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性论文,我对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向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已拖延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一些综述文章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持论截然对立、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中国当代文坛上不少声名显赫的人士都介入了这场论争。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对文学的“向内转”给予了明确无疑的肯定：“文学的向内转是对于文学长期无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人类的心灵沟通，情感的极大丰富性的校正”，“文学内向化体现了文学对于合理秩序的确认，也包含对于文学一味地‘向外转’的歧变的纠正。”[①]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叶廷芳先生则在他从事的西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指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内向化’趋向正好适应了当今世界文学的大走向”，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这一“倾斜”，“正是对传统观念的惰性的一种抗争”，一种对于“文艺内宇宙”的“开拓性努力”[②]。而当代文坛广受尊重的小说家陆文夫先生则说出了“文学‘向内转’，读者向后转”这样令我丧气的话，表示了他对“向内转”的冷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资望甚高的左联时代老作家林焕平先生，也曾撰写了不止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对“向内转”文学走向的忧虑和愤懑。[③]
这场争论是江西省一位叫周崇坡的评论家发表在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揭开序幕的。周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有可能使时代的主旋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周文以一种文艺战线前沿哨兵的口吻提醒人们要对“向内转”的文学提高革命“警惕”。当时，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张炯先生，则希望从“艺术规律”的领域对“向内转”的文学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语气温和地强调，要“清醒地看到文学的‘向内转’与‘向外转’各有长短，在鼓励多流向的艺术创造时，既不忽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又对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源泉的重要性给予应有的强调”。[④]
在这场讨论中，最为积极踊跃的是曾镇南同志，他前后写了数万字的文章对我的“向内转”一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据我见到的，在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中曾经发表过意见的，还有洁泯、徐俊西、童庆炳、王蒙、吴元迈、吴秉杰、阮竞生、曾奕禅、朱向前、江岳、董大中、杨朴、潘凯雄、贺绍俊、金健人、惠尚学、李锡龙、陈福民、李幼苏、解中平、李方平、伍林伟、王仲、王元骧、张玉能、孟繁华、谭湘、周可、杨颉诸位。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只是在1988年3月25日的《文论报》中发表过一篇文章，仅就论争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做了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按理说，作为当代文坛这场“官司”的肇事者，我有责任向公众作出更详细的交代，自己也时时想到写些文字补上这一课，然而，等到下笔去写的时候又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事的变迁，争论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已经不辩自明，有一些则已经消隐在历史的天幕上，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但作为自己的一次思想反省，也许还有它的必要。
二
坦诚地说，我在80年代中期开始作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这一判断时，并非出于对某种西方理论主张的张扬，也不是听从了哪位理论权威的指令，甚至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分析论证。我凭靠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创作状况的感悟。那时，我正对文学创作心理现象发生浓厚的兴趣，已经写下了《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艺术创造中的变形》《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一系列文章，写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西方19世纪、20世纪著名作家的传记和创作谈，我由此发现创作主体的独立的人格、独特的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我已经担任了十多年的《文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我发现我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原则和规律很不相同，教科书中强调的是“文学”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这时我强烈感到，所谓“客观的社会生活”如果不能化入作家的血肉之躯，如果不能化为作家的人格与情性，对于文学创作就是完全无用的。而“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旦化入作家个人的“心理结构”中之后，要想再保持“客观如实”的性质，也就决不可能了。