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20年中国外交散谈——4.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外交论文,几点思考论文,风雨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
傅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刚：中国外交部特邀调研员
王逸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夏道生：外交学会前副会长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宋江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
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摘自《外交十记》
夏道生：
读《外交十记》有诸多感触，这里谈两点。一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我曾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参加过一些谈判，深感它确实来之不易。它之所以能实现，书中既讲到我们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正确决策，又对苏联方面态度的积极变化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这是客观的、公正的。当苏方做出某些切实改善关系的表示时，我方及时做出回应。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时刻。这件事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就我们方面来说，它为我国新时期周边环境的改善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对后来的俄罗斯和几个中亚邻国来说，有我们这样一个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它们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邻国，又何尝不是一个极为有利的重大地缘政治因素。
二是苏联解体。它确实如书中所说，是“20世纪最令人惊叹、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关于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书中没有展开探讨，这本来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书中引用了一些名人、要人的见解，很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和思考。我想特别提一下书中摘引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个评说。他很早就看到了苏联存在着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以为什么都是自己天下第一的不健康心态，并且敏锐地指出，一旦他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成就同外界作比较时，就会产生动荡。这话是在1935年说的，不幸而言中。
半个多世纪以后，苏联果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接着竟轰然瓦解了。盲目肯定自己变成了彻底否定自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看来不可思议，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这就是使两者可以互相转化的桥梁。病态的民族自大与健康的民族自豪是两码事，当估价自己的成就时，划清两者间的界限尤为重要。
章百家：
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政策保持了连续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特点。我国对外政策今后应继续保持稳定与连续。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现在的政策比较成功，我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其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面临的问题层次更深，一时难以解决，这使得内部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整个国际环境也在变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变化。内外两种变化叠加在一起，就会使外交决策非常复杂。如果轻率地做出比较重大的调整，就有可能产生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连锁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应尽可能保持稳定。其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主张世界朝多极化、民主化方向发展，这是应该的。但是，2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实际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变化是一种有序的、可控制的变化。实现这种变化，也要求我们的外交政策相对稳定。最后，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当然，外交政策需要根据国际国内的变化做出调整，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如在朝核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就比以前积极。另外，中国在亚太地区也扮演了比以前更重要的角色。自近代以来，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结构基本是由亚洲以外的大国构筑的。这种情况随着亚洲国家实力的增长迟早要发生变化。为此，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三国要不断协调和改善关系。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外交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随着中国自身地位的提高，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如何调整自身定位的问题，是定位成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定位成一个经济大国，还是介于两者之间起桥梁和沟通作用的国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在周边、区域和国际事务上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是我国外交发展的一个趋势。
陆忠伟：
跨越了冷战到冷战后两个时代
钱其琛的《外交十记》所记载的中国外交活动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中可以发现近20年来国际战略格局与安全态势的变化，以及我国国际战略思想的与时俱进，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党的基本路线的清晰轨迹。正如钱其琛在书中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
20年的中国外交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画卷，它跨越了冷战到冷战后两个时代；经历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中苏抗衡、联美抗苏到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巨变——改革开放及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时期。
这20年，同时也可以说是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继承、转变、发展的过程，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实践。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成为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其一，我党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息息相通的。1982年中央关于对苏关系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国际战略思想启动的标志。
其二，中苏关系正常化所解决的“三大障碍”，实际上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一大杰作。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先天恶劣，在东西对抗、特别是中苏抗衡的岁月里，苏联构筑了反华战略包围圈——中蒙、中苏、中越、中阿边境，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为此，改善中苏关系，着眼点首先是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这才是中国外交目标的首要。所以中国“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问题，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其三，重视“大国外交”，并将中美、中日、中欧关系置于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作者以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例，谈到在多极世界中，大国间的利益是关键因素。
