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 制造业结构升级
——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杨晓妹 ,刘文龙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 利用200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基础上,依次引入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和结构,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受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及其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且高端制造业的正效应最强;公共教育支出的总量效应强化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低端制造业负效应,强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中端制造业正效应,但在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
关键词: 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制造业结构升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其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1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242 707亿元,占GDP总值的29.34%,占全世界经济的33%,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不可撼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虽已位居全球首位,但离制造业强国的目标还存在相当长的距离。伴随美国贸易保护和新关税政策的实施,东南亚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将形成包围之势,依靠比较价格优势的商品竞争策略已然不可持续。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设计研发、生产工艺、品牌建设和增值服务等方面弱势明显,核心竞争优势缺失。因此,中国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道路中,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正确之选。
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知识、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动力体系逐渐形成,人力资本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人力资本作为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支出,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公共教育投入不仅能够促进知识、文化的传播,还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纵观国内外现有文献,有关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研究公共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如教育总投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率[1-3]、居民受教育年限对个体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4]、学前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5]等,方超[6]和刘友金[7]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继而对我国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二)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8-10]、人力资本积累快速国家的产业向高级化转换凸显迅猛[11-12]、部门间技术进步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14]等,蔡昉[15]、代谦[16]、张国强[17]和孙海波[18]等均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三)研究公共教育支出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Justin[19]和Rajan[20]从财政政策角度研究扩大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一些学者研究科技支出[21]、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22]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些学者从总量和结构双重视角研究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23-26]。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主要研究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派的研究重点聚焦在财政支出政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或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理论上,公共教育投入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然而,现实中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真实作用如何?换句话说,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受公共教育支出影响以及影响效果如何?现有文献并未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在以上问题上有所探究,可能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教育支出,从总量上分析现有公共教育支出是强化亦或是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二是将公共教育支出进一步细化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支出,从结构上分析不同教育支出项目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的作用,以期从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协调角度为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做出探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人力资本的特殊生产功能决定了其成为产业结构转换和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27]。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主要包括要素功能和效率功能。要素功能是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聚集,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制造业部门和区域,具有使各类资源汇集至该部门和区域的比较优势。聚集效应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转移和优化配置,提高产业转化速度,继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率功能则强调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会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诱发技术创新,并促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二次创新。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亦会通过影响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结构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当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等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后,一方面,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驱使高知识、高智力人才直接涌向高收入部门,而这类部门多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制造企业为主,高端人才的持续流入为中、高端制造企业的再升级和自主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另一方面,由产业间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差异所引致的工资水平不同,会吸引部分劳动者由低技术制造部门向高技术制造部门转移,继而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会带动消费和需求结构的转换升级。高知识、高智力、高技术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则倒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进生产工艺、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假设a: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即实现制造业由低端技术水平向中、高端技术水平转型升级。同时,随着我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对高端制造业增速的影响要强于中端制造业。
