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育，跨世纪的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从概念上讲，一般是指学校教育，但也用来泛指社会上一切有教育作用的活动，如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等等。本文所涉内容，着重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普及教育。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关乎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运，因此，教育连接着未来，牵动着人心……
1.特急警报：中国有2.2亿文盲
1988年9月8日是国际扫盲日。这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一份报告：目前，世界上文盲现象十分严重，15岁以上的文盲有8.84亿人，仅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文盲人数即占世界文盲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2.2亿，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4，并每年约以200万的速度在增长。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2.2亿文盲中，有1.4亿名妇女，占64%，其中包括已届入学年龄而不入学的女童20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文盲中有1.4亿人是今天作母亲的或是将来的母亲。她们担负着1.4亿个家庭下一代的教育重任。家庭教育对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作用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法替代的。作为文盲的母亲或“准母亲”们能担当起1.4亿个家庭下一代的施教责任吗？
2.2亿文盲，是个警号。
这警号引起人们对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的忧虑，这是跨世纪的忧虑。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文盲占总人数的80%，于是政府掀起了浩大的、持久的、反复的群众性扫盲运动。先后共有过3次高潮。第一次是1952年，为迎接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迫切需要加速扫除劳动队伍中的文盲。解放军某部文化教员创造了“速成识字法”，政府据此制定了脱盲标准，常用汉字识字率，农民为1500个；城市职工、居民为2000个。第二次是1956年，党和政府发出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陈毅任会长。第三次是1958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扫盲工作也提出来一个“大跃进”，陈毅满怀激情地说：扫盲工作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3次扫盲高潮，轰轰烈烈，感人至深，无数的工人农民迈进了速成识字班；无数的家庭妇女腋下夹着识字课本走出家门进夜校。尽管扫盲工作也有过“冒进”、“急躁”、“浮夸”，但我们对前辈们的那份真诚、那份投入不应有一丝一毫的指责。然而，事实不得不使我们想到问题的另一面：我们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1949-1988年）扫除文盲1.57亿人，而现在2.2亿文盲又将用多少年时间来扫除呢？历史还允不允许我们用那么长的时间来扫盲？人们对扫盲的热情还能否回到昔日的程度？……
2.有位老人发出忠告……
这位老人叫千家驹。他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教育问题作了专门发言。知短30分钟的发言，被数十次掌声打断。他在发言中大声疾呼：我们宁可停止5年的基本建设也要把国民教育搞上去！他还发出这样的忠告：“希望不要在教育问题上再蹈人口问题的覆辙！”“它所显示的滞后性一旦发生作用，是几十年都难以扭转的。树人须百年，反之，造成的危害也将是百年。”
老人的忠告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
教育经费奇缺，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滞后又拒无数莘莘学子于校门之外。这就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中国教育现状。
据统计，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40元左右，列世界倒数第二位。全国在校生人均不足200元，小学生只有60元。这些钱除了教师的工资，所剩无几。甘肃渭源县北寨小学有396名学生，19名教师，每月公用经费51.45元，人均不足一角三分钱。
经费奇缺，众多的农村小学根本谈不上扩建，就是连危旧房子也修缮不起，以致事故频仍，惨剧不断发生。1987年1月26日，江西会昌县水车小学厕所倒塌，68名学生坠入粪坑，28名学生当场死亡。1988年4月11日，江西万安县棉津中学一幢两层楼房在大雨中倒塌，砸死学生9人，重伤2人，轻伤2人。类似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难以数清的隐患遍布全国各地校园。据统计，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尚有危房4500万平方米。浙江景宁县中小学校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全县一级危房共29324平方米，合144幢。其中某乡现有470多名学生，全部在危房里上课，教室的泥墙东倒西歪，裂缝随处可见，屋顶漏雨，许多地方放着脸盆，随时准备下雨时接水。
