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诅咒中的俄罗斯转型经济增长：一项基于协整关系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石油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在经历转型初期动荡不定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以及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已摆脱经济一落千丈的梦魇，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增长势头，从而开始步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轨道。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认为，他是“一个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人。很显然，在他看来，他已经完成当初“十月革命”的转型抱负，一个自由、民主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构建完成。但即使是在盖棺定论之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仍在犹豫是否给予这位英雄逝者一个合理的评价。俄罗斯民主革命的功过是非以及之后转型绩效的经济评价再度成为争议的焦点。
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都持有保守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这些暂时良好的经济迹象并非来源于叶利钦时代所开创的政治制度遗产，目前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近些年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猛增以及卢布大幅贬值等外部偶然因素。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其工业技术能力已大不如前，它从以前的工业军事强国迅速地沦丧为一个依赖于资源出口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已占据了俄罗斯出口总量的1/2以上，而真正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还不到1％。叶夫根尼·雅辛则进一步认为，未来的俄罗斯经济如果仅仅以丰富的自然资源来计算，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保证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2％～3％。帕德玛·德赛也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告诫道，尽管近期俄罗斯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增长的复苏态势，但我们仍不能对俄罗斯的中长期经济增长抱有太高的期望。石油产量和投资从2004年中期开始增长缓慢，我们对俄罗斯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并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有意思的是，当初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或是倒戈相向，或是在激进和渐进的阵营中彷徨不决，比如早期推进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史莱佛等人。从他们最近的研究动向来看，实际上已间接承认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渐进改革国家比那些当初实施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他们也不忘辩解，这些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失败。经济改革仅仅只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而已，宪政改革是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忽视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主次关系，也就陷入了我们现在对改革绩效评价的歧途。遗憾的是，虽然评价标准如此重要，但萨克斯等人也没有给出一套对改革绩效评价的真正标准。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我们并不能对此形成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问俄罗斯经济增长绩效这一转型难题：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是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力，还是外部环境市场的利好冲击所造成的呢？如果我们有证据表明经济复苏是来自于制度的内部动力，那么也可认定叶利钦所期待的俄罗斯民主转型已基本完成，我们应该对他执政以来的功过是非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反之，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及其丰富的石油储量，那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转型远未成功，其制度改革的潜能已被那些鼓吹大爆炸式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高估，即使短期内仍有经济增长的能力，但长期内并不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证。正如德塞所担忧的那样，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持续牛市的国际石油市场是否也会让俄罗斯陷入石油诅咒之中？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探索性地考察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石油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经济增长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解开近些年来俄罗斯经济复苏之谜。
二 文献综述
经历1973年能源危机和世界经济的普遍萧条之后，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石油价格、石油储量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过去的30年间，大量关于石油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冲击的研究文献开始涌现。但实际上，由于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库，自然也就出现各种众说纷纭的研究结论，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如何理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本文开篇首先解决的任务。
