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单位体育”的过去和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位论文,未来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单位”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概念，“单位现象”是我国社会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单位体育”是单位现象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社会现象。研究和总结20世纪的中国群众体育，不能忽视单位体育的存在与得失。本文试图系统地考察我国“单位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并力图在归纳其特征的基础上，勾勒出它未来发展的大致走向。
1 我国的“单位”和“单位体育”的形成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单位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基础，一切微观社会组织均被称为“单位”，它们依附于国家，是国家机构的附属物。没有单位，整个社会和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作。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国家有权直接调动和分配各单位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单位成员单位又具有体现其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度和象征意义。单位成员与单位组织之间还表现为另一种依附关系。首先，单位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直接依赖于单位，如果脱离了单位，就意味着丧失了基本生活保障。其次，根据国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单位对单位成员实行强制性控制，如果要离开原单位，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和应得资源的连续性，必须得到单位的同意并提供各种资料的证明，甚至连结婚登记也必须得到单位的首肯。“在我国，单位不只是人们从事单纯职业生活的场所，而是一个集政党、政府、社区、家庭功能于一身的共同体，”[1]是一个实现个人身份和地位的“生态圈”。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和有能力主动离开这个“大家庭”，而能进一个单位则是许多人一生的愿望和追求。在我国单位文化中还能看到传统的乡土文化特征和痕迹，诸如血缘性、等级性、稳定性和封闭性等，其结果大大缩小了人们的社会空间和人文空间，导致了全社会的低水平流动和单位内部的过度整合，人们的一切活动只能在单位这个“围城”里进行。“单位体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单位的群众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机关、厂矿、企业等，是我国群众体育的主流和主要组成部分，人们习惯称之为“职工体育”。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我国的群众体育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但“单位体育”仍然是我国群众体育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形态。骆秉全等[2]指出：北京市的“单位体育”和社区体育是群众体育的主要形式，两者相辅相成，但目前“单位体育”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单位体育’已成为乡镇群众体育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构成。”[3]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单位体育”更为活跃，更有发展空间。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各行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要把组织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纳入工作规范。”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单位仍是我国社会运作的基本保证，我国的单位遍布城乡，单位落户社区，利用我国“单位体育”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应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的一种现实选择。
同时，我国城乡的社区体育刚刚起步，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满足社区群众的需求，单位体育应该担负起它的历史使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国群众体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单位体育”都起到了带动和表率作用，它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延续，做出了并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2 我国“单位体育”的兴衰
我国单位的职工体育活动，作为单位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比其它文化形式具有较大的群众性和普及性，它伴随新中国50多年的变迁，走过了一个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
(1)17年积累，“单位体育”发展达到高峰（1949～1966年）。
建国初期，我国机关、事业、厂矿等单位的职工人数约1.1亿，他们担负着工业、商业、运输业、科学文教和机关服务方面繁重的生产和工作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工的身体健康，大力推进单位职工体育的发展，1951年11月，开播了第一套广播体操节目，每天千百万人随着广播乐曲做操，成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新鲜事。1954年开始实行“工间操”制度，并提出了以“扩大职工体育活动的群众性和经常性的工作原则”。1955年10月，成功地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大会。到1958年，形成了国家、部门（行业、系统）和单位相结合的组织实施系统。这段时期的单位职工体育活动以广播操和篮球等项目为主。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前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1962年期间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群众体育在数量和程度上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根据群众的需要，本着自愿的原则，开展一些简便易行、运动量小、为广大群众所能及的活动。当时，根据行业的特点，由各单位组织做生产操是单位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有条件的单位，组织一些小型的比赛活动。为应对国家出现的经济困难，中央确定了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计划性调整。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我国体育发展模式的雏形。1962年12月，全国体工会议确定了在厂矿和机关中，配合工会和基层体协开展职工体育活动，以城镇为重点逐步恢复农村体育的方针。此后，全国机关、企业、厂矿等单位的群体活动的普及面迅速扩大，举行单项和多个项目的职工运动会，在许多系统和单位内逐渐形成制度。
