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83;反思#183;自我超越——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自我论文,我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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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强调了正确的价值观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时期，其中有许多值得寻味和思考的东西，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为着叙述的方便，为了使文章在较短的篇幅内涉及更多的方面，笔者特选择了“对话录”这种形式。
——作者题记
B：近两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似乎在出现滑坡。 综述性文章较多，而在某一方面有创意、有突破的文章却较少见。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显得很沉寂，这与十年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年前的杭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真可谓是百家争鸣，热闹非凡，今天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了，许多人似乎对杭州会议已经淡忘了。只有《图书馆》杂志举办了纪念笔会，发表了黄宗忠、范并思、霍国庆三位先生的文章。此外再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
A ：人们习惯将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看作一门学科研究进展的标志，这从总体看当是没错，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不总是同步的。不能由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时沉寂而否定其他领域研究的成绩。基础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受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最明显的领域，这种影响在八十年代前期图书馆事业全盛期和目前图书馆事业滑坡期都是直接的。范并思在《告别杭州会议时代》一文中表达了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不容搞基础理论的同志乐观的观点。
B：图书馆事业的滑坡首先是使图书馆界失去了一批人， 这批人的离去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尤为显眼，如葛民、刘迅、刘洪波等，均是曾在基础理论领域建树较多的。
A：这确是非常可惜的。如刘洪波的知识组织理论， 应当说是思路较好且又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一个领域，可是1992年以后就没有人继续研究了。
B：人走的走了，搁笔的搁笔了，也有的在忙于搞大部头的专著。
A：是的，搞专著的多了，写文章的少了， 这也不能不说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种悲哀。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原因，但毕竟论文是蕴含创造值最多的文献，它是学科发展的生命和基础，在八十年代前中期，基础理论领域没有出现几种专著，即使出版的，亦均显得较幼稚，但却出现了“百家争鸣”式的繁荣，如今，一部部既完整又高深的专著出版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片沉寂和冷落。霍国庆先生抱怨，有创见的论文少了，综述多了。应当再加一个，那些没多大意思的专著确实耗费了人们不少精力和聪明才智。当然，学校为了教学之需，专著、教材还是不可少的，但我总觉得，组织和鼓励科研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在这方面，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的经验显得十分有益。他们倡导教学与科研结合，蔚成风气，这样不但青年教师中科研成果累累，出现了如范并思、黄纯元等一批在图书馆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而且在本科生、研究生中颇出了一批人，如刘炜、柴纯青、党跃武等，有的在读本科时就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当然是与陈誉、宓浩等前辈的倡导分不开的。
B：科研工作者最富创造性的年龄段是中青年段， 这个时候他们精力最旺盛，较少保守性，也较少功利上的包袱。
A：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中已经出现较重的人文色彩， 这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虽然在八十年代后期已注意到对作为研究主体——人的研究，出现了如刘洪波的《第三代图书馆学家与图书馆学的多元化》、文丰的《对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研究》等，但这些文章只研究了某些方面，尚未涉及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特有的人格，程焕文先生曾论述过关于图书馆人的图书馆精神，我想沿着这个思路去做探索可能是有意思的。笔者认为我们的研究者，我们的“第三代图书馆学家”也是具有这种向上的“图书馆精神”的。
B ：“图书馆精神”是本世纪来我们的同仁为求得图书馆的发展而不断奋斗、求索的一种富有韧性的精神，特别是图书馆事业处于困境时，这种精神就愈显得可贵。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这样的一种精神是否亦是有益的呢？
A：从总体看， 研究者为使图书馆学更加成熟更加丰富而进行的学术方面的积极探索，亦需要这样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但是也应注意，人的这种科研中的功利意识有时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功利之于人类，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一种动力，但功利意识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功利具有两面性。八十年代末图书馆理论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效益为中心的理论价值观，一种是超越自我、超越功利的理论价值观。
B：八十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从研究者的心态来说， 大多是属于前者的，那种超功利的超自我的价值观在理论界的影响好象并不大。
A：是的，这说明前一种理论心态的深入人心和根深蒂固。 后一种声音相比之下真是太微弱了。但超越自我、超越功利的理论价值观终于在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对于图书馆界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声音，无独有偶，《图书馆》1989年第6 期刊出了葛民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朝何处去——对一种理论心态与理论观的反思》，《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1 期便刊出了笔者的《回到现实的土壤上——关于图书馆的对话》。
B：葛民和您的文章都重点剖析了这么一种心态， 即强烈要求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学研究的落后状态这么一种心态。但八十年代曾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发展最好的时期，何以还会有这种心态呢？如果说是一种图书馆精神，似乎还不够。
