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整合维新运动的最后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劝学篇论文,维新运动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于戊戌变法关键时刻的《劝学篇》，是张之洞表达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代表作。后人多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看待此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有人称此书是“洋务派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1〕， 有人称此书是张之洞“抵制维新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一股逆流”〔2〕。实际上，这些评价既不符合张之洞对待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 也误解了“劝学篇”的主旨。笔者认为，张之洞写作的《劝学篇》既非简单反对维新运动，也非简单支持维新运动，而是表达了一种企图整合维新变法运动的立场。
一
从封疆两广之始，张之洞就成为继曾、李之后推行主持自强运动的代表人物，甲午战败之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湖北和全国的改革，是支持维新运动最有力的地方督抚、此后，康有为、梁启超踏上政治舞台，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张之洞是全力支持的；维新派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他都解囊相助；对于维新派的《时务报》，因其宣传变法、介绍西学，常载慷慨激烈之言论，张之洞公开表彰，称其“识见远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是中国“第一有益之报”，他札饬两湖大小衙门、书院，都要以公费购读〔3〕。对于康有为，张之洞顷心相交， 尽管他不喜欢康所热衷的“孔子改制”的说法，但对于变法维新，却与康有为“达成协议”〔4〕，并“驿通朝政”，“引为声援”〔5〕；1895年11月，张之洞置理两江总督，康有为来到南京，在督署住了二十多天，张之洞与他“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大有英雄识英雄之慨。对于宣传维新、鼓吹启蒙最力的梁启超，张之洞也特别关照；1897年1月， 梁启超在汉口停留，时值张之洞侄儿娶亲，“贺客盈门”，之洞撇下诸客延见梁启超，当晚设宴招待。对此，梁启超感激得“恐惶不安”。称“宁唯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6〕。
但是，这些支持仅仅是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张之洞又经常表露对维新人士某些行为的不满。比如，对《时务报》，他一方面公开支持，一方面不断托人转达他对该报某些文字，特别是揭露专制弊端、宣传民权观念的不满，认为“文犯时忌”，以后“千万不可动笔”。〔7〕对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 毕永年等人在湖南的变法维新活动，他一面称赞“进学极猛”“风气大开”，一面指责其“人才好奇”“间有疏弊”；〔8〕对于这些维新人士所办的《湘报》、《湘学报》，他指责其中“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等文字。并表示“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9〕，等。
可见，张之洞对维新变法活动，对年轻的维新人士，持两种不同态度，其一，他同陈宝箴、李端棻一样，是倾心支持维新活动的朝庭官员；其二，他与某些保守人士一样，对维新派的激进的观念和立场持强烈批评态度。在张之洞那里，这两种不同的倾向都有清楚、公开的表达，并没有以一种态度掩盖另一种态度。对此，我们应当公平以待，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作出简单片面的结论。
二
张之洞的这种矛盾的观念，在《劝学篇》中被更进一步表达，其具体表现是：
其一，在对待维新派的态度上，批评与包容之意同在。批评维新派激进的文化批判和启蒙观念，是《劝学篇》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该书上篇，张之洞集中攻击作为启蒙思想之一的民权观念，他以牵强附会的逻辑，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0〕，批评维新派“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进而，《劝学篇》又以威胁的语气讲到，随着民权思想的传播，中国局面必将大乱，“外洋各国必籍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11〕，企图把亡国的责任推到维新人士身上。《劝学篇》还把张之洞有限的世界史知识发挥一番，称民权之说出自法国，因为“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12〕，清政府没有那样的暴政，提倡民权自然就毫无道理了。经过这么一番东拼西凑的指责，最后，《劝学篇》把启蒙观念概括为“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弃之也”〔13〕，给启蒙思想下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虽然如此，《劝学篇》并没有完全站在维新派的对立面，象许多保守人士那样，对维新人士恨之入骨，称其是“名教罪人”、“心迹悖乱”、“无异叛逆”（王先谦语），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劝学篇》一方面激烈批评启蒙观念，一方面又对维新人士暗含包容之意，《劝学篇》批评民权观念，批评议会观念，批评维新派的文化立场，却隐瞒了维新派许多更激进的“叛逆”行为。把维新人士称之为深怀报效国家之心的“忧时之士”、“愤世疾俗之士”，〔14〕，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强烈的批判观念，是由于“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15〕，是出于对国家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富强的渴望而发出的激愤的呐喊，是“感慨发愤，竭智尽忠”的行为和表现，是不可容忍之中又应当宽容的行为。这样，《劝学篇》通过对维新人士思想动机的分析，在批判之中又建立起对维新人士的沟通和谅解，从而使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同其它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明显区别开来。