我想，这该是古往今来，从中到西普遍适用的一个创作心理学原则，倒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在不同时代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取向。有时候，理论要求作家尽量“如实”地反映那个“客观的实在”；有时候理论鼓励作家尽兴地发挥自己“主观的情性”。3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更倾向于前者，即把文学作品看作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把文学家看作秉承某种思想观念的“工程师”，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运用某些形式、技巧对于生活素材的加工制作过程。文学活动被彻底理性化、工艺化了。“文化革命”中，这种“文学理论”被推上极致，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了人们的笑柄，也就失去了任何理论的意义。所以，在80年代初，当我在大学讲台上重新宣讲文革前的教科书中的那些原理和概论时，就产生了不满乃至对立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批厚积薄发、形式略嫌粗糙而感情真挚充沛的小说、戏剧，一反过去的“假、大、空”，激动了亿万人的心。继而，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六篇新颖别致的小说，舒婷、顾城等人的“朦胧诗”，使多年来凝固僵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动摇，我凭直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更。在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上，已经有可能做出一些不同的答案来。
记得当时我在课堂上最喜欢讲解的例证之一是：作家不是工匠，而是一只“春蚕”；作品不是工匠们对生活原料的改造制作，而是“春蚕”以自己的生命汁液对“桑叶”的有机化合而生成的“蚕丝”，是“春蚕”生命的一部分，文学创作不是一个物理过程，也不仅是一个化学过程，而是一个“生命的活动过程”。另一个例证是：作品不是“镜子”，作家创作时面对的不是客观存在的外物，而是外物在自己心灵池塘上的映象，就像鲁迅在《好的故事》中描绘的自然景物在梦幻之河上的扑朔迷离的倒影，作品是“外物”在作家“意识之河”中的流动。这两个例子不算高明，但却强烈地表达了我对文学的两个方面的理解：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个体性，文学作品的心灵性、内向性。
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坚定了我的这些文学信念，其中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的阐释，弗洛伊德、荣格对“主体心理结构”的剖析，格式塔心理学对“创造性活动”的独特论证，皮亚杰对“认识的主观性”的证明，列昂节夫等人对“个性化涵义”的强调，使我坚信人类拥有一个复杂灵妙的“内宇宙”，文学艺术正是这个“内宇宙”中最美丽奇幻的景观，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
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以更大的规模被再度介绍到国内。以“主观性”、“内向性”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派文学在西方也曾被当作异端，但不久便成为主流占领了西方文坛，进而波及到整个世界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不会无视这一转变，实际上早在本世纪20年代，当世界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兴未艾时，中国的作家们就已经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的薰染，这不但从李金发的诗歌和施蜇存的小说中可以得到验证，即使从鲁迅、郭沫若的创作中亦不难找到种种明显的迹象。我由此感到文学的“向内转”，是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学的一个世界性的走向。就在这时，我读到美国文学评论家里恩·艾德尔对比论述当代文学与当代心理学发展趋势的文章，其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学的“向内转”运动，使“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⑤]。这段话很合乎我的心意，“向内转”这一用语开始出现在我的言谈和文章里。这里顺便说一下，“向内转”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争议，从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的语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的引进与发挥，无论是功是过，都应当坦白交待的。
据现在可以查阅到的文字资料，我第一次谈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是在1984年12月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是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参加的人数约二十余人，都是在当时文坛上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如阿城、韩少功、陈建功、李陀、吴亮、南帆、李杭育、李庆西、黄子平、陈思和、季红真、郑万隆等，会上情绪近于亢奋，谈话的密度很大，不分日夜地开了四天，有人开玩笑地说会开得很“残酷”。第一次到杭州来的季红真，住在西湖边竟然未能一逛西湖便又被火车拉回北京。会议的主要内容涉及“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写作方式”的转换，“突破旧的限制，建立新的限制”，“批判理性主义，调动人的全部本质力量”，“作家要敢于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把文学的突破与发展，置于对人的深度理解的基础上”。1985年中国文坛上的新气象表明，1984年底的这次杭州会议是富有成果的，许多作家在1985年之后转变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及话语方式，展现出与这之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当是一个值得重重书写一笔的年份。