早期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石油价格上涨与经济衰退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性考察之上，致力于区分经济衰退是由石油价格上涨导致，还是由政策或其他人为原因造成。不过，由于此时很容易受到石油危机的先验性影响，研究大多基于未来石油价格持续性上升这一假设而展开。这一假设最先由拉歇尔和塔汤姆在考察石油价格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关系时首先提出，后来被布雷诺和萨克斯沿用至石油价格冲击模型中，甚至伊斯特伍德的石油宏观经济仿真模型仍采用这一前提假设。有意思的是，这些早期研究者也把主要目光锁定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之上，考察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认为石油价格上升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皮尔斯和恩泽尔，1974；拉歇尔和塔汤姆，1977；达比，1982；布雷诺和萨克斯，1982，1985；吉瑟和古德温，1986)。根据拉歇尔和塔汤姆(1977)的估计，石油价格每上升1％会导致长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这也就是石油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效应。Darby(1982)则衡量了石油价格冲击对经合组织国家实际收入的影响，实证也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显著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汉密尔顿(1983)则认为，拉歇尔和塔汤姆(1977)以来基于供给视角的石油价格波动效应研究仍是不够到位的，接下去的研究应该改变以往研究仅从单一需求或单一供给出发的分析方法。因此，汉密尔顿开创性地提出了“供需综合性分析法”。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石油价格冲击和经济周期做了重新的计量实证。很显然，这种考察供需综合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对前一阶段单纯考察石油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简单相关性研究的一种改进，从而使得我们对石油与经济增长有了更加宏大的研究视野。沿着汉密尔顿的研究思路，莫克(1989)把实际经济周期与石油价格冲击模型结合起来。他的研究表明，石油价格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所在。
莫克的这一研究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意义，推动了90年代研究学者对石油价格弹性的关注。同时，他还发现，石油价格与GDP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此，他把石油价格波动分为正向和反向两种作用，再考察石油价格不同方向的市场波动对经济产出的各种影响。莫伊(1993)在莫克(1989)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正向的石油价格变动是影响经济产出的重要变量，而负向的石油价格变动不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汉密尔顿(1996)提出“净石油价格”这一新概念，并在统计上得出净石油价格与经济产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琼斯和雷比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石油价格弹性在早期研究中范围大致在-0.02至-0.08之间，而1980-1990年间的弹性则为-0.05。美国经济周期中的确存在着石油价格变动的非对称影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石油资源开始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学家也加紧了石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同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处理手段也开始大量地进入，研究范围也从原来的美国、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拓展到对石油供给能力和石油进出口国之间的实证分析，而且也引入了其他关键性因素的影响，比如石油产量、石油消费量与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琼斯和雷比，1996)。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主要研究文献、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结论如表1所示。
尽管现代石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异质性的研究结论，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最大转型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视野。由于转型初期国家对资金的大量短缺，改革需要一定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因此往往是那些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先赢得改革的前期准备，并很快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从俄罗斯和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经验来看，并不尽是如此，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可怕的“石油诅咒”之中。
三 基本模型
汉密尔顿和霍克等人都用VAR分析法来研究石油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我们认为VAR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对转型期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原因很简单，俄罗斯仍然处于转型阶段，国内石油价格形成和反应机制并不完善，导致VAR模型中滞后变量的解释水平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我们在这里直接对石油价格和俄罗斯的宏观经济进行协整分析，以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内在联系。
对于三变量的协整分析过程，同样也需检验变量是否具有同阶单整性以及是否存在稳定的线性组合。检验三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未知，可以通过方程(1)来进行协整回归：
检验残差项是否平稳是建立协整模型的关键所在，得到的ADF统计量与检验临界值相比较来判定残差项是否稳定。若残差项
为平稳序列，那么三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若为非平稳序列，那么三个变量存在非协整关系，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对于短期来说，这些变量仍有可能是非均衡的。因此，变量之间存在短期误差校正机制，这种关系可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下同)来描述。
以长期关系模型中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重新构建模型，并引入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则可构造方程(5)：
(5)
对该短期动态方程式进行逐条检验(分别取0，1，2，3)，将不显著的变量逐一剔除，直至找到最合适的表示形式为止。各项参数反映的是解释变量短期内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λ是短期调整参数，表示长期均衡过程中对各点短期偏误的修正程度。
如果通过协整检验，说明俄罗斯经济与石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相关性。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称性关系；若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关系。而从短期动态方程中的修正项则可分析出石油价格变动对俄罗斯经济的短期修正性：若石油价格为正向波动，短期修正系数显著为负，那么未来俄罗斯经济存在着一种向平稳水平拉动的长期动力。
四 实证分析及相关检验
(一)变量及数据选择
