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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哲学界对哲学价值问题的广泛研究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其初起的标志是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该文回顾了西方关于事实与价值的讨论，认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事实与价值之分。所谓事实的认识是关于“是如何”的认识，而价值的认识则是关于“应如何”的认识，后者是更深一个层次的认识。从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来看，后者更为重要。真理这个词本来就有两种含义，或者指真实性而言，或者指合理性（正当性）而言。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既是真实性（事实的真理）的标准，又是合理性（价值的真理）的标准。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如果把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割裂开来，就会导致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或把价值认识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则会导致实用主义，或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错误。这篇文章从哲学层次上对价值问题作了探讨，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1年8月8日，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文章，郑重向学术界推荐杜汝楫的文章。这以后，《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青海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社会科学辑刊》、《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文章，在国内逐渐兴起了价值哲学研究热。
一
80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到1986年，着重研究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问题。
我国哲学界对价值哲学的探讨，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入的。一开始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价值问题，着重探讨价值范畴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其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价值理论的研究，坚持价值的客观性。认为价值是主客体关系范畴，从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去理解价值，强调主体需要不同于欲求、想要，而是客观的，所以价值也是客观的。
刘奔、李连科于1982年9月18 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一文，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的问题，对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李德顺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发表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文， 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问题。1985年5 月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真理讨论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86年5 月在杭州召开的价值与认识的讨论会，使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的讨论更加深入。
这个阶段讨论最热烈的是关于价值真理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哲学研究》1985年第9 期上发表的袁贵仁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和薛克诚的《客观真理刍议——兼评价值真理》，把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袁贵仁认为，价值认识是对价值事实的反映，凡是与反映对象价值关系相符合的价值认识，都是价值真理。世界上存在着价值现象，也就存在着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传统的真理定义只概括了事实真理，把价值真理排除在真理概念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认识的对象有事实与价值之分，真理也有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承认价值真理不会导致多元真理与阶级真理。薛克诚则反对价值真理的概念，认为承认价值真理，真理就成了因人、集团、阶级而异的了，还有什么客观真理？辛望旦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也撰文认为， 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不同，讲价值真理，就会导致真理多元论，导致真理的阶级性。还有学者认为，可以说存在着价值真理，但强调价值真理的意义不大。因为已经有了真理这个范畴，就不必再区分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了，正如不必区分数学真理、物理真理、化学真理一样。
价值真理问题是我国学者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价值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它对于探讨价值认识，特别是价值评价有无真假问题，对于搞清楚真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有无阶级真理，是有意义的。这次讨论，也促进了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关系的研究。
《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2 期发表了李连科的《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不能单纯地从认识论角度研究价值问题，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中都有重要地位。这对拓宽价值理论研究的视野有积极作用。
这一阶段出版的主要著作是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3年，研究的重点是价值本质及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987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的《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证》一文（此文先在《未定稿》1986年第17期内部发表），对当时价值哲学研究中不少文章作为立论根据的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提出否证。当时国内不少学者认为， 马克思的这句话，说明马克思认为价值就是从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郝文经过论证指出，这句话，是马克思转述瓦格纳的观点。瓦格纳把使用价值当做价值，这恰恰是马克思坚决批判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价值是指商品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商品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使用价值的特点是能满足主体需要。所以，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给哲学价值下定义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郝晓光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如5月18 日李德顺在《“价值”范畴的一般与特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这句话说的价值的确是使用价值，不是哲学价值，但并不妨碍我们以使用价值为基础，概括出哲学价值，从特殊上升到一般。
这次讨论并未达成共识，但对我国价值哲学研究很有意义。首先，通过讨论使一些学者认识到，以马克思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句话作为价值定义的主要根据并不可靠；其次，这次讨论提出了使用价值不等于哲学价值的问题，对价值本质的研究是一个推动，促进人们去思考使用价值与哲学价值的关系。
这以后的几年，哲学界的讨论都是围绕价值本质问题展开的。1987年9月， 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一书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立足于主客体辩证法，着重从主体的地位、主体对对象作用的过程研究价值，并对价值与真理的统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
