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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6)04-0004-04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幼光，归田后改名澄之，字饮光，曾为僧，号西顽，安徽桐城人。钱澄之是明末清初之际重要的遗民诗人，由于其四十岁前后的人生经历、诗风文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可将其一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经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汲汲奔走于南明王朝的复兴大业，用饱含血泪辛酸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下了鼎革之际的腥风血雨、山崩地裂，他的诗堪称那一时代的“诗史”，沉郁顿挫，有老杜之风。钱澄之在永历四年庚寅年冬（公元1650年，时年39岁）与永历行朝失散，次年辛卯年（公元1651年，时年40岁）始归隐田园，进入其人生后半期。钱澄之归隐后仍坚守民族气节，誓不降清，逃于释，诗风质直真挚，有香山、剑南之神韵。由于清代严酷的文化钳制和钱澄之诗作的政治敏感性，给其诗的流传带来阻碍，故其诗，特别是早期的诗作多不为后人所熟知，且其前期诗作又多涉及当时时事、人物，若不对当时时代背景和与其交游的人物情况加以了解，就难以准确理解，因此，对钱澄之交游的人物情况的考索便成为必要。本文以钱澄之的诗集《藏山阁诗存》中提及的主要交游人物为考索对象，对之略作介绍，以省读者查阅之劳。
钱澄之前期的交游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同乡，一为同僚，但这样的划分不带有绝对性，因为有部分同乡旧好后来也成为其同僚，盖以与其相识的时期不同，姑且将之大致分为两类。
一
钱澄之前期交游人物中，第一类是家乡安徽桐城附近的故交旧好，大都从青年起就结交，有共同的爱好、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如钱棅、方以智、孙临、吴德操、方畿、徐孚远、方其义、夏允彝、陈子龙等，夏允彝、陈子龙多为学人所熟知，此处不再赘述。
钱棅(？-1645)，字仲驭，号约庵，嘉善人，性格刚烈，崇祯丁丑进士，授南都兵部职方主事，升吏部郎中，后改任文选郎，荐黄道周等海内名士，后升广东按察司佥事。乙酉年薙发令下，三吴鼎沸，钱仲驭毁家充饷，兴兵起义，事败杀于湖，鲁王政权追赐为太常寺卿，谥忠贞。钱仲驭著有《南园唱和集》、《新懦园诗文集》、《文部园诗》，现已不传。钱澄之与钱仲驭系本家，二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钱澄之谓仲驭“文章灿于奎壁，义气归诸箕尾”，“才既远过应刘，思必求压元白”[1](P478)，对其推崇备至。二人多有唱和之作，惜多失于兵火，现仅存《到武塘访仲驭庐居》、《南园杂咏同仲驭作》（见之《藏山阁诗存》）。弘光时，钱澄之遭遇党祸，逃难武水，钱仲驭不畏连累，为其匿藏妻、子。弘光政权败亡后，钱澄之跟随钱仲驭起兵，“以亡命获庇，许身从军，出入相随，生死不避。”[1](P480)钱仲驭兵败震泽身死，钱澄之悲痛欲绝，雨中在湖边号泣求尸，尸始浮而葬之，“夜雨尸沉呼自出，秋山榇返仗谁扶？”[2](P133)即悲叹此事。钱澄之悲悼仲驭的诗文在其集中随处可见，如《藏山阁诗存》中的《悲愤诗》、《八月十七日哭仲驭》、《哀江南》，《田间诗集》中的《哭仲驭墓》，其中“二十七年留我在，一千余里哭君来”遂成当时名句，此外，《田间文集》中的《哭仲驭墓文》作于仲驭死后二十七年，可谓“伸纸肠断，揽笔涕零”[1](P478)，令人不忍卒读！