A：八十年代给图书馆界创造了一种特有的人文背景， 即这一时期进入图书馆的人才数量大，素质高。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从来没有过这么快的发展，文革后的几届大学生，虽然曾远离书本十来年，但这批人有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阅历，在他们进入图书馆系之前，他们已了解到科学圈和其他学科的情况，或者他们之中原本就是学其他专业，而后进入图书馆界的，因而对于尚显得稚嫩的图书馆学就表现出强烈的困惑和改造欲。八十年代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兴风作浪的，大多是81届、82届本科生和其后的几届研究生。如刘迅、范并思、张欣毅、葛民、邓璐华、周旭洲、卿家康等。他们对原有图书馆学的不满，较为集中地表现为对两校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的批评。八十年代图书馆学领域之所以新理论层出不穷，其根源和原动力概在于这么一种极不平衡的心态。
B：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 学子们探寻着改造图书馆学的种种路径，写出了拯救图书馆学的种种药方，在种种呐喊中最响亮的一种是“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一种是“加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种是“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一种是“调整理论研究的方位”，“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记得葛民先生发表过一篇《评〈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的文章，曾引起反响。这些探索无疑是有益的，但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种扭曲的心态，一种为提高地位而努力劳作的心态，但这种功利意识都是无益的吗？
A：功利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两面性。 这种理论心态不但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在目录学领域也是随处可见的，笔者在广东图书馆学刊上刊发的《目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就图书馆学来说，其研究有层次之别，对于基础理论和文献标引、检索、编目等应用研究，前述的功利观的影响是不同的，可以说，功利意识对于应用研究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基础理论来说，则至关重要，因为作为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它更多地带有人文色彩，而其学科建设必须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正是与不正常的心态和功利观不相容的。譬如说，那种急切要求提高地位的功利观，势必给研究带来草率、急于求成的因素，使理论缺乏科学性。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目录学的一些专著中已明显显露端倪。学科建设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短时间内靠灵感构筑起来的一些理论框架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而，在基础理论研究中，需要有超越自我的非功利意识。
B：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八十年代一直是困惑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仍未能较好地解决。
A：是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从根本上说， 是理论界寻求摆脱困境和自我完善的一种方法，按葛民的说法，是理论家开出的解救图书馆学的药方之一。从八十年代图书馆学走过历程来看，虽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学科建设的一些问题，但却留给人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B：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周文骏教授曾强调它是属于方法、工具范畴的学科，照理说，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并不困难的。
A：理论与实践结合当然是指那些搞纯理论的人。实际上， 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呼声最高的时候，是在1985年前后的一段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对原有的一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属于新一代图书馆学家的理论体系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而教学上又迫切需要一套改造好的新理论，加之当时实践方面对理论研究中表现的“空”、“玄”、“乱”等消极的方面批评甚多，这就迫使理论到另外的领域去寻求发展。
B：实际上，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其研究的层次性是很明显的， “理论物理学”与“电工学”显然是不同的，对于“理论物理学”来说要求有更多的抽象思维，而决不是强调其与实际的结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也不在于它与实践结合得怎样，而是看它所构筑的学科体系具有何种程度和水平的科学性。基础理论需要更多的抽象思维，八十年代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当珍视我们正在建设的理论大厦，虽然我们的理论还显得不成熟，但不能将一些正确的东西也否定掉。
A：是的，不能笼统地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基础理论需要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强调与实践结合的应当是图书馆事业与管理那一部分。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诸如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等内容，应当是经过高度科学抽象概括的理论，它不存在与什么“结合”的问题。应当说，图书馆界的理论精英们是具有这种理论思辩的能力的，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理论追求大多未能进行到底，随着来自实践呼声的加剧，他们自己又在寻找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应当说，八十年代基础理论研究中成果更显著的倒是那些新开辟的领域，如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等，这就是当时那些年青学子们追求和寻找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
B：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实际上许久以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本质主义价值观，一种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我们的学科领域，似乎功利主义价值观更具有传统性，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上风。
