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论张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弦是我国新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本文对张弦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精神风貌、时代特征，遭际命运、希冀追求以及作品蕴含意义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复杂性，从真、善、美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开掘和评论。
张积礼：男，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秦泗杰：男，甘肃省水利厅干部。
张弦的小说虽然数量不算太多，可细细读来，颇给人一种震撼的内在力量。
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取决于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在张弦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善良的、美丽的女性形象，她们扎根并生活在中国这块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土地上，她们身上烙满了时代的印记。她们大都有着朴素的执着的人生追求，希望在工作上、事业上有所造就，无愧于那个时代和这个世界；渴望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幸福美满。然而，她们大多是不幸的，她们经历了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她们饱尝了人生的酸辣苦味，即使尝到一点甜头也是短暂的，瞬间即逝。她们的结局有悲有喜，即便是带有喜剧的尾声，也潜伏着悲剧意蕴。她们不乏自尊、自信、自重、自爱、自强的个性特征，但在强大的俗恶势力面前，她们又显得那么缺乏准备、经验和勇气。或许可以这样说，她们是一只只娇嫩得令人可爱的羔羊，是一个个善良得令人可怜的弱者。
作者在塑造这群朴实无华、美丽善良的女性形象时，同样显示了他那质朴写实的创作风格。读罢张弦的作品，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贴近生活的“真实”，是每个过来人都能亲身感触到的曾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无论叙事、写人、绘景，都是那么真实，毫无雕饰之感。尽管似乎有点平淡，有所拘谨，也正如作者所自述的那样：“不敢奢望能有力量干预什么，或者教育什么人”（《张弦短篇小说集》后记），但他的小说，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无疑是成功的，总有一股内在的力量，警醒着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当无形的俗恶的东西向你袭来时，你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只有这样，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才能生存和发展。
（一）烙满时代印记的真实女性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文学，都必须尊重并忠实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张弦正是遵循这一创作规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生动、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真实女性。他的作品除了个别地方插叙其他历史情节外，主要反映了建国后的三段历史时期：
一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不断增长的先进的物质文化要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者起初面对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他那年轻热烈的心也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情不自禁地唱起自豪的赞歌来。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作者不得不去冷静地思考和探求。他的早期作品《上海姑娘》中的白玫、《最后的杂志》中的红芬、《羞怯的徒弟》中的温玉宽、《苦恼的青春》中的李兰等，无一不是那个时代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他们生活信念单纯，对工作一丝不苟，责任心和事业心强，对爱情的选择也只有符合那个时期特征的男性青年才能配得上他们。