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鹿起山人、泽园主人、极丸学人、易贡游子、高座道人，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与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等积极参加复社活动，时称明季四公子。明崇祯十三年庚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永历时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知事不可为，乃去。清军入粤后出家为僧，改名宏智，又称愚者智、愚道人，字无可，别号药地、浮庐、行远、墨历。晚年出游，卒于万安旅邸，后学者称其为文忠先生。《明史》三百六十一卷有传。方以智“姿抱畅达，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3](P42)，“比冠著书数万言与江左诸贤俊力倡大雅以正气名节相推尚。”[4](P524)“诗仿钱、刘，平远有局度；书法遒整，画尤工；弈棋亦入能品，尤嗜音律，喜登眺。”[3](P43)“一生勤于学问，喜深思，务博学，坎坷流离之中，不废翰墨，于天文、地理、律数、医药、文学、音韵、哲学、物理、诗赋、书画均能析其旨趣”[5](P374)，著有《博依集》十卷，《方子流寓草》九卷，《浮山前后集》二十二卷，《浮山前后编》十六卷，《浮山别集》二卷，《易余》二卷，《切韵声源》一卷，《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识》十二卷，《药地炮庄》九卷，《诸子燔痏》等。方以智于崇祯三年庚午年(1630)二十岁时结识钱澄之，二人志同道合，成为一生的挚友。钱澄之也曾自言“余年未二十时，尝过白鹿山庄，受知于中丞公，兄事曼公，弟蓄直之”[1](P388)。钱澄之得以受知于方中丞（方以智父）乃由于以智之荐。钱澄之早年曾误入奸佞阮大铖所控的中江文社，后经方以智告知文社乃操纵于奸佞之手的实情后毅然退出文社。方以智和钱澄之一样，明亡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朝不保夕的流亡岁月中，得到远方故友的消息总能令人悲喜交集。当方以智在桂林得到钱澄之的来信时挥笔写下“五岳顶上放声哭，哭我残生哭死友。……攻啼发啸伏浪门，龙眠幸有三人存。可怜怀中书、囊中笔，崩山倒海不曾失。灵田出纸共挥毫，悲歌且纪天涯日。”（《方以智诗抄·流寓草·戊子冬来桂林依鉴在，时幼光自闽奔端州，以书与鉴在，见讯信笔写此》），而钱澄之亦有《密之与鉴在相依桂林贻书招予书怀二十八韵奉答》酬之。钱澄之与永历行在失散后，艰难遍历，当时方以智亦穷困潦倒，两人在梧州相遇，夜无被，同覆牛衣以御严寒，钱澄之不禁感慨“十日无栖此夜偏，故人布被拟同眠。那知难后贫如我，抵足牛衣剧可怜。”（《藏山阁诗存·失路吟·行路难》），患难与共之情溢于言表。归田后，钱澄之曾为方以智的《通雅》作序，备述《通雅》成书之艰难，作者治学之谨严。方以智晚年与钱澄之聚首，悲戚感慨“吾两人老矣！此生更得几会，平生未尝为子画”[1](P381)，遂为钱澄之作《寒林学易图》，并题诗其上，其事在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之《题愚道人溪山册子》中有详细记载。方钱二人友情深厚，在方以智卒后四年，钱澄之犹过浮山哭其墓，并为之写下催人泪下的《乙卯春将入中州过浮山哭无公墓》。钱澄之《藏山阁诗存》中有《同方密之江行纪事》、《密之与鉴在相依桂林贻书招予书怀二十八韵奉答》、《中秋夜至桂林喜晤曼公鉴在》等众多诗篇。《田间诗集》里有《闻曼公还过白鹿山庄》、《白门过无可师竹关》、《不择地同无可师夜坐》、《寄药地无可师五十》、《乙卯春将入中州过浮山哭无公墓》等。《田间文集》里有《通雅序》、《题愚道人溪山册子》。