1987年11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讨论会”，对价值的本质、价值运动过程、价值选择、价值与历史观、人的价值、价值与情感、改革与价值观念变革、中国古代与现代西方的价值理论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价值和价值观》（王玉樑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集中反映了这次会议的成果。
这以后，又先后陆续出版了十几本重要著作：如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和《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92年版），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马志政等的《哲学价值论纲要》（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门忠民的《价值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德顺的《价值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等。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 期发表了张岱年的《论价值的层次》一文，认为主体需要的满足确实是价值的一项重要含义。但“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问题”，因为“需要也有高下之分”，对需要的评价，就不能以满足需要为标准了。他认为价值的含义有三个层次：（一）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二）对需要的评价，即确定需要的高低；（三）需要主体本身的价值，指主体所具有的优越性质与能力。他还论述了真善美的价值问题，认为真是认识的价值，善是道德的价值，美是艺术的价值。张文从对需要本身的分析入手，指出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不足之处，改变了对价值基本含义的笼统认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张文的观点很快得到响应，1991年袁贵仁在《价值学引论》中也认为：“人的需要并非都是天然合理的，都是必须满足的。”“满足主体的正当需要对主体是有价值的。”“满足不正当的需要是没有价值的，相反，不满足这种需要或限制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则是有价值的。”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6 期又发表了张岱年《论价值和价值观》一文，进一步提出价值有两重含义：功用价值和内在价值。认为价值的基本含义是能满足一定的需要，这是功用价值；更深一层含义是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这是内在价值。他还分析了真善美的功用价值与内在价值。何祚榕在《人文杂志》1993年第3 期上发表《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一文，提出价值具有二重性：其一是外在价值，即某事物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效用；其二是内在价值，即衡量同类事物孰贵孰贱、孰高孰低的标准。这些看法，都是对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批评，也是对哲学价值本质的一种深层次的探索，使我国哲学界对价值本质的探讨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1991年9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第三届价值哲学讨论会。 会议主要讨论价值的本质、价值评价理论和价值观念问题。会后王玉樑在《哲学研究》1992年第7 期发表了《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一文。该文在价值定义问题上，不同意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认为这样界定的价值实际上是内定价值（即主观价值），并非客观价值。到底是否有价值，要由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应来确定。在价值的本质问题上，该文不同意“价值的本质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或“价值是主体性对象化”的观点，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即客体作用于主体，对主体本质力量的效应。这篇文章提出了哲学价值的新定义，即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最根本的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价值之所以是价值，就在于使主体发展完善，使主体更美好，使人类社会更美好。用客体对主体的效应界定价值，从根本上确保了价值的客观性；这实际上是以实践效果界定价值，这就把价值理论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上。这种观点既重视价值主体的作用，又重视价值客体的作用；克服了把哲学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哲学研究》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讨论此文。
1993年赖金良在《浙江社会科学》第1 期发表了《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主客体关系模式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模式，以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不适合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能说明客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价值关系；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只能说明作为客体人的价值，而不能说明作为主体人的价值，这样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也就消失了。他还批评了把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的定义，认为这是效用论定义。用这种观点只能说明人的客体价值即效用价值，不能说明人的主体价值、人道价值。所谓人道价值，即人的生命存在、尊严、自由、权利等价值。人道价值是人的内在价值。此文关于人的内在价值的观点，与张岱年、何祚榕的观点有近似之处。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研究的重点是评价论、邓小平的价值观问题。
1994年以后，我国价值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是评价研究获得丰硕成果，相继出版了四本关于评价论的专著：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冯平的《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5 年版）， 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和《社会评价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对价值哲学来说，从价值本体论的研究，进到评价论的研究，是对价值哲学研究的重大推进。评价问题是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价值哲学中争论最多、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要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建立科学的价值评价理论体系。评价问题在西方的价值哲学理论中是比较薄弱的部分，所以我国评价理论取得的这些成果，是很可贵的。
1994年以后，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是开始了对邓小平的价值观的研究。邓小平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关于哲学价值的独特见解，这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他对哲学价值问题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见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的一系列见解，特别是他的三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等，深入人心，使人们开始关注邓小平的价值观。1994年初以后，《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文章。《光明日报》于1994年11月30日、1995年2月9日和1998年3月20 日先后发表了王玉樑的《邓小平的价值观初探》、张桓的《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价值观》和李存山的《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等文章。1995年相继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余育德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论——“三个有利于”的正确认识与运用》（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本是王玉樑的《邓小平的价值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98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改革开放20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对邓小平价值观的内涵、特点、核心、价值标准、公平与效率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改革开放20年》（王玉樑、赵馥洁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通过几年来的研究，学术界对邓小平的价值观的内涵和实质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
