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我国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与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成因论文,心理健康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3)06-0031-05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心理困扰日益加剧，心理疾患发病率随之上升，这几乎是一切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情况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都显示，社会心理失衡与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全社会的关注与行动。例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疾病全球负担”(GBD)计划中所采用的“劳动能力丧失调整的生存年”(DALY)指标的测算，1990年至2020年心理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都位居首位，各类心理问题的花费分别占疾病总负担的18.0%和20.0%，即约占所有由疾病引起的劳动能力丧失的五分之一，已接近发达国家23.5%的水平，高于中低收入国家10.5%的水平[1]。本文以我国社会转型为背景，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调适。
一、社会转型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
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仅包含有个体生物、心理因素，而且还有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更明显。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认为，许多个人遭遇的困扰，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他把那些对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方面的品质称之为社会学想象力，借助这种想象力人们可以增进理性，看清世事、了解全貌[2]。在此，我们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导致当代中国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1.社会失范与心理适应困难
失范一词，最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提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E.K.Merto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失范或曰社会失范是指旧有的社会规范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处于混乱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之中，并缺乏明确一致的社会规范约束的一种社会状态。失范状态往往是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种后果，并导致越轨行为在数量上、规模上和强度上的大幅度增加，给社会成员带来程度不同的心理困扰和精神痛苦。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从器物层、制度层到观念层，由浅入深地强烈冲击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震撼着人们长期构筑成的精神世界。由于对外来文化的一知半解、歪曲割裂、生吞活剥地全盘接受，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和潜在功能的忽视，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以及对被教条主义损害了价值的社会主义怀有种种戒心和偏见，因此难以迅速实现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效整合；另外，由于社会结构中各个子系统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滞后的社会子系统必然会与改革超前的社会子系统发生矛盾，甚至产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即使经过改革之后社会结构或体制已经合理，也不能指望它马上发挥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个逐渐磨合、不断修正的过程。因此，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我国出现一定程度、甚至有时是较为严重的社会失范是在所难免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失范状态主要表现为权威失范、角色失范和社会主导价值观混乱等方面，它使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适应困难，加剧了人们固有的生存焦虑，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感。特别是对于那些心理承受力低、应对调整能力不强的人来说，则更容易产生心理失调。例如，在许多人看来，社会失范状态下的一切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世界的变化似乎毫无规律，偶然和意外的事件实在太多。于是，他们便人为地制造“规律”，想什么事、做什么事都有刻板的程序和方式，这样他们才感到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自己心里才踏实。于是就出现了因过分追求安全而不惜严重牺牲效率和经济原则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等强迫性症状。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人的不安全感并未减轻，反而由于过分代偿而趋于严重。此外，一些人为了缓解由社会失范带来的不安全感和选择上的焦虑，还会乞灵于作为民俗或意识形态的迷信以及个人独特的“迷信”——巫术化行为。面对社会失范，还有的人可能会以退却、逃避和麻木冷漠等方式扭曲地表现出来，摒弃理性而跟着感觉走、及时行乐等便是其表现形式。
2.社会心理应激刺激激增与心理负荷加重
所谓应激刺激，是指能够引起个体应激反应的体内外环境变化，也称应激源。一般来说，除了躯体性应激源（如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刺激）和心理性应激源（如由于个性因素导致的不切实际的预测、心理冲突等）之外，还包括社会性和文化性应激源。
第一，社会性应激源。这是指那些造成个体生活风格上的变化，并要求对其适应和应对的社会生活情境和事件。我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变迁的速率明显加快，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角色的增多、人际交往的扩大、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交通阻塞、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使得人们需要适应和应对的生活事件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由于竞争机制被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在给人们以机会充分展示自己潜能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挫折和失败，大大增加了人们遭遇消极（或称负性）生活事件的机率。生活事件（尤其是消极生活事件）的激增破坏了个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处事常规，人们被迫消耗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加以应对。此时，人的主观体验常常是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已有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尤其是消极生活事件）作为一种非特异性因素同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和加重有相关关系。因生活事件激增而产生的长期、高强度的心理应激会损害人的心身健康[3]。又如2001年7月进行的一项对杭州、广州、重庆和太原四个城市3760人心理压力状况的权威调查发现，健康危险性压力(HRS)率为44.54%，其中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学生、下岗失业者、离异或丧偶者、经济状况较差者的健康危险性压力(HRS)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该研究结果还显示，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构成了城市居民压力源的主体[4]。