1963年以后，体委加强了对群众体育的行政性指导，即在体委的统一集中领导下，群众体育以单位管理为主，坚持“业余、自愿，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小型多样”的工作方针。全国机关、厂矿、企业的群众体育活动在1962年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活动的普及性很快扩大。在调整过程中，城市单位的社会性群众体育团体的组织管理功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性管理，突出地表现为职工体育与备战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4年，国家体委对职工体育的组织领导、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及必要的物质条件等做了政策性规定，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密切配合下，城市单位体育活动形成热潮。同时，军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积极的备战中，群众性体育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65年，以第2届全运会为中心，成亿人参与体育活动，无论普及和提高都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4]，在这一过程中“单位体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2)10年动乱，“单位体育”出现局部兴盛期（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体育事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但群众体育凸现此起彼落的阶段性特征，并曾一度复苏甚至出现局部的兴盛，“单位体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和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历史现象[5]。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安排服从革命的需要，厂矿的生产被迫停顿，单位职工体育活动一度销声匿迹，“文攻武卫”消耗着人们的精力，侵蚀着人们的良知。然而，就在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免费乘车、徒步全国大串连，工矿、企业职工“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浴血奋斗时，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除了政治学习，传播各种小道消息以外，自发地进行体育活动，许多“逍遥派”用体育锻炼来填补空闲的时间。在以后的几年里，更有人主动撤离派别之间的争斗，转向运动场上的对抗，尤其在县级城镇和建制镇，单位体育活动开始流行。
“9·13”事件后，国家体委把群众体育作为恢复工作后的首要任务。1972年元旦、春节期间，县级以上城镇相当部分开展了冬季、春季长跑活动和体育比赛，使沉寂了多年的社会文化气氛骤然活跃起来。在此以后的几年间，城市中单位的职工体育活动很快升温。例如，建造露天灯光球场成为城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单位的一大景观。举凡重要节日或纪念日，都要开展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单位体育”随之增强[4]。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5年“学习小靳庄经验”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活动，这个时期“单位体育”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色彩，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人在“单位体育”中成了一种政治道具。政治需要和人们自身的要求造成了城乡“单位体育”的畸形状态。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那个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审视、思考、认识这样一件历史事件之中，“单位体育”又很快跌入低谷。
十年动乱留给我们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历史地看待文革期间的“单位体育”，影响并主导其发展的根本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干预并为政治服务；另一个是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愿望和内在要求，具体表现为：1)以政治为主题的社会生活，左右着人们的一切，政治巧妙地利用了体育活动的群众性和规模性，人们也只有绝对服从，无奈地接受摆布。2)竞技体育为国家和政治服务的同时，带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以1971年第31届世乒赛为标志，国内各种竞赛活动逐渐增多，在开启竞技项目的同时，也促进了“单位体育”的开展。3)随着人们从文革的狂热中自觉反省，尤其是“9·13”事件，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又被打倒，人们因对政治的不可理喻和被愚弄而感到茫然和愤怒，通过体育活动来发泄不满和排解压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4)体育活动是当时唯一普遍采纳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革命”也要休息，“革命者”也要余暇，丰富余暇生活是人的本性使然，在一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参加体育活动也是困境选择。
(3)改革开放，“单位体育”勃兴（1977～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体育事业开始了全面走向世界的新历程，群众体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单位的职工体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上。1978年9月，国家体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厂矿、企业、机关、财贸、科技等单位开展以广播操为主的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力争做到每天半小时体育锻炼，受到了各级单位的重视和职工的响应。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总结了30年来体育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职工体育主要靠工会组织”，强调了各行业、各部门承担组织领导本单位体育工作的责任。随后，受1982年德黑兰亚运会中国金牌总数第一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金牌第四的鼓舞和影响，全社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体育热”。这一时期群众体育的显著特征是“具有自发性倾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重申在政府机关中推行广播操，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以改善干部职工的健康状况，对“单位体育”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许多厂矿、企业、机关单位建立了体育协会或成立了体育领导小组等相关组织；全国工会系统体育干部培训和活动场地建设迅速发展。“就全国来说，职工体育活动已经达到或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同时，竞赛活动灵活多样，各种协作形式的比赛尤为活跃，显现了社会力量对群众体育的关注。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我国“单位体育”在面向基层、面向职工，讲究实效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职工中有20%成为体育积极分子。到80年代末，全国有4161万职工参与体育活动，占职工总数的30%[4]。全国有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办了高水平运动队，同时，为了提高职工队伍的体育运动水平，不少行业、企业自办或联办业余体育学校。1986年，国家体委专门召开会议并成立了企业办运动队联合会。
在以乡镇为轴心的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和社政合一的体制受到了冲击，以大规模群众运动形式开展农村体育的做法开始淡出农村体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催发了乡镇“单位体育”的勃兴。从1985年开始，全国开展了“争创体育先进县”活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了“体育先进乡镇”的活动，“单位体育”成为乡镇群众体育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构成。在开放较早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富裕乡镇中，多以乡镇的大型企业或骨干企业为龙头，解决体育场地建设和活动经费问题。这些企业为创建“体育先进乡镇”、“特色体育乡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乡镇体育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大多数集中在乡镇的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里，成为农村体育人口的主要构成。
(4)经济转型，“单位体育”发生结构性变化（1989～2003年）。
