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上看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上看论文,新经济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1-0001-05
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研究的比较多，但大都是从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还不多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是微乎其微。新经济政策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探索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较为深入一点的研究告诉我们，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宝库，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以很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加以分析和概括，从哲学上看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由于文中涉及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大量的直接论述，引文不可避免地要多一些。）
一
列宁在制定和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从物质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首先，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以承认落后、承认困难和承认危险为出发点的。
所谓承认落后，就是承认苏俄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列宁对于苏俄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的系统分析，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开始了。后来，为了制定和推行新经济政策，他又重申了早就作过的这一分析。他一再指出，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并不能因此而很快改变。他在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对当时苏俄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系统分析，在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中又重申了这一分析。他写道，俄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如下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1](P522)“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2](P490)显然，在这里占优势的社会经济成分是(1)、(2)两种，它们不仅比(4)(5)两种落后，比“(3)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落后。实事求是地承认经济文化落后，这是科学地分析苏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关于承认困难。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不久，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苏维埃国家已是“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2](P584)他在回答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们的讥讽嘲笑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诘难的时候公开地承认：“困难是巨大的”；包括由于多年的战争和灾荒，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无政府状态、粮贩的商品交换处处都在破坏我们的工作，等等。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困难，我们将逐步地顽强地克服这些困难”。[2](P559-569)
关于承认危险。列宁指出：“危险是很大的。”不但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而且我们革命的先头部队有脱离它率领前进的人民大多数、主要的同盟军农民大多数的危险；如果不能实行退却，我们甚至有灭亡的危险。而退却本身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他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正是在退却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2](P673)；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的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2](P664)。
其次，列宁不但贯彻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而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表现在他不但承认落后、困难和危险，而且承认错误（甚至是路线性的错误）和失败。
在俄共（布）十大上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中他指出：“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当然是一种错误。”[2](P450)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P570)他还多次谈到，在确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犯了不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列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还进一步地表现在，他丝毫不掩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而是在俄共（布）十大上直接了当承认“这是政治错误”[2](P452)；他还把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以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看作“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P576)。作为党的领袖和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革命导师，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确是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列宁不但承认在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承认直接过渡遭到了失败。他在1921年10月的一个重要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2](P575)。后来，他又更明确地指出：“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尝试已告失败。”[2](P602)当然，像承认困难和危险一样，承认错误和失败，是为了纠正错误和反败为胜。
最后，列宁承认新经济政策是退却，承认新经济政策有“消极面”，承认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表现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列宁在1921年10月的一次专门阐述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2](P575)在这个月稍后一些时候的另一次报告中，他集中地说明了为什么要通过新经济政策实行退却，以及退却半年以后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他说：“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半年以后它的积极结果开始显露出来。他指出，经济生活的活跃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2](P603-604)
与世界上任何事情一样，新经济政策也必然有其两面性。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可贵的是，列宁把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彻到底，进一步指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半以后讲到：“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2](P737)。以后不久，他又指出：“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2](P768)。
列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最彻底的表现，是不但承认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要克服它的“一切消极面”，而且强调一定要向广大群众说清楚这一点。他在几乎所有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文献中，都说明了这一思想。他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指出，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2](P448)在《论粮食税》中他反复论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2](P503)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只要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2](P507)必须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他在1921年10月作的一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2](P576)党的任务就是使广大工农群众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2](P579)在稍后几天他作的另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而对于从1921年春季到冬季所实行的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2](P606-607)
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的唯物主义不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而且是战斗的唯物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在1922年3月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也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某种总结。
二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不仅给当时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提出了“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刊物”，要大力宣传无神论的任务，而且要求它的撰稿人“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2](P650-652)。列宁自己就是很好的榜样，他对新经济政策的阐述不仅贯穿着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而且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第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通过一系列过渡阶段，寻找过渡办法，采用迂回的方法。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几年之前，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飞跃”时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10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大的飞跃时代，就是说，这实际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大飞跃时代“真正要注意的是……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1](P505-506)这里所说的“链条”中的过渡环节，在社会发展路线中就是过渡阶段。
如果说在这里还是从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谈论问题的，那么列宁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就是具体谈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他讲道：“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2](P444)；“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2](P452)“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2](P457)
后来在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他又专门讲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办法的问题，指出：“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我们曾尝试用正面攻击的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方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2](P581-582)总之，像革命史上常见的那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是曲折前进的，如果设想沿着直线前进，就要犯错误。过渡阶段、过渡办法、迂回的办法，都是曲折前进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找出并抓住中间环节和主要环节。