在这些作品中，更有份量、更有代表性、更有时代感的要算《苦恼的青春》中的李兰（可惜这朵花开迟了，作者写于1957年，直到1980年才发表）。她生于苦难的战争年代，从小受尽了生活折磨，幻想着有一天象“灰姑娘”那样被仙女救出火坑。然而，“仙女没有来，解放军来了，她得到了一个比灰姑娘的天宫更美丽、更广阔的世界”。她非常热爱新社会，珍惜今天的新生活。她认为明天的一切一定会比昨天和今天更有趣、更有意义。她相信党、相信组织领导，相信所有的同志。她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对别人要求也是那么严格。她认为爱情是非常严肃的，要具有社会主义的爱情特点——那就是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工作表现都要好；生活中互相尊敬，工作上互相帮助。应该说，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好青年。然而，生活并不象她所想象得那么简单，是十分复杂的。她那年轻美丽的青春“被一层暗淡的阴影笼罩了，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正如闪闪发亮的金属，蒙上了一层锈。”她的正面理想和现实生活发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最终她的团支部书记被改造掉了，她的男朋友郭进春也跑到那个她自以为比较轻浮的姑娘燕婷的怀里去了。于是她开始冷静地反思。
李兰、白玫、红芬、温玉宽，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侧重点开始准备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张弦早期四个作品有三个是直接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另外一部也是间接地写出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那种在人与人的关系和工作关系上的正常的、令人留恋的、一去难返的社会风尚。同时，我们也嗅到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几起几落的“左”的火药味。
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不堪回首的时期，也是作者心目中塑造女性形象最富有代氛围的标志。《记忆》中的方丽茹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阿，她对放映工作一向是认真仔细的。可有一天在放映前，她收到她师傅李克安的一封充满感叹号的情书，她刚读了开头就慌了神，竟然把师傅已经倒过的影片又倒了一遍，结果银幕上出现了被颠倒了的领袖形象。就这样，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只不过把电影胶片颠倒了几秒钟，而她本人却被颠倒了十几年，她的青春也在这一刹那间被毁灭了。《舞台》中的薛兰菲被养不活她的父亲送进旧戏班子，跑遍了大江南北，闯过了艰难学艺的大小关口，练就了一身功夫，可正当她艺术上臻于成熟，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的时候，舞台的灯光熄灭了，她被关进了牛棚。她的青春连同她的艺术才华消失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可以说是时代印记更为深刻的一部小说，就连沈山旺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存妮生于1955年，家乡丰收了，沈山旺第一次存钱，于是就叫存妮。荒妹生于1960年，母亲菱花从外地讨饭回来生下了她，当沈山旺望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孱弱的女儿时，他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了苦笑：“唉，谁叫她赶上这荒年呢？真是个荒妹子呀……”！《角落》虽然表现了一家两代三个女性在“土改”、“初级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和命运，但作品的着力点还是围绕她们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发生的不幸遭遇揭示主题的。存妮和小豹子之间“原始的、本能的、贫困的爱情”悲剧究其根源，固然是物质贫困和精神文化匮乏造成的，可那特殊的历史时代是不能推御责任的。他们因一时的盲目冲动发生越轨行为，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野蛮的殴打，无所顾忌的羞辱，结果，不但逼死了存妮，还给小豹子定为“强奸致死人命犯”。给涉世未深的荒妹也带来严重的心理障碍，被那巨大的阴影压抑得一直不敢正视生活。试想，在那个时代，“要读书，老三篇；看电影，老三战；唱歌跳舞老三段”，何况一个偏僻山村角落，还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张弦的另外两部小说，《未亡人》中的周良蕙和《挣不断的红丝线》中的傅玉洁，她们的丈夫也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别被致死和批斗，否则，她们的婚姻家庭也不致于破裂。
十年动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从她们身上的印痕，可见一斑。
