松《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家集群的地域分布及社团活动》(《美术》1994年第5期)；张朝晖《湖社始末及其评价》(收入《近百年中国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崔普权《金北楼与湖社画会》(《中国书画报》1996年第31期)；云雪梅《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美术观察》1999年第1期)；武秦瑞《激流中的决澜社》(《美术与设计》1999年第2期)；胡震《傅雷与决澜社》(《美术学报》2005年第2期)；晏少翔、初国卿《“湖社”与二十世纪京津画派的崛起》(《美术之友》2003年第6期)；拙文《近代书画社团地域分布与社会探源》(《美术与设计》2004年第3期)；陈永怡《近代书画社团的经济性质与功能》(《新美术》2005年第3期)，等等。
周海燕《我国美术社团研究综述》(《艺术探索》2006年第3期)一文，将绘画社团的现有成果分为四大类，即统计式研究、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在这四类研究中，统计式研究实际只是绘画社团文献的基础性整理，以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为重要代表；个案研究对一些重要的绘画社团作了较具体的探讨，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只是集中在一些点上，无法使人对近代绘画社团有全景式的了解；区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黄可先生《上海美术史札记》中收录的数篇介绍近代上海地区绘画社团活动情况的论文；专题研究的成果则更少，周文中重点推介了笔者的博士论文和其他几位作者的单篇论文。也就是说，从整个现代绘画研究领域来看，历史上关于绘画社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已有的研究还基本上是在绘画史框架内，关注某一社团发生、发展、演进与消亡的历史过程，侧重于对组织者、发起人和骨干成员之生平简历、主要活动、艺术主张、艺术实践及艺术风格等方面的介绍和描述，真正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这与绘画社团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实际地位极不相称。对于绘画社团这样一个重要而广阔的研究领域来说，资料整理或研究成果都还很不尽如人意，只有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决澜社等少数社团受到关注。而从整体上把握近代绘画社团的研究成果，则更是寥寥。大多数绘画社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只是在相关画家传记研究和画派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中涉及到一些社团的资料，相比于当前中国现代美术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得势单力薄。
客观地说，社团研究相对薄弱这种学术局面的形成，与中国美术史和绘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习惯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绘画史研究形成了以画家、画迹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学术传统，从顾恺之、吴道子到荆、关、董、巨，刘、李、马、夏；从米氏父子到钱选、赵孟
；从元“四家”到清“四王”；从戴进、吴伟到董其昌、陈老莲；从“扬州八怪”到“金陵八家”；从朱耷、石涛到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从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到徐悲鸿、潘天寿、刘海粟、林风眠，等等。这些单个的画家以及画家群体的研究呈现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潮。而当画家研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研究者自然会将风格相似、追求相当或是地缘相近的画家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获得一种流派上的观照。所以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以流派研究取代社团研究，或以流派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团，社团研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如以前研究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为核心的画家集群，往往把他们放到“京派”、“传统派”这样的流派中去研究，而很少会研究其作为一个绘画社团组织的来龙去脉、组织结构及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研究路径及研究取向，决定了近现代绘画史研究领域中，画家和画派的研究异常兴盛与繁荣，以至于京派、海派、岭南派等绘画流派对于普通百姓也成了耳熟能详的字眼。相比之下，那些曾风云画坛数十年或是活跃于一时的绘画社团对人们来说却陌生了许多，不但一般的社会民众闻所未闻，即便有些画界中人也未必知晓或是能够知之甚详，有些在历史上曾经相当辉煌的绘画社团甚至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绘画社团与绘画流派都是某种“集合体”，二者都受到绘画艺术内涵规定性的制约，在概念上有内涵的联系，也有外延的交叉。画家们往往因艺术主张相类和艺术风格相似，而自觉地聚合起来结成一定的社团组织，而社团组织的成立则又给艺术家们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成员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相互间学习影响，因而更容易在审美主张和艺术风格的追求上达成一致，从而形成特定的风格和流派。社团与流派之间的联系固然不能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同样不容我们将之混为一谈，两者所反映的画家群体的面貌并不一样。朱寿桐先生在论及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时候，这样说道：“文学社团是文人的集合体，文学流派是风格的集合体。”[4] 2这种结论用于形容绘画社团和绘画流派的关系同样合理恰切。前者是指向画家的集合体，研究绘画社团的兴衰聚散、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以人事关系为主导；后者是指向艺术风格的集合体，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以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为旨归。换句话说，社团研究重点在“人事关系”，包括社团内部各成员间的关系，社团与社团的关系，社团与美术思潮或美术活动的关系，再进而把握一个社团发生、发展、演变以至衰亡的前因后果，而对社团的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则相对淡化。
社团研究探究的是人物的个性、行状和个人的艺术活动，绘画社团是一个个画家个体构成的团体，而一个个画家个体的绘画创作和活动则构成了整个绘画史。从这个角度讲，关注人事的社团研究，可以让人从一种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绘画史，并进而让人更真切地触摸现代绘画史上一些生动丰富的绘画现象和画坛事件，更多地了解造成这些现象和事件之后深层的人事原因。因此，社团研究以新的方法和视角，其于中国现代绘画史的研究与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J].美术观察.2002(4).
[3]黄可.上海美术史札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