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安徽省茶叶产业集群微观数据的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农业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安徽省茶叶产业集群的微观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集群论文,安徽省论文,微观论文,农民收入论文,茶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不是一个单一成分的人群，而是一个由多种利益关系、不同成分所构成的人群，包括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农业雇工、半自耕农等，由于他们收入来源不同，影响收入的因素也不相同。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民收入问题，但是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需求弹性理论、适度规模经营理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解释了农民收入问题。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张晓山，2007)，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从农业产业化(Miyata等，2009)、农村金融发展(Tsai，2004；温涛等，2005)、农民人力资本(Tao Yang，2004)、国家财政投入(Fan等，2000；沈坤荣等，2007)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农民收入问题。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组织越来越受到关注，美国和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集群、荷兰花卉产业集群都是较成功的案例。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之间的新型组织形式，可以实现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近年来，在农村地区“人缘”、“亲缘”和“地缘”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很多地区也出现了农业产业集群，如山东蔬菜产业集群、甘肃马铃薯产业集群、云南花卉产业集群、安徽茶叶产业集群等，这些农业产业集群依靠高度分工协作而形成，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推动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通过农户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农业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进一步实现农民增收、推动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及评述

      (一)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群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析，二是产业集群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

      1.农业产业集群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随着农业产业集群优势逐渐显现，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集群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涌现出来。Hornberger等(2007)对肯尼亚花卉产业集群的研究中指出农业产业集群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Manno等(2011)认为集聚的生产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张霞等(2007)认为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王艳荣等(2011)的研究发现在农业产业集聚初期，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农业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2.产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目前关于产业集群与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工业产业集群。Putnam(1995)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信任、规范和网络，指出意大利东北部地区在社会资本上具有优势，其小企业集群形成了信任和分工网络，推动了协调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张魁伟等(2007)认为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能够推动知识共享的区域学习机制，降低区域内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戴宏伟等，2013)。集群内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的融合能使得集群更好地发展(肖为群等，2013)。

      3.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本的关系。Krugman(1991)研究产业集群起源时发现，“熟练劳动力的集中、专业化的投入供应和服务及知识的溢出效应是关键的催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产业集聚的实质是要素的集聚，其中也包括了人力资本要素的集聚(毛军，2006)。陆文聪等(2013)认为集群的优势在于能对专业化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引力，使人力资本集聚。现有研究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产业集群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产业集群内人力资本是如何积累的？很多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区内的非正式交流和联系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Breschi，2000；王缉慈，2001；刘斌，2004)。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群非正式交流和联系的研究主要认为，非正式联系产生的技术与知识的传递和溢出效应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Henry等，2000；Bathelt等，2004；Soetanto等，2010)。

      (二)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1)农业产业集群与农民收入存在直接关系，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2)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产业集群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产业集群，缺乏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关注；(3)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关于农业产业集群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运用农户微观数据的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以安徽省黄山和六安两市茶叶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农户微观数据分析农业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安徽省茶叶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安徽省黄山市和六安市是皖南和皖西山区重要产茶市，黄山茶区主要分布在徽州区、黄山区、祁门县、休宁县和歙县等地的多个乡镇。截至2011年底，黄山市茶园面积48024公顷，年产量27244吨，实现产值10.39亿元。其中茶叶认证面积70.1万亩，占全市茶园总面积的97.4%、全省认证面积的40%。黄山市有初精制加工厂3600多家，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18家、市级龙头企业35家。黄山茶叶一向以品质优异著称，大宗茶叶以屯绿和祁红最为有名，而历史名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更是茶叶名品中的佼佼者。六安茶区主要分布在舒城、霍山、金寨、裕安、金安5县的86个乡镇。到2013年底，六安市共有茶园面积36067公顷，产量1.73万吨，综合产值40.35亿元。全市现有名优茶精初制加工厂、生产企业约860家。以六安瓜片茶业股份公司为龙头，在金寨、金安等地已建成年产5000公斤以上规模加工企业50多家。目前，六安市拥有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等历史传统名茶(江用文，2008)。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地理优势和外部制度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于安徽省茶叶产业集群这种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来说亦是如此。第一，从生产要素条件分析，两市茶叶产区生态环境优越，适宜茶树生长，生产要素优良；第二，从需求条件分析，国内外茶叶消费的增加促进了茶叶产业集群式的抱团发展；第三，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兴起以及茶叶产业链的完善促进了茶叶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规模效应显现；第四，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把茶产业发展作为农业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出台各项扶持茶叶生产的政策，建立茶叶行业协会，促进了当地茶叶企业间的交流和合作。因此，茶叶产业集群是在生产要素优势和外部制度的共同推动下形成和发展的。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安徽省黄山和六安两市的茶农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调研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调研于2013年5月进行，调研人员选择了黄山市部分地区茶农、茶叶合作社及茶叶企业进行预调研，了解茶叶生产情况，并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完善；第二次调研于2013年7—8月在黄山和六安两市进行，调研地点包括黄山市所属的徽州区、祁门县、黄山区、休宁县、歙县和六安市所属的金寨县，调研涉及到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屯溪绿茶及六安瓜片等中国和安徽名茶，调研内容包括茶叶产量、茶叶收入、茶叶销售渠道、交易费用等。调研共访谈了365个农户，剔除关键变量缺失较多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44份，问卷有效率为94.25%。