据周介人在其《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一文中记载，我当时发表的意见的主旨是：“研究人物的心理环境比研究物理环境更为紧要，当代文学正在‘向内走’”。[⑥]
“向内走”可能是对“向内转”的误记，但意思并没有什么不同。
1985年9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之邀，到北戴河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上讲学，同时为这个班上课的还有李希凡、胡经之、林兴宅诸位先生，主持者是陆贵山先生。我的讲题为《文学心理观》，在第一部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中侧重阐发了我的“向内转”的看法，这篇讲稿后来收入《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4月，我应邀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由鲍昌先生发起并组织的“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会上我做了一个题为“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发言。这个发言主要论述了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的融汇沟通，从而造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将使我们的文学走出多年的积弊，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不少报刊希望发表这篇讲稿。后来，我把这篇讲稿压缩成不到5000字的样子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于当年的10月18日刊出，用的题目是《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讲稿的全文则收入《中外文艺理论概览》一书中，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上便是《论新期文学的“向内转”》这篇引起诸多争议的文章“出笼”的经过。
就在我思考“向内转”这一问题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文艺探索书系”，邀我提供一部书稿。1987年6月这部题为《文艺心理阐释》的书稿完成，其中第一部分题为“背景转换中的文学动势”，分别对“文学艺术活动的‘向内转’”、“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向着心理学呼唤”三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共约三万余字。在这部书中，我把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前提，又把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作为推动文学“向内转”的动力，“文学的向内转”与“文学研究的心理学化”几乎成了我这一时期关注的唯一课题，人总是难免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看得过于重要，偏差也就在这时出现。
书稿交出的当月，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一文发表，我的书面世已到1989年夏天，围绕“向内转”的第一轮讨论已经过去，人们的视线被现实生活中更为重大的事件所吸引，书中写下的关于“向内转”的几万字基本上没有引起讨论双方注意。而对我自己来说，我要说的话已经写在了我的书中，这也是我在讨论中始终没有多加辩解的原因之一，现在更没有必要把书中讲的内容再复述一遍了。
三
最近，我又尽可能地把争论期间发表的文章找到并重读一遍。为了对历史有个交待，我还想择要对争论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向内转”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快，其实很难辩白清楚。如果从建国后算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很难说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但不健康，而且时时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比如，以往的一些很有才华很有影响的作家，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写不出高水准的作品来，他们的创作普遍走着下坡路。洪子诚先生在他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一书中曾以巴金、沙汀、艾芜的小说创作和何其芳、冯至、艾青的诗歌创作为例分析过这一现象，在他看来，这些作家的失误在于放弃了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的揭示，转而“描绘、表现客观事物”，“割断了自己创作的联系，忽视了诗人创作个性相对独立、完整的重要性”[⑦]。如果深究下去，这除了作家们自己失误外，时代也应负有责任，时代的过错在于过分强调文学艺术相对于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来说的附属性、工具性、功利性，而忽略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创造精神，文学艺术活动的心理内涵被遗弃了。文学艺术的这一遭遇与心理学在我国两次被取缔是同一个命运的。
文学当然可以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也可以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如果把社会主义文学的全部内涵仅仅框定在“政治”活动中，文学活动的空间未免太狭窄了，如果进而非要把“写心灵”“表现自我”统统从文学活动中剥离出去，仅仅把文学看作工具和武器，那么文学创造内在的动力、文学作品内部的活力都将被大大削弱。
当个体的人的独立的精神活动被削弱、被取缔后，“政治”往往会变成少数阴谋家得心应手的法宝，这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验证，江青一伙人打着“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推行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几乎将“社会主义文学”糟蹋净尽，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创作队伍已经全军覆没。
