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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里，刘震云捧出来的是长篇小说《手机》。《手机》是刘震云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之后的新作。
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四年时间，都以说话为主题。作品出版以后命运却各有不同：《故乡面和花朵》印刷了3万套，出版以后，读者说看不懂，评论家哑然。《一腔废话》开机6万，读者说不好看，却有评论家赞誉；《手机》出版，读者一片叫好，评论家们也夸赞说有新突破。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证实，因为与同名电影同一时间上市的原因，目前，小说《手机》的发行已经突破30万册，创下了刘震云作品销售最高记录。
这十几年里，刘震云一直在黑暗中往前摸索、前进，不断改写着自己的文学版图。
1月5日，由几百万网友投票评出的新浪网2003年度文学奖揭晓，刘震云以《手机》荣获该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想时，刘震云说：我将这个文学奖视为我的荣幸，因为它是多数人评出来的，而不是少数人评出来的。第二，它评的文学奖，跟其他中国文学奖的区别是，它评出了一个人，而不是十个人，这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手机》，离生活太近了
记者：怎么会想起写一个关于手机的故事?
刘震云：在生活中，我发现大家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打手机，而这就会使话题聊不下去。本来用手机是为了给大家说话带来方便，但是慢慢地却发现手机本身似乎就有生命，它好像在控制着每一个人，控制着大家说话的时间，控制着话语量，甚至控制着话语里面所包含的成分。突然之间，手机好像离人们的生活特别近，它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和习惯。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记者：你也说过《手机》的主题是说话。
刘震云：这里面有不爱说话的，有说假话的，还有说实话的，还有话中有话的，还有说心里话的。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场合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说的是假话，有的时候话中有话，有时候说心里话。主人公严守一主持的节目叫《有一说一》，以说真话见长，但他的生活中却四处埋设了谎言。这些谎言和一个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
记者：你写作的兴奋点在哪里呢?
刘震云：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磨合点，关注的是人的说话，因为说话这个东西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听得着，但是看不见，语言最能反映人的嘴和心之间的关系。《手机》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内容，就是人和人之间距离远近的问题，除了有大和小的问题，还有远和近的问题，一些语言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人类关系的变异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记者：在很多场合，你表示你最喜欢小说的第三部分。我觉得同前两部分相比，到了第三部分你是在用减法写。
刘震云：在《手机》里这一部分，我把这些外在的东西都脱掉了。我写人跟人的那种最根本的关系和交往方式。这个小说写到前两章，我还没有找到感觉，写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像一个人把外面穿的衣服全部都脱掉了，显露出来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可见本性。
《一地鸡毛》是对物质世界的，属于有话就说，相当于人每天说的2700多句话；《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则是进入到人的思想，那个说话状态可能是每天说27000多句；而《手机》则是写人的嘴，嘴和心的关系，许多嘴，都在说话，但是说着说着突然噎住了，欲言又止，大概只有700多句。而在这700句里，有用的可能只有10句话。
记者：你在这10句话里找到了什么呢?
刘震云：我在写的时候就按这十句有用的话在写，特别还原于人的本质和本性，基本上把社会的外衣和其他的东西剥掉了，只剩下人与人，那他和他怎么认识的，比如说我接触上海有两种渠道，比如我到上海先到文汇报，通过单位的安排认识了上海；另外一种渠道是我认识你，你再认识周毅；前者是社会渠道，你看到的都是上海的外表；第二种渠道是人的渠道，比如我们先聊点家长里短啊，这样的认识可能是城市内部的，更加真实。一个民工，他到上海打工，一般找的都是亲戚和同乡，融入这个城市，他不会去找那些单位和机关。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手机》，我找到了这样的写作方法。
在《手机》中，我把语言还原到了人间、人群、人，把人身上人为加的东西都排斥掉了，只是很家常地说话，说的是关于人的话题，而不是其他什么。观照的是被繁华、喧嚣遮蔽的东西。
小说和影视谁伤害谁
记者：《手机》的小说和电影有哪些不同?刘震云：《手机》，第一部分是写严守一小时候，说话很困难，他们家的话语权都掌握在他妈手上，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等严守一长大，他变成了以说话为生的人，大家都理解他，只有他家乡的人不理解，这个小时候也是跟他爹一样的家伙，现在居然能够拿说话当饭吃，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也是电影表现的主要部分，表现节目主持人严守一的工作、生活状态。
写到第三部分呢，主要是追溯他说话的这个物质的来源，就是一句话，他爷爷找了这姑娘而不是另外一姑娘，生下他爹，他爹又生下他。面条抖了一抖，整个寻找他爹的过程。
记者：连冯小刚都说电影没有你的小说好看。
刘震云：但是电影这东西是一个双刃剑，它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有可看性、非常态的故事，它重视的是娱乐性，表现当代都市人的心口不一，表现当代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分裂，也有很强的批判性。电影比较注重热闹的那部分，如果是一盘菜，注重是好吃的部分，而书的部分更是厨房里剥葱剥蒜的过程，如果吃过一顿饭讲究回味的过程。如果看热闹的话，应该看电影，我觉得要深入的谈心的话，应该看小说。另外，也可能容量不太一样，小说是20万字，电影是一个半小时。
记者：这个小说先写剧本，再写小说，这里面的娱乐性会影响你的小说写作吗?