      在调研中，涉及茶叶合作社或茶叶企业基地农户和普通农户，其中基地农户有132户，占总样本的38.37%；普通农户212户，占总样本的61.63%。户主平均年龄为52.85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占12.21%，初中的占32.27%，小学的占46.80%，文盲占8.72%。被调查农户的茶叶种植面积平均为10.28亩，其中出售鲜叶农户有197户，出售干毛茶的农户有147户，分别占总农户数的57.27%和42.73%。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较为广泛应用的半对数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LnY为茶农种茶纯收入的自然对数①，解释变量社会资本SC(Social Capital)包括茶农间信息交流和共享、茶农对茶叶企业的信任度两个变量；人力资本HC(Human Capital)为农户是否为茶叶合作社或茶叶企业的基地农户；另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施晟等，2012)和茶叶生产的特性，本文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茶园面积和茶农是否出售干毛茶作为控制变量。

      2.变量设定。

      (1)社会资本变量的选择。社会资本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至今学术界对社会资本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学者多认为社会资本存在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社会资本即集体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即个体社会资本(Brown，1999)，宏观社会资本强调信任和公共参与等要素；微观社会资本则强调个体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尉建文等，2011)。Granovetter(1973)利用互动频率、认识久暂、亲密程度及互惠内容，通过对网络关系的强弱衡量社会资本。Fukuyama(2001)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一种网络成员中的信任，并且成员间的信任致使他们之间更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信任的程度可以决定社会资本的多少。尹希果(2006)认为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规范和信用等。鉴于此，本文选择茶农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茶农对茶叶企业的信任程度作为社会资本变量，通过网络关系的强弱和信任度来衡量农业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

      (2)人力资本变量的选择。人力资本理论早期研究者Mincer等人把教育视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唯一形式，侧重研究教育收益问题。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卢卡斯、罗莫把通过正规教育、技术进步及干中学等形式获得的知识作为人力资本变量。鉴于此，本文选择农户是否为茶叶合作社或茶叶企业的基地农户作为人力资本变量，通过茶叶合作社和企业对基地农户的技术、知识的溢出，提高茶农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茶农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收入。

      (3)控制变量的选择。国内外的很多研究都考虑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工资和收入的影响(Lam，1993；曲兆鹏等，2008；宋英杰，2010)。因此，本文将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另外，根据笔者调研的实际经验和茶叶生产的特性，笔者认为影响茶农收入的因素还包括茶园面积和茶农出售的是干毛茶或鲜叶。

      3.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

      本文研究农业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茶农收入的影响，同时为了分析黄山市、六安市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此处的实证分析结果除了汇报总体回归模型(模型Ⅰ)以外，还对黄山市(模型Ⅱ)、六安市(模型Ⅲ)的茶农纯收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另外，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以交易干毛茶为主的茶叶产区的茶农收入明显高于交易鲜叶的茶叶产区。所以，为了比较分析茶农交易鲜叶和交易干毛茶的不同，本文还对交易干毛茶(模型Ⅳ)和交易鲜叶(模型Ⅴ)的茶农纯收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总共得到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模型估计之前，分别对五个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统计值均小于5，说明模型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运用Stata 10.0软件进行模型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二)估计结果分析