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这是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物质文化基础发生了变化，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方丽茹，薛兰菲、沈荒妹、周良蕙、傅玉洁，都开始重新认识或安排自己的生活道路，而《银杏树》中孟莲莲似乎没有感触到周围的变化，她一直还在痴心于当年的恋人、现代的陈世美式的人物姚敏生，企盼他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重归旧好。可姚敏生变色的折光毕竟反射到她身上了。她虽然总算在“贵人相助”下得到了婚姻，却失去了当年的爱情。代表法律保障的结婚证上并排写上了他俩的名字，但比起银杏树上并排刻着的名字难道更有价值、更为宝贵吗？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了，卑污的沉渣也会泛起的。
与孟莲莲迥然不同的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新的女性人物要算《回黄转绿》中的尹影了。她原是个默默无闻的统计员，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处女作《梦》真的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于是她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明丽起来，连那平时她不怎么喜欢的摩登女郎的大广告和那“毛毛雨”的歌声也觉得别有韵味了。可当她联想到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时，她感到枯燥、乏味、没有光泽、没有生机。其实，她的赵秉康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庭中，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堪称一个好丈夫，可在她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小市民罢了。她要追求的是编辑部南宇那样的伴侣。终于，她的婚姻解体了。但南宇没有答应她，反而对她说：“人总要面对现实，无论多么崇高的理想之光，也是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升起的……”，她迷蒙了。如果说张弦通过孟莲莲的悲欢离合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这样一个还没有理出头绪的社会课题的话，那么，他通过尹影的喜怒哀乐又提出了怎样选择爱情婚姻这样一个没有理出头绪的家庭课题。其实，那时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家庭观念问题，都一时很难理出头绪来。经过“十年动乱”，有好多问题亟待解决，而且，新时期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它确实能促使人们去思考、完善这些问题。
张弦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说都是一些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肯食人间烟火的人。同时，她们的命运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她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她们是烙满时代印记的真实女性。
（二）扎根现实土壤里的善良女性
我国人民一向具有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我国妇女又格外能忍辱负重。这是我们这块黄土地孕育的结果，也是几千年来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思想意识吞噬的结果。
张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心地善良，性格纯朴。她们永远不会想到去害别人，也不提防有人会要害她们。她们蒙受了摧残，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文革”中蒙冤十多年的方丽茹，平反后，她带着伤疤和皱纹，见到当年亲手给她做了错误处理的宣传部长秦慕平时，她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愤慨，还用农村妇女的方式，麻利地从篮子里抓了一把花生和几个茶鸡蛋塞往秦慕平的口袋里。多么好的人民啊，多么善良的女性啊！沈存妮在投水轻生之前，唯一来得及想到的事，就是把身上那件还算值钱的葵绿色旧毛衣脱下来挂在树上，带着体温和青春的芳馨，留给她的妹妹沈荒妹。年轻时就守寡十多年的周良蕙，结识了一位“绿衣使者”——邮递员，燃起了爱情之火，然而当儿女们无情地责难她的时候，她只能含着眼泪忍受着，只能面对丈夫的遗像写信，来倾诉自己的哀怨。一个多么善良的母亲，一个多么善良的妻子呀！
《污点》中的季桂贞更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女性。她二十岁时从农村来到省城，考进会计训练班。她为了同情和解救那个有妇之夫人的痛苦，在他的花言巧语和苦苦哀求下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他，生了私娃儿。从此铸成大错，留下终生遗憾。为了孩子，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她三易其地，可这历史污点还是不翼而飞。更可悲的是，她在一家商店当营业员，几只手表被盗贼偷去，她吃了半年多的冤枉官司。当她从拘留所放出来的时候，公安人员只对她说了声“误会”，她就立即诚恳地表示：“要感谢党，感谢公安局领导”。试想，任何一个善良的读者，看到这里会有什么感想呢？