为了考察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尽可能简化变量，在模型中主要引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石油价格、石油产量三个变量①。首先，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反映俄罗斯经济变动的数据。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场大爆炸式的转型改革，导致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为了减弱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将选取俄罗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反映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并对原苏联的数据略作调整②。对于石油价格的数据选择，我们选取的数据为欧佩克一揽子石油价格，而不是某一油价指标，这样能更全面地反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俄罗斯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第三个变量则是石油产量。在通常的模型中，不纳入石油产量因素，主要是因为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但我们发现俄罗斯石油产量和国际原油价格相关性并不高，引入模型后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除此之外，俄罗斯又是世界上第二大产油国，而石油产量对经济的影响正好能反映俄罗斯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因而，我们在这里的模型中必须把石油产量这一因素引入。石油价格和俄罗斯产油量的数据从国际能源机构报告(美国国家能源信息局，《石油市场报告》)、经合组织年度报告和《国际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到。
(二)相关检验
本文采用的三个时间序列：GNP(国民生产总值)、OIL(石油价格)、OP(石油产量)，为了使得三个时间序列更为平稳，对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化，得到新的三个时间序列分别为LnGNP、LnOIL、LnOP。由图1可以看出，LnGNP、LnOIL、LnOP序列呈现出共同上升的趋势，变化趋势极为相似，初步判断三者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时间趋势消失(图2)，三者表现出平稳的特征。
图1 LnGNP、LnOIL、LnOP变化趋势图
图2 各变量—阶差分的变化趋势图
1.平稳性检验——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由于现实经济中的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数据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产生“伪回归”现象。因此，我们在建模之前，必须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为平稳数列，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其中最优滞后期k则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来确定。检验结果见下表2。
表2 ADF检验结果表
检验方程 ADF
变量 临界值 结论
(滞后阶数)统计量
LnGNP Ⅱ1(0) -0.3922
-1.9583
非平稳
ΔLnGNP Ⅱ1(0) -2.5202
-1.9592** 平稳
LnOIL Ⅱ2(0) -1.0656
-3.0114
非平稳
ΔLnOIL Ⅱ2(0) -4.3726
-3.8067*** 平稳
LnOP
Ⅱ1(0) -0.3611
-1.9583
非平稳
ΔLnOP Ⅱ1(0) -2.0301
-1.9592** 平稳
注：**(***)表示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ADF检验；Ⅱ1、Ⅱ2、Ⅱ3表示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仅含有常数项不含时间趋势、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由上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通过了显著水平为5％的ADF检验，即三个变量同为一阶单整，可以继续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2.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的定义，由于LnGNP、LnOIL和LnOP都是一阶单整，其三者的线性组合可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最为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有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检验法和约翰森(Johansen)检验。在这里，我们主要采用Johansen检验，这是一个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协整检验方法。在协整检验前，选择协整检验方程的形式为时间序列有确定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30.51＞29.68，13.09＜15.41，所以三者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三者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用OLS(最小二乘法估计法)对三变量建立协整方程：
对所得样本回归模型的残差进行ADF检验，得出残差是平稳的。因此，这三个变量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石油价格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121 1，即石油价格每上升1个单位，俄罗斯人均GNP就会增加0.121 1个单位；而石油产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871 3，即石油产量每增加1个单位，俄罗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加0.871 3个单位。这也就是说，石油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的转型经济增长存在着对称性影响，即石油价格的上涨能推动俄罗斯经济的高速增长，石油价格的下跌同样也会阻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3.短期关系分析——ECM模型
到此为止，我们已检验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但一个系统如果要回复到长期均衡，那么还要有一些变量的变化来对非均衡大小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我们的模型中，石油价格走势与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对于长期均衡较“大”，则会产生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反映在模型中，也就是误差修正项的速度调整参数。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短期动态调整关系。本文用协整方程中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重新加以构造误差修正模型，并将其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并考察各个变量的滞后变化，最终将ECM模型设定为：
由模型反映出的各个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模型也表明，石油价格变动中滞后一期的石油价格短期波动对俄罗斯经济存在着微弱的影响，滞后三期的石油产量对俄罗斯经济的短期影响产生了较强的影响。最为关键的是短期调整参数t统计量显著(-4.99)，且系数较大(-0.93)，这表明石油价格和石油产量对俄罗斯经济的短期影响会偏离长期均衡，但短期偏离能快速地衰减并趋向长期均衡。
4.冲击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三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可以利用西姆斯(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响应分析。
图3 石油价格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4 石油产量相关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表明的是石油价格与经济增长、石油产量对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响应，图4表明的则是石油产量与经济增长、石油价格对单一冲击的标准差(±SD)的动态响应。从图3和图4可发现：(1)石油价格的正向冲击有利于自身的改善；(2)石油价格的正向冲击短期会使得俄罗斯石油产量增加、经济增长提速；(3)石油价格的正向冲击长期会使俄罗斯经济增长步伐放缓；(4)石油产量的正向冲击会在长期不利于俄罗斯经济持续性增长。以上的冲击响应分析在动态上进一步证实了国际石油价格变化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影响存在短期和长期的不同作用条件。