2.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
(1)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
教育、培训、卫生、迁移皆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这些投资活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体能,从而提高个人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28]。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一样,需要投资形成,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是教育[29]。卢卡斯基于微观视角,进一步细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与途径。一方面,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的学校教育,人们投入资金和时间,提升听、说、读写方面的知识和理解判断能力,不断积累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做准备。接着,通过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脱产培训等方式提高参与经济活动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劳动者经过上一阶段获得学历或证书得到社会初步认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产品和劳务并获得收益,带来了企业产出和社会收益增加,继而驱动劳动者个人有更强的积极性再投资或者“干中学”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私人教育投入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难以统筹兼顾社会多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积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加强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力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我国制造业由低知识、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知识、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显得极为重要。
由于历史因素,苏雪林与大陆读者一度暌隔将近半个世纪。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看,有关苏雪林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2)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几名特务进入黄家后,不顾黄家人的阻拦、警告,耀武扬威,翻箱倒柜,弄得到处乱七八糟,却连敌伪人员的毛都没捞到一根。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通过改变要素收益结构促进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继而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劳动者专业知识、技能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会进入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部门,从而带动一国的经济实力也水涨船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劳动者接受高等、优质、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力度,继而驱动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这是对控制性产出词汇的测试。该测试是由Laufer和Nation(1995)设计的产出性词汇水平测试量表(Productive Levels Test,PLT)。产出性词汇量表的词汇取样使用了与接受性词汇测试相同的词汇和相同的等级。区别是在产出性词汇量检测中没有采用词汇的意义和搭配进行检测。而是采用词汇填空的形式进行考核。给出一个词汇的开头的两到三个字母,要求测试者将词汇补充完整。提供第一个字母是为了防止考生填写另一个在给定上下文中语义上合适的单词,但它来自不同的频率级别。 测试从2000、3000、5000、10000和学术词汇表中各抽取18个项目。
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作用方面也存在差异。当一国的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处于较高水平时,知识传播、技术扩散路径及知识接受者的范围相对宽广,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效果较强,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但教育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可能会抵消“总量促进效应”,只接受初等教育的劳动者由于知识水平相对有限,多从事于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业,即单方面增加初等教育支出会促进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但难以实现由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培养知识和技术型人才为主,这一领域投入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以技术和智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即促进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演变。亚当·斯密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产业间要素投入会发生自然转变,其深层次动因在于需求导向。即市场对异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使得公共教育投入逐渐转向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而高知识、高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将驱动技术和智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有助于制造业的结构转型升级。
公共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积累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作用于制造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推动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最富有活力的生产要素,也是驱动制造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高级投入要素,具有边际收益递增性,这也是其优于物化资本边际效益递减性的显著特征。因此,无论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将导致技术要素对劳动、资本、土地及其他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替换,实现高级生产要素对低端生产要素的替换,继而驱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假设: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的增加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继而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的变化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互作用将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三、构建模型及数据来源
1. 构建模型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研究用UMI 表示制造业结构升级,G 表示公共教育支出,HC 表示人力资本,则制造业结构升级可以表示为人力资本、公共教育支出的函数:
UMI =f (G ,HC )
(1)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考虑到制造业升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经济现象,如:固定资本存量(K )、技术进步(T )、外商在华投资(TFI )、城镇化水平(Urban )等。TFI 通过资本反馈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30]。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上述四个控制变量。
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通过构造人力资本存量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模型,即基础模型式(2),以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其次,将公共教育支出、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存量的交叉项引入模型,即扩展模型一式(3),以检验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的总量效果。再者,将公共教育支出细分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支出,构建拓展模型二式(4),以检验三类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作用效果。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据此,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消除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异方差及内生性等问题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
