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与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政治论文,经验论文,建国初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充分运用和发挥我党掌握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力量，构建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需要的政治社会化制度，成为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紧迫而现实的任务。宣传网制度正是根据这一状况而建立的自上而下的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网络机制和渠道，它作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初步尝试，对于迅速传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获得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建设新生政权，推动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确保党在这一时期中心任务的实现，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宣传动员和组织保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这一制度建立初期在新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在目标制订、运作模式、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组织效能与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一、宣传网制度的建立及其职能作用
根据我党和人民军队群众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照苏联在群众中设立宣传员、鼓动员制度的经验，中宣部于1950年初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试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即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团员和非党积极分子，按照各自的工作系统，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宣传员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后，根据统一确定的宣传方针、内容、任务和步骤，按各地区分工负责，分片包干，采取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和途径，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时事政策与生产宣传，密切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迅速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决定要求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相应的宣传员和报告员工作制度。决定规定：宣传员由支部中的党、团员以及社会各界中积极分子担任；报告员由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由各级党委指定的党员担任。宣传员的任务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用谈话、读报、书写和绘制宣传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各种简单通俗的方法，经常向各界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内外时事，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批驳各种谣言，传播劳动生产及工作经验。报告员的任务则是经常地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及工作经验的报告。宣传网的建立是为在新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建立党领导的，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核心骨干的群众宣传工作队伍及其组织制度。
到1952年底，全国共发展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一个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骨干，从上到下、层层沟通联系，覆盖机关、厂矿、农村、街道、学校等一切社会组织细胞的庞大政治社会化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开始形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有组织的经常起作用的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党的群众宣传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了过去所存在着的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缺点，而迅速地加强和发展起来。”[1]
宣传网在建国初期实现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组织化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能和作用。第一，领导组织职能。“党的群众宣传工作是一种政治活动，其目的在于传播一定的思想和口号去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情绪。”[2](P20)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正是将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基本领导理念和方法运用于执政方式的探索，旨在“在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中，不是用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和军事机关指挥部队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3]通过党对人民群众经常性的宣传思想工作，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认识，使党对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建立在人民群众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之上，最终实现以思想政治领导推动组织领导。如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在布置各项工作时，都把宣传思想工作当做首要步骤。先逐级召开党的扩大干部会议，然后逐级召开各种人民代表会议，讲解形势，分析情况，说明政策，交代任务，发动讨论，最后做出决议，除此之外，还亲自主持宣传员代表大会或宣传员训练班。由于党委重视宣传并动员全党做宣传工作，所以多数干部都学会了在工作中向群众进行宣传。这成为“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好的一切地方的共同经验”。[4]
第二，宣传灌输职能。在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建中，宣传网作为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主要负责领导全国各社会群众团体的宣传鼓动工作，研究党内外思想动态，组织编审有关时事政策及生产宣传材料，并承担着向社会大众宣传灌输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进行国民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任，与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等共同构成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途径。通过形式多样和高效有力的宣传活动，不仅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初步普及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如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等），使广大群众开始认识和了解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和执政能力，为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群众基础进行了必要的舆论与心理准备，而且对于培养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习惯和热情，引导人们自觉接受政治社会化的初步训练，促成国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知，把涣散的国民思想整纳于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表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激励动员职能。宣传网制度的建立使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第一次真正享有了对国家事务的知晓、参与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它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各地各部门实际任务，进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与生产工作经验的宣传推广，协助行政部门及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做好群众在生产、经营和各项业务工作中的思想教育工作，调动职工生产工作的积极性，促进各项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动员人民参与和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机制和渠道。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的宣传员本身就来自基层第一线，经过短暂训练和学习后，又深入到周围身边的同事当中进行宣传动员，唤醒并带动广大群众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和参与建设、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工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自我思想教育运动。如在爱国公约运动的群众宣传中，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北京、天津、上海有80%的人订立了爱国公约；河北省80%的农村和城镇居民订立了爱国公约。[5](P242)甚至不少部门内部的行政业务工作也要依靠和发动宣传员参加。卓有成效的群众宣传工作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态度，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成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践演练。
