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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企业如何搞好投资有重要指导作用，值得一读。
“八五”投资形势简评
“八五”计划是我国历次五年计划中执行最好的一个，这里也包含着固定资产投资所起的巨大而显著的作用。根据地讲，“八五”期间投资领域呈现七个“最”：
1.投资规模最大。“八五”计划纲要确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26000亿元（1990年价），1993年调整为34000亿元， 实际完成额为61639.9亿元。这样大的投资规模，是历次五年计划所没有的。
2.投资增长速度最快。原计划年均增长为5.7%，调整后为14.5 %，而实际则达到19%（按1990年价格计算），如按现价计算，五年平均增长率为34.3%，分别高于“六五”、“七五”时期12个和22个百分点。这样连续几年的高速度是我国建国以来少有的。
3.投资率最高。投资率原定25%，调整后为29.5%，实际达30.4%。按现价计算五年平均为32.6%。这样连续几年的高投资率，为历次五年计划所罕见。这与“八五”时期的高储蓄率是分不开的。
4.投资增长波动最小。“八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平稳增长。尽管199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实行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然而投资增长并未出现以往周期波动那样大起大落。
5.投资宏观调控见效最显。1994年和1995年组织两次投资大检查，从资金源头入手控制投资规模，大力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平抑过高的投资增幅和房地产及开发区热，到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降为18.8%，增幅比1994年回落8—9个百分点。
由于加强和改善了投资宏观调控，也使得投资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单位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八五”期间平均为59.5%，比“七五”时期降低了近4 个百分点；集体单位投资比重由“七五”的14%上升到“八五”的16%。“八五”后三年，以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为主的其他所有制投资比重从8.8%上升到16.8%，三年平均达到13.4%， 显示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八五”初期比“七五”一度有所回升，以后逐年下降，由2.8%降到1.9%，这引起领导高度重视，1995年农业投资增长43.7%，比重比1994年上升0.2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投资比重由“七五”的62%左右降到“八五”的55%左右。1995年电子工业投资比上半年增长了79.6%，是各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支柱产业投资比重上升，轻纺工业投资比重下降，但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依然保持了充分的生产供应能力和较大的出口优势；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由“七五”的35%左右上升到“八五”的43%左右，其中交通运输和通信业增长最猛，1995年邮电通信业投资增长42.3%。
从地区结构来看，“八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中西部地区近10个百分点，占全国投资比重的62%，其中，沿海的粤、鲁、浙、辽、沪六省市投资规模之和几近全国的一半，但1995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在全国投资中所占比重，东部已由1994年的63.3%降到1995年的62.7%，中部由20.8%上升为21.2%，西部由12%上升为12.3%。 近年来一直是投资热点地区的广东、广西1995年投资仅有微弱增长，而海南投资则比1994年下降20%。东部地区的京、津、沪三市及中部地区的湘、鄂两省投资增长势头强劲。
6.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最大。“八五”期间投资体制改革迈出了更大步伐，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投资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三大类，明确各类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渠道及方式。
——组建国家开发银行，实现商业性投资贷款和政策性投资贷款相分离。
——推行法人投资责任制，建立健全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
——实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度，杜绝搞“无本生意”。
——简化项目审批手续，研究建立投资项目登记备案制度。
——加快培育为投资主体服务的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建设监理、设备采购等市场服务体系。
——制定近期和中长期的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健全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投资计划管理方式。
7.投资环境最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环境一年比一年改善，可以说“八五”期间，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要良好。由于投资环境日趋改善，对外商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八五”期间利用外资总量1600多亿美元，约占改革开放十七年利用外资总量的70%。到1995年底， 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5.8万个，协议外资金额390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50多亿美元。“八五”期间我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100多亿美元，为“七五”期间的8倍。
“九五”投资存在的五大矛盾
“九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大背景将是：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由于“八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及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较良好的经济运行条件，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和整个“九五”期间，投资领域会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主要是：
1.投资需求旺盛与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
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各方面提出来要上的投资建设项目，孤立地、局部地看，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一汇集起来，从全局来看，就不见得都是那样迫切和可行了。一个时期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是既定的，从中可用来投资的量也是要受到限制的。对年度投资规模以资金源头控制为主，对在建总规模主要是在“九五”前期严格控制新开工的项目，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贯彻“保重点、保投产、保收尾”的原则。
2.投资分散化与集中力量办大事之间的矛盾。
