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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一步将呈现什么变动趋势？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作了明确回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那么，什么是“服务型政府”？为什么必须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现阶段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来支撑？在此，我想结合近几年自己的研究①，对此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服务型政府的含义及其主要标志
服务型政府的含义
服务型政府，或称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的指引下，把为公共利益的服务作为各级政府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机构等方面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并且实施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标志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政府是不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下列四项标志。
标志之一：根本出发点——是不是从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标志，也是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英语里讲的public，按牛津英汉对照词典里的含义是：“公共的、公用的、公众的”。
当前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包括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利益化问题。有些部门并不完全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这种状况很难成为服务型政府。基于此，在进行政府转型中需要强调“人文价值取向与基础制度规范”②。
老子《道德经》第57章里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个“我”，老子讲的是“执政者”。就是说，执政者如果没有私“欲”的话，老百姓自然就会纯朴、朴实。这里的要害是政府自身有没有私欲。
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的今天，怎样把握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新问题。2008年两会出现的“朱雪琴现象”和“张茵现象”，虽然尚处在萌芽状态，但它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的今天，公共利益在哪里？我认为，在多元利益关系的那个“均衡点”。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应在多元利益关系“表达”和“博弈”的基础上，寻求整个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均衡点”。
标志之二：职能定位——是不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首先要解决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职能的问题，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解决好。针对存在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曾对政府的职能作了四项界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十七大又明确地指出，政府的职能更加着重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公共服务的职能进一步地凸现。在过去长期的经济运行当中，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基本上是“经济干预型”的政府，热衷于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这一情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发生很大的变革，但还有一些惯性在运作，有些地方和部门并没有转到公共服务上来，仍然不恰当地干涉微观经济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节不可否定，但是不能把经济调节搞成干预微观经济。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里曾明确提出“三不”：第一，政府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第二，政府不包办企业的决策；第三，政府不代替企业去招商引资。“三不”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力求摆脱过去经济干预型政府的羁绊，真正地凸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标志之三：服务内容——是不是建立并实施一整套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标志之四：服务方式——是不是不断创新政府的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当前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变革当中，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也要变革，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如何用好电子政务，如何更加透明、更加高效。天津南开区提出“超时默许制”，规定一个时间，如果下级报给上级的材料，上级没有答复，就视同默许。这种创新和变革就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
中共十七大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体系作了一个新的阐述，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科学发展观对于政府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应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来把握。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对于这个“人”怎么把握？前几年我曾提出，对“人”的把握有三层含义：第一，从横向来说，这里讲的“人”，不是某一部分人，而应该是指全体人民（中央的提法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第二，从纵向来说，以人为本的“人”，不仅是指当代人，也应该包括下一代人，是个多代人的概念。因为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涉及未来和子孙的利益。第三，从内核来说，不是“单需”之人，而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和精神，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多方面的需要③。对于以人为本的“人”，应该全面、深刻地把握。
“以人为本”给政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职能定位、资源配置和机构设置上，怎样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个切入点，呼唤着政府要进行改革，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深化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8年有一项重大的活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在我看来，纪念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举办活动”，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最近，在广东，上海等地区，正在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讨论，或称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讨论。这个动向值得密切关注——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来寻求体制创新的新突破。这个突破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进行了近30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些“硬骨头”还没有啃动，或者说没有攻破。比如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至今进展并不理想；要素市场化改革，进展也比较迟缓；还有某些部门（如铁路部门）的政企分开尚未解决，等等。尤其是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推进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没有完全“破题”。12年前，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而且把它作为两个根本性转变之一；值得深思的是：12年之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还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认为，这跟政府的职能定位有关。如果还是经济管制型，或叫经济干预型，这种情况很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遑论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理顺经济方面的体制和机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