五 “石油诅咒”的微观经济证据
20世纪60年代，已是当时制成品主要出口国之一的荷兰意外地在北海发现大油田。令人费解的是，这笔飞来横财非但没有使荷兰经济变得更好，反而落得比原来更糟糕的境地。发现之初，荷兰对北海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投入，出口急剧增加，国际收支和贸易状况出现双顺差，国内经济也显现出百年未有的繁荣景象。不过，这也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向北部，拥挤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从而造成荷兰原来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相对萎缩。到70年代，荷兰开始遭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冒出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荷兰盾不断升值，制成品出口逐年下降，收入增长率开始降低，失业率增加，国内的政治压力很大。这时候，经济学家才注意到北海油田的发现给荷兰带来的不是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是无穷无尽的经济困扰。后来又发现，这些情况不仅出现在荷兰，而且还普遍地出现在那些产油大国。20世纪70～8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暴涨给那些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意外横财，但随后的发展经历发现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症状。
在这些经验事实基础上，经济学家认为“荷兰病”不仅与石油、天然气有关，而且还与煤、贵金属等重要矿产资源有关。由于某种自然资源的意外发现或者国际能源价格的突然上涨，使得对这一自然资源的出口猛增，外汇大量流入导致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加，直至崩溃为止(斯蒂格利茨，2005)。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没有换来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反而拖垮了经济增长，这些资源就像事先受过“诅咒”似的。萨克斯(1995)和瓦纳(2001)认为，这些现象并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偶然，而是一般性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那么这些国家实际上也已经潜伏着各种不可预知的危机，比如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正经历着相对较低或者中速的经济增长阶段。而相反的是，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反而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我们在以上的计量分析中已指出，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功效，但在长期内并无明显作用。这些症状与荷兰当初的经济表现非常相似，但是否真正陷入“石油诅咒”还需要看微观经济基础：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生产结构呢，还是糟糕的、缺乏经济活力的社会微观基础呢？
图5 对外经济情况
图6 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与油价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6，俄罗斯经济报告，http://ns.worldbank.org.ru/files/rer/RER_13_eng.pdf.
根据俄罗斯近几年的转型经济指标来看，虽然俄罗斯通过大量的石油出口获得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也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图5)，但这也使得卢布开始面临着升值的压力，国内经济也出现通胀的紧张局面。在生产结构上，石油的开采和出口也抑制除石油、贵金属等自然资源之外的其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图6)。高油价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得国内外的大量资本投资不是投向持续经济增长基础的技术创新发展，而是进入狭窄的石油开采与加工等行业(图7、8)。所以，俄罗斯虽然在短期内有了经济复苏的良好迹象，但潜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巨大阻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基础已濒临土崩瓦解的境地。
本来，这些石油出口外汇的增加对俄罗斯的转型经济增长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对于任何一个转型国家来说，转型初期的资金匮乏是不言而喻的难题，很多国家都是因为转型初期的启动资金问题而使得改革陷入困境。按理说，这些石油外汇使得俄罗斯在转型改革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反哺改革之初的虚弱工业基础，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提高民众对转型改革的未来预期。但为什么有着丰富石油资源储蓄和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俄罗斯却没有利用好这些资源的优势，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
图7 固定资本投资流向
图8 外国直接投资流向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6，俄罗斯经济报告，http://ns.worldbank.org.ru/files/rer/RER_13_eng.pdf.
这块“烫手的山芋”除了在短期内会影响转型国家的各项经济指标之外，而且从长期来看还扭曲了制度改革的正确性和彻底性。石油外汇往往会使人们忽略了转型过程中完善经济管理和建立合理制度的重要性，舍本求末的改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萨克斯和瓦纳，2001)。原来寄希望于快速私有化之后的富人集团能内生地激发出对法治社会的制度需求，从而诱发出民主体制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建设，但这种产权保护的法治需求不但没有产生，反而使整个社会走向更加混乱。那些“顺取逆受”的工业与金融寡头不仅没能满足现有的分配制度，反而通过其建立的强大政治经济影响力干预地方政府，使得更多的国家资源转入到他们的私人腰包之中。沃尔库克(2001)就指出，丰富的天然资源导致了俄罗斯社会寻租活动极其泛滥，围绕社会租金所产生的激烈竞争会使经济陷入非效率状态。由于转型过程的俄罗斯制度基础依旧非常薄弱，自然资源的优势反而成为各种腐败激增的温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联合国观察员都认同，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石油外汇的大量流入，在俄罗斯石油行业内部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经合组织，2005)。通过与这些寡头千丝万缕的关联，地方官员的非工资收入更是上升得比油价还快，甚至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收入增长了十倍以上(古里耶夫，2005)。这种普遍的寻租行为扭曲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进程，使得俄罗斯目前的普京政府不是在激励正常的生产性行为，而是主要看管或者打击这些寡头的过激行为。但是，无孔不入的经济腐败和政治勾结依然渗透在俄罗斯整个社会细胞中。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政府能否再坚持住这些底线，仍是一个遥不可知的未知数。