不妨再去看看那银杏树下的孟莲莲吧：“我同他好，舅舅、舅妈都反对。敏生的家就在村东头，只有个老母亲，什么条件也谈不上。我们只能偷偷地好。后来，舅舅给我弄了个上大学的名额，我一想，应该把名额让给他，我跟舅舅一说，家里就闹翻天了，我爹和后娘都跑来了——都骂我傻，发了昏……他走的头一天晚上，我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他戴上。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为他好，为他有出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我心甘情愿。我给他寄钱，寄衣裳，我不能让他在大学的同学面前寒碜。我托人从上海带来毛线，夜里，我改完作业，一针一针地织，把我想他念他的心全织到里面去了，让他贴身穿着，暖暖和和的。我还养了两头猪，种两份自留地——那一份是我死去的娘的。我忙个不停，我觉着我比谁都忙得快活，忙得有盼头。他放假回来，我连一担水都不让他挑……好容易盼到他毕业，分到我们县教育局工作……我把房子翻盖了，家具也打好了，我听说城里兴这种床，叫当木匠的表弟特地到县城学了样子来打的……”唉，多么善良的姑娘，她为他奉献了一切包括她那宝贵的贞操！可那个没良心的姚敏生却拒绝了婚约，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不同你结婚，大不了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现在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还吃香呢！”他骑上莲莲省吃俭用给他买的那辆自行车，带着另外一个姑娘逍遥自在地玩去了。莲莲哭着从县城回家，她想到了死，可她又想：“人总还是人吧，说不定敏生只是一时糊涂吧……”后来，家里人知道了，让莲莲告他，可怜的莲莲想到的是，如果告了他，让县里领导机关知道了，批判他，处理他，那他不就完了吗？就这样，她自己忍着、等着、忍着……
读到这里，有人会说：“莲莲实在太善良太软弱了！”是的，软弱和善良往往是孪生姊妹。如果莲莲能够毅然抛弃对敏生的幻想，斩断恋情，昂起头来，挺直腰杆，把全部身心投入她的教学工作。她作出了成绩，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模范人物，真诚的爱情也会在忘我的劳动中悄悄来到她的身边。那时，偶然遇见碌碌无为的姚敏生，她将投以多么轻蔑的一瞥啊！当然，这是理想中的莲莲，而现实中的莲莲，现实中的方丽茹，季桂贞……她们都不会那样去做，因为她们扎根并生活在中国这块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的现实土壤里。她们身上流出的每一滴汗水，血管里流出的每一滴血，眼里流出的每一滴泪，都倾注着中华民族普通劳动者善良的成份。她们大都出身平凡，文化不高，阅历很浅，对于善与恶的分辨能力总有一定的局限。象方丽茹，她只能确信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但她没有能力对摧残她的那些岁月作出科学的评价。存妮和小豹子幽会被抓，捆绑、殴打、辱骂等不法行为，在她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小豹子被当成罪犯绳之以法，荒妹还认为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后来，许树荣提出要给小豹子平反，她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
那个原先纯净得象一杯清水，还来不及思考人生的周良蕙，十九岁时就被那老练的、地位显赫的市委书记维明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如同顽皮的孩子征服一只柔弱的小猫。沉溺在痛苦中的莲莲，她自己是无力自拔的，要不是巧遇女记者常雁和得力于当代的包公——县委书记郑霆的帮助，她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她和姚敏生结婚了，她竟然真的相信她舅妈的那句话：“这叫命里有贵人相助！”看来，她也只能这样认为了。但她们可能不清楚，当厄运降临到她们头上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们为什么那么善良而又软弱？其实，她们就生活在其中而不知。她们的生活土壤本来如此。这块土壤一方面培育着善良的种子，一方面培育着软弱的苗子。这块土壤就是她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多少年来，旧的封建意识、传统的世俗偏见，并未根除，新的荒谬现象却在悄悄地滋生蔓延，导致本来就容易紊乱的生活秩序出现阴差阳错。方丽茹、薛兰菲虽然都曾企图自杀过，但她们还不能说是天生的弱者。她们在那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中，自然会本能地颤栗。存妮、季桂贞、孟莲莲也都是很能干的农村妇女。可存妮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因“贫困”和“饥饿”她偷食了“禁果”，闯下了弥天大祸，她承受不了周围环境对她毫不留情的鞭鞑和谴责，更何况她没有一点能力和他们抗争。