几十年来，当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出现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时，批评界差不多总是在敲“顺风锣”，很少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待到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气氛下终于开始总结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时，马上就又有人高喊“提高警惕”，指控别人是在挖社会主义文学的墙脚，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定势心理”，对此人们倒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况且，判定某种文学姓“资”还是姓“社”，并不比判定某个经济实体更容易下结论。
（二）“向内转”反对现实主义，崇尚西方现代派。
今天看来，“现实主义”或西方现代派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魔幻主义”、“未来主义”等，作为文学艺术中经过实践验证而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这大概已经不会有什么疑义。况且“现实主义”本是19世纪中叶兴盛于欧洲法国的一种创作思潮，很难说它是东方的或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那些“西方现代派”的先驱，并不都是反动派，其中有的还是反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斗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这里，“现实主义”成了革命的创作方法，“现代主义”成了反动的创作方法，谁如果被划在了“现代派”一边，谁也就被打入了“另册”，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在一个时代里形成的积习。
一位批评者在文章中曾把“向内转”的观点与西方某些现代派作家的言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说：“且听听埃德斯米特、里尔克等表现主义作家在半个世纪以前所高唱过的论调吧：‘我们所感到的外表的实在会是不真实的’，文学所要表现的真实世界‘只存在于我们自身’，‘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整个用武之地就在幻象之中。’所以‘不要去追求可能来自外部世界的报酬’，要‘深入你的内心世界，探索你的生活源泉；……因为创作者必须自己构成一个世界，从自身内部，从他所从属的自然中找到一切’。这些话现在看来倒正是成了‘向内转’的最好注脚！”[⑧]文章的作者很有些义愤填膺，文章中的引文显然是经过作者挑选拼接的，但即使这样，我仍然看不出里尔克们的这些言论究竟错在那里。我知道，关于里尔克，我国学术界还有着另一种评价：“这眼伟大诗歌的清泉……与乔依斯、艾略特、瓦雷里等人携手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⑨]这块“新天地”也许正是这批现代诗人、小说家对当下人类内心世界深入开掘的结果。
“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描写现实”[⑩]，其中所谓“客观地观察”与“精确地描写”，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或现代阐释学的角度来说，都是可以成为问题的。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已经反复论证了人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客体只能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11]。在前苏联心理学家列昂节夫的个性理论中，“心理反映”被强调指出总是“主观的”，“它的特点在于，把客观的东西不断变化为主观的东西”[12]，知觉与知觉对象之间的偏差、倾斜、变形，恰恰展示了知觉主体（也是个体）的独特的内心情景，这对于文学艺术创造来说应该是至为珍贵的。其实，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在现代物理学中那种“客观观察”“精确反映”的观念也已经受到挑战。
十多年时间过去后，回头再看一看，人们对所谓“现代派”已表现出更多的包容性。想当初，当“意识流小说”与“朦胧诗”刚刚在新时期文坛破土而出时，曾引起批评界一片惊恐，挞伐之声不绝于耳，如今那些借助“魔幻”“荒诞”“黑色幽默”而显示出不同创作特色的小说家，如莫言、残雪、余华、格非，都在当下中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颇具“嬉皮士”味道的王朔，更是从小说到银幕一路绿灯，畅销无阻。更不要说在“建筑”、“服饰”、“广告”、“工业产品造型”等“实用艺术”领域，占主导优势的更是一种“现代风”。
我们恐怕不能够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三）“向内转”反对深入生活。
“向内转”最使一些同志感到担忧的，是它将导致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向内转’既然是‘必由之路’，那么，作家还要不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13]“那些过分‘向内转’的作品，由于作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生活实践”，“因而在他与时代的关系上，往往不同程度地缺乏鲜明有力的时代精神，缺乏鼓舞人们投身变革的使命感，缺乏直面人生、揭示现实矛盾的贴近感。”[14]对于这一批评，我实在感到有些委曲，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忽视过社会生活、作家的社会实践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我反对的只是“镜子式”、“工具式”的反映，强调的是客观社会生活、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必须化作作家艺术家的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才有可能进入审美的领域，进入艺术创造的过程。客观现实生活的心理化、心灵化，是创作的“必由之路”，这显然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这不但不会导致作家脱离生活，反而会要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而在我看来，最“深”的“深入”便是“心入”，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愿意多讲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只喜欢多说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决定性，归根到底也许是对作家艺术家缺乏足够的信任。在“反映”的“客观性”、“精确性”上，作为工具的“镜子”肯定要比那些头脑复杂、意识多变的“大活人”听话得多。