基础模型:
城镇化率Urban :用各地区城镇总人口数或非农人口除以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数。数据来源于30个省(市)的《省(市)财政统计年鉴》,台湾、港澳、西藏除外。
从入侵检测系统的功能需求方面来看,入侵检测能够收集Ip数据流,用户日志,包括源数据端口,目的Ip地址,源端口号,字节计数等信息。在采集重要信息数据过程中利用了基于网络设备提供的Netflow机制,从而能够实现数据采集工作,并能够提高信息采集效率,满足网络监测的要求。其次,入侵检测数据挖掘算法实现需求,一般过去的入侵检测技术是利用了统计学,专家系统等方法,出现不同量级的检测产品,而且不同的检测系统产品也存在较大差异,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主要是为了扫描网络数据,监视内部网段,实现对IDs监控的调整,便于发现恶意攻击的行为,但是,传统的入侵检测系统需要相关人员通过经验来判断,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情况。
杨琳的老伴退休后,在生活区路边树下搭建了一间小修理店,专修单车。欧阳橘红找到小修理店。杨琳的老伴是钳工,她对这个老钳工印象有些模糊了,老钳工一眼就认出了她。杨琳比老钳工小十岁,杨琳和老钳工生了两男一女。大儿子因偷盗坐了牢,二儿子和小女儿下岗了。这些都是她来滨湖后才知道的。
(2)
(3)控制变量
lnUMI η,it =β 0+β 1lnHC it +β 2lnG it +β 3lnG it lnHC it +β 4lnK it +β 5lnT it +β 6lnTFI it +β 7lnUrban +ε it
(3)
拓展模型二:
“这一切,是你一开始学酒就自己查,规划好,还是你看到别人的路径是这样的。”说真的,很少人能一开始就那么清晰自己未来的路径。他告诉我:“比赛是一定要比的,这个是我一早就认清楚了,但翻译是另外一回事。翻译是时我大学学葡萄酒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罢工,正好那段时间没事干,觉得我当时学葡萄酒那本书挺好,就翻译着玩。然后翻译完,觉得这本书很好,挺有用的。”到后来翻译《葡萄酒世界地图》时,已经来香港了。这本书他翻译了法国和中国的部分,因为学习必须要看,他翻烂过两本。谈起这本书,他觉得这对行业是有贡献的,眼里闪烁的光,充满了感情。
lnUMI η,it =θ 0+θ 1lnHC it +θ 2lnG 1,it +θ 3lnG 2,it +θ 4lnG 3,it +θ 5lnG 1,it lnHC it +θ 6lnG 2,it lnHC it +θ 7lnG 3,it lnHC it +θ 8lnK it +θ 9lnT it +θ 10lnTFI it +θ 11lnUrban +ε it
(4)
(2)核心解释变量
2. 数据来源及说明
山东省科技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王晓丹,杨敏达,丁晓辉,袁 雪,姜黎鹂(4.13)
本文构建2005—2015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考虑数据收集的限制及数据的完整性,研究剔除了香港、台湾、澳门和西藏4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来自2006—2016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Winsorize上下1%的缩尾处理,从而避免异常值的不良影响。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升级表示低、中、高端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本研究参考傅元海[31]、阳立高[32]等的分类方式,按制造业内部技术水平高低,将制造业分为低、中、高端三类制造业。制造业升级是指在上述三类产业中,低端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中端制造业总产值先上升后下降,高端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用UMI 1、UMI 2、UMI 3分别表示低端、中端和高端制造业产值占比。
其中,a 0、β 0、θ 0为截距项;a i 、β i 、θ i 分别为各变量的弹性系数;ε it 为随机干扰项,反应除上述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η 表示三类产业(η =1,2,3);i 表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t 表示年份(2000-2015)。
公共教育支出分别表示初等教育支出占比、中等教育支出占比和高等教育支出占比。其中,初等教育支出包括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教育投入;中等教育支出包括中等职业、中等专业、中等技术和普通高中四项教育投入;高等教育支出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支出、高职高专教育支出和成人高等教育支出。
人力资本存量(HC )。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存在多种方式,主要有收入法、成本法和受教育年限法。鉴于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数据容易获得,故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人力资本存量。参照彭国华[33]的分类方法,将人力资本分为五类: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5年,6年,3年、3年、3.5年。
拓展模型一:
固定资本存量K :物质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34-35],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进行历年物质资本存量估算。即K it =I it +(1-δ it )K it-1 ,I it 为i 省t 时期内的资本形成总额;δ it 为i 省t 时期内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均取值10%;K it 为固定资本存量。技术进步T :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通常能较好地反应一国或地区的技术进步状况。一般认为,专利的申请量或授权量越多,技术进步就越快,技术水平就越高。考虑到专利授权相对于技术进步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参考Cloodt等[36]的做法,本研究以专利授权来衡量技术进步。
外商投资总额TFI :全国及30个省(市)(台湾、港澳、西藏除外)的外商投资总额数据,也可以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
其中,η+、η-分别为最佳个体与最差个体选择后期望数量,η++η-=2,η+∈[1.0,2.0],i∈[1,N],N是种群的大小,i表示个体根据适应度排序后的序位号,Pi则表示个体i被选择的概率。
(4)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从表1各项指标数值来看,中国地区间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人力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制造业结构方面,平均而言,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端制造业占比最大,高端制造业次之,低端制造业占比最小。人力资本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公共教育支出结构方面,初等教育支出占比最大、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占比最小。
四、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1.基础模型: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从表2实证结果可知,除了高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之外,控制变量的引入与否,对其余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不产生影响,说明没有遗漏重要解释变量。
表 1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和制造业 升级等变量的样本统计量
数据来源:《工业企业科技海活动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2006-2016;下同。
人力资本积累与低端制造业显著负相关,对中、高端制造业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即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低端制造业产值占比将下降8.30%,而中、高端制造业则分别上涨7.50%和11.33%。这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会促使低端制造业占比下降,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上升,即促进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该实证结论与前文假说基本一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1.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快速提升。而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升又会通过就业转移、消费结构升级及技术进步等效应促使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转型。2.我国借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经验,促进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融合,逐步形成官、产、学、研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制造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撑。