刘震云：从根本上来说，电影不会对小说文白话造成伤害，因为小说是小说，电影是电影。并没有因为电影会抵消小说本身的魅力。我看电影《手机》，也觉得它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可能在小说里是哭泣、悲伤、沉重的，在电影里是含着泪笑着说出来，它还是方式上的不同。
对我来说，电影造成的伤害是短期的，因为电影上市的一周内，小说可能会受影响，但是，电影很快会过去的，而小说还存在，可以继续长时间流传下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记者：也有人说，这个小说的味道像是冯小刚的，不是刘震云的。
刘震云：在剧本原创阶段，冯小刚的一些点子开阔了我的思路。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吸收了剧本阶段冯小刚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说，我占了冯老师的便宜。小说虽然由剧本改编而成，但并不是剧本的简单扩充，也决不是电影的附庸。如果把电影当作素材，把剧本当作一次实验，小说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
记者：那不是证明你在创作上受到电影的影响了吗?
刘震云：我跟影视界没有什么关系，我在写作上，肯定不会受到他人左右。我跟冯导演合作，仅仅是因为像《一地鸡毛》、《温故1942》、《手机》都是我自己写的小说，我自己改编我自己的作品。
记者：从《手机》的诞生过程来看，就是聊电影的时候聊出来的。
刘震云：这里有一个拧巴的事情，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小说肯定会成为电影的附庸，大家都认为小说在改编成为影视剧的时候，会受制于人。我写《手机》吧，大家会有成见，因为先写的电影剧本，后写的小说，那一定是为电影搞成小说。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电影在一年以后拍出来播放，大家还会有这样的印象吗?肯定是这样。
我当时说了《手机》。是因为我当时就想好了这个小说，而且结构、怎么写我完全都想好了，我就跟小刚聊，那小刚很感兴趣，他说要把第二部分改编成为电影，那我就说，这个很容易，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手机首先是一个现实，我特别反对作家在作品里过于介入，其实你有这个态度或者没有态度，其实对小说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电影《手机》播出后，现在北京拿手机的人都不再说开会了(笑)，好多人看完电影以后骂，说刘震云真是孙子，其实开会这是一最好的借口，现在不能用了。
记者：这说明作家也是可以干预生活的。刘震云：其实先有电影后有小说，是特别好的事情，你站在一个好的台阶上，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而且电影在托小说走，这么好的事情，本来你小说就1万本，被1万人阅读，那有电影或者电视剧了，小说可能就是10万本，就可能会有10万读者，增加了作家的物质收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好多人批评这样不对，是因为他们连剧本都写不好，他们没有这个才华，他们只会往小说里加水。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剧没有关系?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
作为我个人来说，电影电视剧就不会对我的小说有影响。不会有什么伤害。
记者：但是，在文学界有一种观念，人们总觉得作家去写剧本，或者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对小说是会形成伤害的。
刘震云：我特别讨厌这样的说法。小说的文字已经是定型了的，它改编成电影与小说本身无关，这是两码事，电影是不会伤害小说的，而且经过好的改编之后，电影可以让小说再插上另一双翅膀，飞向更广阔的领域。
有些作家当初都是对影视怀着仰视的心情，但回过头来又对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十分不屑，大声斥责其把文学改得一团糟。作品是你自己的，你要是不屑，可以不让他们改呀，权利在你手中。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真正好的小说是给少数人看的，我觉得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世界上的优秀小说哪个不是声名远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红楼梦》你能说不是好的小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搞影视的人没文化，写东西的人才有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其实很多优秀的导演、演员都是“人尖”，他们都很有思想和才华。
商业性与独立
记者：就《手机》来说，不正是电影帮助了小说吗?创下你的书最畅销记录?