他在《论粮食税》中重申了在苏俄仍是五层阶梯式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后，指出了为能顺利地完成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中间的途径、方法”等等，就是“中间环节”。列宁指出，在当时的苏俄，“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2](P509-510)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中间环节就发展成为主要环节。像列宁在以前指出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1](P506)这时中间环节就成了主要环节。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把非常复杂的政治事态比作一条链子，指出：“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这个环节是整个政治事态的关键。从十月革命开始，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摆脱战争，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武装抵抗，1921年的关键是有秩序的退却。列宁强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2](P692-693)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关于中间环节、主要环节的思想，不仅为以后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且直接丰富了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这是以前我们忽视了、以后要着力加以研究的。
第三，掌握“度”的辩证法。
“度”，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范畴，被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以后，又成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列宁在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阐释中，又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发展了它。
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理论上说，能不能执行新经济政策又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他回答道：“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2](P449)这里的“掌握分寸”，就是掌握“度”。
在这个报告中他讲到自卫战争中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候指出，由于执行了这一政策，苏俄创造了打败地主和资本家进攻的“奇迹”，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P450)在《论粮食税》中他再一次强调战时共产主义使苏俄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2](P502)这里的“限度”，就是哲学上的“度”的应用。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在社会领域，任何政策的实行必须掌握一定的“度”，都不能没有限度，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还是在《论粮食税》中，他是这样来说明作为新经济政策重要内容的粮食税的基本精神的。他写道：“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2](P572)在后来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又重申了退却“适度”的思想。他写道，当我们被迫退却的时候，“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进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2](P617)在这里，也提出了运用“度”这一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基本要求。
第四，阐述退却与进攻的辩证法。
在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阐释中，始终贯穿着退却与进攻的辩证法。前文已经说过，在他开始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指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实质是退却。在稍后的一些著论中，就全面展开了退却与进攻的辩证关系。
1921年10月底新经济政策实行了约半年的时候，他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次重要报告中，全面地提出了退却、停止退却和转入进攻的问题。他讲道：“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他回答说：“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针对当时私人市场比国家调节的商业强大的状况，他强调：我们“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日后最终转入进攻。”[2](P604-605)
既然是退却，就有个退却终点的问题。如果退却没有终点，那就成了溃退。他在几天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就专门讲了“退却终点”的问题。他写道：“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很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3](P617)到了第二年即1922年春天召开俄共（布）十一大的时候，就强调要停止退却了。他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2](P672)他一再重申：“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战胜私人资本家。”[2](P677)在1922年冬天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用一句极简短的话概述了退却和进攻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2](P732)这些话，简直把问题说到家了。
在这一报告中，列宁还严厉批评了执行新经济政策中“赶浪头”的倾向。他讲道：“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惑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2](P675)因为这种倾向不但妨碍了实际工作的进行，而且有可能使退却中的危险变成真正的危机。
三
列宁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特别注意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缺少了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3](P433)
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他针对路标转换派所宣扬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蜕变的论调，明确地提出：“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2](P677)并且通过大量的论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上文中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退却，而退却就要有终点，要有限度；退却是向后退，而后退是为了更有力地向前跳跃，即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作新的进攻。这些都包含了新经济政策是斗争策略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的策略，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策略。列宁在工会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中有过一句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阐发中，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政治目的。
第一，他把新经济政策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策略。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2](P543)他在这里所说的“新的形式、新的武器”，就是说的新经济政策。
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总结经验的重要文章中指出，我们既是“碰硬政策”的代表，但也“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2](P569)。这里所说的“改变自己的策略”，就是新经济政策。他在几天后所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把改行新经济政策称为“目前这场战争”；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资本家，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这就是这个斗争的实质。[2](P577-579)
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这种斗争形式的特点，指出这种斗争与军事斗争不同，这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和普通资本家、商人的竞赛。“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是在竞赛中谁能取胜[2](P667)。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所以这种竞赛又“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2](P679)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说过，只懂得阶级斗争，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列宁以上论述，我们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只讲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讲阶级斗争的人，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他特别重视共产党的领导者的作用，强调指出：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2](P681)列宁这里说得多么尖锐深刻而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呀！
第二，他把新经济政策当作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策略。他在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2](P456)。可见，列宁是把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在这次大会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谈到租让的时候指出，通过租让，使国家的资源得到利用和市场得到发展，就会提高农业生产；如果工人阶级手中握有极为重要的大工业部门，而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门上，那就会有更多的产品去同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那么工人阶级得到的好处就会比小工业多。由此而导致的“大工业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2](P467-468)。而工人阶级地位的巩固，是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租让是这样，粮食税也是这样。他在《论粮食税》中写道：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只有通过粮食税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才能有粮食和燃料。“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P501)这些论述都说明，新经济政策是办法，是策略，巩固工农联盟，进而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才是目的，而这又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首要条件。
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到现在已经近80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与当时的苏俄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大家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国际条件方面，都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在国内条件方面，我们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与当时的苏俄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它在哲学上给我们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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