过于沉溺短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大餐的人们会忽略了R&D研发、教育水平等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而失去了利用自然资源出口所获的资本来弥补转型过程中对技术创新、教育等方面反哺的机会。根据萨克斯和瓦纳、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更为糟糕的是一旦进入这种锁定状态，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投资和做出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必要。这使得这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很少享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大规模制造产业更是如此。一劳永逸的自然资源出口带来了大量的出口外汇，也使得企业家去发现并投资其他行业的市场机会大大减少，其他行业工作人员的工作激励下降，因此国内的资金、人才都呈现出异常的非对称性流动，这将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不断下降，教育资本也自然减少。俄罗斯在转型之后就明显减少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而且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也开始增加。根据《国际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俄罗斯人的寿命不是在上升，而是呈现下降的趋势。目前，俄罗斯人均寿命仅为58.9岁，只能同世界上第三流国家相比。尽管这些效应在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来，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最为依赖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破坏作用将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日渐显现出来，而且可能是毁灭性的。不过，从眼前来看，人口增长缓慢和老龄化问题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是个不小的“门槛”。
由于激增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和金融寡头手中，这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2006年，虽然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300美元，恢复到原苏联最繁荣时期的经济水平，但俄罗斯大众仍没有普遍的幸福感，之前大众对转型的信心正在消失。这里出现的算术问题则是因为占俄罗斯少数人口的富人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而且他们也出于对俄罗斯未来不稳定的预期考虑，把这些资产财富纷纷转到国外。1989年改革之初，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99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23.8％，2001年则已经变成了34％。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与世界上最为糟糕的拉丁美洲相媲美。而伴随贫困人口增加的便是亿万富翁的人数骤增，这些掌控着俄罗斯一半以上国民财富的工业—金融寡头们不仅拥有撼动整个俄罗斯经济命脉的能力，而且还对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具有绝对的支配能力。一些西方的观察家和报纸媒体都已经用美国早期的“强盗式贵族”或者“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s)来形容俄罗斯这些新兴崛起的权贵力量。这些羽翼日渐丰满的俄罗斯寡头正在不断地侵蚀着转型带来的那一丝曙光。据不完全估计，1995-2001年间，平均每年从俄罗斯逃逸的资本超过15亿～25亿美元，占整个俄罗斯GDP总量的7％～10％左右(罗戈尼和莫罗，2001；霍夫和斯蒂格利茨，2004)。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非但没有利用石油外汇反哺转型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反而落入了一种糟糕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制度安排之中。
六 总结性评论
复苏的俄罗斯经济增长依赖的是叶利钦时代制度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呢，还是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国际能源市场变动的利好环境呢？对于这些争执不下的转型绩效难题，本文力图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对俄罗斯转型经济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增长效应这一独特角度来反证这些命题的正确性。同时，也进一步考察了陷入“石油诅咒”之后的俄罗斯微观生产结构，从而来回答自然资源、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可能性的逻辑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一方面，在短期内，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确实会与国际石油价格、石油产量的波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国际石油价格的上升，刺激了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也为俄罗斯摆脱转型初期的资金困难提供了绝好的改革契机；而从长期来看，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效应，石油价格的正向脉冲在长期内反而会拖累俄罗斯改革以来积蓄下来的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决定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关键还要看是否已经建立起合意的微观生产基础。尽管从宏观的总量效应上来看，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俄罗斯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由于没有通过合意的制度安排形成对国内工业反哺的微观基础，使得大量的经济增长果实被俄罗斯的新寡头阶级所瓜分。这些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寡头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会自动产生强烈的法治需求，改善俄罗斯的工业生产条件，而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谋的行为谋得更好、更优惠的政策条件和矿产资源。在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中，俄罗斯国内民众则是越发展越失望，从而渐渐地失去了转型初期对未来改革前景的高涨预期。这也就是说，丰富的石油储量和利好的国际能源形势尽管在短期内使得萎靡的俄罗斯转型经济逐渐走向复苏，但从长期来看却不是“福音”(Blessing)，反而还会陷入“石油诅咒”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注释：
①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仍来自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汉密尔顿(2000)将石油价格变化量引入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模型，利用当时数据再次研究了石油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数据的不完整使得两者间关系很难用一个简化模型作出较为精确地阐述和预测。如此，使得汉密尔顿模型在结果上必然得到负相关的循环论证。
②相比同期GDP的变动而言，俄罗斯人均GNP的变动较为平缓，能更好地排除转型因素影响，反映经济原有的大致发展趋势；苏联时期的人均GNP根据IMF公布的实际增长率换算而得。数据来源主要来自相关的《世界经济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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