季桂贞一失足铸成大错，她象逃犯一样逃也逃不脱，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了半年之余。她决没有想到，释放后，她的历史污点再一次被揭露，尊严再一次被损伤，宁静再一次被打破，往后将再一次被歧视、鄙薄或讥诮的议论所包围。这不仅是她自己，连她唯一的儿子也要受到耻辱的牵连。她深深地感到这外面的世界，这外面的现实她是无法生存了。她宁可回到拘留所，宁可去承受蚊子、跳蚤的咬噬和烂咸鱼臭味的攻击。她不再咀咒那个小偷把她害苦了，反而咀骂那个小偷为什么要交待出偷表的真情来。“把我送回拘留所去吧，把我当窃贼来处分吧，我实在受不了啦！”这就是她近乎绝望的呐喊！孟莲莲的软弱似乎有点自发式的，其实不然。因为她跟敏生好，一开始就遭到全家的反对，后来她知道敏生变了心，她不敢告诉家里人，不敢让乡亲们知道，怕他们挖苦她，耻笑她。再说，“我们俩早就……从他第一次放假回来，我就已经——是他的人了！”可见，她的软弱固然是由她自身过于善良的缘故，但仍能找到一定的社会根源。
身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步足到沉寂与爆发之间交叉路口上的周良蕙，继续“守节”，还是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她有的是勇气，可惜她已经燃烧起来的爱情火花又遇上那凶猛的洪水袭击，差不多将被扑灭。她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这一切。她自叹身单力薄，感情脆弱。“只消孩子们一滴清泪，就足以浇灭母亲炽烈的爱情火焰；只消儿女们一声叹息，就足以吹散母亲争取幸福的决心啊！”由此看来，她依然是个强中的弱者。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傅玉洁了。少女时代的傅玉洁，是多么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啊！解放军进城来了，她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教会，连夜给她在一家私营银行当股东兼经理的父亲发去一封简短明确的电报：“我要走自己的路”。她参军了，当了一位文工团员。不久，组织股长马季花告诉她，说齐副师长相中了她，要她做好准备，并给她做工作说：“什么美，什么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他脸黑，那是风吹的，日头晒的，战火硝烟熏的。咱们无产阶级看来，就是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啥、恨啥，都是他的立场观点所决定的。”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方式又与傅玉洁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恋爱如此相悖，实在使她无法接受。于是，她去找同伴商量，宣传股的干事苏骏听说后故意讲怪话给她听：“不是总批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吗？那为什么他们老革命不爱农村的无产阶级姑娘，偏要找小资产阶级小姐呢？……”这几句话一下子道破了她苦恼深处的症结，同时也给了她一种反抗的力量，她拒绝了这门婚事。代替她的是她的同伴汪婉芬。后来，她和苏骏都离开了部队，不久就结婚了。苏骏被打成了右派，她一个人带着女儿受尽了生活的熬煎。苏骏摘掉了帽子回来了，人却变得唯唯诺诺，胆小如鼠，逆来顺受。当年的风度没有了，当年的锐气没有了，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也没了。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她感到再也不能和他共同生活了。终于，他们分离了。她象一只时刻警惕着猎枪和陷阱的小鹿在曲折的道路上奔跑着。当她发现她的脚下只不过是平凡而又平凡，没有丝毫罗曼谛克的坎坷小径时，她感到除了深深的疲惫，她什么也没得到。她忽然听到命运之神再一次叩响她的门。老齐的妻子汪婉芬患血癌去世，马季花又来替老齐说媒。她居然就范了。那天夜里，老齐亲切地微笑着说：“人们说，婚姻是前生注定的，月下老人在上一辈子就用红线拴好了。小傅，咱们俩不也早就拴上红线了吗？”是的，那是根挣不断的红丝线！她自己也分辨不清是自我满足还是自我嘲讽。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这根红线并不是传说中月下老的功劳，而是现实生活中凡人们编织的。她年轻时曾憋着一股劲，现在她的女儿左英也这样表白：“我要走自己的路！”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啊，世界上任何一条路不都是人们脚踏实地地走出来的吗？她们不愧为扎根于这块现实土壤里的善良女性。
（三）在逆境和不幸中挣扎追求的美好女性
善良的弱者并不等于没有美好的追求，并不等于没有自强的愿望。她们大都有着秀美的外表和纯洁的心灵，她们都曾有过美丽的青春和程度不同的追求。然而，她们的追求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制约。“文革”中残遭迫害的方丽茹，并没有被摧垮、被压碎。她象一粒被轻率地抛到岩石堆上的种子，从缝隙中找到了土壤，伸进了细根，钻出了嫩芽，终于生存下来了。在方圆几十里的山区，她是独一无二的不脱产的接生员。听说要给她平反，老乡们真比她自己还要高兴。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都已经八岁了，跟着他妈跑了十多里路送她上车，嗓子都哭哑了！谁能想到，她还是姑娘，一个已经三十四、五岁的独身姑娘！重返舞台的薛兰菲，乳胸已经塌附，腰臀之间已经失去了柔美的曲线，体形变了，脚下明显缺少了弹力。她自感力不从心，但她愿意象卓别林在《舞台生涯》里演的那位艺术家那样——死在舞台上。在老朋友刘德煌的帮助开导下，她才回到现实中来，把自己宝贵的艺术经验传给了她的女弟子宋碧华，舞台上留下的只是她过去的影子。