王玉樑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有三个基本点：第一，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第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第三，开拓进取，发展创新。这三个基本点包含了三条基本的价值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生产力标准、实效标准。“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点的集中表现。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是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参见《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改革开放20年》，第191页）。
赵守运、牟永生等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或一切为人民的价值观。一切着眼于人民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的价值目标；人民高兴、赞成是邓小平的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价值的基本途径。或者说，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本位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出发点和源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本质特征，是邓小平价值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集中表现（参见同上书，第195页）。
余育德、吴勇认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三个有利于”，实质上是有利于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利于人民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质的体现，是共产党人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邓小平的历史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发展的关节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灵魂（参见同上书，第102页）。
刘世文认为，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因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而生产力标准是实践观的核心；把实践与生产力割裂开来，是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等的依据；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是统一的，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基础（参见同上书，第204页）。
二
经过我国学者20年的努力探索，我国价值哲学已取得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主要是：
一、价值与存在问题。这个问题是价值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西方学者如新康德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否认价值的客观存在。我国学者系统地研究了价值的基础、根据、存在、本质、规定性、类型、基本范畴等问题，对价值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王玉樑在《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新探》和《价值与存在》（《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等论著中认为， 价值的根据是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中介、价值活动。价值的基础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价值活动。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主体、客体都是客观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即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必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就是价值，所以，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论证价值存在的客观性，使价值哲学从奠基于主客体关系论，进而奠基于存在论的基础之上。这是我国价值哲学在本体论研究上的重要进展。
二、在价值界定与价值本质上，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是主体性人学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适合、接近或一致。价值的本质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或主体性对象化，或者说价值是一种主体性（参见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前言及第108页）。这种观点主要从主体的地位、 作用方面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和特性。
第二种观点是主客体统一论。认为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肯定与否定）关系。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参见李连科《哲学价值论》，第83—85页）。
第三种观点是效应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本质力量的效应。这种观点坚持从价值的客观存在出发，按价值的本来面目去研究价值。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王玉樑。
第四种观点是人道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人所赞赏、所希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可分为三类：一是人道价值，包括生命、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二是规范价值，包括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结构性价值；三是效用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功能性价值。人道价值是规范价值和效用价值的根源、基础、轴心和终极判断（参见赖金良《人道价值的概念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与这种观点近似的还有韩东屏的“价值是人”论（参见韩文《“价值是人”及其意蕴》，《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论价值定义的困境及其出路》，《江汉论坛》1994年第7 期）。
第五种观点是价值二重性论。认为价值有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之分。外在价值是功用价值；内在价值是事物内在的优异特性。这是张岱年、何祚榕的观点。
第六种观点是系统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符合系统目的、有助于实现系统目的的东西。价值主体不限于人，而包括一切有机生命系统在内。价值分为利、善、美三类（参见黄海澄《艺术价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8、106页）。 胡义成也主张用自组织理论研究价值，与此近似。
此外，还有仇德辉的统一价值论、周树智的历史价值论、邬昆的天道价值论等观点。
三、评价理论的研究。我国评价理论的共同之处，一是都承认价值是客观的，价值决定评价，评价是价值的反映；二是都认为评价有真假问题，评价活动正确反映客观的价值关系，评价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三是都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认为评价标准是主体需要的反映。几位作者都同意采用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来界定价值，这也反映了以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观点在我国价值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我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评价论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是从价值论视角研究评价问题的，主要探讨了评价活动的发生和历史发展、评价的本质和特点、评价的类型、评价的结构、评价活动过程、制约评价活动的因素、评价的科学化问题。着重对评价活动过程、评价标准、评价信息、评价方法、评价判断、评价推理、评价检验、评价的理想目标等作了深入的分析。
冯平的《评价论》主要是从心理学视角进行研究，探讨了评价主体的心理背景系统、评价的心理运作过程、评价的心理运作机制、评价的社会运作和评价的合理性等问题。着重论述了评价的心理运作过程中确定评价的参照系统、获取评价信息、形成价值判断的过程及评价情境，情感、意志、联想、想象与体验在评价的心理运作中的作用问题。对评价的合理性问题和评价合理性的模型也作了探讨。