A：是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认为，任何图书馆学研究， 都应当以实用为目的，“有用即是真理”。按功利主义的理解，理论似乎连图书馆的经费问题、社会地位问题等都在解决之列。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则强调学科的科学性、客观性。它认为理论应当确立绝对的真理性，描述事物的本质属性。这种价值观在80年代曾经有过一定的市场，但是理论家们对之未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因而它在理论界实际上也只是少数人认识它，许多理论家甚至对两种价值观都仅有模糊的了解。应当强调的是，本质主义看重的是理论的真理意义，功利主义看重的是理论的实用价值。对于理论家来说，追求科学的真理性是他的本能和职业，而对于执功利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就会存在两种价值观的内在冲突，存在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至后期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一方面迫于实践的压力，一方面又要建设一门完全科学的抽象的本质的图书馆学，怎么办呢？只好从两者中间下手，去寻找结合点。
B：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有没有某些传统的因素？
A：当然可以从传统中寻到它的一些来龙去脉。 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功利，重实用，而缺乏逻辑思辩。这又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的思维将主体与客体混淆在一起，这就降低了对客体研究的科学深度。西方哲学基于实体观念，故注重外在认知，注重对客体的分析，建立了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中国哲学认为“存在”——道并非外在实体，而是伦理本体，故注重直觉经验、内在体悟。这种直觉体悟方法未经科学认识论的批判，还保留着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属于前科学思维。这也导致了中国哲学批判性的薄弱，超越性的降低。
B ：八十年代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图书馆界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它具有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A：是的，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的图书馆事业逐渐走入低谷， 随着基础理论研究的日渐薄弱，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似乎逐渐失去了当年的魅力。但是，无论怎样，事业发展战略留给人们的思考都是深刻的，值得永远记取的。
B：对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来说， 可以说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告诉了人们，真正意义的现代图书馆应当怎样来办。应当说，过去我们习惯于一家一户地办图书馆，这是造成中国的图书馆投入大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八十年代系统论对图书馆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发展战略研究中的效益观具有一定的系统论因素，从长期规划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整体来考虑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这种观念的改变应当说是我们从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中获得的最大的教益。
A：事业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效益观， 提出的走质量型和内涵发展的道路都是极具意义的，但是这些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得到认同。有的同志认为走质量型和内涵发展的道路会导致政府拨款的进一步减少，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质量型内涵发展的模式会使图书馆的效益大大加强，它从总体上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会大大加强，这样势必会增强其在社会服务中的地位。
B：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从文化领域来看是一出重头戏， 显得特别突出，这中间是否存在什么必然性？
A：是的， 它有自己产生的社会“文化热”的“大气候”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小气候”，才使得这次研究活动显得有如此魅力。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给图书馆界许多有益的启示，从文化的更深的层次吸取营养，以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为契机，来取得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突破，这是理论家的愿望，理论家将之称为“建设图书馆学”，是为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之一，也是富有生机的图书馆学。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事业建设成为这一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B：1986 年初夏的武汉首届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议题，其中最吸引人的议题还是事业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杂志8月发出关于“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征文通知， 短时间内收到应征论文近60篇，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此倾注的热情，年末，湖南省文化厅、全国高校系统分别在长沙和泰安召开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会，将理论研讨推入更高的层次。应当说，这次研究热的来势很好的，从主观上来说，这种研究适应了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需要，从客观上来说，这种研究有“文化热”和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因而发展战略研究在当时可说是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
A：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高潮仅仅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便仅剩下一些分散和零星的研究，不能成为气候。分析其迅速地由盛到衰的原因，可以追寻到这个“结合部”所联结构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从理论本身来看，尽管它为图书馆事业建设找到了许多有益的观念和理论方面的依据，但其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理论给实践提供的策略和方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于主管部门来说那些方略许多缺乏可行性，对于我们的理论家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从理论向实践迈出这么重要的一步而且是极具意义的一步就很不容易了，不宜苛求他们做得尽善尽美。倒是对于实践，应注意吸收理论方面的成果。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本来是图书馆管理者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这次研究热不论从其发端还是从其发展来看，理论的热情始终高于实践，理论充当了多情婢女的角色，当实践方面由于自身的困境而对发展战略不再表示关切时，它的热情便也就猝然消退了。