从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来说，当前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人民群众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要求（特别是对医疗、教育、社保、廉租房等的要求）日益增长的要求，与政府在供给方面难以满足老百姓的要求或者说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个矛盾今天如此突出？固然有现阶段生产力的原因，但也与政府职能在这方面的“缺位”有关。一方面有越位，一方面有缺位，所以真正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有一种观点，主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脱钩”，值得商榷。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几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深刻阐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具体实施步骤，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正处在改革的新起点上，要深化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迫切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
适应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新要求，“倒逼”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当中。一个是：“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是：“中国的命运同世界的命运已经紧紧地连在一起”。研究中国的问题，除了着眼于本国的发展和改革，还要看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经济上和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入世”这几年，不仅对中国企业和市场的体制有挑战，同时对于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也是一个挑战。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政府管理体制的挑战，甚至比对企业和市场体制的挑战更为严峻。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有一些通行的东西，比如，政府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政府要遵守透明化原则，政府要遵循“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等等，这些都对政府自身的体制提出了挑战。因此，对外开放的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倒逼”着我们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设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是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同文明
从全球的格局来看，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和建设上有哪些新的动向和趋势？人类文明在这方面是怎样发展的？我看了有关的资料，并到欧洲等做了一些考察，感觉到这些年来人类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上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演变过程，呈现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我们可从中把握规律性，找出一些带有潮流性的东西。
从纵向来说，建设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进程大体呈三阶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基本特征是“有限的公共服务体系”。三四十年代之后，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人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注重经济增长，到既注重经济增长，又关注社会发展和进步。在这个背景下，有些国家建立了比较成型的公共服务体系，比如瑞典、挪威、丹麦以及芬兰等等。上世纪80年代后，有些国家着手对曾经实行过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改革，把人文关怀和经济可行结合起来，把政府的公共职能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种变革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横向来说，许多国家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上有不同的类型，大体归纳为：一是以公平为主导、兼顾效率的。比如瑞典等国；二是既讲公平，又讲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效率看得比较重，比如美国；三是把公平和效率“平起平坐”的，实际上完全的平起平坐，不易做到，总会出现倾斜。中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外国，而是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研究其规律性，以适应自己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合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且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④。有这么复杂的国情，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时特别要强调适应性，必须从国情特点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创建自己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中国现阶段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现阶段创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把服务型政府真正落到实处呢？我列了四个基本面。
提供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
首先是就业服务。我国的现行方针是：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我国人口多，仅存量就十三亿多，而且每年还要净增近七百万（2006年自然增长率5.28％）。
城乡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在7.6亿人左右，是相当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未来几年，面对着相当严峻的就业形势。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一年大约是八九百万，甚至千万，五年下来就是四五千万；按照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计，每年大约一千万左右农民要进城，五年下来也有四五千万人，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就业压力大约八九千万人之多。
在这样庞大的就业压力面前，一方面劳动者自主择业，同时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就业服务的责任。应该建立一个为就业服务的网络，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的成就时相当重视就业问题，强调要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把这项关系民生之本的大事做好。