岂不知“社会”与“时代”也是会出错的，比如，在“反右派”、“大跃进”、“共产风”、“破四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能够离开那“火热的生活”、“亢奋的时代”稍远一些，少唱些赞歌，多泼点冷水，也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多做出点贡献。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原因除了社会与时代的过错外，就我们的文学艺术家而言，怕是少了些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缺了些精神上的自我支撑。
现在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杂些。以前我们主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任务已经够艰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专制化”（比如高新科技对人的天性的剥夺）、“资本主义的物质污染”（比如高消费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又构成新的问题，杰出的诗人、作家，应当努力凭借自己敏感的心灵，走在社会与时代的前面。
不妨还以里尔克为例。他无疑是一位崇尚内心、注重开掘内心世界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时期的民众。里尔克仅只活了51岁，但他的足迹曾遍布德国、法国、瑞士、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北非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对现代都市生活极为熟悉，他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思想家如托尔斯泰、瓦雷里、尼采、罗丹、列宾、塞尚、弗洛伊德、罗曼·罗兰有着广泛的交往；他厌恶资产阶级、同情穷苦百姓，当然，也同情日益没落的贵族；他写作勤奋，差不多是个工作狂；在他从事文学事业之前，他学过军事，学过商业，学过法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慕尼黑、维也纳，被征召到战争档案馆服兵役。从客观上讲，这样一个人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入”即使不比一般人多也决不会比一般人少。当然，里尔克的“深入生活”并没有导致他像象另一位法国诗人鲍狄埃那样写出了充满革命时代最强音的《国际歌》，他只是以他敏感而又柔韧的心灵表示了对那个黑暗、强暴社会的怀疑和拒绝，用自己独有的形式和手法表达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一个弱小人物心灵深处的忧郁、孤独、恐惧、痛苦，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绘制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虽说是历史无情，历史其实有时要比我们某些批评家宽容得多，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鲍狄埃与里克尔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作为优秀的诗人，他们都仍然被一同接纳下来。
（四）“向内转”是一种片面之见。
我后来知道，我的“向内转”一文之所以失去一部分赞同者，是因为我把“向内转”看作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把“向内转”说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动势”，显得有些武断。
现在经过一番反省，我仍然不想收回自己在十年前做过的这一判断。作为文学创作的完整过程，作家当然有“向内”也有“向外”的时候，站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立场上，我更倾向于把创作看作一个“感物而发”“情动于中”的过程，一个“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内化过程。作为文学的整体动势，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外转”也有“内转”，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期，文坛上也会有内向型的作品与外向型的作品，这一点我在我的那篇文章中没有讲清楚，在这篇文章的后边我还准备多说几句。但就“新时期”文学而言，说它相对于建国以来的文学走向开始内转，大抵不差。
我不同意争论中这样一种貌似公允折中的论证：“外向型的极‘左’文学和内向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都不是一种健康发展的文学……它们两个都是令人怜悯的畸形儿，一个走起路来是外八字，一个走起路来是内八字。”[15]这位作者用语虽然俏皮，看上去不偏不倚，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将中国当代社会中产生的极“左”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看成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这种说法恐怕连“片面”都形不成。西方现代派文学运动中曾经推出过乔依斯、沃尔夫、卡夫卡、里尔克、福克纳、萨特、加缪、马尔克斯这些成就卓著的文学家，我们的极“左”文学思潮曾经推出过什么呢？“高大全”？《虹南作战史》？这不恰恰说明“内八字”总还算个东西，而“外八字”根本不是个东西吗？
（五）“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不清。