刘震云：这些天我面对这样的问题，以前人们老觉得作家写完书，你的话都在书里，你就闭嘴吧。但是现在生活和时代变了。本来写完《手机》我以为就没事儿了。但出版社的金丽红告诉我，你得上集去卖瓜了。现在出版的书那么多，你自己不吆喝没有人知道，酒好还怕巷子深呢。
如果中国所有作家的书不是卖掉两万册，而是都只能卖2000册的话，文学就离死不远了。而且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全部靠自己写作。作为一个作家，靠自己自食其力，我觉得很光彩。
记者：你不是一直在《农民日报》工作吗?刘震云：我现在还挂在《农民日报》，但是好多年我不拿单位的工资，不拿奖金。我原来在那拿工资是当编辑，有具体的工作量的。自从我当编委(这是个虚职)以后，我主动提出，不再从报社拿一分钱。我现在去报社，顶多就是去拿信件。
记者：自从你在电影《甲方乙方》里演一失恋青年以后，有人批评你，又一个有责任感很有批判精神的作家开始堕落了。
刘震云：我不是那种要坚持什么，不妥协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帮别人指出道路的作家，好多作家都愿意为此做代言人，应该怎么活着，要有追求，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我觉得那是上帝的事。我不是那样的作家。我认为，你要引导别人的话，你就应该首先自食其力，以身作则。
记者：你现在一条腿站在了影视圈里，而且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你又跟着剧组全国跑，因此有人说你作秀。
刘震云：他们不作秀吗?他们批判很虚伪的，我觉得像我这样通过商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特别光彩，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这是本质的区别。生活和时代变了，商业是个好东西，让你不依附任何东西。
记者：商业是不是会影响你的独立性。比如你以前很少为人写序的，但是，这几年你先后给吴小莉、崔永元、冯小刚等人写了序。
刘震云：写这样的文章花不了一天工夫。生活确实变化了，生活拧巴，人也拧巴，两个拧巴拧到一起，就特别麻烦，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承认这样既定的事实。一旦形成事实的话，他就承认存在是合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独立精神了?当然这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他们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那些知识，而且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还是错，他们掌握这些知识意味着自己特别有文化，但他们忽略了文化和学到知识是两回事儿。
记者：和《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一样，《手机》也是一个说话的故事，不同的是，大家都能够听懂你的话了。
刘震云：那是因为我在《手机》里讲的都是家常话。我以前的作品，不管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它们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
比如写《一地鸡毛》，在那个小说里我展现的是大家身边的日常生活，叙述上用的语言也是人平时说话的正常语言，由于它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都觉得好看。
到《故乡面和花朵》，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大家都说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懂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大概要占到整个时间的95%，而具体做的事情只占5%的时间，怎么会看不懂这个小说呢?
《一腔废话》也是这样，我专注的是人脑子里所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增加了跳跃性和语言的流动速度，这与平时大家的阅读习惯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在语速上也存在问题，太密集了，大家读的时候不习惯。
记者：从《一腔废话》开始，你开始变得幽默了，甚至很贫，不再像以前苦口婆心、正义凛然、严肃庄重——
刘震云：这是对我的误读。这就跟抽烟一样，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抽啊，很多人在抽，有人在抽红塔山，有人抽古巴烟，我可能抽的是中南海。摩罗说过，中国是一个喜剧社会，刘震云是一个特别坚持喜剧精神的作家，他没有一部作品里面不充满喜剧精神的，无非他用的是貌似庄严的口气在叙述喜剧的事。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深沉，但是他采取的写作态度特别不深沉。
我原来是写庄严喜剧小说的，比如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差不多都是这样，连《温故1942》也是采用喜剧的态度在写的一个小说。
记者：《故乡面和花朵》写了八年，《一腔废话》20万字又写了三年，《手机》写了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才写了三部作品，你怎么看待写作、时间和市场的关系?
刘震云：够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应该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作品。职业作家要对这个语种和这个语种的想象力负责，对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有一种归纳和引导。
写作就像是一个海，当我游了六公里之后，我身上穿的衣服被海水浸泡之后，它的重量已经超过我的体重，游泳就非常艰难，我在写作的过程就是在游泳的过程中把外衣一件一件的脱下来。到了《手机》里，我觉得我脱得已经只剩下背心和裤头，游起泳来比较自由，到了一个自然的状态，到了自由王国的状态。我想《手机》里的第三部分有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温故1942》
记者：听冯小刚说，随着形势的变化，《温故1942》的电影有可能启动了。
刘震云：有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从现在看，这个剧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拍出来的话肯定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心灵史。这不是一个形容，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写作能力，而是因为1942年这个事情本身就具备这种质量。
记者：这个小说采用的是调查体写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刘震云：与钱钢有关，他是我的好朋友，1990年的时候，他当时要搞一本《20世纪末中华民族百年灾害史》，仅仅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把1942年派给我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当我真正深入到1942年的时候，就到图书馆里把过去的报纸，所有写1942年的书，涉及到1942年河南旱灾的资料都找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回到还幸存的1942年的人中间去，这些人就是我的乡亲，这时候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他们都忘了，觉得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1942年，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3000万受灾河南人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这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这个时候你感到心里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记者：它又是怎么成为电影的呢?