其四，重视周边外交，把发展中韩建交前的民间关系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看，并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这“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其五，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国与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这一外交思想既体现在对苏联、越南、古巴、印尼等国家的“东方外交”上，也体现在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的“西方外交”上。
其六，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原则。在海湾危机爆发后的“中东穿梭外交”一章中谈到，“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这种国际责任意识贯穿在之后的海湾战争、美伊战争、朝核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危机之中。
其七，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也可称是“正常化外交”，即中苏、中—印尼、中韩、中以、中—南非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从建交前后的外交活动看，一是抓住机遇，二是高超地处理建交与第三者的关系，三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其八，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在中国外交史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加入联合国、打破多次西方制裁，到涉台外交斗争与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十次斗争，都是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他们的政治支持。
其九，涉台外交的艰巨、复杂、长期性。
宋明江：
2003年的外交有声有色
2003年的外交工作十分活跃，有声有色，如果概括一下，可以说是多边、周边、双边“三边”外交成果显著。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今年出席了多次多边会议，而且不少是第一次。胡锦涛主席出席了APEC第十一次首脑非正式会议、八国集团的南北对话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首脑会晤；温总理第一次出席的就是与东盟关于“非典”这个特定问题的首脑对话会，后来出席了东亚领导人会晤，“10+3”会晤，和东盟签署了宣言，加入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这些多边外交和周边外交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展示了中国开放、民主、务实、负责的大国形象。
在双边关系方面，中印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欧关系中，中国第一次发表了对欧政策文件，在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中确认了双方关系中过去没有提过的战略关系。
2003年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是对我们过去外交风格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20年外交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外交十记》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具有教育意义和外交史学的价值。今年我们处理朝核问题是改变过去传统外交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我们不但介入，而且还进行了积极的斡旋，这不同于以往的做法，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袁明：
“突出重围”（写自萨尔斯堡）
《外交十记》主要涉及的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不过，书中叙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间段则要更长一些。书中提及的中国外交，有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真是波澜壮阔。不过，这种波澜壮阔要用心去体会，因为它们是用十分平实的语句写就的。在平实的语句背后，有着多少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敏感洞察；有着多少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殚精竭虑的谋划；有着多少对瞬间即逝的外交机遇的捕捉。许多事，恐怕无法都一一写到纸端。但是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中国外交经历的风风雨雨实际上都在里面了。
1998年春，我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政协会议上，我有幸能经常听到外交战线的一些老同志们回忆往事，而且多是《外交十记》中涉及到的故事。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国外交，实际上是实实在在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指示。记得在与外交界前辈们请教后，我不由萌生了将这些生动的故事记录下来的想法，题目就叫“突出重围”。回顾世界外交史，打破封锁、突出重围的例子有很多，但像《外交十记》中所提及的那些大事，那些联系着国内外政治气候风浪的外交实践记录，确实是带着浓重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在《外交十记》的正文后面，作者附上了五篇附录，这是他自1999年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后先后五次到北大来对全院师生的讲话。首先，这五篇讲话所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集体的全球视野。譬如2000年5月，钱其琛来北大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时，提及了信息时代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宗教问题以及主权和人权的关系，并对此一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些高屋建瓴的对国际形势的宏观把握是我们制定总体外交方针的根本依据。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牵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大事，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些论断的预见性。钱其琛的讲话是将“中国人看世界”这个大命题做活了。
除了对时代脉搏的跳动有着准确的把握之外，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体现了一个中国视角，但是这个中国视角不是狭隘的，而是开阔的。应当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善于包容，并在包容中炼就一种大气。正是文化上的这种陶冶成就了中国人直面看世界的一种胸怀。
这五篇讲话除了体现上述的大视野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牵动我们的外交全局的。我以为，我们在看作者阐述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并分析其内在规律时，最要紧的还是应当记住第四次讲话中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即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我想，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在新一轮上升时期，我们不仅有大气，而且有静气，有高远的志向，这也是我们的“软力量”所在。
《世界知识》召集此会时，我正在欧洲萨尔斯堡参加会议，无缘与会，只好交上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在萨尔斯堡与会的不少国外知名人士都已听说了这本书。《外交十记》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信息急速流动的今天，这本回忆录的影响已经很快超出了国界。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影响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