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户部别贮钱的设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部论文,唐代论文,别贮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1)02-0114-(06)
唐代尚书户部下属的户部司，在前期是执掌户口、土地、赋役诸政令的机关，并不具体经管钱物。安史之乱爆发后，户部司职事被使职所代替，几乎处于闲置状态[1]。安史平定后，户部司虽然逐渐有了职事，但和以前却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了部分作为国家经费的具体钱物（注：唐后期户部司所掌钱物，《旧唐书·德宗纪》称为“户部别处钱”，《新唐书·食货志》称为“户部除陌钱”和“户部别贮钱”，其他史文或称“户部钱”。本文以别库收贮和户部专掌之意，通称户部别贮钱。）。建中(780-783)时，户部司手里已有钱物，但数量尚少[2]。对户部司的地位、作用以至职官性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则是掌管户部别贮钱[3]。本文仅拟对户部别贮钱的设置及其渊源和意义略作探讨。
一
关于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诸史籍记载各有详略缺误。兹先择要节录，然后就一些问题加以讨论。
《通鉴考异》引《德宗实录》云：
辛巳，诏以中外给用除陌钱给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颇优裕焉。初，除陌钱隶度支，至是令户部别库贮之，给俸之余，以备他用[4]。
《唐会要》卷五八《户部侍郎》云：
贞元四年二月，上以度支自有两税及盐铁榷酒钱物以充经费，遂令收除陌钱及缺官料，并外官缺官职田及减员官诸料，令户部侍郎窦参专掌，以给京文武官员料钱及百司纸笔等用。至今行之。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云：
贞元四年春正月庚戍朔……辛巳，李泌以京官俸薄，请取中外给用除陌钱及缺官俸、外一分职田、额内官俸及刺史执刀、司马军事等钱，令户部别库贮之，以给京官月俸，令御史中丞窦参专掌之。岁得钱三百万贯，谓之户部别处钱。朝臣岁支不过五十万（注：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贞元四年增俸后，每年京官俸钱总数为六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贯四百四文。），常有二百余万以资国用。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云：
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六十一万六千余缗。……李泌以度支有两税钱，盐铁使有莞榷钱，可以拟经费（注：《新唐书·食货志》此处表述有失原意。据《唐会要·户部侍郎》和《册府元龟·邦计部·经费》，原意应是“度支自有两税及盐铁榷酒钱物”。《新唐书·食货志》改作“度支自有两税钱，盐铁使有莞榷钱”，是对历史事实失考而妄自改写。因为，贞元四年，度支使与盐铁使尚未“殊途而理”（“殊途而理”在贞元九年），盐铁使所得榷盐利钱，仍要总归度支以作国家经费。榷酒钱亦大抵相同。故不宜把“盐铁”曲解为“盐铁使”。）；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钱”。复有缺官俸料、职田钱积户部，号“户部别贮钱”。御史中丞掌之，皆以给京官，岁费不及五十五万缗。京兆和籴，度支给诸军冬衣，亦往往取之。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云：
（贞元）四年二月，诏以中外给用除陌及缺官俸、外官一分职田、停额内官俸及刺史执刀、司马军事等钱，令窦参专掌之，以给在京文武官俸料。先是，京兆俸薄，多不自赡，帝特命有司厚其月给。自是，京官益重，颇优裕焉。初，除陌钱隶度支，帝以度支自有两税及盐铁榷酒钱物以充经费，是钱宜别贮之，给京官棒料之余，以备他用。自此，户部别库岁贮钱物仅三百万贯。京师俸料所费不过五十万贯，其京兆和籴物价及度支给诸军冬衣或缺，悉以是钱充之。他用之外，常贮二百万贯，国计赖焉（注：此段文字，又见于同书卷五○六《俸禄》，但无“在军”二字，“京兆俸薄”作“京官俸薄”，宜依之。）。
从上引几种记载来看，有以下三个问题须加以讨论：
第一，户部别贮钱设置时间
户部别贮钱的设置时间，记载分歧。《实录》作辛巳，《旧纪》作正月辛巳，《会要》、《册府》均作二月。按辛巳日发布诏令，以此作户部别贮钱设置标志，这是对的。但辛巳是在正月，还是二月呢？据《旧纪》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即正月初一是庚戌，那么，依干支排列顺序，正月当无辛巳，而辛巳应是二月初二。故《会要》、《册府》所载二月为是。
第二，户部别贮钱设置过程