刘震云：《温故1942》历经磨难，包括创作的时候，原来小说是调查类型的，当时我和冯小刚商量，开过座谈会，当时反对的声音占到95%，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完会之后，在中午太阳非常的毒，冯老师把我拉到树凉荫的地方跟我说，这个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的，然后我们就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又到了重庆、开罗，最后发现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和震撼的民族心灵史。
记者：你说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喜剧。
刘震云：是大悲剧，也是大喜剧。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特别快。1942年死的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把这些事情全部地忘了。
如果只是把《温故1942》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排解方式。
众说纷纭刘震云
王蒙：《手机》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写得非常生活化。震云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爱琢磨事，老在那琢磨，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和理念。比如《手机》如果往深琢磨，甚至觉得这个小说有点微言大义的味道。因为现代的小说是非常时尚的，而嘲笑现代性是比现代性更时尚的时尚。在刘震云的小说里，把手机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又能够有所嘲笑和批判，这样和各种高明的、独树一帜的思潮和思想都能够联系起来。
我也喜欢他写农村，我认为刘震云的一大长处还是写农村，所以，这部书里很大一部分写吕桂花、写严朱氏，他写农村，写生活在城市里现代环境这样的农民的灵魂，写得特别的好。我记不清是谁说的，好像不是刘震云说的，有一位年轻作家说的，说“你们写农民不必到农村去，就是您楼上楼下、前边后边、跟你打电话讲电话的其实都是农民”，他们也可能是教授、专家。他写的严守一、费墨都有这种农民的影子。所以，为什么他写的作品容易被人接受，就是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包括他写的《一地鸡毛》等等，和那一批东西都一样的。当然，他也有一些特别撒欢的、大发奇想的作品，包括《故乡面和花朵》。我看报纸上说他“返璞归真”了，如果这么小年纪就返璞归真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幼稚，因为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返璞归真呢。所以，我又觉得他的《手机》是非常生活、非常有思想的作品。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有一种嘲笑，对人性的一种嘲笑，有一种对农民的嘲笑，有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嘲笑，这个嘲笑里面，有一点点——我绝对没有恶意——有一点点坏水儿。
我想应该怎么形容他，我想起一句广东话：“鬼马”作家刘震云。鬼马有三种意思，有灵巧、折腾等等。鬼马发展还有鬼五马六，就是说胆子特别大的意思。我看完《手机》以后，把刘震云归为“富有创意、生活气息浓郁的鬼马作家”，我觉得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
雷达：过去刘震云和我说过“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观察的方法”，我觉得他这么说正符合他创作的特点。我是感觉到，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形成一个硬壳，硬壳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变得老化和僵化，我们与最鲜活的今天反而有隔膜，有些东西我们很麻木，有相当的作品是这样的。像《手机》这样的作品，虽然是灵光一闪，实际上通过手机想到了我们民族群体的最重要的一种现象。
我归结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对若干人命运的关注，转而对民族群体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包括在高科技的现实之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所以有先锋的精神和传统的白描。是对今天人们生活生存的思考。
陈晓明：我想刘震云确实是形而上地把中国的历史现实作了通盘思考之后出现了《手机》。这部作品是刘震云始终保持的对当代生活的一种理解，就是当代生活的缺失，对当代家庭的困惑。这一点他达到了当代家庭的高度，对乡土中国的透彻理解，对当代的中国都市文化保持严格的批判，毫无疑问，刘震云超出了他同一代的作家，始终能够在乡土中国和都市化中探寻一种价值。我想说，我有一点不满足，刘震云这么大的作家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后，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加有效的关于精神家园的探讨。
李敬泽：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化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验具有威胁性的揭示。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在表面的自由，我们的为所欲为之下，我们实际上依然受着更为无所不及的那样的权力支配。我想在韩非的时代，一个人说话难，可以不说，可以回家种地当隐士，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时代，要不想手机控制了你的生活，把手机扔掉，我觉得可能需要的是比韩非那个时代当隐士更大的勇气和更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机》这样的作品，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对整个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富有威胁的分析。
《手机》某种程度上回到我们的日常经验，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回到日常经验所理解的层面。但是，在那个拱门的顶端，刘震云已经写了《故乡面和花朵》，我想我们大家对他的作品都很熟悉。从《塔铺》开始，然后是《官人》、《故乡面和花朵》，然后《手机》。在这个顶端上，我们看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是非常大的规模，有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对我们的记忆，以至于对我们整个历史和民族经验进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庞杂的归纳和表现。在这个规模之上和在这个规模之下，我们又看到了他从这个庞大的归纳和表现之中，又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和主题派生出来，他所思考的问题，所想的方向没有变，但是他是从《故乡面和花朵》那样一个庞杂的滔滔洪流一样的庞杂的规模里抽出了一种的一个分支，从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清晰、明澈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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