B ：如果说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则图书馆界另外一项重要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则在发展战略研究逐渐衰微之时异军突起，成为八十年代末理论方面最具影响的领域，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A：实际上， 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是有某些共性的两个研究领域，都是倾向于宏观理论的，只是文献资源建设研究较之前者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众所周知，它是在藏书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藏书建设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这段期间是最受重视且成果最多的领域。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所提供的成果，其操作性较事业发展战略提供的要强，这样，尽管全国性的文献资源调研工作宏大而复杂，还是很好地进行了。之后，又对之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结果分析。如果说，文献资源建设在全国调研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本应随之而来的文献资源的全国性布局和共享，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其原因就完全不在理论，而在于当今我国还找不到一个能胜任这一领导工作的机构。
B：体制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呢？
A：比体制更重要的是观念。观念属于更深的层面。 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物质、制度、观念。八十年代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使人们对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觉悟。八十年代图书馆的硬件——馆舍、设备、藏书等曾经有过迅速的改善，但是好景不长，图书馆开始滑坡，于是人们考虑到制度层面，试图以制定图书馆法来解决图书馆发展的问题，我们说，法制是很重要的，但仍不是最根本的，根本的问题应是观念上解决问题，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的内涵发展道路，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中提出的资源共享的原则，都是现代图书馆应当具备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特征。我们的图书馆现代化不能只看到几台电脑，如果各馆有了电脑而不能联成网络，仍是很不完备的现代化；制定颁布了图书馆法也还不能说就现代化了，有的西方国家不是早就有了图书馆法吗。只有观念上的现代化才能促成真正的图书馆现代化。物质是文明最外露的最易被人注意的层面，而观念是文明的深层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但又往往不被人重视的层面。我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要避免走过多的弯路和经历过多的曲折，就要越过物质层面的困扰，从转变观念入手来研究一些问题。目前，图书馆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已经出现并日渐尖锐化。所谓传统图书馆观念是指一家一户小农型的图书馆观念，我们现在仍在按这样的思路办图书馆，研究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开发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都没想过计算机的最终联网问题。而社会化大文献观仍被人们视为遥远的梦幻，或者认为于已无多大好处态度冷淡。
B：这或许是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悲剧，它的一些思想的精华， 如系统理论的观念、内涵发展的观念、联合协调发展的观念，都被人当作书生们的纸上谈兵而一笑了之，这是使人遗憾的。不过，人们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学到和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些观念层面的东西的。可能教训给予人的印象会更深一些，中国人习惯于交些学费才能学到一些东西。
A：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两个方面的事。理论应是实践的先导，为实践提供行动的指南；对于实践，则应关心理论的最新成果，并让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得以运用。图书馆界经常出现理论应用不畅通的现象，这说明在机制方面有问题。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上述的发展战略问题，文献资源布局问题，本应是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虑的问题，但在我国却是一些毫无权力的学子们在唱戏，这些问题首先是他们提出来的，如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就是武汉的那样的属于民间的会议上提出来的，方案也是他们拿出来的，一直到方案要实施了，这些书生们才觉察到这次活动的主角原来并不是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虽不免感到一种失落，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去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了。因而对于我国图书馆界，理论研究环境和运用机制是较之研究本身更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B：如果说事业建设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层次应当是最具功利色彩的部分，正如您说的由于缺乏理论转换的机制，使这种功利目的未能实现，是很可惜的。
A：如前所说，实践方面在抱怨理论的同时， 不注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在图书馆界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仍是值得重视的，如有的专业杂志苦心组织的关于市县馆藏书特色和藏书实用性原则等问题的讨论，就远远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这反映了人们对理论的漠视。
B：但实际上在图书馆界某些领域理论运作的机制是非常好的， 如《中图法》改版使用，文献著录标准化等方面，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理论运作机制运作的差异进行研究，我想这不仅仅是理论层次的问题。