第二，文化性应激源。当一个人由一种文化区域或文化圈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或文化圈时，就会面临着生疏的文化环境的挑战，从而就会产生适应和应对的需要和应激反应。如在不同国家、文化环境或民族聚集区之间迁移的人群（跨国移民、跨地区流动人口）则会面临较多的社会心理性刺激。
3.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竞争与相对剥夺感增强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作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群体贫富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分层的加速和贫富悬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客观地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或多或少地获得了好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然而很多人却总觉得自己和别人相比吃了亏。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与人们主观上的认知偏差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定势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竞争。由此而导致人们牢骚满腹、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信念动摇、逆反心理膨胀。这种淤积于内心的强烈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会使那些心理调适能力差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甚至引发心理疾病。例如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竞争，31.32%的人感到有中等压力，16.06%的人感到有较大压力，5.04%的人感到有很大压力。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公平竞争对健康危险性压力(HRS)贡献的OR值为1.50，对心理障碍贡献的OR值为1.78。这一结果说明不平等竞争是导致人们身心健康恶化的重要致因[5]。
4.社会支持弱化与心理危机加深
社会支持是指能被人一般地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团体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已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而劣性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6][7]。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正迅速瓦解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构建之中，社会支持薄弱，难以发挥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原有社会支持的主导方式——工作单位提供的社会支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迅速瓦解，而替代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完全建立或运转；第二，日益激烈的职业和学业竞争导致业缘人际关系的淡漠和疏远，削弱了来自同事和同学的社会支持；第三，原有社会支持的另一种主导方式——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已今不如昔。“丁克”家庭、“空巢”家庭、单亲家庭、鳏寡孤独家庭、独身家庭等的涌现，代沟的加深，夫妻感情的淡漠……，使得人们并不总是能从家庭那里得到昔日那样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第四，目前的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难以给人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与救助。
5.个体社会化模式所存在的缺陷与个体心理承受力脆弱
个体心理承受力是指个体对于社会生活环境中的重大变动在心理上的可接受性、适应性及耐受性。当过重的心理压力施加在脆弱的承受载体上时，则极易导致心理扭曲，严重的还会导致心理变态。个体心理承受力的高低除了与生物遗传因素有关外，更主要的是后天环境塑造的结果，亦即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我国国民对社会变迁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高，与我国个体社会化模式所存在的某些特点或缺陷直接有关，而后者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8]。我国社会化模式的主要不足或缺陷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化机构看，我国3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其早期社会化几乎完全是在家庭中进行的，父母作为施教者向子女传授的往往是二十几年前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隔代抚养容易使儿童形成传统守旧的性格；第二，从社会化方式看，具有成年人大包大揽、抚养重于教育、关心重于训练、青年社会化往往按照儿童社会化方式进行等特点，这样塑造出的后代往往缺乏自主性；第三，从社会化内容看，具有重集体、轻个人，重感情、轻理性，重灌输、轻启发等特点，其结果使得孩子长大后毫无个性，缺乏独立思考和应变能力。此外，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临床实践看，个体社会化模式的上述特点或缺陷还与强迫、抑郁、焦虑、社交恐怖等神经症倾向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9]。
6.传统世俗偏见与心理求助失误
一个人在感觉有病或不适以后，其对疾病或不适的认识、态度、解释以及由此而采取的缓解和消除病患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其中，当人们有了病感或发觉症状后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叫做求医行为。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当遇到心理困扰时的心理调节渠道依次为：自我调节、知心朋友、家人、同事、社会咨询机构，也就是说，中国人遇到心理困扰时不大愿意求助专门的心理卫生机构[10]。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11]。其中，传统世俗观念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与偏见是导致人们患有心理疾病而不敢求医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们追求伦理规范、行为趋同。相应地，社会排斥与其不符合的思想和行为。在心理健康上，中国人习惯把心理疾病与个人道德品质联系起来，社会形成了心理上有毛病（如怪异的想法和行为），就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其生存价值便大打折扣，轻则被人嘲笑、轻视，重则甚至完全被否定。例如，各地骂人的方言中都有“神经病”类似说法。这样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人在心理疾病上的封闭，人们往往否认自己的心理问题，强制性地压抑心理痛苦，更不会轻易流露出来。