作为基本的民生服务，还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包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妇女生育保险这几项（请注意农民工，在近2亿农民工中，2007年城镇医疗参保只有3131万人，工伤保障参保只有3966万人）。广义上的社会保障：比如社会救助系统，对于城市的低保户和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人员、农村的五保户和特困户、灾民的救济，都属于社会救济的范围。而且对于城市低收入人员、低保户，还要逐步提高低保标准。此外还有社会福利，可归纳为：扶老、助残、救孤、济贫。还要发展慈善事业，让广大的社会组织和阶层与政府一起参与慈善事业。基本的民生问题应放在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首位。
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
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都是事业性领域，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行分类。比如教育既有公共性，也有部分非公共性，义务教育则是完全公共性的。在卫生方面，十七大报告指出：“营利性、非营利性要分开”。文化就更突出：一部分是公共文化，另一部分属于市场性质的文化产业。我在三年前曾提出“三合一的改革模式”，就是调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的力量来发展——“政府管基本服务，市场管超值服务，社会管广济善助”⑤。当然政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
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比如义务教育，这几年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使1.5亿学生受益。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比如在高中、大学教育阶段，政府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要发挥社会力量，不能“单打一”。
在卫生领域，公共卫生政府责无旁贷。近年政府加大公共卫生方面的建设，医疗方面也应由政府承担基本医疗保障。至于一些超值的医疗服务，要让市场来解决。有些工作也需要政府去做，比如在医药分家没有实现之前，可以搞“药房托管”，把医院药房委托给医药部门进行管理，所有权不变，劳动关系不变，但是管理权转让出去（南京市的“药房托管”是典型）。这虽然是一个过渡性的措施，但却是解决医药贵的可行性试验。
这几年对于公共文化呼声不强烈，颇值得反思。实际上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应该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文化产业的部分故应走向市场，比如动漫、文化创意产业，现在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北京的798产业园区里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让人耳目一新），但对于公共文化，政府责无旁贷。如对于那些承担为农民进行一些公共性的演出（政府采购）任务的活动，则需要剥离出来。
当然政府在发展属于公共事业性服务这一部分的同时，也要全面对待非公共性那一部分，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提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基础服务”
“公益性基础服务”首先是环境保护。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集团和五个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重要内容是人类怎么应对全球范围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成为一个瓶颈、掣肘和尖锐的矛盾。政府应该担负起推动环保的责任，切实做好节能减排。
需关注综合改革试验动向。前几年搞了几个“综合改革试验区”，除深圳特区外，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异军突起，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后来进一步拓展到西部地区的成都和重庆，综合改革试验主题是“城乡协调发展”。2007年国务院新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主题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把资源、环境问题纳入综合改革试验的内容。湖南的长株潭，湖北武汉的城市圈，都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是处在工业化中等程度的地区。因为国家整体处在工业化中期，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恰好遇到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因此两个地区的试验很有典型意义。
国家还应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可分成两个系统，一个为执行运营系统，电力生产，交通运输等都属于运营系统。另一个是基础建设系统，包括电网、铁路网、通讯网的建设等等。今年年初的雪灾暴露了一些薄弱环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在电网和铁路网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曾经算过一笔账，这几年政府每年预算内用到铁路建设上的投资，大约是500亿—600亿，还有企业的自筹、银行的贷款等等，政府的预算投资捉襟见肘，远远不够；而利用社会上的资本力量进入铁路行业则严重不足，因而导致铁路竣工的里程太少。近几年，每年建成的铁路仅一千多公里，这样的建设规模和速度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铁路运力的要求，导致铁路运力紧张。特别是春节期间，简直像是一场大灾难。建议属于商业性运营的建设，由市场去操盘。属于公益性的建设，应由政府承担。目前国际上有个“公私合作伙伴机制”的新机制，又叫PPP机制，通过BOT等等方式来实行公私合作。可由政府操盘，运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共同做好基础设施建设⑥。
在维护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方面提供“公共安全性服务”
安全问题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在生产领域，从大口径来说，一年非正常死亡，包括交通、矿难、企业事故等等，大约是11万到12万人。近几年煤矿事故比较突出，生产一亿吨煤的死亡人数约204人。近年来更有个令人非常痛恨的现象，有些地区的煤矿发生事故后瞒报，拖延上报时间，使一些本来能够缓解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了所谓“黑砖窑事件”，它不仅是安全问题，还涉及刑事犯罪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把维护生产安全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生产安全，企业事业单位有责，但政府应该强化安全服务体系。
还有消费、食品和药品的安全。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原国家药监局局长被处决，食品、药品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是与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怎样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保证人民的消费安全，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不是要启动消费吗？扩大消费要有消费安全作保证才行。
社会治安也不容忽视，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安全氛围是政府的责任。公共安全性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
上述四个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支柱，如果能够把四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建立起来，大体上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框架就可以建立。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体制保障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制度建设上的保障，怎样从体制、机制上来保障公共服务型政府得以创建，并且建设好呢？这里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个制度：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之所以首先提出公共财政制度，是由于中国过去是以经济建设性为主的财政制度，还没有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当然，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以2006年为例，国家一年的财政支出是40422亿，这些钱都用到哪里？长期以来占第一位的是经济建设性支出（其中，既包括基本建设的支出、企业的流动资金、企业的挖潜更新改造基金，还包括交通、工业、流通部门的事业费开支等等），比重很高，2005年占27.5％，占第一位。2006年情况稍有变化，经济建设性开支10734亿，占26.6％。现在经济建设性开支已经由2005年以前的第一位变为第二位，占第一位是社会文化教育费支出10846亿，占26.8％。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差距很小。还有行政管理费支出7571亿，占18.7％，其所占比重也不小。分析2006年财政支出四万多亿，应该看到社会文化教育费已经占第一位，这是好迹象。但是，经济建设费开支比重仍然不小，而经济建设性支出也需要具体分析，其中有属于公共性支出的，但也有一部分属于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政府是不是需要像过去那样向竞争性领域投资？这涉及政府的职能问题，值得研究。下一步应该确保新增财力投向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环保以及安全方面。