其二，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改革与保守之心俱存。《劝学篇》序言中开宗明义讲到，中国目前正处于面临两种不同命运选择的关键时刻，或是通过变法改制走上日本、土耳其那一独立自强的道路，或是拒绝变法使中国重蹈波兰，朝鲜、越南、埃及那一民族沦亡国体丧失的结局。《劝学篇》严厉批评了拒绝改革、拒绝向西方学习的“士大夫”，他们“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17〕，对于西方文化“不惟不信、不学，旦诟病焉”，尽中国局势日益危急“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 天自牖之， 人自塞之”〔16〕。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张之洞并没有象维新人士那样，引发出强烈的政治变革意识。《劝学篇》一面声称“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一面绝口不提日本、土耳其那样激进有力的政治改革，既承认“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也承认在向西方学习时，“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在具体的改革内容上，却只提到了“变科学”一项，《劝学篇》甚至认为“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17〕，实际是把改革等同于复古。在《劝学篇》下篇，张之洞以行家的口气，大谈如何办学、出游、练兵、修路、开矿，如何推动农、工、商业的发展，如何与外国争夺茶业市场、丝业市场，但讲到时下最关键的政治改革问题时，却顾左右而言它，宁肯赞美历史上的赵武灵王、北魏孝文帝，以及林则徐、曾国藩、文祥等人的改革行为，而拒绝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三，在文化问题上，中学与西学同尊。张之洞在维新启蒙思想面前，深刻感到“儒术危矣”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他却决意要维护儒学的价值和尊严。为此，《劝学篇》大谈孔子学说的思想价值，大谈孔孟之道在维系中国历史延续中的地位。此外，《劝学篇》更是花了大量篇幅，详尽讨论在未来的学制改革中，如何确保圣教万世不堕的历史地位。
但是，谈到文化问题，就不能不提到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这一事实的关联，为此，《劝学篇》把周秦诸子百家批评一通，特别批评老子“贵柔”观念，“开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18〕，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推到老子学说身上，为儒学开脱。同时，讲到文化问题，就不能不关注近代西方文化对儒学的冲击，《劝学篇》中《正权》、《宗经》、《明纲》等篇目，严厉批评了维新派所宣扬的“民权”观念，但对于作为“民权”思想源头的西方文化，《劝学篇》并没有给予同等指责。针对维新派大谈中西文化的对立，《劝学篇》认为，中西文化在本质上，在基本的人伦观上，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区别的。中国以三纲五常作为人伦之基，“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由此，《劝学篇》写道：“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义，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21〕，进而，《劝学篇》认为，中国古圣人所提倡的纲常名教，乃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而维新派所宣扬的启蒙观念，被张之洞讥为“非驴非马”，既违背了东方文化精义，也失掉了西方文化的真髓。
“中西通义”文化观的设立，取消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和对立，化解了顽固派士大夫由于观念差异而对西方文化产生的敌意，消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理上的矛盾，从而把西学抬到与中学同等尊贵的地位，使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成为可能。在《劝学篇》中，我们不仅看到张之洞鼓励人们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可以看到张之洞对政体文化的溢美之言，比如，讲到代议政治，《劝学篇》写道“西国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22〕，对西方立宪政治也评价很高，称其“国必有政，政必有法，法必有官；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23〕，从这些赞美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暗含着的对中国专制政治的不满和批评。至于其后所讲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治身心，新所应世事”等，也只是从功能上划分了中学与西学的不同用途，并不是在借中学贬西学，所谓体用之分并没有尊卑之别。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变法运动和《劝学篇》中，张之洞既是纲常名教的卫道者，又是维新运动的同路人和支持者；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欲望，又在改革面前深怀疑惧畏缩不前。笔者认为，《劝学篇》之所以设计出这一充满矛盾的思想框架，其意在于通过对维新启蒙运动所激出的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派别的综合把握，实现其整合改革的企图。