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和《社会评价论》是从认识论视角研究评价问题，认为价值标准是主体的需要，评价标准是主体需要的观念反映，评价活动的思维形式是规范、价值判断、评价推理，意义是评价活动的结果。后一本书还研究了社会群体何以成为评价主体的问题，并深入探讨了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实现形式：一是无机形式，如社会舆论、谣言、民谣等；二是有机形式，即权威机构的评价，分析了权威性评价发生作用的机制及引发的悖论等。
四、价值与真理的统一问题。与西方一些学者割裂真理与价值的联系的看法不同，我国学者李德顺、刘奔、李连科等认为真理与价值是统一的。真理和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中的两个方面。真理，即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规律的正确反映，标志着主观向客观的不断接近；价值，即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的特殊的关系，标志着客体向主体接近。真理体现了实践活动的客体尺度，价值体现了实践活动的主体尺度。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人们创造和实现价值的活动必须以真理性认识为指导；而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真理，是为了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真理性的认识，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条件；宏伟的价值目标，又推动着人们去不懈地探求真理。真理具有重要价值，对价值的认识也有真理性问题。实践既是真理的标准，也是价值的标准。真理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坚持真理。真理与价值统一于实践过程中，是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和本性。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五、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价值与真理不同，真理是一元的，而价值则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价值的这种特性，使价值现象显得特别复杂而难于把握，这也是价值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形成较晚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强调价值多元性，否定价值一元性；有些学者则只承认价值一元性，否认价值多元性；有的只承认价值多样性，不承认价值多元性；有的只从价值观念或伦理学的角度理解价值多元论（多元性）与价值一元论（一元性），而未能从价值本体论上去探讨这个问题。王玉樑在《价值哲学新探》、《论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载《中日价值哲学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中，着重从本体论意义上去探讨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问题。认为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是价值的基本规定性。价值多元性是指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或对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其价值不同的性质；价值一元性，则是指同一客体对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体，或对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某一主体，或对某一具体主体的某一方面，其价值是一元的、单一的、确定的性质。价值一元性是价值多元性的基础，价值多元性中包含着价值一元性；价值多元性是价值一元性的表现，是价值一元性的补充，表现了价值的丰富性。事物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客体对社会主体的价值，而同一客体对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体的价值是一元的。所以，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元的，其表现是多元的。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这种分析，深化了对价值本质的认识。
六、价值与历史观的研究。历史必然与历史选择问题历来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和热点。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展开讨论。王玉樑从价值哲学的视角论证了二者的统一。他在《价值哲学新探》、《历史的必然与历史的选择》（《求是》1996年第15期）中认为，人类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动力。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以趋势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使历史发展具有不同的可能性。人类的价值追求，必然要对诸多历史的可能性进行价值选择。人类社会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对各种历史的可能性必然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但归根到底是选择有利于实现人类最大价值的东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就是有利于实现人类最大价值的方向。历史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会有曲折反复，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历史选择归根到底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类自由度增大的方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就会随之呈现出规律性变化。所以，历史必然与历史选择是统一的，价值活动是历史必然与历史选择统一的内在机制。
七、价值观、价值观念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价值观与价值观念的内涵的区别与联系、价值观念的构成、基础、功能、特点等都做了研究。江畅提出，价值观念是一个系统，包括四个子系统，即目的系统、手段系统、规则系统、制约系统。判断价值观念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其对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如何（《论价值观念》， 《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当代价值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价值多元化和相对化（《论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冲突》，《中日价值哲学新论》，第290页）。 袁贵仁研究了价值观念起作用的形式及作用的机制，认为价值观念是通过价值规范、价值准则等许多形式起作用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有主观念和次观念之分，要研究主观念与次观念的关系（《价值观念研究与价值学的发展》，《哲学研究》1992年第9期）。 漆玲等研究了实然与应然、决定与选择等问题（《价值观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我国学者还对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变革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八、中国古代哲学价值论和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的研究。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方面，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论》（载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文章，对我国古代儒、道、墨、法等家及两汉、宋明时期学者的价值观作了分析。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一书，对中国古代哲学价值本质、分类、评价、人类价值论、自然价值论、儒家的道德价值论、墨家的功利价值论、道家的自然价值论、法家的权力价值论及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作了系统的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价值理论的特点和丰富内涵，并论述了价值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王玉樑的《追寻价值：重读杜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书，对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价值理论，对新实在论、存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人格主义的价值论，对迈农、摩尔、舍勒、芬德莱、斯蒂文森、黑尔、塞森斯格等的价值理论，对现代西方哲学中价值与事实分离，现代西方评价理论和价值判断等，作了多方面的评介与研究。