第二个制度：建立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结构
这里讲的分配制度和结构是指“大分配”（即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不是“小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为什么要凸显这个问题呢？据我分析，一方面，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很快，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越做越大，对此都有目共睹。2006年中国GDP总量21万亿元，2007年超过24万亿元，如果折成美元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在第四位（美国第一，日本第二，德国第三）。一年就净增三万多亿人民币的社会财富，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此大的GDP总量，其分配结构怎样？我的观察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在分配GDP的时候，运行轨迹是不一样的。前几年的趋势是：在国民收入当中，虽然居民收入总量是上升的，但它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政府所占的比重是上升趋势，这个问题在前些年表现尤其突出。这里有一组数据：1996年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69.3％，2003年下降到64.8％，下降了4.5个百分点。同一时期政府的收入比重从1996年的17.1％，上升到2003年的20.2％，上升了3个百分点。企业的比重也同时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这样的结构和趋势是不合理的。虽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并没有按照一个合理的规模和速度“相应地”落到居民这一部分，政府所占的比重增加过高。所以，需提高居民部分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如果这个制度建立不起来，政府所占的比重超出正常范围，尽管国家经济规模逐步地增大，GDP总量发展很迅速，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没有相应地增长。
至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建设，我用八个字来概括：“提低、扩中、调高、打非”。就是提高低收入，扩大中收入，调节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第三个制度：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
城乡协调发展制度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二元（城市和乡村）经济结构比较明显，差距较大，在国际上也是比较突出的。近年来，为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政府、居民和社会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不小，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2002年至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33.2％。同是增长，差距依然还在扩大。按贫困人口标准，2007年底农村仍有1479万人，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也还有3452万人。
因此，协调城乡之间的关系，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大问题。应把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适当地向农村倾斜，协调城乡的矛盾，加大对农村事业的投入，同时还要改革农村现行制度。成都、重庆两个地区进行城乡协调配套改革试验，就是试图取得经验。尤其是重庆，2800多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1500万，在这里的试验很有意义。
第四个制度：建立政府自身的新型体制
政府自身行政体制改革内容很广泛，重点要涉及的是：推进政府自身机构改革。这次两会讨论并且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现在，大部委制探索开始谨慎起步，当然要想达到一个理想状态还需要很多年的“平滑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推出的几个部委的调整，只是朝着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初步尝试。我认为，统筹整合，任重道远。这里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政府内部如何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和协调机制；二是如何遏止部门利益膨胀；三是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配合。针对此，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围绕政府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改革内容，比如，关于政府与相关的四个方面的分开问题，即政企、政资、政事、政介分开问题；关于政府审批制的改革问题，虽已进行一些改革，但还不尽如人意，审批的内容还是较多，这里有利益关系问题；关于政府行政问责制问题；关于政府考核体系问题，等等。政府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体系必须随之变革。
关于对政府的监督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效地监督政府”。怎么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条件？我认为，一是创造让人民知情的条件，行政透明化；二是创造让人民参与的条件，建立“公民社会”；三是创造让人民表达的条件，广开言路。这样才能让人民有效地监督政府。这也是一个制度保障。
注释：
① 参见常修泽：《公共服务：打造“善治”政府的主要着力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调查、研究、建议》2004年增刊第5期（2004年11月17日），收入《政府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版；常修泽：《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上下内外联动创新——“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调查·研究·建议》2005年增刊第5期，《中国经济时报》10月10日发表；常修泽：《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群言》2007年第2期。
② 参见常修泽：《人文价值取向与基础制度规范》，《中国改革》2006年第11期；收入《聚焦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③ 参见常修泽：《人的三层含义与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13日，收入《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3月版。
④ 参见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强国之路——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2月版。
⑤ 参见常修泽：《政府管基本医疗保障，市场管超值医疗服务，社会管各方广济善助》，《第一财经日报》（连载）2005年10月19日至20日。
⑥ 参见常修泽：《政府提供公共品也可采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机制》，《产权导刊》2006年第8期。收入《聚焦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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