我们知道，由光绪皇帝发起、后由康、梁等人推动的维新运动，是以实现自强为目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伴随改革同时兴起的戊戌启蒙思潮，却大大超出了改革所能容纳的限度。启蒙人士组织学会、创办报纸、筹建学堂，通过各种活动对中国传统政体进行一系列颠覆性的批判，他们不仅攻击清政府的专制暴政，攻击洋务运动的保守无效，甚至把“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归、方、刘、姚、恽、魏、方、龚”等哲学、文学精华也予以全盘否定。这种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在清末那一尚未经过必要的思想酝酿、文化气氛还十分保守的思想环境中，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随着维新派批判笔调的升温，反对派的阵营在扩大，许多原来支持维新运动的官僚、士绅都转入反对派的阵营，怨怒在积聚，共识已消失，对立的双方终于爆发了激烈论战。如果说政治变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宫廷之中，来自极少数自私颟顸的满族亲贵的话，思想启蒙的阻力则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前者仅仅引起宫廷内部的不安，后者则使整个社会恐慌震动。维新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行为象一把利剑，把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从内部撕裂成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两派，双方都在积聚仇恨，恨不得一口吞下对方。一时间，整合的危机、分裂的危险，激化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侵蚀着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使改革面临可怖的前景。
张之洞对改革引起的这一后果十分忧虑，他担心祸起萧墙，他担心庶民作乱，他担心列强干涉，更担心自光绪二十一年以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和稳健的改革进程被打乱。可以说，正是这种种担心，成为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契机，也成为张之洞构作《劝学篇》主旨的逻辑起点。对此，张之洞在该书中讲得清楚，《劝学篇》写道：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今日之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为此，“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即正当从朝廷到地方正在推行稳健的变法维新时，年轻的维新人士挑起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新旧之争。“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病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中……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24〕。在张之洞看来，顽固派以其愚昧不负责行为阻挠改革，维新派以其激进的批判观念误导改革，而这两种行为的尖锐对立，更有可能把中国打入内乱的深渊。为此，他要纠激进之偏，要纠保守之弊，要使一个面临分裂的社会重新整合，使改革继续稳健地前进。这就是张之洞产生整合维新运动这一企图的由来。
为了实现这种整合，首先必须平衡激进与保守两种势力所追求的目标，为此，《劝学篇》设计出一个折衷的改革方案：在迴护清廷、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改革传统体制中的弊政，引进先进的西方政体，以收富强之实效。这个方案看起来了无新意，但在当时那一关键时刻提出，却包含着既要满足激进派的改革要求，又要迎合保守派的守旧之意，既要防范革命的可能，又要阻止保守派反动的双重目的。
为了实现这种整合，《劝学篇》提出了“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整合模式，以一种弹性的文化观规范和架构，协调对立双方不同的价值和观念要求。
为了实现这种整合，《劝学篇》努力包容各派的愿望，它虽然没有满足维新派的全部要求，却包含了改革的实质性的内容；它虽然强烈批评保守派拒绝改革的行为，却又努力满足、迎合其卫道的要求，而它一再呼吁“天下之秀才”、“天下之命官”、“天下之匹夫”、“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呼吁“君臣同心，四民同心”〔25〕，又是对光绪皇帝发布的“因时制宜”改革上谕主旨的响应。
为了实现这种整合，《劝学篇》有意消融不同派别之间观念上的差别和对立，使其具有目标的同一性。《劝学篇》把不同的观念纠合在一起，把改革等同于复古，把西学等同于中学，把纲常名教、专制政体视为改革的必要前提，把维新派的激进的思想描述为志士发愤效忠的表现，以此化解对立双方的尖锐冲突。
为了实现这种整合，《劝学篇》还塑造出整合维新运动的理想人物，此人必须既“图救时”又“虑害道”，既能救身心又能应世事，既要救危亡、立富强，又要维护专制政体，既学习西方文化又维护孔孟之道。
整合维新变法，表层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专制政体，深层上却表现了张之洞使中国在追求改革与富强的道路上，使民族、国家、文化保持结构统一，不致因保守与激进两种势力的对立冲突而导致内在分裂的企图。有人把这种文化、民族与国家三者结构上统一，视为改革的负担和阻力，张之洞却把它视为改革与富强必不可少的前提。
打破一统与重新整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持久的主题，戊戌变法和张之洞对戊戌启蒙思潮的批评，可以说是这一历史主题的第一次适作。不幸的是，张之洞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首先，激进的维新人士完全拒绝了张之洞整合的企图，他们与张之洞的合作，只不过是要利用他的权力，并不容许他发挥自己的政治理念。其次，清政府虽然一方称赞《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另一方却残酷镇压维新人士，废止了变法维新所有举措，实际上是拒绝了《劝学篇》支持改革，优容维新人士的衷曲。
尽管历史的进程否定了《劝学篇》的努力，但整合这一企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有其合理性，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选择进行，当二者由于激烈对抗而走向分裂时，整合就成为历史进步的实质性的前提。
注释：
〔1〕《四川大学学报》85年第4期第54页。
〔2〕《江汉论坛》87年第1期第68页。
〔3〕《饬行全省管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
〔4〕《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89年第2期。
〔5〕河南教育出版社《张之洞评传》第205页。
〔6〕《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
〔7〕《江海学刊》64年第4期第4页。
〔8〕〔9〕中国书店《张文襄公全集》第三册第136页。
〔10〕〔11〕〔12〕〔15〕〔17〕〔23〕〔16〕〔22〕《劝学篇·正权》。
〔13〕〔20〕〔21〕《劝学篇·明纲》。
〔14〕〔18〕〔24〕《劝学篇·同心》。
〔23〕《劝学篇·序》。
〔17〕《劝学篇·益智》。
〔19〕《劝学篇·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