教师待遇差，地位低，厌教情绪普遍存在，教师流失严重。据国家教委汇总的数字表明，到1993年5月底，全国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总额已达14.3亿元之巨。拖欠涉及的范围包括除北京、宁夏、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其中四川、广西、河南、河北、湖北、辽宁有拖欠教师工资的县超过了半数，有的甚至超出了本省区总县数的70%。拖欠时间短则数月，长的竟达3年。拖欠教师工资的形式，有全额、减额及变相拖欠等五花八门。全额长期拖欠在多数拖欠地区普遍存在。一些地区还擅自取消教师的寒暑假工资，声称“放假又不上课，发什么工资，要工资自己去挣好了”。有的乡镇给学校硬性下达创收指标，对完不成指标的统统不发工资。
我国850万中小学教师的70%在农村。一项调查表明，在社会的工薪阶层中，农村教师的经济承受能力最为脆弱。目前，这个群体总的生活水平充其量不过是跨在温饱线上，不少人还相当贫困。因此，当数百万被拖欠工资的农村教师，越来越多地变成负债的贫困户时，事实上已在强烈地动摇着农村教育的根基。
拖欠工资伤害了教师们的感情。因工资被拖欠造成的生活困顿，使教师们的心态失去了平衡。同时，拖欠工资加剧了教师队伍的流失。据统计，1992年全国流失的教师约45万。尽管同年有约35万名师范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加上其他改行做教师的人员，表面看来教师队伍人数略有增加，但“骨干教师流失，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下降”。
学校规模和设备得不到改善，而人口越来越多，要求入学的人日众，但他们无法实现入学的愿望。全国有2.2亿在校生，其中1／3左右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能读到高中的不足30%，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4.8年。全国至少有300万适龄儿童上不了学，还有600万小学生入不了中学。石狮市有33所小学，而中学才3所，1987年小学毕业生1390多名，可初中招生任务只有900人，有400多名毕业生因无法入学而流入社会。
中国还很穷，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教育，这既是事实，也不完全是事实。有关方面调查表明：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小官员们仅更换或抢购洋桥车便耗资50亿美元！全国各地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要花掉上千亿元。浙江省缙云县田村全体村民集资1.5万元重修了庙堂，新塑了菩萨，而在这座崭新的庙宇后面，则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学校。是穷，是愚昧，还是其他？
3.“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由于穷，由于缺钱，由于短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中小学生失学的越来越多。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洒泪告别学校的！
安徽省巢湖市郊一位小女孩因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万般无奈下给市长写了一封信。信全文如下——市长伯伯：
您好！我叫杨静娴，是个13岁的女孩子，今年小学毕业，家住花集乡秦桥村。眼看就不能上学读书了，我万般痛苦，常常暗自流泪，难道就此告别校门，回家放牛种地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您写这封信，请您救救我吧，我要上学！
在小学读书期间，我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市级“三好生”。我不能上学的原因是交不起学费。
昂贵的学费让我们望而却步，也让我们的父母望校兴叹。父母务农为本，耕种5亩多责任田，实在担负不起我们姐弟几个读书。
在我们这儿，女孩一般是读不完小学就辍学回家的，男孩大多也上不完初中就外出打工。这样，农村的老文盲没有消失，小文盲又不断增加。父母省吃俭用，从黄土地里抠一点钱供我们上学，可是，面对学费逐年上涨的现实，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哭喊着：“我们要上学！”可是哪儿有钱呢？如今学校不减免，不照顾，又没补助，我们只好被拒之门外。
绝望之中，想到了党和政府，我写信给您，请拉我们一把！长大以后我们会好好工作，好好劳动，报答国家，报答长辈的恩情的。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上学！
学生：杨静娴
1993.8.28
这是失学儿童向社会发出的呼声，听了让人心碎。
我们有许多老师真是为人师表，他们的生活已经十分拮据，但他们不忍心让自己的学生失学，他们从少得不能再少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些钱帮助失学的孩子们。他们对学生们说，先来上学吧，学费老师垫！湖北省罗田县落梅河乡126位教师，几年来为孩子垫交书费和学杂费累计达3万余元。
苍天若有情，也将为之感动。然而，教师们的努力就象是杯水车薪，难以挽住全国性失学的浪潮，全国失学儿童每年仍以百万计的速度在增长。
在失学儿童中，女孩的命运更悲惨。在云南思茅地区，有一户6个女孩子全都是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答不上来，因为她们的父母和她们一样不识字。有个女孩告诉别人，她是“开黄花的时候生的”，另一个女孩则咬定自己“100多岁了”。她不知道100到底是多少。
在广大农村至今还流传着“蚂蚁不过河，女人不上学”，“男人读书走天下，女人在家抱娃娃”，“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说法。许多家庭节衣缩食地把男孩子送出去读书，女孩留在家里干家务。据江西一个乡的调查，该乡15岁以下的“娃娃农民”有181人，其中女孩子占85%。
在湖南的大瑶山，在江西的井冈山，在河南的大别山，在山东的沂蒙山，在河北的太行山，到处可以见到打着赤脚、抱着柴禾、背着娃娃的女孩，过早的操劳使她们失去了孩子的灵气。那些地方的女孩子一般上不了几天学，有的13岁就嫁人，15岁就抱娃娃，过早地担负起本不该她那个年龄所应担负的重担。