据《实录》，辛巳日，仅是令中外给用除陌钱由户部别贮以给京官俸料，那么，把缺停官俸料职田钱及外官一分职田钱和除陌钱一起贮入别库，当是辛巳之后陆续进行的。就是说，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有一个后续过程。但不超出二月，故《会要》、《册府》只记作二月而不便载日。辛巳颁诏，也不是突然的偶发行为，还应有个前期酝酿过程。贞元三年六月，李泌执政伊始，便奏请给京官加俸，十一月正式颁布“京官宜加给料钱”的敕令，四年二月诏置户部别贮钱。这期间，李泌和德宗之间，必然有过关于设置户部别贮钱的讨论，颁发诏令乃是经过讨论达到共识而付诸实施的表现。玩味上引诸书的记载，应是诏文和讨论意见的摘录和转述，凡所谓“诏以……”，是诏书文句的摘录，凡所谓“上以……”、“帝以……”、“李泌以……”，则是讨论意见的转述。当然还有一些是史书编者综合实施情况所作的概述。明了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过程，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些记载有异的资料。
第三，户部别贮钱的来源项目
除陌钱，是诸书皆载的重要钱源。但是，《会要》称“收除陌钱”，似把全部除陌钱收归户部别贮。《册府》亦给人以把初隶度支的除陌钱全部改由户部别贮的印象。其他皆作“中外给用除陌钱”。考其原委，最初隶属于度支的除陌钱，有货物交易除陌和公私给与除陌两种。后者是建中四年(783)户部侍郎赵赞新设的。泾原兵变，德宗宣布废除的只是赵赞在旧算率（百分之二十）之上增加的算率（百分之三十），而除陌钱仍保留下来。中外给用除陌，是指中央与地方官府（包括军队）之间经费给与的除陌，如中央财政部门拨付的军费，支付的官吏俸禄，两税的留州、送使钱物等。这应是公私给与除陌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更不包括货物交易除陌。设置户部别贮钱，只是把中外给用除陌钱从度支转归户部别贮，而度支手中还继续掌有其他部分除陌钱[5]。
缺官料钱，是户部别贮钱的一个来源，诸书皆无歧异。
缺官职田钱，《会要》作“外官缺官职田”钱，《新志》无“外官”二字。从实际情况看，中央官缺官职田另有处置办法（注：《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载贞元十四年六月判度支于
（頔）奏请收百官缺职田以赡军。《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二》同。这便是京官缺官职田并不纳入户部别贮的例证之一。），并未收归户部别贮，故以有“外官”二字为宜。《旧纪》、《册府》漏载此项。
《旧纪》所载“外一分职田”，据《册府》“外”后应有“官”字。《会要》、《新志》皆漏此项。有人以为此即《新志》所载之缺官职田钱[6]。这是误解。其实这是指提取现任外官三分之一的职田钱，作为户部别贮钱的一项来源。
减停官料钱，《会要》所载“减员官诸料”，即《册府》之“停额内官俸”。《旧纪》夺“停”字，《新志》漏载。
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料钱，仅《册府》有载。执刀是刺史之属吏。司马军事，是指司马的军事带职。这也是户部别贮钱的一项来源。
户部别贮钱初置时，总计其来源，应有：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官俸料钱、外官缺官职田钱、现在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和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等六项。
二
在唐朝历史上，别库贮钱以给京官俸料，并非自贞元四年置户部别贮钱始。
按唐朝成制，太府卿掌“百官之俸秩”[7]，俸钱由其所属左藏支付。安禄山军攻陷京师，库藏尽被劫掠，肃宗不得不于乾元元年(758)宣布“京官不给料”[8]。至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度支有个“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的奏文，说一岁所加总数为十五万六千贯文，“准旧给都当二十六万贯文”[8]。由此可知，在此之前，京官俸料已有所恢复，即所谓旧给。不过为数较少，“旧给”总数只比“加给”多十余万贯。尽管如此，建中三年(782)又因兵革岁凶而减百官料，每月一百贯以上者减三分之一，下至四十贯者减十分之一不等。可是，这点仅有的料钱，也因财政极其困难而难以保障。所以，早在代宗广德二年(764)就新创一种税目——青苗钱，来筹集百官俸料（注：《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二》：“代宗广德二年正月，税天下地亩青苗钱，给百官俸料，起七月给”。）。可能是出于专款专用的考虑，这笔钱不进入太府寺的左藏，而专门建立“青苗钱库”来收贮，并且把其他用作俸料的收入，也贮入青苗钱库。永泰二年(766)十一月《减租税诏》云：
