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4-0103-11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了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却因政治上的失足而淹没不彰。在论及近代清学史研究之时，刘师培极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旨在全面整理刘师培研究清学史的学术成就、学术渊源及学术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刘师培的学术成就，而且还有助于还原近代学术史的真实面貌。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师培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益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师培此时还是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师培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师培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刘师培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师培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太炎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他没有囿于章太炎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太炎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太炎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导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沣出现。（注：参见钱钟书主编，《訄书》初刻本重订本，重订本《訄书·清儒第十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章太炎虽然对清学的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清学的主潮——汉学，论述过于粗糙，还没有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师培对此却有更为高明的论述。
刘师培从学术内在的演变逻辑出发，把清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顺、康之交的怀疑派时期，二、康、雍之间的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所以刘师培称之为“虚诬派”。刘师培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了学术的内在动力。他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这种看法颇具新义。刘师培以拓疆建邦为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注：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师培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找到二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内涵，不就是刘氏所说的“怀疑”吗？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二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不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吗？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有何异？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发于1920年10月，而刘师培早在13年前就发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当时原载于《国粹学报》。刘师培在20世纪初实为名躁一时的人物，梁启超应该看过刘氏著作。然而在梁启超的相关清学史研究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师培，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师培学术眼光之敏锐。（注：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刘师培的清学史著作存在学术采鉴关系，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说：“梁氏两书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刘氏（刘师培）的著作”，可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0页。）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著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师培在此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可以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耶？”（注：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左庵外集》卷九。）可见刘师培熟谙清一代学术的分合流变。因此刘师培才不满于江藩著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刘师培曾在1904年著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著《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撤迹之可循耳”。（注：《近儒学案序目》，《左庵外集》卷十七。）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二、“学以域分”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师培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绉学何由作解人。”（注：《甲辰年自述诗》，《警钟学报》1904年9月11日出版。）刘师培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注：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当时一些进步学者并不是为了学西学而学西学，旨在沟通中西学术，藉西学以证明中学，发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风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刘师培藉西学以论中学，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其学术成就是有《遗书》可考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领域，著有《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等。由于西学的引入，开阔了学术视野，刘师培提出了一些很有创新的学术命题，“学以域分”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据而无温藉，不便文士”，（注：《訄书·清儒》。）章太炎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刘师培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关于清学部分，著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师培认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滋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注：《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刘师培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二派：（一）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二）把杭世俊、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池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而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甚，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师培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一）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二）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三）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刘师培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刘师培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域分”，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是完全封闭的，它们之间也存在学术交流、交汇与趋同，互相影响，刘师培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不同学术之间的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师培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很失欠缺，然而注意到地理环境对社会习尚和学术分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刘师培提出了“学以域分”学术命题，并且贯彻该命题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冯友兰，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师培“学以域分”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了。
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的学术群
刘师培作为晚清扬州学派殿军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刘师培本人也意识到了他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居”。（注：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师培追述他的学术先哲的学术兴味。在刘师培相关清学史论著中，没有较为系统地论述过扬州学派，但是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那也只是零星的片断罢了。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刘师培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力量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学术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是更重要在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注：《訄书·清儒》。）刘师培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尽管如此，刘师培还是一直致力于发扬扬州学术为自任，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现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工作。可以这样说，刘师培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著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同时刘师培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扬州学派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但是更多地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注：《戴震传》，《左庵外集》卷十八。）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注：《扬州前哲画像记》，《左庵外集》卷二十。）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时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注：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左庵外集》卷九。）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邑，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注：《遗书·序六》。）刘师培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恪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通儒”实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注：《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
刘师培不仅对当时已经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他还挖掘了一批鲜为人知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师培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涘》、《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沄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师培对立传人物的选择，也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他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加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涘；赞扬“不欲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师培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的，他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沄、王懋竑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注：参见《左庵外集》卷十八，文中所述到的传记均在此卷。）
