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机制新解：政府行为与非对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称性论文,人民币汇率论文,与非论文,机制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央行干预：汇率机制中的政府行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都是中央银行调控一国宏观经济的手段，这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般构成——简化的T式账户可以看出。
表1：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
DA
H
表1中DA表示国内资产，即以本币记值的资产，如中央银行债券、银行汇票和公司债券等；FA表示国外资产，如外汇、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特别提款权等；H表示基础货币，如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及流通于银行体系外的现金。因此，中央银行可以在本国债券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干预内部货币的流通量，进而达到内部均衡的目标；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实现外部均衡的目标。中央银行的两种行为最终对基础货币都会产生影响，即
△DA+△FA=△H
(1)
式(1)表明，中央银行资产的增量等于其负债的增量，一国在一段时间内基础货币的变化，可视作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结果。这一干预机制可用布朗森(Branson,W.H.1997)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模型[1]来描述。
在上图中，横轴i表示本国利率；纵轴e表示汇率（直接标价）。MM线表示货币市场的均衡线；BB线表示债券市场的均衡线；FF线表示外汇市场的均衡线。E表示中央银行干预前的三个市场均衡点，此时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分别为
和
；E'表示中央银行干预后的均衡点，
和
分别表示中央银行干预后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图1表示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的干预情况，在债券市场上，中央银行抛出货币，购入债券，中央银行的这种操作使MM线向左上方平移至MM'，B8线向左下方平移至BB'，而FF线不发生变化，从而使均衡点从E移至E'。图2表示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情况，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抛出本币，购入外汇，MM线向左上方平移至MM'，FF线向右上方平移至FF'，BB线不发生变化，均衡点从E移至E'。十分显见，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的干预对内部均衡目标的实现更有效力，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对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更有效力。
图1 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进行干预的效应
图2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效应
二、央行造市：管理浮动制成为钉住美元制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了升中趋稳的走势，尤其是199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几乎保持在8.2770-8.2800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幅非常狭窄，不超过30点（见表2），人民币汇率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1996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内部环境看，近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10%左右的年增长率，即使有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9.11”事件的影响，我国经济也依然保持了7%以上的年增长率。经济稳定增长的背后，有强劲宏观政策相应调整的作用，利率大幅下调，从11%降至2.25%。虽然随着我国中央银行对WTO各项承诺的兑现，进口关税总水平大幅下降，虽然周边国家货币汇率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但有效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国内消费物价水平的一度走低却促成了我国强劲的出口，加之对中国经济的看好预期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连续出现贸易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状况正在恢复。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世界经济今年将加快增长。欧元对美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出现跌势，近期则升值走势明显。根据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做出相应幅度的波动。由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导致的外汇供求关系和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与人民币汇率超稳定的鲜明对比表明，目前我国所实行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在实际操作上近乎成为一种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
表2：1998-2002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人民币汇率的超常稳定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所致。1994-1996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持续出现顺差（见表3），1994年经常账户顺差76.6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326.4亿美元；1995年经常账户顺差16.2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386.7亿美元；1996年经常账户顺差72.42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399.67亿美元；1997年经常账户顺差297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228亿美元。可见，在国内外汇市场外汇长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
表3：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国际收支平衡表》
但在巨大的升值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并没有上浮，考察1994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操作（见表4）我们便会发现，正是由于中央银行频频进入外汇市场购入大量的外汇，改变了外汇供过于求的状况，导致人民币汇率在狭窄的幅度内波动的走势。
表4：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1.《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0年第3期第14-35页。中国外汇交易市场1994年4月4日启动，括号内数据为1994年4-12月累计数。2001年、2002年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整理，此间的中央银行购汇量用外汇储备的增量表示。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汇市参考》1995年第1期。
上表显示，1994以来，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购汇量达2659.43亿美元，同期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为5060.4亿美元，中央银行交易份额占整个外汇市场交易额的52.55%。其中，1994、1996和1997年均在50%以上，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一度降为10.5%，1999年又回升到37.4%，2001年高达60%，2002年更高达近80%。可见，中央银行已成为我国外汇市场最大的需求者，是名副其实的外汇市场的造市者(market maker)。
三、全新解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制度性因素