党的13届4中全会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1995年5月1日起，全国职工实行周休2日制；同年6月2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是我国新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适应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大众化、终身化、休闲化潮流。此后，相继推出了“亿万职工健身活动”、“亿万青年健身活动”等，千方百计扩大体育人口，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体育活动中来。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达到18.3%，比1996年增加了2.8个百分点，而我国城镇职工体育人口相对1996年减少了6.2%；体育活动在城乡余暇时间的支配位置从1996年的第3位降至第5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以及随后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中，我国单位职工体育活动出现暂时性下滑现象，并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
1)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机关人员分流，涉及的人员较多，人们无暇进行体育活动；同时，社会交往和应酬的增加，以及其它娱乐方式的增多也诱导了一些人的兴趣转移。
2)相当部分的厂矿、企业单位的生产和经营困难，单位职工体育活动出现暂时性滑坡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企业改制，许多单位被兼并或倒闭破产，下岗和失业人口增加，影响了“单位体育”的开展。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承受着改革的阵痛，人们为生计、再就业奔波而影响“单位体育”的开展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部分坚持体育锻炼的职工由单位向社区转移。
3)用人制度的改革，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事业单位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相反这些单位的体育活动却逐渐红火起来。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受教育的程度高，工资收入稳定，提高生活质量的意识强，单位的福利条件相对优越，更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室内时尚运动的兴起，许多单位购置了健身器，单位员工可以进行“没有跑道的跑步，没有河流的划船”。同时由于这些系统的各类竞赛活动逐步制度化，也刺激了单位职工参加体育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单位体育活动的正常化和制度化。
4)随着我国体育市场的启动和俱乐部制度的建立，一些大型或骨干企业、事业单位支持和赞助各类比赛，组建俱乐部，在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企业文化建设和本单位职工体育活动的持续开展。
5)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单位体育活动逐年兴旺起来。如中国—新加坡联合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每年举行一次中外企业体育交流比赛已形成制度。
3 我国“单位体育”的主要特征
“单位体育”是在工作关系、劳动关系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群众体育形态和组织形式，它受制于单位的性质、制度、规模和效益等。单位正常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强体健身，而且有利于增进人际交往，协调人际关系，丰富员工的余暇生活和打造单位的文化氛围。“单位体育”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其主要特征是：
(1)单位体育是我国原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产物，受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影响。基层单位的职工体育活动是单位组织和职工自发的合力作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群众体育开展得好的单位在某个地区、行业系统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2)单位体育易受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就和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的影响，形成阶段性高潮。例如，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女排五连冠等，催发着单位员工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行业、系统的竞赛活动是单位体育发展的杠杆和推进器。单位内部的比赛活动灵活多样，表现出极大的变通性、娱乐性和群众性。许多单位在工会的组织下（外资和合资企业由人事部直管）成立运动队，利用工作之余和节假日与外单位进行交流比赛，并代表单位参加行业、系统的竞赛活动。近几年来，一些事业、企业单位优先录用体育人才。
(4)单位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受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的左右，以便于开展和普及的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为主。尽管拥有众多足球、排球等的球迷，但因场地和普及水平的限制难以展开。在女性较多的单位则开展游泳、韵律操等健身活动。
(5)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设置员工俱乐部或活动室，有条件的工矿、企业单位在室外建造运动场所；一些事业、外资或合资企业单位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单位附近租借场地供员工活动或举办运动会。
(6)单位员工体育活动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午休或下班后，活动场所成为单位员工娱乐休闲、交流信息和联络情感的“运动吧”。但常常由于人多器材少，实际活动的时间不能满足活动的欲望，许多人置身于活动的氛围中，自我愉悦，尤其在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单位里。
(7)单位体育的排外性很强，外单位人员一般很难参与其中。有些单位允许员工携带子女或亲属，在节、假日到单位活动。
4 我国“单位体育”的未来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但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单位仍将是我国社会的微观组织，并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从现在起到2008年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为我国“单位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我们没有理由错失这个良机。我国“单位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社会的全面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机构改革向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迈进，用人制度的改革将带动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全面创新，单位人员流动的幅度和频度也会大大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同时，大量的“单位人”在离退休后，将转变为“社区人”，但单位作为社会体制的构成和运行机制的组织形式会长期存在下去，“单位体育”也将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下去。机关单位的体育活动将逐步趋于稳定；事业单位的体育活动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从厂矿、企业单位流出的职工融入社区体育可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2)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成为各类单位的主体，企业法人单位和生产经营性单位所占比重上升，单位的性质和结构正在发生并继续发生显著变化。从发展的眼光看，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集体经济逐步转制；股份制单位改造会有长足发展；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势强劲；“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些单位必须有一个层次分明的组织管理体系，以保证单位内部各项活动的正常运转和与外部社会的沟通和交流，这样在开展单位职工体育活动方面也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它对分散的个人体育行为加以融合并更具操作性。在单位内部，体育活动成为建立新型人际关系，增强合作和凝聚力的途径和手段。外资和合资企业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将形成群众体育的发展极并在中外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进行广泛的体育交往，有力地促进企业文化的建设。