孙临，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桐城人，明诸生，《明史》二百七十七卷有传。少孤，娶方巡抚孔炤女，为人风流俊爽，“善属辞，晓声伎，吹箫度曲，妻兄方密之尝规之，夷然不屑也。”[6](P281)孙克咸曾与云间夏允彝、陈子龙、徐复庵等结社共求治乱御辱之略，始喜谈兵，弃儒从戎，有“班生投笔事封侯，公孙皓首学春秋。我自不能守章句，岂是刻鹄类于鹜”[7]（卷五《言怀谓钱幼光》）之句，向钱澄之表达自己弃儒从戎之志。后入杨中丞文骢幕，为监军副使，同杨文骢战死于闽，二人合葬，人称双忠墓，乾隆中赐谥节愍，祀昭忠祠。孙克咸“资质明慧，于书传略一涉猎即解大义，娓娓谈说，或措之笔墨，皆已成章。尤工词赋，著作盈尺”[1](P406)，“所为歌诗古文词流传大江南北”，“大抵和平怡愉之意寡而幽忧痛愤之词多”，陈子龙曾赞其为“磊落天下材”[7]，著有《肄雅堂集》十卷、《楚水吟》、《我悝集》、《大略斋》等。孙克咸与钱澄之从崇祯壬申年始论交，友情深厚。己卯年，钱澄之“有《南徒纪事》一百韵，孙克咸授之梓。”[8]二人尝同客游西泠，赋诗唱和不绝，每夜抵足深谈，感怀时事，直至唏嘘泣下。钱澄之的《藏山阁诗存》有《同孙武公走马灵谷寺》、《憩韬光庵同绳先克咸题竹上》、《寄孙克咸》、《得孙克咸死难信》等，此外，钱澄之还曾为其立传（见《田间文集·孙武公传》）。
吴德操，字鉴在，号凫客，桐城麻溪人，明诸生。明季频与钱仲驭、钱澄之一起吟诗作赋，人称三子。明亡后与钱澄之一道跟随钱仲驭起兵，兵败落水幸不死，入闽隆武行在，与钱澄之同为大学士黄道周举荐，应吏部试，钱澄之得第一，吴鉴在得第七，鉴在授福建长汀知县，永历时再擢监察御史，与永历行在失散后，奔命死于象郡。钱澄之于乙酉冬入闽，由于遭遇国破家亡，神伤气萎，常感世事无常，作《放歌赠吴鉴在》，其中有“我死子殡铭我碑”之语，料想自己必先死于鉴在，不期鉴在前于己而亡，故“始闻之，疑而不信者三年；既信矣，则哭之不成声”[1](P390)，为鉴在遗作作序则“一字书成哭一声”[9](P154)，悲痛哀悼不绝，由此可窥见二人友情之深厚。吴鉴在“才气跅驰，与从叔道凝以诗文相矜尚”[6](P306)，“奇气纵横，以豪杰自许”[4](P468)，“资性沉敏，下笔千言立就，苍苍莽莽，一往有秦汉之气。作为诗歌，沉郁顿挫，有老杜风”[2](P417)，“下笔风雨惊”，“上媲枚马下李杜”[2](P96)，有《西台封事》二卷，作于永历时期，巡按广西西台之时。在钱澄之《藏山阁诗存》中，提及鉴在的诗俯拾皆是，有《放歌赠吴鉴在》、《延平寄客生鉴在》、《忆龙眠》、《喜闻吴鉴在御史持斧粤西》、《密之与鉴在相依桂林贻书招予书怀二十八韵奉答》、《中秋至桂林喜晤曼公鉴在》等，《田间诗集》里有《哭鉴在》、《吴拙存出示哭鉴在诗属余序之因成一首》，《藏山阁文存》中有《吴廷尉鉴在传》，在鉴在死后十年，钱澄之犹作《在原恸题词》哭之。钱澄之的诗句“艰难千里共，心迹两人知”[2](P188)是二人深厚友情最好的概括。
方畿，字奕于，桐城人。“于少清俊拔俗有淹雅名，顺治间以恩贡授河间府推官，秉心平恕活累囚数十人，升汉中府同知，谢事归龙眠。”[4](P472)方奕于归隐龙眠后“日携奚囊苦吟，语不惊人不止其书”，“晚年慕五柳先生之风而自号四松。”[4](P472)由“束发与子交，子长以十龄”[2](P45)可知方奕于与钱澄之年少时就相识，且长钱澄之十岁。由“惟子耽沉静，读书户昼扃。我饮每大醉，彻夜见子醒。更好不羁谈，子亦倾耳听。”[2](P43)可知方奕于性格沉静儒雅，是钱澄之倾吐心声的好友。自明亡后，钱澄之奔命闽粤，两人音信全无，当钱澄之于寒夜中孤独泪下，无人倾吐心声时，只能“短檠孤咏夜，憔悴忆方干。”[2](P96)《藏山阁诗存》有《又青圆夜坐示方奕于》、《自武康入杭到逢雷雨寄怀方奕于及门人子山》、《古雪斋行为方奕于赋》、《忆龙眠》等。