九、人的价值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直接的自我价值与间接的自我价值，人的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人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人的效用价值与人道价值，人的创造、贡献与享受、自由、尊严、权利的关系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是创造、贡献与享受、尊严的统一，从根本上说，人的价值在于贡献。我国价值哲学关于人的价值的研究，既不同于过去只讲人的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不讲人的个体价值、自我价值，只讲客体价值，不讲主体价值，只讲贡献，不讲享受、自由、尊重、权利的僵化的观点，也不同于西方一些人只讲个人价值，不讲群体价值，只讲自我价值，不讲社会价值，只讲享受、自由、尊重、权利，不讲贡献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十、对价值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有没有建构起好的理论体系，对一个学科至关重要。我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几种理论体系，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体系：
第一种体系：价值的本体论研究（价值的基础、本质、特性、类型）——价值的认识论研究（价值意识、评价的本质、评价标准、社会评价）——价值与真理的辩证法（价值与真理的实践地位、价值与真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关于真理与价值的不同、自由）。这是李德顺的《价值论》一书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是从认识论视角进行研究。
第二种体系：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基础、根源、存在形态、表现形式、基本特征）——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创造、价值与代价）——价值的认识（价值、评价、认识，价值认识过程，价值认识尺度，价值与真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实现、价值客体的消费）——价值的作用（价值的社会作用、人的价值意识）。这是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一书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从人学和文化学的视角研究价值。
第三种体系：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价值的基础、根据、存在、本质、规定性、类型、基本范畴）——价值活动（价值认知与评价、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活动与历史发展）——价值意识与价值观念（价值观与价值观念，中西价值观念比较）——价值与文化。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价值本体论——价值活动论——价值观念论——价值与文化四部分组成。这是王玉樑的《价值哲学新探》一书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是从价值存在、价值本体论出发，从价值论视角研究价值。
十一、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首先是邓小平关于价值本质、价值界定的重要见解。从他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影响。邓小平的价值观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他看来，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的客观效益、效果，使人民生活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他的这一思想，不仅解决了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和价值的客观性问题，也体现了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导向。
其次是邓小平关于价值评价与价值标准问题的重要见解。价值评价是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价值评价的关键是价值标准问题。我国学术界主要以主体需要作为价值标准。人们在评价一件事情时，总是首先自发地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价值标准，自发地认为客体能满足需要就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或是负价值。但主体需要作为价值标准，存在着一些缺陷：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以主体需要作为价值标准，从逻辑上说，必然导致作出满足不合理需要也有价值的荒谬结论。主体需要是一种自发的价值标准，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邓小平的价值观，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标准或评价标准，如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社会进步、国家兴旺发达标准，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这些标准中都内含着实践标准或实效标准。所以，最根本的是实践标准或实效标准。用实际效益、效果作价值标准，拿事实来说话，最客观、最准确、最有说服力。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是价值评价特别是价值标准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为建立科学的评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是关于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邓小平的价值观，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思想，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价值。坚持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证明有无价值，使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克服了价值哲学史上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一道鸿沟的局限。
其四是关于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统一的思想。邓小平的价值观中包含着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辩证统一的丰富思想。这在他关于统一战线、“一国两制”等问题的论述中最为突出。在他的思想中，一元是目的，多元是手段；一元是归宿，多元是条件；只有通过多元才能求得一元。没有价值多元性，就不可能有价值一元性；离开了一元，多元就失去了凝聚力，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就会导致事物的裂解。这一思想有助于全面地认识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辩证关系，有助于克服西方学者片面追求价值多元化，否定一元性的缺陷，也有助于克服片面强调价值一元性，否定价值多元性的僵化倾向，有助于推进价值哲学的科学化。
最后，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哲学价值理论研究，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根本特点。邓小平之所以能在哲学价值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将它运用于研究哲学价值理论。邓小平的价值观，为我们研究价值哲学提出了正确的哲学观，启示我们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辩证地看问题，拿事实来说话，任何复杂的价值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研究价值哲学的指导思想即哲学观问题。
三
为了把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价值观或哲学价值思想。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价值本质和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分歧，很多都是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例如，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有的是以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作为根据，有的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作为根据。由于对这些话的理解不同，人们对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提出人道价值论，也是以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论述的理解为根据的（参见赖金良《人道价值的概念及其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要使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 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深入一步，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