多年来在投资领域呈现一种现象，即“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类项目你也搞，我也搞，有限的资金到处“撒胡椒面”，出现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既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又达不到应有的技术标准。该搞的搞不上去，不应搞的搞了不少，造成投资结构很不合理。因此，在“九五”期间，在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要下更大的力量进行调整投资结构，要集中力量保重点。
3.高投入、低产出与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之间的矛盾。
我国每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浩大，建国四十多年按当年价计算已累计投资约10万亿元，但其产出相对较少。每增加1 元投资所增加的GDP数量（投资效果系数）“八五”期间平均为0.636，虽比“六五”、“七五”水平有所提高，但比“一五”时期平均1.3的水平低一倍多。
4.既要确保经济发展后劲，又要抑制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
“九五”期间投资领域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和复杂的，既不能不从长远战略考虑该及早筹建的投资项目不上，又不能不立足高通胀的现实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不能不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
5.既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又要解决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
实践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主要以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搞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这条路是不可取的，主要以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搞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势在必行，然而前者解决的就业人数多，后者解决的就业人数少。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也多，因此，就业压力非常大。“九五”期间新增城镇就业400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农业劳动力，城镇失业率力争控制在4%左右。
转变投资方式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战略任务
一、转变投资方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为什么说转变投资方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呢？可举出以下理由：
（1）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50—60%是靠资本投入增加带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为重要标志的，不改变外延型的投资方式就难以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和取决于投资方式的转变。
（2）变资本扩张型的经济为技术进步带动型的经济。 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最主要的表现是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如果不把以新建企业为主的投资方式改变为以改造现有企业为主的投资方式，不仅工业化、现代化难以很快实现，而且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将越拉越大。
（3）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意味着产品成本高昂、竞争乏力， 这在国际竞争越来越剧烈的形势下，是站不住脚的，只有通过转变投资方式，进而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在竞争中所处的被动局面。
（4）外延型投资方式意味着拼资源、扩张土地资源的占用， 在中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多地少的状况下，努力降低单位投资和单位产品的能耗、材耗，珍惜每寸土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内涵型投资方式取代外延型投资方式将对节约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护土地资源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5 ）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已在全世界范围取得共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外延型的投资方式却不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投资方式转变将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重要内容。
（6）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世界各国都把经济结构大调整作为重大的战略抉择，都在减少和淘汰技术含量少、附加价值低的产业和产品，增加和发展技术含量多、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和产品。在这方面我国面临着繁重的任务。投资方式的转变是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重要原动力，通过投资增量结构调整可以影响和带动资产存量的结构调整，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要求。
（7）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资金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千方百计提高资金运用效益，变高投入、低产出为低投入、高产出，不仅将极大地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而且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重要标志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极大地推动。
（8）越是片面追求投资规模扩大，又越是有碍投资效益提高， 造成恶性循环。投资方式转变可以促进下个世纪的国民经济在较宽松的环境下健康发展，并有利于形成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无疑将大大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9）企业是国民经济细胞，是市场经济基本单元。 一方面要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一方面要按照现代化标准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来塑造新建成的企业，使之成为应变能力强、竞争力强的“优生儿”。内涵型的投资方式在这两个方面都可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
二、转变投资方式的主要途径。
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提高投资效益，这是转变投资方式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内容，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和入手：