A ：八十年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理论家们对理论执著追求的精神，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这种信念未有稍减，庐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仍雄心勃勃地提出“清理学科理论现状，规划学科建设未来”，范并思、葛民、党跃武三位先生在一篇对话录中仍高扬“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的旗帜，这在理论图书馆学式微的时候，表现了一种胆略和气魄。然而，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其理论大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记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本内刊上读到一篇关于目录学学科建设的文章，作者认为真正科学意义的完善的目录学的建成，还需要漫长的路程。当时我深为作者的见解折服。图书馆学亦是如此。
B：理论家们对理论的执著追求有时表露出某些焦躁情绪， 前面已指出这种文化现象的文化背景，但是否也含有某些世纪末情绪？
A：主要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八十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造就了飞速发展的图书馆事业，而且造就了它的一批杰出理论家。理论家的素质不但包括理论素质，同时也包括情感素质，这种情感素质要求理论家对理论大厦具有理智的态度。总的说理论家的这种情感素质显得脆弱。
B：八十年代图书馆学曾呼唤大家，但大家似仍未出现，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A：八十年代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问题， 也开始深入到对“人”的研究，如刘洪波的《第二代图书馆学家与图书馆学的多元化》、 文丰的《对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研究》，都是很好的研究文章。但是一门学科的研究状况与这门学科理论大家的出现并不具有绝对必然联系，虽然有密切联系。一门学科只有出现理论的重大突破的时候大师才会降临。八十年代只是理论图书馆学框架初步形成的时期，大师的出现尚不具备其客观条件。但是在八十年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涌现了杰出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图书馆学百科全书上》。
B：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很宽，从基础理论到分类编目， 不同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品格和特征，因而要承认和尊重他们的特殊性。
A：是的，范并思提出的三种图书馆学， 不但表达了研究范畴的不同，也涵盖了对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往往只从表面看问题，理论和实践各自从自己的特殊性来要求对方，而忽略了学科研究和研究者的差异。搞实用图书馆学的抱怨从事理论图书馆学的“玄”，不理解科学理论抽象的作用和价值，这种抽象永远具有“玄”的特征，如刘洪波的“知识组织论”，将图书馆对文献的整理抽象为知识的组织。这种抽象可以说是科学研究有灵魂，舍此就不存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但从事理论研究的也不应以自己的研究特征去要求搞实用研究的，不宜将所有从事实用研究的研究者斥为“工匠”，“工匠意识”对于基础理论研究是无益的，而对于实用研究却是必需的。
B：用学科研究的层次性可以解释一些问题， 除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学科研究层次来解释。
A：是的，譬如研究方法问题。按照葛民的说法， 引进先进的方法是理论家开出的拯救图书馆学的一个有效的“药方”，理论家曾对方法论寄于极大的期望。但是10多年的研究状况告诉人们，这张“药方”仍是极其有限的。一些自然科学方法如数理统计方法更适用于一些研究具体文献的领域，如在文献学、目录学基础上产生的文献计量学、书目计量学、还有藏书复本理论问题等，都是相当有成绩的实用研究领域，然而一旦这些方法到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就显得威力十分有限了。
B：八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方法论是个最热门的话题， 也是最时髦的话题，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的研究动辄就是数理统计的方法，一个简单的问题非要用一套一套的算式来说明，好象非如此就不能显示其科学性。后来史学、文学的研究在新方法论问题上并未尝到甜头，才认识到任何方法的应用范围都是有限的。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层次来说，那些曾经试用过的新方法并不都是什么灵丹妙药。基础理论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应当选择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但从图书馆学这个庞大的学科体系来看，各种方法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A ：当我们回首八十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学科理论的不成熟，研究方法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有时表现为对外来理论或方法接受的盲目和匆促。但是从总体看这种对外来营养的吸收是有益的，实际上这种广取博收已对我们的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图书馆来说，对待新的方法和理论的态度不应是拒绝而应是扬弃。
B：基础理论研究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怎样， 终于还是越来越沉寂了。是否基础理论的杭州会议时代将一去不复回了，基础理论研究将长期沉寂下来？
A：基础理论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做， 基础理论还要回答事业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如信息社会对图书馆的要求，图书馆在现代化信息网络中的地位，现代图书馆与文化传统的矛盾，等等，都迫切需要理论的定位和诠释。信息社会的迅速到来要求图书馆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决策，将为基础理论开辟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基础理论缺乏研究课题，而是怎样重新组织起自己的研究队伍，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也许会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带来新的希望，然而队伍的建设将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实际上九十年代已不再具有八十年代那么一种特殊的人才环境。
B：但人们毕竟是更成熟了，更理智了， 也许九十年代人们能够自觉地超越自我、将情感色彩浓重的图书馆学升华为真正理性的科学图书馆学。
来稿时间：1995年10月
Review,Introspec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basictheorie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Han Jizhang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sed simeinportant problem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donestic basictheorie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ince 1980,and pointed out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research area,and emphasized thecorrect value concept's great maning to the scienc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