徐孚远(1599-1665)，字闇公，号复庵，江南华亭人，崇祯十五年壬午举人，明季与陈子龙、夏允彝倡几社于云间，有经济才。明亡后和钱仲驭、钱澄之等人毁家兴义兵，兵败后入闽。钱揭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中称起义兵败“闇公被杀，府君亦为收尸，觅舟并夫人送回松江”[8]当为误传。徐孚远于隆武时授福州推官，进兵科给事中，闽亡后“周旋诸义旅间，欲协和其事”[10](P412)，永历时除左副都御史，后跟随郑成功联络义师，往返闽广，病卒后归葬故里。徐孚远与钱澄之的交往当从明亡后共兴义兵始，钱澄之在《哭徐复庵文》中悲切地回忆了起义失败后的惨境，徐孚远亦有“鸣镝如雨飞，火光四面起。君室赴清波，余儿亦堕水。死生两契阔，不得同簪履”[11]（卷二《怀钱幼光》）之句。起义兵败后二人入闽，同受知于黄道周，钱澄之授延平推官，徐孚远乞外任，临别恰逢黄道周殉节讣告传来，徐钱二人“相持大恸。临歧执手，勉以毋负夙志，毋忘师恩。”但二人怎么也没想到就此一别，再会无期，对此钱澄之不禁悲叹“呜呼！患难弟兄，天涯骨肉，离别之际，语出涕随，讵意此别，遂成千古耶？”[1](P483)别后徐孚远作五古《怀钱幼光》，结尾言“自到虔州后，遥遥乏尺鲤。胡汉方纷拿，安危未能揣。岭头云树深，沧海波涛弥。形影隔河梁，思君从此始”，怀念之情可知。徐孚远诗作颇多，“所著诗文无非忠爱悱恻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叹焉，知其经涉于患难深矣”[2](P417)，有《钓璜堂存稿》二十卷、《交行摘稿》一卷传世，纂有《十七史猎俎》一百六十卷，已散佚，其中《钓璜堂存稿》中存有《怀钱幼光》、《有客言饮光鉴在已归故里慨然寄怀》、《挽钱幼光嫂夫人》、《怀钱吴诸公闻皆作显人》。钱澄之《藏山阁诗存》存有《同鉴在蕴修饮徐闇公司李署》、《又示闇公》，《藏山阁文存》里有《在赣州与徐闇公书》，《田间文集》里有《哭徐复庵文》。
方其义(1619-1649)，字直之，号次公，桐城人，方以智弟。其义“未入塾能辨四声，属以对句出人意表，长而笃嗜古学、经济之书。”[4](P168)“天资敏异，为诗文不假思索，即席数十韵援笔立就。”[1](P465)“好侠，工为诗，力能挽五百斤弓。”[6](P305)明亡后“悲愤不能解，日益孱削以死”[12](P614)，年仅三十一岁，著有《时述堂遗集》十卷。方其义与钱澄之相识盖缘其兄方以智之故，然钱澄之与方其义的交情亦不浅，在《藏山阁诗存》中存有《荡子行寄方直之》，钱澄之还在方其义去世三十八年后满怀悲痛之情为之作《明处士方公直之墓表》（见《田间文集》卷二十四）。
二
与钱澄之交游的另一类主要人物是其在隆武和永历两个南明小王朝任职期间结交的同僚，他们大都与钱澄之有较为相近的政治见解、操守品性，如刘广胤、刘湘客、瞿式耜、张同敞、钱邦芑、汪蛟、黄道周、曾樱、严起恒等。其中，黄道周、曾樱、严起恒对钱澄之有知遇之恩，为其师长，是南明王朝的重臣，各种史料笔记均有详传，此处不再赘述。
刘广胤，字远生，别号同庵，陕西富平人。“少与弟湘客以文章气谊名三秦间”[3](P146)，远生端重诚恳，尤为士人所重。弘光时任江西巡抚，与清军作战身先士卒。隆武时任中丞，永历时任刑部左侍郎后迁兵部尚书，外抗清军，内斗奸臣，鞠躬尽瘁，桂林失守后退入溪峒，忧恚成疾而亡。刘远生与钱澄之相识于隆武行朝，由于有相近的政治见解而多有交往，时有唱和之作。丙戌年吉安破，清军至赣，钱澄之辞别刘远生入闽，远生以家眷及官橐委托澄之携付于其弟客生，澄之不负重托，历尽艰辛，事毕坚辞远生十分之一官橐的酬谢。隆武政权灭亡后，钱澄之与长子法祖失散，远生客生兄弟携法祖入粤，妥善照料，故钱澄之有“家难倾巢一子全，提携虎穴仗诸贤”[2](P141)之句。《藏山阁诗存》有《入虔次芋园驿同方蕴修守岁刘中丞远生昆仲寓中》、《丙戌元旦同远生芋园驿作》、《同远生中丞入虔道上杂作》、《闻客生昆仲入粤予子法祖随焉鉴在蕴羞坤丞应相携同去予独留滞闽乡诗以写怀》（“羞”当为“修”，此处为版本误刻）、《刘同庵客生温玄博诸公同游七星岩作》、《刘同庵司寇自羊城回》、《刘同庵生日次诸公韵》等。
