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史已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文科院校进行教学。这是应该这样做的。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的历史，但现代文学史早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文科院校讲授多年。当代文学至今已有47年（1949—1996）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呢？过去事，就是史。昨日已过，昨日事即是历史。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史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当代文学史不能成为一门学科，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在实践上说都是没有道理的。
到1996年6月为止，我们看到的当代文学史即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出版社）、《新中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十多种。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概括，对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评论作了分类论述，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了评价，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必须很好肯定的。但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仍然有几个重大问题必须解决好，如此方可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
首先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左”的倾向的严肃批评问题。两者本来是统一的，当代文学成就必须充分肯定，“左”的倾向必须严肃批评。但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当代文学的成就肯定有余，而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左”的倾向则一笔带过。在当代文学史的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彻底揭露和批评了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左”的倾向，就会影响了对当代文学成就的肯定。相反，有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单篇论文中，则把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左”的倾向说成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主流，而对当代文学取得的重大成就则不屑一顾。我认为，两者都有片面性，都无助于对当代文学史的正确认识。
当代文学史是谁创造出来的？是当代作家当代评论家、当代文学组织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出来的。尽管47年来，党的领导出现过失误，十年“文革”更给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从整体上说，我们的党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对文学工作的领导，就全体而言，也是如此。更何况从事当代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报告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绝大多数对人民、对国家、对党赤胆忠心，努力以文学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47年来创作了难以数计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只是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三十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当代史的动力。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工作者则是创造当代文学史的动力。所以，充分肯定当代文学的成就，正是对党的文学工作领导的肯定，对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工作者的肯定，对唯物史观的肯定。因为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过“左”的倾向而否定当代文学成就，抹黑当代文学，是十分错误的。
但是，能不能因为要充分肯定当代文学成就，而对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左”的倾向轻轻带过呢？也不能。回过头来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无论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还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文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文艺整风”，即所谓“五大战役”，确实是错批了不少作家、评论家、错批了不少好作品，伤了文学界的元气。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除了几个“样板戏”，屈指可数的几篇文学作品，把绝大多数的作家、评论家都作为批斗对象，更是文学界前所未有的浩劫。新时期到来后，进行了拔乱反正，但“左”的倾向仍不时抬头。如“文革以来十六年论”，竟把“文革”后的六年与“文革”十年相提并论，说什么“文革”十年“左”是主要的，“文革”后的六年右是主要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如果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不对“左”的倾向加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今后仍有可能在文学领域内出现类似失误。
简言之，应该把充分肯定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彻底批判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左”的倾向很好地统一起来。把两者加以对立，或者不充分肯定当代文学的成就，或者不彻底批判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左”的倾向，都不可能写出科学的当代文学史！
（二）
必须认真研究当代文学思潮。
在目前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发表的当代文学论文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忽略了对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然而，正是当代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文学思潮的推动和牵扯，这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从思想分野上说，大致有三股文学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潮。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评论和研究文学现象。应该说，十七年间这股文学思潮就全局而言，占有主导地位。二是教条主义的文学思潮。这股文学思潮以“正宗马克思主义”的身份出现，凡是他们视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文学现象，一切文学作品、一切文学理论，都在扫荡之列。于是，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胡风的“写真实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全都受到了批判。对十七年的当代文学为害最烈的就是这股文学思潮。三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潮。不能否认，十七年间确实存在过这一文学思潮。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中，有人为小资产阶级争文艺的主角。六十年代有人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认为时代精神即是时代各种精神的汇合。“四人帮”把“时代精神汇合论”打成“反动文论”是极其错误的，但“时代精神汇合论”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调和、折中的性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这股小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影响并不大。
十七年间，从创作方法上来说，则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公式化概念化文学思潮和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区分。这是和思想分野上的三股文学思潮相对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思潮也颇为流行。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曾经着重反对过这一文学思潮。至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影响不大，但也确实存在着。周扬同志批评过的《农村奇事》就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代表作。
“文革”十年，占统治地位的是极左文学思潮。其代表性的理论为“三突出论”、“主题先行论”、“从路线出发论”、“新纪元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论等。在极左文学思潮统治下，“文革”十年没有留下一部可以传之后世的作品。
新时期到来后，则先后出现了怀念和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新的反封建文学思潮、新的“人的文学”思潮、“改革文学”思潮、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现代派”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和通俗文学思潮等十大文学思潮。
进入九十年代后，又有“新写实”文学思潮、“新历史小说”思潮、“新体验小说”思潮、“新都市小说”思潮、新市民文学思潮、“新状态”文学思潮、大散文思潮等多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显示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活跃景观。