讨论中，一位批评者指出：“任何人当他最初使用某一新概念时都必须就此做出严格的逻辑和理论界定。令人遗憾的是，鲁文好象没有明确的这种意图。这是我们与西方理论家完全不同的理论素质。”[16]对此，我不能不虚心接受，同时也希望再作一点申辩。
批评者显然是一位“西方理论素质优胜论”者，而我在这之前之后都曾表白过我不相信文艺学会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很难具备一套精确严密的术语和概念，我甚至鼓吹过文艺学不妨以“中医学”做榜样，不妨多使用一些混沌模糊的概念，像中国古人常用的“风骨”“神韵”之类，亦可自成一统。不过一旦讨论起来就相当麻烦。正如这位批评者指出的，由于各自对“向内转”这一概念理解不一，讨论中各说各的“碰”不到一起，“像《三岔口》里的摸黑格斗”。
说实话，直到我在《文艺报》上发表那篇文章时，也没想到要创立一个文艺学科的新概念，我只是选中了这个颇带动态形象感的“语词”来概括描述我要揭示的那些文学现象，因而文章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以至有的批评文章中就把“三无小说”、“朦胧诗”等同了新时期文学的内向转。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由于许多学识广博的学者们的介入，“向内转”这一命题在讨论中终于获得了比较确切的内涵。吴秉杰先生以他严谨的理论素养从“创作风格”、“表现对象”、“艺术手法”几个方面概括了“向内转”文学的特征，同时也指出了“向内转”文学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弊端[17]。他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
著名批评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F·杰姆逊在其《论“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了这么一段话：“阿多诺曾提醒我们，尼采从不屑于对历史现象下定义……无论最终是否有确切无疑的定义，讨论都会有效。”[18]看来这位杰姆逊先生可能拥有更高层次的“西方理论素质”。我辈不行，时至今日反倒想为“向内转”下一下定义，否则，总觉得有点对不住这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的讨论。定义如下：
“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
在已经观察到的人类生存其中的这个宇宙内，无论是从宏观的天体来看或是从微观的原子核内部来看，一切存在着的事物和现象归根结底都是“非线性”的。我在讲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时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实则又忘记了这一点。我批评了那种以外部客观存在为本位的创作论的直线运动，把它“转”到以内部主观世界为本位的创作轨道上来，则又希望它能固定下来，作直线发展状，这是以一种绝对化纠正另一种绝对化。
所谓“内”和“外”，应当是相对的。
也许还是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的那个四维的文学理论环道有些道理。四维即“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四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任何一维作为“核心”都可以形成一种理论、一门学问。当这一维成为“核心”时，它就是“内”，其他几维便成了“外”。比如，当“社会生活”成了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时，创作的“素材”、作品的“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主题，就成了文学的基本内涵，而“作家”不过是“工程师”，是“号角”，是“齿轮”与“螺丝钉”；“文本”中的语言和结构，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是“文以载道”的舟车；“读者”只不过是被服务、被教育的对象。以“社会”为核心的文艺学就可称为“文艺社会学”。站在文艺社会学的立场上，文学自然要时时朝着外部世界敞开。而当“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时，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意识活动、精神状态、心理定势就成了创作成败的决定因素，“意向”、“意象”、“情绪”、“节奏”、“氛围”、“幻象”成了文学作品中主要内涵，“素材”或“题材”反而成了一种载体，成了外在的东西，这显然是文艺心理学占据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文本”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时，“话语”和“结构”，以及叙述的方式、表达的模式便成了决定文学作品性质的东西，“形式”成了内容，原先被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认作内容的“客观生活”“创作主体”反而都被文本主义者“搁置”在文学领域的疆界之外。我竭力张扬的“向内转”，在一些“文本主义批评家”看来，转来转去还一直是在“外”边转，根本没有转到文学的内部世界中来。当“读者”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时，“接受”便成了文学活动的内涵，因为不管社会生活多么真实、创作心理多么灵幻、文学作品的文本多么精巧，都只有在读者接受之后才会发生效用，阅读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创造的一环，阅读不但会影响社会，也会影响作家，作家在创作之前就有了一个读者赋予他的“期待视野”，在“接受主义”的批评家看来，“文本”也是一种外部的存在。由此看来，只要换一个驻足之处，“向内转”马上就可以变成“向外转”，而“向外转”也可以说成是“向内转”，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全都处在一个更大的“圆形环道”之中。
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有时是需要驻足一下的。因而，我站在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立场上，对照以往的文艺社会学乃至机械的文艺社会学，讲出“向内转”的话，也并不错。