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舆论呼吁人民币汇率升值。基于目前的国情，我国政府在肯定现行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任务，这一立场和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首先，在经济金融一体化、全球化日趋发展的今天，作为一个将本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为目标的开放性国家，汇率问题应该不再是我们自己一家子的事。对西方舆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不应注入过多的政治成分和感性色彩。应当说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所谓“贸易战”和“货币战”是难以避免的，日、美、欧等国家及区域间的发展经历表明了这一点。其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3]，“中国本来实行的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政府的管理下使人民币升值是理所当然的。而实际上，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可以在政府的“管理”下使人民币币值升值，也可以在政府的“管理”下不升值；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也可以使人民币不升值或升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不是就有汇率的“法定升值”和“法定贬值”吗？因此，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采用什么汇率制度，而在于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允许人民币升值，同汇率制度的种类关系不大。再次，判断人民币是否存在“升值压力”的标准是什么（这里不讨论使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有学者[4]在否定了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后，提出了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单方程协整模型”，在中长期内用与均衡汇率有稳定关系的基本经济因素来测算一定时期内人民币的均衡水平，并作为判断人民币名义汇率是否存在“升值压力”的标准。笔者认为，且不论由于理论、技术及机制性等障碍使该模型进入货币当局的操作日程尚待时日，中长期均衡汇率水平所能决定的也只是中心汇率水平。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即使中心汇率不变，市场汇率随着外汇的供求变化围绕中心汇率依然有着适度的波动空间（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也有±1%的波幅）。因此，判断人民币是否存在“升值压力”的标准应当是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即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更多地从经济学的层面，客观、全面和理性地认识和分析西方舆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反复争论汇率制度与该不该升值的关系，从均衡汇率的角度来讨论该不该升值的问题，从短期看操作意义不大（中长期看，与均衡汇率相关的也只是中心汇率水平的界定），讨论的焦点应该集中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从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中发现是否真正存在着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寻求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进而去设计出有效的释减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方案。
深入考察和分析现行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与1994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行为后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是我国特有的汇率形成机制所致，是这种特有汇率机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所致。1994年我国所设计并实施的外汇供求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宏观管理层面看，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文件(1998)，现行的外汇管理机制表现为：(1)对经常账户下的贸易与非贸易收支实行结售汇制；对部分单方面转移支付项目和所有资本账户用汇实行审批制。(2)国家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对外汇收支进行调控。(3)建立统一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央银行授权交易中心集中管理外汇交易，中央银行根据市场交易状况进行交易。
（二）从外汇市场运行和监控的微观制度安排层面看，可分成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银行间外汇市场制度安排的主要表现是：(1)外汇市场是银行间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即期市场。(2)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管理交易主体。会员可进行自营和代理买卖。自营买卖是指国内商业银行会员因结售汇业务进行的外汇交易；代理买卖则指国内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外商投资企业调剂外汇提供服务而进行的交易。(3)对非中央银行会员核定其资格及其周转外汇头寸限额（最高持汇规模）。(4)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不同币种外汇的每日汇价浮动范围进行限制。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幅的范围限制为±0.3%；对日元和港币的限制范围为±1%。(5)交易日结束时，会形成一个市场加权平均汇率。中央银行将此汇率公布，并成为下一个交易日的基准汇率。(6)中央银行也是外汇市场的交易会员，可随时出入外汇交易中心进行交易，而且没有持汇额规模的限制。
其次，银行与顾客间的外汇市场的制度性安排则表现为：(1)人民币在经常账户下实行有条件的可兑换（1996年12月实行完全可兑换）。这意味着用于经常账户内的外汇供给与需求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2)实施银行结售汇制：企业在经常账户内所获得的外汇必须在获取外汇的当日按照银行牌价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企业在经常账户内所需要的外汇可按照银行牌价从外汇指定银行购买。与结售汇制相配套的规定还有，企业不能在银行设立自己的外汇账户。(3)人民币在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受到管制。(4)居民个人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完全放开。居民个人手中的外汇可以不受限制地兑换成人民币，但对外汇的需求（如境外留学、境外旅游等）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从相关制度性安排可以发现，我国外汇市场机制不完整，人民币汇率机制存在缺陷。表现在：
首先，我国外汇市场的供求机制存在不对称性。其一，对非中央银行会员核定其周转外汇头寸限额，即对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除中央银行外的参与者（会员）所持有的外汇头寸的额度实施管制。外汇头寸的额度管理是指中央银行给各参与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汇头寸规定一额度，超出这一额度的外汇必须在市场上抛售。由此可见，在外汇持续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所有的市场参加者的外汇头寸都会超出其额度，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得不进入市场购买过剩的外汇，这也表明了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被动性。早在199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银行曾做过减轻外汇市场干预力度的尝试。当时，中央银行日均购汇减少7成，市场立即作出美元快速滑落的反应，仅3个交易周，美元便跌至历史最低点8.28[5]。15个营业日人民币大约升值0.12元，升值过快，中央银行被迫重新加大干预力度。在外汇市场供给“过剩”一边倒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只能由中央银行的被动托市购汇来解除。
其次，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制及其配套规定表明，企业向银行的结汇是强制性的，而企业从银行购汇则是自愿的。外汇供求双方的权利不对称，市场供求机制被扭曲，从而为外汇市场长期保持供过于求制造了条件。
再次，人民币在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受到管制。这就是说我国外汇供求的市场机制不包括用于资本账户内的外汇，这使得外汇供求的市场机制受到更大程度的削弱。不仅如此，在我国鼓励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引导下，事实上只对资本的流出实施了管制，从而使我国的外汇市场还包括了资本账户内的外汇供给部分。这也是一种不对称，从而为外汇市场长期供过于求提供了制度性因素。
最后，居民个人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完全放开。居民个人手中的外汇可以不受限制地兑换成人民币，但对外汇的需求额（如境外留学、境外旅游等）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汇率机制中的额度管理制导致了中央银行频频被动托市；而汇率机制中的供求不对称性则是我国外汇市场长期出现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因此，所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表面上看是外汇市场的供大于求所致，其实质则是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造成的。如果消除上述汇率机制中供求双方的不对称现象，在目前我国内部和外部经济基本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将会释减乃至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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