（1）提高投入产出比。力争一定量的投入取得更多的产出， 这是一个综合的指标。过去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不是很高，投资领域的损失浪费很大。有的资料讲，如果以固定资产投资除国民收入增加额作为总体经济效益指标，日本和西方七国为50—55%，亚洲“四小龙”为35—40%，东盟发展中国家30—35%，印度在25%以上，而我国15 年以来一直在15%以下，近年来也只达到15%左右。可见，我国在提高投入产出比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
（2）提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历史上最好时期曾高达80%以上，现在仅60%左右。应当控制大型、长期、见效慢的项目，尽量缩短建设周期，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防止资金使用分散化。力求实现“九五”计划规定的目标：使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以上。
（3）提高投资技术含量。一是加大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 提高技改投资比重。实践表明，技术改造投资效益明显高于基本建设投资效益。1984—1994年十年间，技改投资增加1元可以产出2元，比基建高1倍。二是提高设备投资比重。 机器设备是全部固定资产中最积极的部分，是形成生产能力的核心和骨干。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重视提高设备投资比重，1992—1994年美国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75%，我国仅30%左右。三是提高高技术设备投资比重。高技术设备体现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大作用。美国电脑等高信息技术设备占设备投资的45%，我国代表80年代、9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比重很低，普通机床多而数控机床少，这是应当大力扭转的。
（4）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一些投资数额巨大、 发挥作用很长的大型项目，应当坚决防止重复建设，以免造成严重浪费。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一些通过投资新建不能提供新产品，不能提高技术水平档次，不能缓解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反而增加产品库存积压的重复建设，应尽力防止和克服。
（5）以增量带存量。现在，国有资产已突破四万多亿元， 但闲置和利用不高的就有1/3，全社会存量资产估计至少也应在七、 八万亿元，如果也是1/3左右闲置和利用不高，其规模之大就更加惊人了。 如何把这些巨量资产盘活，是一篇还没有做好的大文章。
（6）拟定和实施旨在鼓励低投入、高产出的内涵型投资方式， 限制高投入、低产出的外延型投资方式的投资政策，势在必行。投资政策应包括符合内涵型投资方式要求的合理的投资规模政策、投资结构政策、投资布局政策、投资资金政策、投资重点政策等，引导各类投资主体都遵循低投入、高产出的内涵型投资方式进行投资活动。
（7）《投资法》应当尽快出台， 一系列的投资法规和条例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是转变投资方式的根本保证。
粗放型、外延式的投资方式长期延续下来，很难扭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观念转变问题，有利益驱动问题，有经济发展阶段制约问题，有具体政策和措施失当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改革没到位、不配套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头脑里只有投入意识，没有产出意识，或者投入意识浓而产出意识淡。各地区、各部门把主要力量放在争投资、争项目、“跑部（步）钱（前）进”上面，一旦投资项目和资金争到手，如何运用资金，如何搞好建设施工，如何在建成投产后搞好经营管理等等，就不那么关心了，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了。这就叫有人投资无人负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争到投资可以显示政绩，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可以使企业升格，借银行贷款又可以赖着不还。总之，可以享受很多权益，而投资决策失误，上马的项目搞糟了，造成损失浪费了，什么风险都不承当，这就叫权益与风险极不对称。由于只享权益不担风险，这样“无本有利”、“一本万利”的事，谁不抢着去干呢？于是便出现“上项目时拍脑袋，贷款时拍胸脯，出了事时拍屁股”这类情况。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归根结底是体制不到位、不配套造成的。
“九五”期间，投资体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
（1）明确各类投资主体投资范围，规范投资资金来源。
从事投资活动，一要有投资主体，二要有投资项目，三要有投资资金，如何明确各类投资主体应从事的主要投资项目，规范各类资金主体、各类投资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方式，这就成了深化体制改革首先应当加以明确界定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前提。
（2）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
强化风险约束机制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资体制的基础和关键。要切实执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基本原则。应当以责任约束为基础，以利益约束为核心，以法律约束为保障。这些约束都需要制度化。如：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建设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强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的风险责任；建立投资决策责任制。对违反决策程序盲目上项目的，要依法追究主要决策者的行政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3）加强和改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其中要特别重视加强和改善建设资金的宏观调控。主要内容：一是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预算资金、专项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外贷款实行计划配置；二是对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股票继续实行总量的规模管理；三是其他建设资金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实行指导性和预测性计划管理。
（4）培育资本市场及为投资服务的市场体系。
“九五”时期要强调加快培育为投资服务的市场体系，主要包括：其一，积极发展为投资建设服务的工程咨询业。工程咨询业要尽快实行经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咨询成果商品化，建立与健全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的工程咨询市场。其二，设计、施工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要政企分开，使设计、施工单位走向市场，面向社会。法人单位应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设计、施工单位。其三，大力推行施工监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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