现在社会上至今还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躯体疾病才是真正的疾病，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并且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亲朋好友或工作单位得到多方关心、支持和照顾。一旦康复，一般都可以继续从事原来工作、恢复正常生活，不会受到什么歧视。相反，若患了心理障碍，则往往遭到他人的轻蔑、嘲笑、嫌弃、不理解，被认为是思想出了问题，是做了亏心事、遭了报应，是不光彩的，甚至是见不得人的，而且很难彻底治愈。即使病人日后心理康复，仍会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罩上阴影。在这种社会偏见和歧视之下，即便病情已十分严重，许多心理障碍患者却依然拒绝进入这种病人角色。他们往往不去看心理医生、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而是去西医内科或中医科求治；在求治过程中许多人往往主诉自己头痛失眠、胸闷憋气、消化不良、周身不适等躯体症状，而不愿意讲述自己兴趣减退、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紧张困扰以及一些消极念头和本能欲望等等。结果常被漏诊或误诊，不仅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而且还延误了治疗，并且使病情加重。所以，精神疾病的躯体化现象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不知所患疾病属于心理疾病以及由于躯体症状比较突出外，还因为心理患病往往换来的是他人的歧视、嫌弃、不理解等不良反应，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病情的发展。因此从无意识角度看，“躯体化”是中国人应对心理困境和心理疾病的一种方式[12]。
二、社会转型期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干预
面对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心理困扰加剧、心理健康恶化的现象，我们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应视其为必然产物而任其发展，应该积极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既需要开展个体心理的自我调适，更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调适。
1.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
建立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这是使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有效的心理疏导社会机制应包括医疗情境下和非医疗情境下的两种主要形式。所谓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指设在医疗机构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人员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对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实施个别或集体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目前这方面很薄弱，亟待重视和大力发展心理卫生事业，包括尽快颁布心理卫生法、建立临床心理工作者的执业资格制度、增加现有医学院校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课程设置、改革现行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收费制度等；所谓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指能发挥心理疏导功能和“社会安全阀”作用的某种制度体系。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它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如各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信访制度、投诉举报制度、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社会舆论监督和民意调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将平时因遭受挫折而蓄积的敌对、不满等消极情绪予以宣泄、化解，从而改变认识、理顺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目的。在这些方面有的我们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有的尚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2.努力实现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基本信念之一，也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一旦社会失去公正，必然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导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恶化，这从前面我们对当前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损害所作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实现社会公正。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减少不平等的社会竞争；加强廉政建设，增大反腐败力度和透明度，提高党和政府的社会声望；建立合理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兼顾效率与公平。
3.重建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机制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重建与之相适应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机制，因为个体心理健康离不开有效的社会支持。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理解并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未来重建的社会支持机制应包括以下结构要素：第一，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是向社会脆弱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减少生活危机对其家庭生活和个人心理所带来冲击的主渠道；第二，非政府组织（包括心理卫生专门机构、工作单位、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社会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提供的社会支持；第三，建立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基础上的个人支持。
4.更新个体社会化模式，塑造现代人格
鉴于现行的个体社会化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及其带来的负效应，必须对其那些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之处进行必要的更新和改造，这是提高国民心理承受力的治本之举。具体地说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更新社会化目标。不仅要使社会成员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而且要让主体意识、创新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效益意识等在头脑中扎根，使之真正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第二，更新社会化内容。必须彻底摒弃那些僵化、陈腐、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习俗、观念，积极传授现代新观念、新知识、新技能和新规范；第三，更新社会化方式。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下大力气纠正以往社会化模式中重灌输、轻启发，重讲授、轻训练，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第四，更新社会化机构。现今，家庭、学校已不在是仅有的社会化机构了，应不失时机地加大社会化空间，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社区、社团组织、工作单位等机构的社会化职能，尽快形成培养现代社会成员的仿真、立体、全方位的社会化环境；第五，更新社会化过程。鉴于现代社会变迁加快和教育资源的增多，开展继续社会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因此，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成人继续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