刘湘客，字客生，别号端星，陕西富平人。“少为名诸生，博浃治古文词，尤工为诗，楷、草书皆入能品。”刘客生“慷慨有当世志”[3](P148)，有奇才。隆武时授汀州府推官，后考擢山西道御史。永历时为翰林院编修，历中允、侍读学士、佥都御史。桂林沦陷后藏匿于贺县山中，不久遂亡故。刘客生著有《行在阳秋》，纪永历朝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客生与澄之相识于隆武行朝，二人同怀异才且有治世志，故交善，常唱和于虔州芋园驿。二人曾同赴虔州，于陡峭险绝的雩都峡失散，钱澄之失落地写下“过江逢片雨，隔岸失孤灯。遥念多愁客，篷窗此际凭。”[2](P117)在那陡绝多虎盗的险境中，钱澄之视刘客生为绝境中的希望之灯，与之相失，惆怅之情可知矣。永历时，吴真毓、郭之奇等人联名上书弹劾刘客生与金堡、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结党为“五虎”，专权误国，刘客生下狱论死罪，命在旦夕，钱澄之为之积极奔走，力劝辅臣严起恒援救之，客生终得全身。《藏山阁诗存》存有《江雨赠延安刘客生卧病》、《鹡鸽行赠刘客生》、《夜舟也示客生》、《雩都峡夜与客生相失》、《延平寄客生鉴在》、《得刘客生信》、《刘同庵客生温玄博诸公同游七星岩作》、《刘客生詹尹直经筵讲官》、《桂林寿刘客生次诸公韵》等。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又字伯略，别号稼轩，信奉天主教，教名多默(Thomas)，直隶常熟人，早年曾受业于钱谦益门下，万历丙辰进士，授永丰知县，为人清正刚直，有惠政，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后被陷解职。弘光时擢佥都御史，巡抚广西。隆武时加兵部侍郎，未赴任。永历时以拥戴功晋文渊阁大学士，后又因功加太子太保封临桂伯，留守桂林，城陷，与司马张同敞从容吟诗唱和以侯敌（结集《浩气吟》），敌至，不屈死，永历帝追赠其为粤国公，谥文忠，乾隆年间清廷追谥为忠宣，《明史》二百八十卷有传。瞿式耜与钱澄之大概相识于永历行朝，在未识面前，钱澄之就“蒙留守荐扬，屡加问讯”[13](P322)。与钱澄之相同，瞿式耜也喜好诗赋，常常是“诗成马上烟尘净，客到军前翰墨香”[2](P241)，相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的忧国忧民的情感使二人蒙面后一见如故，此后多有交往唱和。钱澄之在《留守生日用诸公韵》中有“求成勿使催科扰，愿听农歌一举觞”句，瞿式耜同感国难民艰，每流涕诵之。瞿式耜竭诚为国，每得佳士则急荐于朝廷，钱澄之直言劝之“所好之士惟求其贤，勿徇其名”[4](P377)。钱澄之还曾向瞿式耜指出永历行朝封爵滥觞已极的现状，与其探讨救国之策。从年龄与阅历而言，瞿式耜是钱澄之的师长，但他们志同道合，亦师亦友，故钱澄之有“平生师友谊，尽在桂林城”[2](P316)之叹。在得知瞿式耜不屈死于桂林后，钱澄之悲痛欲绝，作《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哭之。瞿式耜“泊然恬雅，临觞遣咏”[3](P17)，著有《虞山集》十卷，道光年间刊印时改名为《瞿忠宜公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其改名为《瞿式耜集》出版发行，其中包括奏疏、耕石斋诗、桂林诗、浩气吟、书牍及杂文。钱澄之《藏山阁诗存》存有《寄呈留守瞿相公》、《全阳松和留守相公韵》、《留守生日用诸公韵》、《小东皋即事》、《虞山歌为留守相公赋》、《桂林杂诗》、《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藏山阁文存》里有《上留守相公书》、《又寄留守书》。《田间文集》里有《书瞿张唱和诗后》。