贫穷和愚昧，葬送了一代又一代女孩子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
4.黄道的诱惑与黑道的悲哀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把社会上的职业分成三类，分别冠之以“红道”（从政当官者）、“黄道”（经商者）、“黑道”（做学问的人）。社会上流传的许多新谚语是对黄黑道的最生动注释：
“从学之路黑洞洞，经商之路金灿灿”；
“小学生赚大钱，大学生赚小钱”；
“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
“黄道”的诱惑与“黑道”的悲哀就是如此明显地呈现在每个人面前，所以，在造成失学的原因当中，除了贫穷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用短视的、世俗的、局部的、眼前的目光去审视一切，衡量得失。于是，有些家境并不十分困难的孩子，由于父母的急功近利而被停学去做工，有的则是孩子自己心甘情愿辍学去赚钱。
在石狮市华林饭店对过的街头，有一个颇受顾客青睐的牛肉汤担，小掌柜是来自泉州东海乡的彭培育，尽管他年纪不满15岁，可经商已有3个年头了，他对自己每月能交给泉州的父亲60元钱很满意，他实话实说：“读书不好，很苦，有钱才快乐呢！”
福建省某县的一个镇清查出16岁以下童工322名，其中小学毕业的107人，占33%；小学未毕业的51人，占16%；文盲竟有164人，高达51%。他们中许多人连姓名也写不好，只好在工资卡上按手印。当一位县教育局干部将清查出的小童工送回他们的原籍时，童工的父母们却一再央告那位干部让孩子回去继续做工，以维持生计。
在晋江一带，百万富翁已不再稀奇，但这些百万富翁们的文化水平却是低得可怜，物质的富有与文化的贫乏在他们身上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这些富翁们致富不是靠科学、靠文化，因而他们对文化的认同也就相当有限。一位拥有50万资产的服装厂主说：读书有啥用？能写会算就行了，我也才不过小学毕业嘛！我的孩子顶多读到小学毕业就足够了。面对这样的腰缠万贯、胸无点墨、近视短视的“富翁们”，我们不能不向全社会大喊一声“救救富人”！
在福州台江邮局前，曾以文盲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的AI写作文字这一职业如今又忙碌起来了。然而光顾者竟然是青年人居多。AI写作的内容除诉讼状、电文和各种报告外，还AI写作情书。这些前往求AI写作的青年人没有文化但有钱。
近些年，“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对此现象，有位社会学家曾分析道：“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无钱！无用是现象，无钱才是本质！”当今社会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有位研究员辛辛苦苦研究了几十年，日夜不息地爬格子，好不容易写出了一本思想史专著，先是碰到出版困难，尔后出版社同意给出书，但要作者自己包销3000册。可对这位终日闭门谢客的研究员来说，包销书比写书还难。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早就想举办专场个人音乐会，将他那些有着浓郁民族芳香的音乐作品系统地献给广大观众，也就是因为缺钱而一再拖延。最后不得已接受了烟草商的赞助才得以举行。你可要知道，施光南是坚决反对吸烟的。力主戒烟、禁烟的艺术家最后不得不与烟草商联系。这是施光南去世前的一大憾事。
南京市农科所一位研究员，由于经费短缺而科研课题无法搞下去，不得不忍痛离别农科所去办饭店酒家。单位领导、亲朋好友都为之惋惜，又都无可奈何。
黄道与黑道如此鲜明的反差一再诘问国人：这将把人的价值取向导向何方？
5.一项造福子孙的“希望工程”
2.2亿文盲，是个特急警报！
严酷的现实已迫使人们采取行动。1989年10月，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少工委4个部门共同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以长期资助贫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贫困失学的少年重返学校。这一救助活动被命名为“希望工程”。此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盛赞此举是造福子孙、功德无量的大好事。1992年4月15日，“希望工程”的组织者们又隆重推出一项新的活动，即“百万爱心行动”，旨在通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牵头组织、搭桥，使捐赠者（个人或集体）与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结对挂钩，实行定向资助直至其小学毕业。这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活动。截止1992年底“希望工程”已收到海内外捐助款1亿多元，使几十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希望工程”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事业，也是一项奉献爱心的有意义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了上下左右的关注与支持。1990年9月5日，邓小平欣然命笔题写了“希望工程”4个大字，并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派工作人员向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93岁高龄的帅孟奇大姐第一个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
“百万爱心行动”实施的第一天，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邮电工业总公司的一位普通职工。他说，看到希望工程的消息和广告，我心情很激动，决定马上汇去200元，以资助一名失学孩子完成学业。