第四，信息沟通职能。由于宣传员“生长在群众中，对群众的思想动向很熟悉，甚至群众的一呼一吸都能感觉到，他们既熟悉生产中的问题，又在群众中有威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群众发生影响。”[2](P12)宣传员不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而且随时注意观察各种社会思想动态，搜集并及时反映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因而宣传网组织成为各级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北京，街道宣传员在帮助邻里解决思想问题，收集、反映群众思想情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党和政府掌握了解社情民意，沟通了群众与积极分子、群众与党和政府、群众与群众之间的联系。[6](P328)“河北省唐山专区有许多宣传员成了群众的‘问事处’，有事常找宣传员去讨论，各级党委也注意有组织地使用这批力量以推动工作，”[7](P282)宣传员成为帮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助手之一。
二、政治社会化的全新尝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相继建立了党内思想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局部地区和个别部门政治社会化的成功经验。但限于战争环境，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宣传网制度的建立把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应用扩大到全国范围，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新中国政治社会化工作的全面启动。
首先，开辟了以全民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社会化动力机制和运作模式。即：配合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项政治运动，由中央发布宣传指示、提纲或通知，严格规定统一的宣传内容、时间、方法、口径、范围及具体注意事项，通过遍布全国的宣传网络体系，运用舆论传媒、游行集会、报告会、口头宣传、文字宣传、群众活动、文艺宣传等形式，广泛传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大规模群众宣传运动。正如1953年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两年来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了许多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爱国卫生运动，这些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宣传运动。这些宣传运动的规模之大及其影响之深和广，在我们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每一个运动中，在每一处地方，都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宣传人员向群众进行宣传活动。这些宣传活动的结果，都使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受到了宣传教育。”[1]“对于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要引起从来未有的根本变化，比民主革命的影响要广泛和强烈得多”。[8](P46)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价值取向以及绝大多数公民的政治信仰与政治态度的确立。
其次，奠定了新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制度。宣传网制度是由各级党委主管领导，宣传部门负责实施，以党的各级组织为依托，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核心骨干，包括党的宣传职能部门以及非党群众宣传组织在内的，遍及全国范围的庞大群众宣传教育网络体系。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职能部门再到报告员、宣传员所构成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实施运行机制，形成由上至下的垂直组织领导系统结构。中央和各级党委通过行政手段或发布宣传工作指示、宣传提纲的方式，对全国及各地群众宣传工作进行组织上的和思想政治上的层层领导。由于宣传网的建立而形成的新中国政治社会化工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由宣传员工作制度和报告员工作制度组成的一系列宣传网工作制度，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党的群众宣传工作中各级党组织“把它当做一部分人的和临时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状况，使之成为“全体共产党员的经常性的工作，并由各级党的委员会给以系统的领导和管理”，[9](P65)实现了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而且标志着党—军队—全民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最终确立。在宣传网制度建立前后，为加强和统一对全国政治社会化工作的集中领导，党在全国范围相继建立了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等制度。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从群众宣传、理论教育、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干部管理等方面具体规定了宣传思想工作的职责范围。同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概念，并对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机构、教育内容、工作方法、宣传手段等内容进行了初步探索，制订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基本形成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机构、队伍、方针原则、工作方式、目标要求、检查考核在内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化工作制度。
再次，扩大了政治社会化工作队伍，开创了全社会参与宣传思想工作的全新局面。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新中国群众宣传思想工作仅仅依靠少数专职的宣传思想工作者是不行的。“必须发动与指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做、又需要做的宣传教育工作”。[10](P85)在宣传网中，宣传员、报告员与各种党外宣传组织相互配合，使党的宣传队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劳动模范、生产骨干和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如1953年3-4月在全国开展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仅华北区就动员了一百多万名宣传员；[11]同年底在全国开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购粮工作宣传活动中，山西省委发动省、专、县三级2.5万名干部深入各地乡村，经过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广泛动员，发动基层党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迅速组建成一支具有百万人马的宣传大军，[7](P703)形成了一支由党内与党外，专职与兼职，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行各业人士共同参加，党、政、工、团、妇密切配合的庞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推动了新中国政治社会化局面的初步形成。
最后，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网络体系的建立。宣传网制度不仅遍及全社会各个基本组织细胞，覆盖工厂、农村、学校、街道、机关等各行各业。如在东北地区已开始形成覆盖全区的宣传工作网络体系，城市工矿企业中宣传员人数最多的支部达到职工总数的13%；在农村，黑龙江全省3/4的乡村已经建立了宣传员组织。[2](P10)而且覆盖地域十分辽阔，从大中城市到偏僻乡村，在东起东北，西至新疆，北到内蒙古，南抵广东，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地区，宣传网制度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从而形成了极为广泛的宣传辐射范围。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和手段，在一切群众活动场所，如工作、娱乐、游览、旅行、交易场所等，利用所有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全民性思想政治教育，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受到适当的宣传教育”，“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8](P19-20)