钱邦芑(1602-1673)，字开少，江南丹徒人，明诸生。隆武时上书言事，帝奇其才，授御史。永历时擢右佥都御史，后永历行朝势渐衰，孙可望势长，钱邦芑为避其逼官，乃祝发为僧，号大错，以僧终。钱邦芑与钱澄之在弘光时同被钩党，邦芑游于淮镇，澄之则亡命武水，后两人先后入关，于雨夜闻声相认得以重聚。钱邦芑既得隆武帝重用，“勇报恩，有怀无不吐”[2](P123)，积极上书进谏，钱澄之亦经常与之讨论时事，分析形势。钱邦芑才思敏捷，“为诗磊落孤愤，借今喻今，善于怨者”[6](P337)，著有《甲申纪变录》一卷、《大错和尚遗集》四卷、《鸡足山志》十卷、《梅柳诗合刻》一卷。钱澄之《藏山阁诗存》中有《酬开少》、《读开少御史谏草漫书》、《寄开少》、《梧州杂诗》，《藏山阁文存》中有《与开少御史书》。
汪蛟，字辰初，歙县人（一说云都人），明末孝廉，“官于滇，甚显赫。”[6](P256)隆武时任琼州推官，永历时补勋司，奔走闽、粤、滇三十余年后归里。汪辰初与钱澄之初交于乙酉冬，二人同在隆武行朝赴试选官，同得推官。永历时“两人同时至行在，例得擢用”，其二人“居止相并，舟亦联樯，盖无时不聚首”[4](P396)。庚寅年冬，永历政权失势南奔，钱澄之追驾不及，汪辰初招其移舟同行，无奈溃兵截江，俩人遂相失。不想三十二年后，钱澄之复得汪辰初的消息，喜出望外，过扬州访之，正值汪辰初外出楚南，不遇。又三年，二人终于在相别三十五年“沧桑之后，迟暮之年”[2](P442)再次相会！此时汪辰初已八十四岁，钱澄之已七十三矣！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相对如同梦寐，唏嘘感慨，惘若隔世。二人于耄耋之年重逢知己，此后书信往来不绝，遂成一时佳话。钱澄之于二人重逢后力赞汪辰初《滇南日记》珍贵的史料价值，辰初遂出之嘱咐澄之作序，钱子欣然允之。汪辰初著有《滇南日记》、《心远堂诗》等。钱澄之《藏山阁诗存》中有《酬汪辰初》、《同汪辰初吴东三集七星岩即事》、《看汪辰初李武舟对弈》，《田间诗集》中有《访汪辰初不遇》、《扬州访汪辰初》，《藏山阁文存》中有《与汪辰初书》、《汪辰初文集序》，《田间尺牍》中有《寄汪辰初》。
三
与钱澄之交游的友人，或成其忠诚爱国、誓死抗争的性格，或与其唱和不绝，直接影响其创作风格，或助其分辨是非忠佞，坚持复兴故国大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钱澄之密切交往的人物必然与其有着某些共同的志向、爱好或取向，所以，从对他们的了解，可窥见钱澄之本人性格、诗风、政治取向、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形成及特点。诗以言志，对钱子之“志”的了解，必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钱子之诗。再者，钱澄之的诗中多涉及与之交游的人物及事件，或寄怀，或记事，或唱和，知人论世，只有对其人其事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钱诗所言所感。因此，对钱澄之交游对象的考索就有了其必要和意义。
［收稿日期］2006-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