在京诸司官员，久不请俸，颇闻艰辛。其诸州府县官及折冲府官职田，据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随处粜货，市轻货以送上都，纳青苗钱库，以助均给百官[9]。
又《均济职田俸料诏》云：
京诸司官等，自艰难以来，不请禄料，职田苗子，又充军粮，颇闻艰辛，须使均济。其诸州府县官及折冲府官职田，据苗子多少，三分每年宜取一分，依当处时价，回市轻货，数内破脚，差纲部领，送上都，纳青苗钱库。其缺官职田，据数尽送，仍（纳）青苗钱（库）[10]。
这是提取现任州县官职田收入的三分之一和缺官职田的全部收入，作为京官俸料，也都纳入青苗钱库。青苗钱库，显然成了国家正库左藏之外专司京官俸料的金库。
青苗钱具有地税附加税性质[11]，实施两税法以后仍继续征收。直到僖宗乾符三年(875)的《南郊赦文》中，还说：“京兆府去年夏青苗钱，每贯放三百文”[12]（卷八九）。甚至昭宗《改元天复赦文》中，还提到类似青苗钱的“苗税钱”[12]（卷九一）。可见，青苗钱至唐末仍然存在。但是，青苗钱库却并非与之长存（注：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章第二节《青苗钱库》另有说法，可供参考。）。据个人所见资料，青苗钱库自德宗以后，便从史籍中消失。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我认为，是青苗钱库的职能被贞元四年建立的户部别贮钱库所代替，青苗钱库确已不复存在。
户部别贮钱和青苗钱，都是以筹集京官俸料的名义设置，都是在左藏之外别建专库贮纳，并且，原来纳入青苗钱库的现任外官三分之一职田钱和外官缺官职田钱，现在仍作为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这足以说明，户部别贮钱与青苗钱、户部别贮钱库与青苗钱库，有渊源关系。就是说，户部别贮钱的建置很可能是受青苗钱专库收贮的启示。甚至可以说，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乃是专库收贮青苗钱举措的继承和发展。不过，青苗钱因随地税征收，青苗钱库当隶属于度支，与户部别贮钱库的隶属关系有别。青苗钱虽然作为度支的收入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有了户部别贮钱支给京官俸料，青苗钱库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青苗钱库从史籍中消失是自然而然的。
既然有青苗钱以给京官俸料，为什么还要设置户部别贮钱呢？这是因为青苗钱常被挪用，俸料得不到保障。广德二年征收青苗钱伊始，就在当年九月，负责征收青苗钱的诸道税地钱物使、左仆射裴免，便“请进百官俸禄二万贯，助粜[籴]军粮。许之”[10]（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这是把应入青苗钱库给百官俸料的钱用来购买军粮。大历元年(766)，敛天下青苗钱，得四百九十万缗（注：张泽咸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是若干年积欠的收入”。见《唐代赋役史草》第84页。），输入天子的内库。像这类事情，应该不止这两起，因为征收青苗钱的初衷虽然是给百官俸料，但是，那时还有比百官俸料更紧迫的需要，那就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费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并没有摆脱战乱困扰。吐蕃连年侵逼，镇将不断叛乱，加之年甚一年的水旱蝗灾，使国家经济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兴元元年正月，德宗逃奔奉天发布的诏书承认，由于战争连年，“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9]（卷一二《德宗纪》）。贞元元年七月甲子诏书又说：“自顷以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绵历三时。虫蝗继臻，弥互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9]（卷一二《德宗纪》）。在这种情况下，筹措军费成为朝廷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务。因此，青苗钱不可能只用于百官俸料而不顾及军事。
但是，国家机器要靠百官转动，“百官俸料寡薄”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尤其是贞元三年宰相张延赏大规模裁减州县官，引起中外官吏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解决京官俸薄，稳定官吏情绪，已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李泌执政伊始，便提出增加京官俸料的建议，并获得德宗的认可。解决京官俸料的关键，在于使俸料钱有可靠的来源，并且保证其专款专用。别库收贮青苗钱作京官俸料，在来源和专用上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恐怕在于这笔钱仍然隶属于度支的关系。李泌在思考增加京官俸料时，显然有如此认识。因此，他设置的户部别贮钱，除了在强化钱源和别库收贮上吸取青苗钱的经验外，还特别规定由户部侍郎专掌，以弥补青苗钱库的缺失。