刘师培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付出了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今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厥后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著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注：参见《左庵外集》卷十八所立的相关传记。）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由于刘师培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学术群，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有也”。（注：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张舜徽在20世纪50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著，但是刘师培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
四、清学的“得”与“失”
关于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师培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疏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学与汉代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注：《訄书·清儒》。）而刘师培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注：《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虽然清学是反动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刘师培对清代汉学之弊提出了尖刻的批判。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义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师培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注：《扬州前哲画像记》，《左庵外集》卷二十。）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据守”者“不求于心，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辩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注：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刘师培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注：《中国地理教科书第一册序》。）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注：《尔雅虫名今释》。）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师培倍加推崇。事实上刘师培对如何处理“求是”与“致用”二者的关系，也没有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夫求是与致用，其道固异。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两立。俗儒不察，辄以内圣外王之学，求备于一人，斯不察古今之变矣”，（注：《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而他本人的学术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清学以“求是”为宗，逐渐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应该值得肯定。章太炎对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提得很高，把这种方法归纳为六点：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敬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注：《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到了梁启超、胡适，便把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说成是“近代的科学方法”，这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师培的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注：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6页。）其实不然，刘师培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二端。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注：参见《崔述传》，《左庵外集》卷十八。）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刘师培评价清学，有失公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颙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注：《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对于这些学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对那些不顾民族气节的学者则给予了严厉批判，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注：《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与此同时刘师培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至于以偏概全。刘师培曾著有《中国民约精义》，凸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注：参见《中国民约精义》。）均为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刘师培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深入分析，虽然不免牵强，但是它的政治意义不可抹杀，同时其学术价值也不可忽视。
五、关于清代诸学者及学派的评价
清学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学派争论：汉学与宋学、古文学与今文学。清初诸大儒一般不分汉学与宋学，汉宋兼采，不立家派门户壁垒。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如日中天；而当时以方苞、姚鼐、刘大魁为首的桐城派也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孟道统自居。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而遭戴的委婉拒绝，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及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站在汉学立场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极大不满，方东树针锋相对作《汉学商兑》，对汉学批判不遗余力，从此汉宋之争愈演愈烈。刘师培讨论清学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学派的评价。刘师培基本上肯定桐城派在清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准备在他的《近儒学案》中专门立有“桐城学案”，（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显然他也是不满于江藩的做法的。他指出，“桐城方氏，精熟三礼，著述斐然，与伪儒之学稍异”，同时又说，“然皆无足重也”；（注：《近儒学案序目》，《左庵外集》卷十七。）“故桐城之学，自成网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注：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左庵外集》卷九。）“桐城方苞，善为归氏古文，明于呼应顿挫之法，又杂治宋学，以为名高，然行伪而尖，色厉内荏。姚鼐传之，兼饰经训以自辅。下逮二方，犹奉为圭臬。东树硁硁，代类弋名。宗诚卑卑，行不副言。然昌言讲学，亦举世所难能”。（注：《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从总体上分析，刘师培对桐城派的评价不高，虽然有肯定桐城派之外，但仍难脱他的门户之见，缺乏应有的历史分析，过于武断，具有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对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见《左庵外集》卷十三。）
常州今文学发端于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祥凤，均治今文学，而至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之，到康有为则集大成。常州今文学的兴起，有它学术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启超的“以复古为解放”，来解释近三百年学术变迁，有相当的道理；同时也是道、咸以来社会政治变动使然的结果。应该说，刘师培认识到今文学出现有它的学术必然性，是对汉学末流琐碎无用的反动，“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溈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才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但是刘师培却把常州今文学归入“虚诬派”，而且对今文学批评近似苛刻，“及考其所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底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记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注：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出身古文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对古文情有独钟，在所难免，当然对今文学就有一偏见了，所以他对今文学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以及晚清的政治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没有清楚的认识。
刘师培写过不少关于清代学者的传记，而颜元是较早被他所关注的学者，写有《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颜李二先生传》。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岐，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昌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焉。”而且他对颜元学术评价很高，“盖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惟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对于诋毁颜元之学的桐城方氏、武进汤氏，刘师培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蜉蝣撼大树，“亦何损于先生之万一哉”。（注：参见《习斋学案序》，《左庵外集》卷十七。）同时他又认为颜元之学受到西学的影响，“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注：《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见《左庵外集》卷十七。）颜元之所以较早进入刘师培的学术视野，在于颜元之学重“实学”、倡经世之用，与刘师培早期学术旨趣暗合的缘故。
戴望则是刘师培关注的另一位学者，作《戴望传》，把戴望视为在晚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所以刘师培把戴望归入“习斋学案”，（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认为戴望学术与颜李之学一脉相传。他在《戴望传》中说：“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学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涩者，皆一一发其旨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菇口口之悲，蛰居雒诵，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注：《戴望传》，见《左庵外集》卷十八。）戴望对今文经学的经义加以阐发，还洞晓华夷之辨，刘师培认为“曲学阿时”的康有为与戴望不能等量齐观。
在清代汉学大师之中，刘师培最推崇戴震，“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注：《东原学案序》，见《左庵外集》卷十七。）曾撰有《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刘师培对戴震学术定位极高，“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淹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可以说对戴震之学评价至于无以复加的高度，当然桐城派对戴震的批评，在刘师培看来不过是“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注：《东原学案序》，见《左庵外集》卷十七。）刘师培在他未完的《近儒学案》中，立有“东原学案”，而把吴派开山大师惠栋纳入东原学案的“别出”部分，显然刘师培认为惠栋学术成就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所以他的《近儒学案》没有准备专门立有“惠氏学案”，似乎从中可以看出刘师培的学术偏见了。（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由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对戴震学术的挖掘与推崇，戴震的学术价值才引起了学者的普遍重视，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与《清代学术概论》对戴震评价迥然不同（注：梁启超在《近世之学术》中言：“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却说，“《疏征》一书，字字精粹”，“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及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应该说均受他们的影响。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清学史研究以章太炎《清儒》为起点，还是其论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他在研究清学史领域的诸多创获，对清代学术演变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并实践了新的学术命题，开拓了清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突显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刘师培在讨论清学史时，注意到了对同一个对象作多角度分析，他往往从“变迁”、“不同”、“得失”视角论述清学，认识到了学术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刘师培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都比较平实，少有激进之论，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晚清学林赢得了不同学派倾向学者的认同。刘师培对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否认刘师培在清学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