《角落》里的沈荒妹，自从她姐姐出了那件事后，她害怕和憎恨所有的青年男子，见了他们绝不交谈，避而远之。可是，青春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她觉得世界上什么都变得美好了。她对许树荣在气恨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好感，尽管她还不承认那是爱情！不久，她母亲给她选定了一门亲事，并送来一件簇新的毛线衣，还答应见面时再给十六套衣裳、五百块钱。被封建思想残余深深禁锢着的、一向沉默寡言的沈荒妹终于爆发了，她挣扎地喊道：“不，我不要，你这是把女儿当东西卖了！”十九岁的存妮被原始的“爱情”冲动葬送了生命。十九岁的荒妹不愿被包办的婚姻牺牲自己的青春，而三十年前十九岁的菱花就是用今天荒妹的行为冲破了封建枷锁，获得了婚姻自由。与“角落”里的女性那种朴素的追求大不相同的还是那位具有现代气息、个性独特鲜明的女性形象尹影了。她的追求似乎太高雅了，理想彩色太浓了。但决不能认为她的追求是不现实的，是超尘脱俗的。她是人，她是个内心世界充满丰富想象力的现代人。她认为生活中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理想、没有情趣，也就没有爱情。她酷爱文学、酷爱她那盆高洁优雅的水仙花，这正是她美好心灵追求的反映。她和那个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称职的丈夫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可真正爱情的火花一星点儿也未碰撞出来，这正是她不满婚姻的症结所在。她下决心和赵秉康离异了，可立即招来周围人的冷眼相视。她全然不顾，下决心主动出击，追求南宇，然而没有成功。她或许重新回到现实中来，重新回到赵秉康那期待的怀抱。尽管如此，她的追求是应当肯定的。疲惫不堪的傅玉洁本是是个最要强的姑娘。从“我要走自己的路”到应征入伍，从谢绝和齐副师长结婚到和苏骏结合，从和苏骏离婚到拒绝白铁队长的纠缠，都说明她是个奋力追求、不甘任人摆布的女性。虽然她最后屈服于现实，也不能说她那颗美好的心灵彻底泯灭变质了。
当然，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是我们的周良蕙了。自从她认识了那个普通的邮递员，她才恍然大悟——爱情是多么不平等啊！她的丈夫维明书记那种爱情只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罢了。而他——一个卑微的绿衣人，闪烁着的是真诚、善良和平等的火花，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生活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的“初恋”，而决不是第二次爱情。当她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时，当她挣扎在凄风苦雨中，是他无声地给她送来了亲人的消息。当她的孩子患病时，是他用自行车而不是小汽车送他们到医院，并整夜整夜地守候在医院走廊的临时病床前。他每次送来一封汗渗渗的信，同时也送来了真挚的同情、友谊和关怀，送来了温暖、芬馨和光明。她认为，朴素的给与、卑微的奉献要比丰厚的施舍、慷慨的恩赐宝贵得多。她所需要，她所珍惜的正是这个。她不需要什么“伟大的爱”，她只需要平凡的爱。于是，她以一个不幸的未亡人，一个柔弱的中年女性，一个虔诚的爱情追求者，一个刚刚意识到人性尊严的稚子的身份，向死去的丈夫写信，请求因他生前的地位和死后的影响所恩赐的一切待遇统统收回去，让她回到那卑微的小护士的岗位，摆脱“夫贵妻荣”的耻辱枷锁，还她独立的人格，女性的尊严和爱情的权利。什么新的住房啦，什么局处级主任啦，什么要保持“晚节”啦，统统各归其主吧！然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来自市委大楼的干涉，来自家庭儿女的威胁，来自那个恪守了三十多年寡的未来婆婆的封建偏见的阻挠，她在执着中犹豫，在前进中徘徊，但她那美好心灵追求并未冥灭。她要寻根问底，她要让那死去的丈夫给她一个明确的、令她满意的回答。
如果说傅玉洁在挣扎中追求幸福而感到浑身疲惫宣告失败的话，那么，周良蕙应该说仍在挣扎中求索。她愤然质问：“为什么共产党员不以破除反而以恪守封建道德为荣？为什么要把我的幸福锁在令人尊敬的骨灰盒里？”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她会重新振作起来的，她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十年浩劫对于她来说，毕竟没有白过。被公开辱骂为“叛徒的臭老婆”她都挺过来了，而今，那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社会的和家庭里的，党内的和党外的流言、非议和压力也算不了什么！恰恰相反，这正如用酒精来灭火，越浇越旺。
（四）真善美的咏叹艺术