只是我在讲这个话时只把目光集中在文艺心理学上，忽视了真正的文艺社会学拥有的价值意义，更忽略了“文本批评”与“接受美学”的存在，无形中犯了“心理学沙文主义”的错误。加上我在行文中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用了一种情绪饱满、言词浮华的文句，更激起了一些同志的拒斥心理，所有这些，都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向内转”，除了在共时性的意义上会出现以不同的维度为核心的座标图象外，文学的“向内”或“向外”的运动，也许还具有历时性的运行轨迹。这就是说，“向内转”不只具备学科含义，还应具有历史含义。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文艺心理阐释》一书的卷一中说得更详细些，然而都没有说清楚，而且也有绝对化之嫌。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他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论及视觉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曾描述过这样一幅图景：象征化的、精神化的美术思潮与写实化、功利化的美术思潮彼此消长，“在原始时代曾表现出了极端的象征性、有时又是抽象性的美术，从古代社会初期开始迅速地转向写实化了。”等到古代文明开始衰退，“美术界的写实手法很快地衰落下去，并转向形式化、象征化。中世纪穆斯林美术所表现的抽象图案，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印象性的、暗示性的精神结晶”。“在近代文明繁荣起来之前，写实艺术早已在15世纪就已经恢复了，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写实化的绘画，成了哥白尼天文学、英国工业革命、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兆”，“现代化的根源，可以说就在于客观地观察并认识理解事物的理性主义精神”。堺屋太一接着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已经显露了写实美术衰落的蛛丝马迹。印象派的画家们所作的一系列名画，其主观性要大于客观性，其印象性要强于合理性”，在“这些奇异美的20世纪的美术界的精神之中”，存在着与所谓“合理的”“客观的”工业社会不同的其他因素，而且，“大美术世界发生的这一现象，现在正在向所有艺术领域和生活文化领域扩展”，“新的社会来临了。”[19]按照堺屋太一的说法，文学艺术的“向内（主观精神）”“向外（客观写实）”的转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总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中国新时期之前文学艺术的“向外转”与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都有着历史的合理性。文学艺术运动也不会就此直线运行下去，将来还会发生不同方向的转动。这是我在反省“向内转”讨论时的又一个收获。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这场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对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影响。
我所主张的文学“向内转”，具有浓重的心理学意味，后来的事实说明，对我的“向内转”一说造成最大威胁的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在80年代末开始了向“文本本位”的位移，在来势汹涌的文本批评、形式批评、结构批评、话语批评中，主体的“心灵”被作为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弃置在批评视野之外。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开始消退。中国文学批评的这一转向，自然是与国际上人文学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相接轨的，有着它的来头。我对实证性的、科学性的文学批评历来没有好感，同时又欠缺“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的专业训练，要我跟上文学批评界的这一转变就十分困难。但是，早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兴起“语言热”之前，我就已经对文学创造过程中的“言语”活动充满了兴趣，而且进行了一些探讨，当然，我在做这项研究时仍然是站在文艺心理学的基地上，从“言语主体”的心理活动出发的。尽管文本批评连连告捷，但我不相信我会在文学语言研究领域失掉自己的全部地盘。在这块研究领域中我决心一意孤行地“向内转”，“转”的结果，便是我在1990年11月出版的那部文学言语学专著：《超越语言》。我非常感谢南帆先生以同情的目光关注了我与“文本主义”之间的这场“恶战”，他在《上海文论》发表文章说：“人们可以不时地在《超越语言》之中看到心理学与语言学的较量。也许，人们不该低估这种较量的意义：一旦心理学与语言学通过较量而达成某种统一，这可能是文学理论取得重大成功之时。”[20]南帆的期待尚且是我日后努力的目标，《超越语言》一书倒的确可以说是“向内转”朝着文学语言王国纵深处的一次探寻。
在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开始不久，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插曲，至今还在规约着我的研究工作的取向。
事情是这样：周崇坡同志的《警惕》一文见报后，《文艺报》大约是为了给我减少压力，为了不给人们造成又在“批判”某某人的印象，曾由理论处的潘凯雄同志给我捎信，希望我能再写一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于是我就寄去了《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一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内转”刚刚受到批评，我却又不识时务地提出了“向上升”，这篇文章见报后又惹下乱子。接着便在讨论“向内转”的同时，开辟了批评我的第二战场。双月刊的《文艺争鸣》从1988年第一期开始，每期拿出两三万字的版面连续“争鸣”了一年的时间。1991年出版的由陆梅林同志主编的《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一书中，把它归纳为“关于文艺上层建筑性质”的讨论，并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划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朱光潜先生在1979年1月发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一文引发，到1981年暂停；“第二阶段，从1987年起，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大地和云霓》一文，再次掀起讨论的热潮。”[21]问题如此重大，是我在撰写这篇随笔式的论文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批评者指出：当年的朱光潜先生虽然不愿意承认文艺是上层建筑，毕竟还承认是意识形态。而鲁枢元的文章竟然把文学艺术置放在“上层建筑”之上，乃至“意识形态”之上。如果说在《文艺报》开展的关于“向内转”的讨论中我还略占了些便宜的话，这次却似乎要全盘输光了。