(3)城市体育仍将以社区体育和“单位体育”为主要形式，实现良性互动，“单位体育”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社区体育的推进。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社区虽然在体育组织机构、公共体育活动场地、开展活动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社区在支持和协调辖区单位的健身活动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发展空间，单位也将会以社区为依托，促进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
(4)在我国农村举行大规模、高度集中的群众体育活动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发挥乡镇体育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将是发展农村体育的一种现实选择。乡镇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其政府所在地是当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乡镇的各类单位具有稳定性，是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驿站。“单位体育”仍是乡镇体育的主要支撑，单位成员与乡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直接而持久，单位成员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乡镇居民的楷模。同时，“单位体育”、学校体育和家庭体育易受地域传统文化的直接影响，形成连续统一体。
(5)学校体育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学校是最稳定的单位，学校体育既是群众体育的重要部分，又是“单位体育”人才的发源地。今后，应充分调动和利用学校体育方面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尤其在乡镇，应加强学校对乡镇企事业单位和乡镇社会体育活动的指导和支持。这样，既能实现学校体育的社会化，又能促进社会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援助，达到良性互动。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乡镇中，中、小学的体育活动设施建设起点好，档次高，甚至超过城市中绝大多数普通学校，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对乡镇居民开放。但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校的体育设施绝大多数采取的是保护性使用的办法，体育设施的闲置率很高。如何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为乡镇单位的体育活动服务，将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6)内陆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单位体育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客观存在的东西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等已经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我国群众体育的水平和规模，扩大我国体育人口的比重，增加“单位体育”人口是有效的途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随着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小城镇建设的结构调整和加速发展，单位体育应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它在经济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表率作用。
(7)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单位外来农民工的体育活动权益应受到重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的全国范围的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至今未能减弱。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和从农村向城镇流动是我国流动人口格局的2个特征。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的一些地区和乡镇企业里，外来打工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有的甚至超过了当地人口，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如何组织他们参加有益的体育文化活动，应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在一些私营经济实体里，这些人群缺少人文关怀，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向他们提供一定的活动场所和尊重他们的劳动权利和生活权利，让他们享受体育生活的乐趣。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劳动生产力，而且可以为防止犯罪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8)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将会创建和兴办面向大众的体育服务经营实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兴办面向大众的体育服务经营实体”，单位有能力建设和改善体育活动设施，而且能创造条件向社会开放，为提高我国群众体育的参与水平，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做出贡献。从2001年7月1日起，北京市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单位内部的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收取的费用内外等同。江苏省启东市60%以上的社区属地单位内部设施向居民开放。许多大学的体育场馆，节假日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企事业单位兴办体育服务经营实体，服务社会服务大众，至少有以下积极的意义：1)有效利用了这些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资源，提高利用率，减少社会浪费；2)加强单位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3)促进单位成员与社会成员广泛的接触和交流；4)培养公民的公共道德和行为规范。因此，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企业单位兴办和创建面向大众的体育服务经营实体将会展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单位体育”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社会变革导致了“单位体育”的结构性变化，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单位体育”因其特有的凝聚作用和辐射效应，它的存在与发展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从长远看，我国“单位体育”将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长期存在下去，它的发展既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昌明。从现实看，我国“单位体育”的发展应当站在历史的基点上，纵观前后、总结经验、权衡利弊、分析得失，以求得自身未来发展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国“单位体育”的过去和未来的探讨正是对这些诉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