张弦是个真正的写实作家，他从社会实践中走来。他的创作态度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努力追求的只是真实的再现生活，比生活本身更真实地再现生活。”（《张弦短篇小说集》后记）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因而，他的作品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较好地统一。他的创作风格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他的作品是那些比较严肃、格调不低的作品中最好读的，又是那些比较好读的作品中最严肃和最有容量的。他写的多是爱情故事，但更是写了社会、历史、人间烟火。他写的大多是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悲欢离合又多是表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里的，而她们的爱情又是发生在、变故在、回响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等深深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他的小说中矛盾纠葛虽然很多，可线索并不复杂。没有大智，大勇或复杂深奥、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没有那种爆破式的、倾泻式的恃才大书，没有那么多大段抒情、哲理、政论以及那些令人羡慕晕眩的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学识显示，没有那种惊险离奇、曲折晦涩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往往是通过一些平常的故事情节自然而然地演进来展现的。结构比较完整、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在叙述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时，善于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或正面叙述，或插叙倒叙，或回忆追述，或前后呼应。《未亡人》采用书信体式更具匠心，独特新颖，贴近了读者的感受。语言上朴实干炼、平而不谈、朴而不陋。
细节描写和景物描写是作者的一大擅长。《角落》中的一件葵绿色的毛线衣，原是母亲菱花的嫁妆，后给了存妮。就是这件毛衣，成了小豹子冲动的导火线。存妮死前又脱下来挂在树枝上，加深了对存妮性格的挖掘。存妮死后又成了荒妹怀念和怨恨的托物。同时，也有了物质贫困的象征。后来给荒妹说媒时送来的那件毛衣，便成了买卖婚姻的佐证。《银杏树》中的一个细节更令人拍案叫绝。当年的姚敏生和孟莲莲，同在一个乡村教学，他俩相好了。调皮的学生把他俩的名字并排刻在那棵伟岸挺拔的银杏树上。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细节啊，既逼真可信，又富有浪漫色彩。正是这个细节，引起催人泪下的故事端倪。后来，莲莲在县城遭到敏生的拒绝，回家的途中到银杏树下，想到临死前将名字刮掉，又一想：“留着吧，作个纪念！”正是这个细节，更加深化了莲莲善良痴情的内在性格。也正是这个细节与最后结婚证上并排等着的名字形成了意味深长的鲜明对照。
《回黄转绿》中对那盆水仙花的细节描写也是非常巧妙的。这盆水仙花绝不仅仅是单调的环境中的点缀，或苦闷日子里的一点乐趣。对于尹影来说，水仙花的高洁、优雅、娇弱、苦寂和落寞，正是她本人活生生的写照，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另外，作者写景的篇幅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很多，可都恰到好处，溶注着作者良苦的构思。在他的笔下，景物描写不是随意写来，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充分展示主题，衬托人物性格，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她对那棵银杏树的描写：“呈现在眼前的，真是一株非同一般的银杏。高大、挺拔、傲岸、秀美、矗立在一片矮小的松树之前，更显出气宇轩昂。刚直的树身中间伸出几条柔曼的臂膀，将密密层层的嫩黄色的叶儿撑开，象一柄硕大无比的伞。斜阳已经无力照临四周的矮松，将全部余辉慷慨地倾泻到大伞上，使它更加璀璨夺目，犹如一朵金色的祥云，浮悬在苍茫的暮霭之中……”这一奇景不用亲临其境去观赏，一饱眼福，就是读上一遍，也令人心旷神怡，产生一种欲腾欲飞的奇妙的想象。银杏树是小说的题目，也是故事发生的故乡；是题材产生的源头，也是情节发展的公证人，更是那位女植物学家韦静怡性格的象征，同时也是那位善良柔弱的女主人公孟莲莲性格的反衬。《回黄转绿》中对枯黄的法国梧桐的黄叶描写和那盆浅绿淡雅的水仙花的描写，对刻划人物性格，紧扣题意，也起到了色彩鲜明的对比作用。水仙花象征尹影的心底意蕴，黄叶比喻她的现实感受。由此可见，作者具有捕捉选择大千世界景物的高超本领。
此外，张弦对他每篇作品结尾的处理也是令人折服的。或给读者留下一个深沉的思索，或给读者留下一丝光明的希望，或给读者留下再创作的广阔天地。他从不独吞果实甘味，要与读者同悲同喜，共享艺术情趣。更可贵的是，在《挣不断的红丝线》和《银杏树》两篇小说的结尾，突破了他在许多小说里驾轻就熟地写惯了的善良者失去自己青春和爱情的咏叹调的处理手法，安上了一条貌似可喜而令人回味的尾巴，这种喜剧式的结尾比哭哭啼啼的悲剧更使人震惊。
愿张弦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开出更加鲜艳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