三、政治社会化的经验教训
宣传网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首次尝试，充分显示了积极有效的历史作用，也为我党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汲取的教训。
第一，科学把握政治社会化目标与现实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宣传网制度这一全民宣传教育动员机制，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推动其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为新兴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从而保证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然而，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制订必须切合实际，实施步骤也必须遵循自身规律，理想愿望毕竟不能代替现实政策，党内思想政治建设终究有别于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与建国初期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相联系，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多元并存，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千差万别，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和各种思想多样并存的关系，是新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此，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要求“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12](P706)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力图严格区分党内和党外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要求，“反对宣传不合乎于实际”和“不准备变为实际的东西”。[8](P16)刘少奇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国情，提出必须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出发，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照顾允许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的现状。但遗憾的是，这些正确思想未能在后来的宣传思想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全面贯彻。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求急、求纯、求同的“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增长，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套搬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与日俱增，导致政治社会化目标严重脱离我国历史发展阶段及人们思想的实际，理想化、单一化、公式化现象逐步发展，本应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日益退化和萎缩，束缚和制约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
第二，适时转换政治社会化运作模式。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进行大规模群众宣传或直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成为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运作模式，其中许多形式和做法影响延续至今。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所具有的目标明确、方法简单、声势浩大、覆盖面广、影响力强、收效迅速等特点，在推进新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中显示了巨大优势。但由于它基本上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对敌斗争的做法，其最大特征在于这种政治动员不是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来进行的，而是直接通过党和领袖发出的指示、通知或决定，以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所形成的政治运动来进行的，因而难免出现判断失误、方法简单、工作粗糙、急于求成等偏差，进而发展为历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中以行政手段解决思想问题，混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混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政治斗争、政治批判取代说服教育。从这个意义上看，“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13](P336)因此，当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必须适时转换原有的政治社会化运作模式，使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法制化的正轨。
第三，完善政治社会化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新中国建立后，党作为领导力量不仅具体领导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由中央直接统一领导，以政府机构内部各级党组织为基础的党的群众宣传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毫无疑问，这一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对于建国初期协调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关系，提高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应客观地看到，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其他部门对其成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淡化了其责任感，而且也抑制了地方各级宣传部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第四，提高政治社会化组织效能与队伍素质。宣传网制度作为新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初步尝试，在建国初期各方面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宣传渠道尚不畅通，而执政党又急需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迫切形势下，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群众宣传和组织作用。但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制度的日益繁琐，这一制度的弊端初显端倪，重形式轻实效，重自身轻服务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地方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党委缺乏认真的领导，以至不能经常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如河北省只有30%-37%的宣传网能认真坚持并发挥作用，16%-18%的宣传员则根本不起作用；[7](P283)而像云南那样党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的地区，宣传网所起的作用不大。对此，陆定一曾严肃地指出：“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7](P1097)这成为宣传网制度一度中止的重要原因。
此外，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社会化过程中突出存在的两大问题是：一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宣传工作队伍尤其是宣传员队伍的整体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高，导致群众宣传工作的思想性和政策性受到影响。二是绝大多数报告员和宣传员为兼职人员，事务性工作过多，社会活动频繁，整天忙于本职工作，还要应付各种会议，参加各项运动。相当一部分宣传员其业余时间不仅全被占用，而且本职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更谈不上自身宣传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群众思想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政工人员文化水平较低，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等缺陷，也是长期以来制约群众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弱点。因此，努力提高政治社会化组织效能与队伍素质成为新中国政治社会化工作发展与创新的内源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