说真的，1979年围绕朱光潜先生的那场讨论我并没有留下印象，《大地与云霓》纯属“误入白虎堂”（指军机重地，没有“构陷”的意思），详细地辩白这场公案该是另一篇文章的事，这里我只须解释一下，我写《大地与云霓》一文的目的只是想强调一下文学艺术的“精神品位”，而在我看来，“精神”作为人类心灵活动的最高层面是高于认知、高于思维，也高于意识的，“在整个人类社会构架中，文学艺术高高地悬浮于上空，像天上的云彩一样”，“一切希望获得‘文学艺术’称号的作品，都应当具备那种‘精神活动的高层次性’。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腾飞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上空，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产品，其品位质地就是不够格的。”[22]
《大地与云霓》一文的原意是想强调一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应当具有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精神属性，不料，懵懵懂懂地挨了一通批评。这批评又促我开始了新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精神？精神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类个体的生存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具有怎样的价值？对于人来说，自然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与精神性的存在有着什么样的联系？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究竟怎样？文学艺术与人的精神性存在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与文学的“内向性”也还是紧密相关的，只不过它使文学的内向性开始面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这样一些更宏阔的思维空间。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文学艺术与精神生态”这一研究课题。
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从开始到现在已整整10年，且不说这场讨论对于我们的文学事业起到哪些作用，仅对我自己来说，这场讨论激发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深入思考，克服了我在学术探讨中时时产生的倦怠，促进了我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不断反思与更新，因此，对于曾经介入过这场讨论的所有学者、批评家，对于组织、主持了这场讨论的报纸、刊物的编辑同志，我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他们。
1997年2月，郑州—海口
注释：
①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②叶廷芳：《内向化——一种矫正片面的倾斜》，《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③ [13]林焕平：《略论“向内转”文学》，《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④张炯：《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文艺报》1987年8月15日。
⑤见《比较文学论集》第76页。
⑥周介人：《新尺度》第19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版。
⑦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第1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版。
⑧《人民日报》，1990年9月6日，王元骧文章。
⑨《里尔克》译者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⑩《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5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版。
[1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5版。
[12]列昂节夫：《活动·意识·个性》第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版。
[14]周崇坡：《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6月20日。
[15]王仲：《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趋势”？》，《文艺报》，1987年8月29日。
[16]杨劼：《关于“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文艺报》1987年9月12日。
[17]吴秉杰：《面对发展了的审美形态》，《文艺报》1987年10月17日。
[18]F·杰姆逊《论“文化研究”》，《漓江》1997年，第1期，第111页。
[19]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第110页—112页，三联书店，1987版。
[20]南帆：《超越的本义》，《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
[21]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第490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2]鲁枢元：《大地与云霓》，《文艺报》1987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