从思想分野上看，从粉碎“四人帮”至今的文学思潮中则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思想僵化的文学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别。这也是客观事实。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近二十年来，它居于指导地位。思想僵化的文学思潮，是教条主义文学思潮的延伸，但它已不再以机械的教条的形式出现，而是无视八九十年代文学领域内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动不动就搬出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以之作为指导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唯一方针。如此落后于文学现实，正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近二十年间更是不时出现。当着我们着重反“左”时，当着我们强调改革开放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思潮常常乘时而起。其中可以刘晓波的中国文学得了“阳萎症”，要吃西方的“壮阳药”；文学就是“性、金钱”；要彻底抛弃文学传统等谬论为代表。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思潮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得势，它常常一露头即受到批判。但我们不能小看这股文学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数量很少，但能量颇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即掀风作浪，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二十年，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制动，促进了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发展，也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三）
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方法正确评价当代文学，这又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必须遵循和采用的方法。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有些同志往往不自觉地离开了这一研究方法，以致出现了失误。
一是如何正确地评价反映十七年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作家作品问题。“文革”前后的十七年，特别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社会生活中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所以“写真实”的作家，不少人写到了城市和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历史地、真实地、形象地表现了该时期的生活真实，应该说，这样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之作。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如此。但是，有些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竟对《创业史》、《山乡巨变》这样的优秀作品也一概加以否定，认为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就是错误的，《创业史》、《山乡巨变》都是失败之作。这就不是“求实”的观点、方法，而是以上面来的文件和今日出版的书籍来要求过去年代的文学作品了。柳青、周立波如果今天来写《创业史》、《山乡巨变》，很可能以批判的态度看待十七年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但他们也绝不会改变那一时期的生活真实，回避那一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相反，假如柳青、周立波把那一时期的农村生活写成风平浪静，莺歌燕舞，那就不真实了。自然，同样是写十七年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在艺术上也有高下之分，粗细之别。至于像“文革”期间出现的《虹桥作战史》，完全按照“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的反现实主义理论胡编乱造，根本不符合生活的实际，而且艺术上也十分拙劣，人物形象毫无个性特点，完全成了“四人帮”政治的传声筒，严格说来根本不是文学作品。总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必须以“求实”的观点、方法正确地评价反映十七年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斗争的作家作品，才能写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当代文学史。
二是如何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粉碎“四人帮”至今的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分三大块。一大块是十七年；一大块是“文革”十年；另一大块是“文革”后的近二十年。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情况是，对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得比较深入、细致、具体，十七年间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几乎全被认真地评论过、研究过。对十年“文革”文学领域内的历史教训也作了较透彻的探讨。但对于“文革”后的二十年的当代文学，有的写到1986年为止，有的写到1989年为止，而且只有极其简短的论述，还没有整理出一条准确而又清晰的线索来。然而，恰恰是最近的二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生动、最活跃、成绩特别显著而教训也颇为深刻的二十年。如果说，“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先后出现过，那么，在最近的二十年，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又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快速地演习过一遍。所不同的是，近二十年间的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思潮，而是吸收其“合理的内核”，而摒弃其糟粕。文学的发展已是多向性的，但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显示其生命力，在当代文学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党对文学工作的指导则更加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近二十年间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但是，近二十年间，文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教训。一方面“左”的倾向不时有所表现，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1979—1980年间，在1983年间，在1986年间，在1989年间，也曾四次抬头，给文学发展以不利影响。如何正确地在文学领域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又防右，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而更重要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必须足够重视近二十年间的新时期文学，把新时期文学提高到已经超越了十七年文学的地位来加以论述。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完整的当代文学史。
三是如何实事求事地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后文学领域内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问题。从1992年起，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经济领域内的一场大变动。四年来，一方面，文学的自由度扩大了；新一代的文学作家、评论家更快地涌现和成长了；题材更加多样化了；好作品层出不穷了；这是主要的。但是，市场经济又是一把双面刃，有其负面效应。在市场经济下，“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出现了；只讲究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作品多起来了；一些作家的心态开始浮燥了；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消极现象日见其众多了；以西方的价值取向作为我国文学创作取向的作家也绝非个别了……。总之，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扬其正面效应，遏制其负面效应，已成了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已经不能仅仅充当历史家，而是必须正视文学领域里的现实问题，还要充当评论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有所指导，有所促进，履行其当代文学史家的责任。
只有“唯实”，才能研究好当代文学史！
（四）
最后是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下限问题。
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提法，是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的，带有权宜的性质。因为，“当代”不能永远当代下去。我的想法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限到本世纪结束为止，即从1949年—1999年。从下世纪起，应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二十世纪部分，即如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后的部分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二十一世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世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也万岁！但是今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必须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一则到1997年，香港就要回归；随后，澳门也要回归；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在那里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理应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至于台、港、澳的文学不同于大陆的文学，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迄今为止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没有台、港、澳文学的部分，那么，由于十几年来文学研究工作者对台港澳文学的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这个空白现象是可以填补起来了。我希望，在本世纪结束时，包括有台、港、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能够公开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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