三
李泌设置户部别贮钱的近期目标，是使所增京官俸料得到保障。可是，当时增加京官俸料并不是一件独立和偶然的事情，而且户部别贮之钱只有少部分用作俸料，故此举还应有其更深层的意义。
首先，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仅使京官增俸得以实现，而且消除了长期以来中外官俸厚薄错位的积弊
唐朝京官俸料薄于外官的现象，由来已久。“开元末天宝年间州县官俸钱已有高于京官的趋势”[13]。安史之乱爆发，“至德二年以后，内外官并不给料钱”。不久，“外官给半料与职田”，而京官仍不给料，只是由度支使量闲剧，分别给一点手力课。这样，使京官俸薄趋势有所发展。大历十二年，中外官料钱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次规定的给俸标准，京官显著低于外官，进一步使俸料内薄外厚状况法定化。如从三品的上州刺史为八十贯，而同品的御史大夫只有六十贯；从四品下的上州别驾为五十五贯，而同品的国子司业只有三十贯；从六品上的上县县令为四十贯，而同品的尚书诸司员外郎、起居舍人只有十八贯[8]，等等。此外，刺史兼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知军事，还要领取兼职俸料钱。于是，官场中出现了一种重外轻内的仕宦风尚。《新唐书·李泌传》载：“是时，州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京官禄俸薄，自方镇入八座（注：唐代以六曹尚书（六座）、左右仆射（一座）和尚书令（一座）为八座。见杜佑《通典》卷二二《职官·历代尚书》附八座及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至谓罢权”。“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其家人却恨贬降太晚。崔佑甫任吏部员外郎，却要求去做洪州别驾。这种风尚显然是不正常的，不利于国家的治理，而它的形成无疑与内外官俸厚薄错位有密切关系。所以，李泌执政后便立即着手提高京官俸给，并建立户部别贮钱加以保障，使内外官俸回到厚薄合理状态，以矫正历年积弊，“自是，京官益重，颇优裕焉”[4]。据《唐会要·内外官料钱上》所载贞元四年增加后的京官俸给标准，与保持不变的州县官俸料标准相比较，京官已高于州县官。如从三品的御史大夫，由原来六十贯增加为一百贯，而同品的上州刺史仍为八十贯；从四品的国子司业，由原来的三十贯增加为六十五贯，而同品的上州别驾仍为五十五贯，等等。从此，消除了唐朝历史上京官俸料少于外官的现象。
其次，设置户部别贮钱，增加京官俸料，又和纠正前相的不当措置、切实整顿吏治密切相关
前相张延赏于贞元三年(787)五月奏请德宗批准，大规模裁减州县官吏。当年新授的一千五百官员，被裁减的就达一千余人。这不仅引起地方官员的普遍不满，而且中央要员也站出来反对。侍中马燧上表，言减官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韦伦及常参官们也都抗疏，以为减员招怨，请求恢复[9]（卷一二九《张延赏传》）。初上任的宰相李泌，对裁减官员却有不同一般的看法。他和德宗这样讨论此事：
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对曰：“户口虽减，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增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4]（贞元三年六月条）。
可见，李泌并不一般反对减官。他不赞成裁减负有繁重职事的州县官，而主张减省冗官。结果，在他提议下，恢复了被张延赏所裁州县官，减停了至德以来所置额外官以及未出阁诸王的府官。《旧唐书·李泌传》这样记述此事：
初，张延赏大减官员，人情恣怨，泌请复之，以从人欲，因是奏罢兼、试、额内[“内”当为“外”之误]、占缺等官，加百官俸料，随闲剧加置手力课。上从之，人人以为便。
这里，把恢复被裁州县官、减停冗官和加京官俸料作为有密切关系的措施看待，是有一定见地的。因为，这些措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可概括为：稳中除弊。即以恢复州县官，增加京官俸料，以求得中外官吏的稳定，在稳定前提下，革除吏治弊端。由此看来，设置户部别贮钱，增加京官俸料，又是李泌在吏治方面，针对前相失误造成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系列对策之一。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还在财政制度上具有创新意义