一位刚刚做了母亲的妇女，她要求以她出生仅3个月的女儿的名义资助贫困地区的一名女孩上学，从小培养女儿的爱心。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百货商场女职工白淑舫把从银行里提前支取的1000元定期存款交给基金会工作人员，并流着泪说：“这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太可怜了。我宁可不吃肉，不买化妆品也要帮助这些孩子上学。”
北京市民苏京给基金会写信说：“我的孩子苏平中午到肯德基餐厅用餐时，看到希望工程的义卖活动，立即捐出用餐的10元钱，然后在外面买了两个面包充饥。我为孩子有这样的思想境界而感到骄傲。看了百万爱心行动的广告，我们全家决定，从今年起，每年资助10名失学少年，直到希望工程完工，如我不在人世了，就由儿子苏平来继承这一诺言。”
血浓于水。台湾及港、澳等地的同胞也纷纷加入这一救助行列。
著名学者、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会长南怀谨先生得知“百万爱心行动”后，当即与经办理事李真吾小姐向“希望工程”电汇5万美元。
国际释伽文化中心主席、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兆明先生和公司总经理顾美华小姐在北京向“希望工程”捐款10万元港币。
香港《明报》、香港商业电台呼应“百万爱心行动”，向市民广为宣传发动，已收到来信近万封，捐款数百万港币。香港工会、香港教育工作者协会也联合发起为“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很快便有香港鹏利控股有限公司和香港幸运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为“希望工程”捐款40万元人民币和10万元港币。
台湾龙祥影业公司董事长王应祥先生在京拜会万里时，请代交4万美元给“希望工程”。
澳门资深青商协会、大众报社将短短两个月内筹集的660多万元港币，来京移交给“希望工程”。
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凌峰先生身为“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会委员会主任，在一年多时间里，为“希望工程”东奔西走，在海外筹集250万元并援建8所希望小学，他还首倡“希望工程百场义演”，并已在全国各省市陆续演出。他无限深情地对人说：我的后半生已与“希望工程”结下不解之缘，我要把后半生献给“希望工程”。
……
希望工程在实施，希望工程有希望。
6.“希望工程”以外的希望
正当希望工程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进行时，我却听到了另一种不协调的消息：《农民日报》载，希望工程使失学儿童返校，“苛捐杂税”又把他们推出校门。据有关部门不完全汇总，农村中小学生除交学费、课本费外，还需交纳各种杂费30多项，其中主要有录取费、建校集资、勤工俭学费、课桌和退学押金、打餐费、保险费、议价生费，以及评卷费、维修费、文娱费、图书费、绿化费等。如此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学校让交哪样就得交哪样。一个学期下来，每位学生平均需交200至300元。而我国目前还有697个贫困县，其中近1／3的县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00元。农民真正富起来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处在贫困线之下。他们如何承担得起如此昂贵的费用，没有办法，最后只有一条路，失学。
1994年暑假，笔者的一位朋友到苏北某贫困县就教育收费问题作专项调查，结果他告诉人们这样一组数字：
——小学一年级，书费12.81元，讲义费11元，维修费10元，作业本费7元，卫生费8元，水电费10元，电影费12元，课桌押金15元，治安费8元，春游费8元，寒假作业费6元，单元测试费16元，合计123.81元。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递增至164元。
——初中一年级，学费30元，杂费28元，筹集教育经费15元，实验电教费20元，书报杂志费7元，水电费18元，校园绿化费26元，楼管费16元，资料费20元，集资建校费31元，设备添置维修费29元，体工费6元，补课费30元，统考试卷费18元，阅卷费4元，寄宿费20元，治安费16元，人身保险费2元，班费6元，合计341元。初二365元，初三386元，高一387元，高二427元。
9月，是青少年入学、人们欢欢喜喜的月份。然而，也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发愁的日子。1994年9月，南京市栖霞区一农民女孩幸运地考上了江西某财经学院，在收到入学通知书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份合计4000余元的入学费用通知单。姑娘望着四壁空空如也的家舍和年老体弱的双亲，最后走上了绝路。她在遗书中向人们倾诉了对上学的渴望和绝望，读了令人潸然泪下。南京各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公众的哗然。
难道问题出在学校身上，是“园丁们”无情地把祖国未来的“花朵”拒之于门外？事实非也。
我的那位朋友走访过许多中小学校长，校长们异口同声喊冤枉，说板子不该打在原已不幸的学校身上。有位校长给他倒苦水：我们学校有学生近400人，教职工32人，按物价局标准我们可以向学生收18000元。但一学期要支付课本费6144元，上交国家教育发展基金等费6000多元，教职工福利要11000元，办公用品至少2000元，仅这几项就超支7144元！修缮校舍、添置桌椅、举行各种活动的经费向谁要？现在向学生收49000元，每人平均约120多元，被人家骂得不敢出门。实际上这点钱学校还得一个掰作两个使。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这正是人们深感忧虑的。
不管怎样，有一个道理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谁不重视教育，谁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谁重视教育，谁就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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