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对我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为广大群众所信服的科学的价值观。邓小平的价值观对当代价值哲学中争论不休的关于价值的本质、价值标准、价值与事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价值观将使我们得到许多启迪。
二、进一步深入研究价值哲学的基础理论。要建立科学的价值哲学，必须以坚实的价值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为基础。要克服轻视基础理论，对研究基础理论厌烦的情绪，克服认为基础理论已经没有什么研究的了，不愿再作深入的艰苦探讨的思想。目前，在价值哲学基础理论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首先是价值的本质与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如何界定价值，一直是价值哲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什么是价值，是整个价值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目前我国学者对价值下的定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八种类型：一是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二是用意义界定价值；三是用有用性界定价值；四是用效应界定价值；五是用劳动界定价值；六是用合目的性界定价值；七是认为价值是人所赞赏、所希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八是用负熵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物质进化的方向等。我国学者大多数都采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那么，对价值的这种界定，如何与西方的主观价值论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这种界定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需要并非天然合理，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就意味着满足任何需要都是有价值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满足主体需要，既可能产生正价值，又可能产生负价值，这就违反了矛盾律。对价值的这种界定，还直接影响到对价值的评价理论以至整个价值哲学理论。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建立起科学的价值哲学理论。
我国学者对价值本质也有不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价值的本质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实际上把价值理解为实体，即对象化产品。这正是一些主张价值是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属性范畴的学者的观点。这说明，在价值本质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内在矛盾。有的学者说，价值既是关系范畴，又是属性范畴。价值是属性范畴，如何解释价值既有多元性又有一元性的现象？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评价理论，特别是价值标准或评价标准与评价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的研究。要深入研究价值创造活动与价值实现活动，包括人的价值实现过程。要进一步开展对价值观与历史观，价值活动与历史发展的研究，揭示人类的价值活动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
三、深入研究价值观念，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价值冲突、价值导向，把价值哲学与沸腾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对价值观念的研究是我国价值哲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现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使用价值观、价值观念的概念很多，但人们对这些概念理解差别很大。有的学者认为价值观就是价值观念；有的认为价值观就是价值论或哲学价值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观与价值观念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价值观是指关于价值问题的根本观点，价值观念是指对某一类事物的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稳定的观念模式；把价值观理解为价值观念，是一种习惯用法。对价值观念的内涵也有不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价值观念的内涵，主要是价值标准；有的学者则认为价值观念主要是一种价值信念；还有的学者认为，价值观念是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统一的稳定的观念模式。到底如何理解价值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价值观念问题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变了，经济运行机制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必然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的规律是什么？怎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坚持怎样的价值导向？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价值哲学贴近生活，往往是通过伦理学、美学等具体的价值学科而实现的。要使价值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运用价值哲学理论深入研究伦理学、美学。要努力建设价值论伦理学、价值论美学。在西方，伦理学与价值哲学是紧密结合的，有的伦理学就是用价值论作指导的伦理学，有的伦理学本身就称为价值论伦理学。在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与伦理学联系不紧密，研究价值哲学的学者，很少研究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的学者，也很少研究价值哲学。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价值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伦理学的发展。应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美学本身是属于价值领域的学科。国外早已有价值论美学。但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承袭前苏联学者的观点，立足于从认识论研究美学，使一些美学现象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国目前已有学者大力倡导价值论美学，有的已写出了价值论美学的著作，但这仅仅是开始。要真正建立起价值论美学，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四、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古代哲学价值理论和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点是重道德、重价值，有浓厚的伦理价值色彩。所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可丰富价值哲学的内容。中国古代的价值观，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价值论方面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中国古代哲学价值理论，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要从我国古代哲学价值思想的宝库中，发掘更多的有价值的思想，充实价值哲学的内容，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价值哲学发源于西方。西方价值哲学发展已有100年的历史。100年来，西方学者对价值哲学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不少成果，很值得我们研究。通过研究吸收其合理的东西，借鉴其失误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专著，也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价值哲学的论著，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西方学者的价值哲学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尚未翻译过来，我们对西方价值哲学的发展过程及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学术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要加快价值哲学的发展，也必须开展百家争鸣。不仅要有本国学者的争鸣，而且要对外开放，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与百家争鸣。我国价值哲学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一些成果是对世界价值哲学的重要贡献，应当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以扩大影响。同时，要加强对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研究，了解国外价值哲学的新进展，借鉴国外的最新成果，以促进我国价值哲学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