2.拓展模型一:公共教育支出总量、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是否受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故将公共教育支出、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引入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与基础模型相比,在引入公共教育支出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基本保持一致,但影响效果发生变化;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促使中、低端制造业占比下降,高端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即两者交互效应显著促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
在低端制造业方面,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低端制造业占比下降幅度由之前的8.30%增至14.07%,说明两者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具有同向协调作用,这也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效应的程度受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在中端制造业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会促进中端制造业占比增加,但人力资本积累对中端制造业占比的影响程度由基础模型的7.5%下降至4.35%,并且公共教育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可以看到,公共教育支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中端制造业发展的正效应。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条矿上食堂饲养的癞皮狗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这家伙平时本来看到我要汪汪地狂吠几声的,可是今天它却例外,它既没有叫,也没有表示出什么的不友好,反而伸着个鼻子,上上下下地嗅着就过来了。
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和公共教育支出对高端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引入公共教育支出之后,人力资本积累对高端制造业的促进效应从11.33%升至14.49%。而且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交互作用显著,公共教育支出强化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产业升级效应,有助于高端制造业发展。这表明我国对高等教育持续投入的成果已经显现,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高,科技研发人才储备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引致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必然趋势。
表 2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为统计量伴随概率,—表示数值较小忽略不计。P <0.1*,P <0.05**,P <0.01***,下同。
表 3公共教育支出总量、人力资本 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3.拓展模型二: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从上述实证分析中我们得知,公共教育支出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进一步考察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在拓展模型一的基础上将公共教育支出分为初等教育支出G 1、中等教育支出G 2、高等教育支出G 3,并带入模型,得到拓展模型二。具体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支出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各异。在低端制造业方面,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对低端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每增加1%时,低端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3.83%、3.60%和10.33%,这表明同时增加三类公共教育支出的规模都会促进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且高等公共教育支出的促进效果最强。在中端制造业方面,初等教育支出与中端制造业占比负相关,而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与中端制造业占比正相关,即中等、高等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会促进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端制造业占比继续上升。产生原因可能是,在我国制造业结构中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端制造业仍占据较大比重,大部分的劳动力依然会向这一领域流动,从而带动中端制造业产值的持续上升。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三类公共教育支出对高端制造业占比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初等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石灰用量对方铅矿矿浆电位影响的试验结果可以得出,随着石灰用量的增加,无论是采用铁介质磨矿,还是瓷介质磨矿,方铅矿矿浆电位都是逐渐上升,但铁介质磨矿时矿浆电位始终低于瓷介质磨矿。这是由于随着CaO用量的增加,方铅矿阳离子水解作用强烈,形成羟基络合物,如公式(2)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耕地定级指数与经营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Pearson Correlation)为0.837,并且显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两者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均是特别显著的。这在数学与常理上证明了结果的正确性。金安区耕地质量定级结果符合金安区实际情况。
表 4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人力资本积累 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从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实证结果来看,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会弱化这种负效应,这说明我国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正向互动作用,并没有良好地发挥作用,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并不高,不利于低端产业转型升级;在中端产业上,三类教育支出均有助于强化人力资本积累的产业促进作用;在高端制造业上,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对高端制造业具有正向效应,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初等、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对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驱动作用不强有关。高等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为负值,但不显著,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支出支持下的高知识人才的科研能力及高技术成果转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各控制变量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下:
lnUMI η,it =a 0+a 1lnHC it +a 2lnK it +a 3lnT it +a 4lnTFI it +a 5lnUrban +ε it
固定资本存量对中、低端制造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资本投入依然是制造业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因此,需要资金的不断投入才能促使高端制造业持续进步发展。技术进步对中端制造业影响为负,而对低端和高端制造业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的技术进步对低、高端制造业结构升级作用较强;对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相对较弱,表明当前以专利授权量为表征的技术水平进步对高端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不大,推动作用不强。外商在华投资有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比较价格优势,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消化、吸收并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率不利于低端制造业发展,对中、高端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多年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