      1.对总模型(模型Ⅰ)回归结果的分析。首先，考虑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茶园面积、茶农是否出售干毛茶在1%的水平上对茶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茶园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则收入越多；另外笔者在调研时发现，将鲜叶加工成干毛茶再出售的茶农收入明显高于交易鲜叶的茶农，模型估计结果符合笔者预期。户主年龄在1%的水平上对其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每增加1岁，纯收入减少2.4%，这可能与年龄增加导致农户劳动生产率下降有关。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没有明显正向作用，可能的解释为，一个产业一旦形成集群式的发展，政府会加大扶持力度，与此同时相关企业的进驻，茶农易于获得茶叶生产方面的技术和信息，因此受教育程度不足以对茶农收入呈现显著影响。其次，考虑茶叶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对茶农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茶农间信息交流和共享在1%水平上对茶农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若茶农间存在信息交流和共享，则种茶纯收入提高54.4%，茶农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助于茶农了解茶叶交易价格、提高茶农的议价能力；茶农对茶叶企业的信任程度在5%水平上对茶农纯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茶农对茶叶企业越信任可能与茶叶企业的联系越多，茶农能够了解更多的市场信息并且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提高茶农生产技术水平，进而提高收入。再次，考虑茶叶产业集群的人力资本对茶农收入的影响。农户是否是茶叶合作社或企业的基地农户在5%的水平上对茶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茶农若是基地农户，其收入将提高18.0%。基地农户必然会获得茶叶合作社或企业提供的化肥、农药以及技术指导，在提高茶农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保障了茶叶销路，因此成为基地农户可以提高茶农收入。

      

      2.对不同地区茶农收入模型(模型Ⅱ和模型Ⅲ)回归结果的分析。模型Ⅱ对黄山市茶农纯收入的回归分析基本符合总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Ⅲ对六安市茶农纯收入的回归分析发现，主要变量只有茶农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在5%的水平上对茶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他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尚未表现显著影响。根据模型Ⅱ和模型Ⅲ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目前黄山市茶叶产业集群发展更为成熟，集聚效应有所显现，而六安市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六安茶区茶叶合作社和企业相对较少，多数茶农将加工的干毛茶卖给下乡收购的商贩，茶农与茶叶合作社、茶叶企业联系较为松散；而黄山茶区茶叶合作社和企业较多，多数茶农是基地农户，茶农与茶叶合作社和企业的联系较为紧密。

      3.对交易干毛茶和交易鲜叶(模型Ⅳ和模型Ⅴ)茶农纯收入回归结果的分析。模型Ⅳ和模型Ⅴ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总模型的回归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在交易鲜叶为主的茶叶产区，茶农成为基地农户对其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茶农成为基地农户，其纯收入将提高17.3%，这说明相比较其他鲜叶交易方式而言(如把鲜叶卖给下乡收购的商贩等)，茶农成为基地农户并将鲜叶卖给茶叶企业或合作社能获得稳定且较高的收入。而在交易干毛茶为主的茶叶产区，茶农是否是基地农户对其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由于这些茶叶产区大部分茶农直接将鲜叶制成成品茶，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直接销往终端，所以茶农是否是基地农户对其收入影响并不明显。

      (三)影响机理分析

      第一，社会资本对农民纯收入影响。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资本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资本形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唐为等，2011)。Coleman(1988)认为个人通过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来获取有效资源可以增加个人福利。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各种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之间、农户与企业和合作社之间交流与联系，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信任作为另一维度衡量社会资本的因素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信任促进了交易行为的发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提高农民收入。第二，人力资本对农民纯收入影响。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涉农企业与合作社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它们拥有大量信息、知识和技术，通过涉农企业与合作社对农户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综上所述，农业产业集群的优势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通过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农民收入。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产业集群依靠当地资源禀赋，创造出独特竞争优势的同时，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产业组织，其优势就是农业产业集群内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促进了农户之间、农户与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传递与共享，促进了农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本文利用安徽省茶农的调查数据，通过半对数回归模型，从产业集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实证分析农业产业集群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区域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发现，茶农收入与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即通过茶叶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实现茶农增收。茶叶产业集群内的各个主体，包括茶叶企业、茶叶合作社、当地政府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茶农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影响茶农收入。

      (二)政策启示

      第一，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集群的重要主体，两者对农户的带动作用明显。在茶叶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需进一步推动茶叶合作社和茶叶企业的发展，促进茶叶企业、茶叶合作社与茶农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社会网络促进农户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茶农收入。与此同时，茶农成为基地农户，不仅可以避免单个农户进入市场时所面临的风险，而且通过茶叶企业与合作社的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提高茶农生产技术水平，保障茶农收入。第二，政府应积极构建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提高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促进交易的发生，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采取相关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农户而言要加大财政补贴、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对农业龙头企业而言要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的信贷扶持力度，把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优先给予资金安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部门的扶持与协作，推动农业产业集群更好发展，提升农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①对茶农收入取自然对数，是因为茶农收入具有大正整数特征，其条件分布常常有异方差性，因此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故对茶农收入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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