李泌其人，历史上褒贬不一。新旧《唐书》本传的评价就有很大不同。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对李泌的评论，可以说是古今最有见地的。他指出，李泌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他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特别是他建议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及其实施，使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和吐蕃的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和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成功[14]。可是，范文澜对李泌建置户部别贮钱的意义却未曾提及。也许是包括在“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中而未予阐发。这一点，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作了一定的补充。该书指出：户部别贮钱属于财政贮备资金。由于它的来源主要取于紧缩各种预算支出，所以，它既能发挥调节中央财政收支矛盾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实行加税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尖锐化，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意义[15]。的确，李泌建立的户部别贮钱，开始每年收入已有三百万贯，京官俸钱支用仅五六十万贯，其余二百多万贯，成为国家财政的贮备资金。如果加上后来增加的来源，如税茶钱等，贮备金数额更为可观，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不过，须进一步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户部别贮钱所具财政贮备金的功能，是李泌始料所及，还是客观所致呢？
从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过程来看，为京官加俸诚然是直接动因，但是，不能认为，建立财政贮备金仅仅是给俸之余的客观效果，是此钱设置者没有考虑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京官俸料钱增加后应支总数已有确切计算[8]（贞元四年中书门下奏条），而别贮钱的诸来源，如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停官俸料、职田钱和外官职田抽成钱等，都是早已有之，这些钱源的总数也是可以大体计算得出的，所以，在设置户部别贮钱的酝酿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给俸后还有一大笔钱，并且一定会对这笔钱的用途作过安排。在本文第一节所录资料中，“以备他用”、“以资国用”之语，应是德宗和李泌讨论此事时说过的话，这就是户部别贮钱设置者已有建立财政贮备意识的反映。这一点，在朝臣中也是明确的，如贞元十九年六月给事中许孟容在上疏中说：
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用[8]（卷五四《给事中》）。
这已是把贮以备急作为户部别贮钱的原本目的。这些都可说明，李泌设置户部别贮钱时，确有建立财政贮备金的意图。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表明唐王朝建立了一笔可观的以货币为主的财政贮备资金。
在中国财政史上，早有重视贮备的思想（注：《礼记·王制》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墨子·七患篇》有“《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隋和唐前期的社仓或义仓，是国家贮备粮食用来赈灾，曾经起过专项贮备金的作用。但在安史之乱以后，义仓之名虽存，却已失原有意义[11]（第七章第三节《常平仓与义仓》）。李泌在度支岁计之外，建立由户部掌握的可以广泛调节财政收支的贮备资金，不仅在缓解唐后期财政紧张状态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在财政制度上亦具有创新意义。
总之，李泌设置户部别贮钱，既有利于革除官吏俸料的积弊，又是关系整顿吏治的必要措施，还是财政制度上的一种创举。这在李泌作宰相两年多的政绩中，应是占有重要分量而不可以被忽视的。
收稿日期：200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