4.稳健性检验
由表2—表4可看出,在引入公共教育支出(G )、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G ×HC )、三类公共教育支出(G 1、G 2、G 3)及三类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符号均未发生改变,说明上述实证检验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突变操作产生的栖息地与原栖息地差异巨大,可随机产生一个新栖息地Hm替换原栖息地H,即M(λ,μ):H←Hm。
1)冬前深翻果园,破坏桃小越冬场所,消灭在土中越冬的幼虫;春季越冬幼虫出土前,清除杂草,整平土地,于树干周围培土20 cm左右,使越冬幼虫窒息死亡;在害虫脱果前摘除虫果,带出果园深埋,可减少2代虫源和越冬虫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公共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利用200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三重计量模型,在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基础上,依次将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和结构引入,研究其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交叉项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最终得出如下基本结论:首先,人力资本积累对低端制造业发展存在阻滞作用,对中、高端制造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促进效果最强。其次,公共教育支出的引入,在总量效应方面呈现“两头翘”特点,即公共教育支出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低端制造业的负效应,强化了对高端制造业的正效应,但中端制造业的正效应被弱化。整体上,公共教育支出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制造业结构升级效应;在结构效应方面,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支出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低端制造业的负效应,支持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中端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在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方面效果并不显著。简言之,现有的公共教育支出总量强化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教育支出结构的不合理、不完善则部分削弱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合理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们从公共教育支出角度思考制造业的结构升级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1)扩大教育支出规模,合理划分央地间教育支出事权。近年来,公共教育支出刚性持续趋强,教育支出的绝对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基本维持在GDP的4%左右。但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5%-9%的比重仍存在较大差距,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分布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间教育支出事权不清晰,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在保证公共教育支出总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教育支出责任,扩大教育覆盖范围、改善教学条件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农村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良好的教育生态体系。此外,尤其要加大对西部偏远地区的教育支出力度,提高西部地区劳动者的整体文化水平。
(2)优化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一是通过加大初等义务教育支出力度和覆盖范围,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不断转变,文盲或半文盲的劳动者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持续转型的市场需求。因此,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逐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体系,加快中等教育发展速度,提高低技术职工的知识、技能水平,促进人力资本质量的再提升,对我国基础工业发展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保持高等教育支出规模稳定增长,加大重点专业和学科的投入力度。从实证结果来看,高等教育支出存在支出结构不合理或支出效率偏低等问题,从而抑制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合理规划高等教育支出结构、规范支出方式、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重点培养生物医药、计算机信息及电子通信等高技术领域人力资本,对促进我国制造业由低知识、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知识、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外,从三类教育投入结构变化及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来看,义务教育发展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进一步调高中等教育支出的比重,例如将高中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整体性的提升。适当调高高等教育支出比重,但不应高于中等教育支出比重,否则将影响中等教育教学质量基础薄弱,继而造成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偏低。
(3)以人力资本积累带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产业技术进步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来推动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因此,从根本上讲,要真正实现中国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端化,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道路,即依靠自主创新实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产品,带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技术结构,创新技术进步路径,驱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4)促进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融合,构建完善的支撑制造业升级的创新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每年在基础性义务教育领域投入巨大,而在中等、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入则相对较弱,由此造成我国人力资本水平长期偏低,公共教育支出促进人力资本向中、高端演变的效率大打折扣,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分不利。如何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应是当务之急。本文认为,提升高端人力资本占比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作支撑,重视产学研相结合。政府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手段大力扶持企业研发机构,增强研发能力,使之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另一方面做好高端人才的储备与合理使用工作,以人为本,使之成为理论创新的源泉,初步构建合理、高效的人力资本转化和自主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Pang,B.,Lee,L. A sentimental education: sentiment analysis using subjectivity summarization based on minimum cuts[C]// Meeting on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2004:271.
[2]Afonso,A.,Schuknecht,L.,Tanzi,V. Public Sector Efficiency: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123(3-4):321-347.
[3]Coxhead,I.,Jayasuriya,S.,Coxhead,I., et al. The open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trade and resources in Asia[J].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2003, 41(41):368-385.
[4]卢盛蜂, 陈思霞, 张东杰. 公共服务机会与代际间职业流动——基于非血亲父子(女)配对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科学,2015, 37(2):94-104.
[5]陆旸, 蔡昉.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J]. 世界经济,2016, 39(1):3-23.
[6]方超, 罗英姿, 黄斌. 研究生教育扩展、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兼论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机制[J]. 中国高教研究,2018,30(3):93-98.
[7]刘友金, 周健, 曾小明. 高校扩招、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能力提升[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8,25(1):5-17.
[8]Acemoglu,D.,Robinson,J A.,Verdier,T. Alfred Marshall Lecture: Kleptocracy and Divide-and-Rule: A Model of Personal Rul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4,2(2-3):162-192.
[9]Bodman,P.,Le,T. Assessing the roles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istance play in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ductivity growth nexus[J]. Applied Economics,2013,45(8):1 027-1 039.
[10]Teixeira,A. A. C.,Queirós,A. S. S.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and structural change: 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2016, 45(8):1 636-1 648.
[11]Ciccone,A.,Papaioannou,E. Human capital,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nd growth[J].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2005,91(1):66-82.
[12]Banister,J.,Cook,G. China’s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Costs in Manufacturing Through 2008,[J]. Monthly labor review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134(3):39-52.
[13]Swiecki,T. Determinants of structural change[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7,24:95-131.
[14]Davidsson,P.,Honig,B.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3,18(3):301-331.
[15]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4):4-13.
[16]代谦, 别朝霞. 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J]. 世界经济, 2006(11):70-84.
[17]张国强, 温军, 汤向俊. 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10):138-146.
[18]孙海波, 林秀梅. 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动态演变[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4):58-67.
[19]Lin,J Y.,Sun,X.,Jiang,Y. Endow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2013,16(2):109-122.
[20]Rajan,R. G.,Zingales,L. The Firm as a Dedicated Hierarchy: A Theory of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3):805-851.
[21]Czarnitzki,D.,Hussinger,K. The Link Between R&D Subsidies, R&D Spending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J]. ZEW Discussion Papers,2004:4-56.
[22]Baldacci,E.,Clements,B.,Gupta,S.,et al. Social Spending,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2008,36(8):1 317-1 341.
[23]张斌.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动态冲击效应的实证分析[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11,44(1):43-48.
[24]郭杰. 我国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3):121-126.
[25]储德银, 建克成.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14(2):80-91.
[26]廖安勇, 史桂芬.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3):61-67.
[27]冉茂盛, 毛战宾.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1):56-59.
[28]Schultz,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Economic Journal, 1961, 82(326):787.
[29]Becker,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ffects on Earnings[J]. NBER Chapters, 1975:13-44.
[30]邱斌, 杨帅, 辛培江.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08,31(8):20-31.
[31]傅元海, 叶祥松, 王展祥.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4(9):78-90.
[32]阳立高, 李永奇, 韩峰,等. 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J]. 科学决策,2018(3):1-15.
[33]彭国华.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9):19-29.
[34]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J]. 经济研究, 2002(6):3-13.
[35]朱钟棣, 李小平. 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趋异化: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世界经济,2005(9):51-62.
[36]Cloodt,M.,Hagedoorn,J.,Kranenburg,H. V.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ir effect o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ompanies in high-tech industries[J]. Research Policy,2006,35(5):642-654.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ross and Structure Effect
YANG Xiaomei, LIU Wenlong
(School of Fi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Bengbu ,Anhui , 233000, China )
Abstrac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 introducing the gross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is influenced by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the extent of influ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pgrading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s the the strongest; the aggregate effect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strengthen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low-end manufacturing is weakened by the initial, middle and higher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mid-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strengthened; however, human capital has little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99( 2019) 03-0020-10
国际 DOI编码: 10.15958/ j.cnki.gdxbshb.2019.03.03
收稿日期: 2019-04-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目标权衡、税收竞争与环境保护税动态调整机制”(AHSKYG2017D115);安徽财经大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劳动力市场摩擦、财政支出政策与劳动力供求匹配——以安徽省为例”(ACKY1707ZDB);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财税扶持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及生存风险研究——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ACYC2018012)。
作者简介: 杨晓妹,女,安徽蚌埠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刘文龙,男,安徽蚌埠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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