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五经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五经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确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著作开始。《诗》、《书》、《易》、《礼》、《春秋》是现存的先秦儒家创立时期的五部经典，也是后来儒家学说演进的源头。本文对作为中国儒学之源的这五部著作，分别作了乌览式的述评，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儒学五经是《诗》、《易》、《书》、《礼》、《春秋》五部儒家典籍的简称。原为“六经”，因《乐》佚故又称“五经”。“六经”的名称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意即六经在孔子出生之前就有了。说孔子删定六经的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删诗书，修礼乐，作易春秋”。《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对于六经的价值，《滑稽列传》说的很清楚：“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依我所见，五经之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核心。故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先晓儒家之学；而欲通儒学则必先修五经之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具备了正确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用意。
一、达意之《诗》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汉代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又称《诗经》。共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故称“诗三百”，约成书于春秋中叶。据《左传·哀公二十九年》载：周景王元年吴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们为他演唱周乐，分类名目与先后次第与今本《诗经》差不多，这年孔子8岁。可见孔子出世时已有一部篇数与编排方法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的集子了。最先说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语鲁太师，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为权威之作，历代学者大都崇信依附此说。
《诗》的作品都是合乐的唱词，“诗三百”的最初编集者可能是周乐宫的太师。据《礼记·王制》载，西周王朝“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诗歌要配乐，只有太师懂乐律，可将这些形式不同字句声韵不一的诗，调整韵脚句式，易土语为雅言使之成为整齐划一的诗篇。《诗》305篇分“风”、“雅”、“颂”三类。“风”载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鲁商有诗40篇。
《诗》的编纂基本上是依地区划分以地名为标志的。风是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15国风指15个地区的曲调。周南11篇与召南14篇出于周王畿的南方即今江汉一带；邶风、风和卫风39篇出于卫国即今河南北与河北南部；王风10篇出于东周王畿即今洛阳一带；郑风21篇出于今河南中部；齐风11篇出于今山东中部；魏风7篇出于今山西西南；唐风12篇出于今山西中部；秦风10篇出于今陕西中部；陈风10篇出于今安徽北及河南东南；桧风4篇出于今河南密县；曹风4篇出于今山东西南；豳风7篇出于今陕西县一带。
雅是西周王畿境内的正乐。周人尊夏，雅夏古字相通，《墨子·天志下》引《诗·大雅》即称《大夏》，《国语·楚语》引小雅称《周诗》。大雅小雅之分和后世大曲小曲相类。《大雅》31篇时代较早，《小雅》74篇时代较晚。《小雅》有6篇有目无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可能是笙诗曲词无词，也可能失传了。大小雅都以10篇为一组，以每组首篇题名。内容反映的是周人部族的起源与创业的神话传说，以及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的史实。
颂是祭祀鬼神的祭乐和赞美功德的颂歌。《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31篇最早全是西周作品；《鲁颂》4篇是前7世纪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是前7-8世纪宋国的作品。
《诗》的语言和词汇的运用非常丰富。其中植物名词有160多种，鸟兽虫鱼也有100多种。动词和形容词也很多，尤其是出现了复合词，如光明、朋友、饮食等。另外大量运用了比与兴的手法。比是譬喻和比拟。用“柔荑”比手、用“玉”比人是明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用贤治国是隐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是一首诗的开端。有时与正文有关有时无关，只是借眼前景物发端，从情调上或者韵脚上引出下文。在结构形式上多用四言句，出现的重章叠句，有的表示事物进展有的只是为换韵，以便重复歌唱增加抒情效果。
在周代学诗对于贵族有实用目的。当时除典礼，讽谏等要用诗外，还用诗来美化言语借诗喻志。孔子强调学习“诗三百”，“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以后的儒家都讽诵弦歌诗经，谈道说理常引诗为证。因此诗学在儒家传习不断，到战国时“诗三百”便列为经典之一。汉时有鲁齐韩毛四家传授《诗经》。鲁人申培所传诗学号为鲁诗，齐人辕固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毛诗之学稍后出现，相传为鲁人毛亨所传，因赵人毛苌而显。前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后逐渐衰亡。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注较备。毛诗为古文诗学，魏晋后独传通行。《诗经》较好的注本有：西汉毛享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的《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今人有余冠英的《诗经选》等。
二、神化之《易》
《易》因在周代编成又称《周易》。对于《易》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伏羲画八卦，根据是《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64卦和卦爻辞）和孔子作《易传》，根据是《史记》。《周本纪》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64卦”。《报任少卿书》也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朱熹在《周易本义》也维护史迁的说法：“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谓之《经》。《经》分上下两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
今传本《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即64卦，分作上下两篇，上篇34卦，下篇30卦。传的部分是解释64卦的，有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7种共10篇。易经的64卦爻是用“—”（阳性）和“——”（阴性）两个基本符号组成的。编纂方式是以6个符号为一组排列，就可出现64种不同的组合，每一组叫做一卦，一卦之内的6个符号自下向上排列，叫作六爻，一共384爻。任何卦中只要有一个爻发生变化，就变成了另一个卦。64卦的内容主要是卦辞和爻辞，即经过整理加工的占卜记录。在卦爻辞中，“—”和“——”两个符号分别以九和六两个数字为代表。第一爻为“—”称作初九，为“——”则称为初六；第二爻称九二或六二；第三爻称九三或六三，以此类推，第六爻则称上九或上六。六个爻分成三部分，初爻二爻为地；三爻四爻为人；五爻上爻为天。三部分统称为“三才”。天之道说阴阳，地之道说柔刚，人之道说仁义。六个爻的性质为：初刚、二柔、三仁、四义、五阳、上阴。初爻为本上爻为末。二三四五为四个中爻，其中二、四皆阴位，三、五皆阳位。六个爻又可分成两个三爻卦，初、二、三爻为贞卦或内卦，四、五、上爻为悔卦或外卦。阳爻阳位或阴爻阴位称“得正”或“得位”，阳爻阴位或阴爻阳位称为“不正”或“失位”。
64卦的编纂有两条原则：一是“二二相耦”。即把64卦两两相对的排列在一起；二是“非复即变”。所谓“复”是将一卦的6个爻的次序倒置过来读，形成正相反对的另一卦。如屯卦与蒙卦，需卦与讼卦等。64个卦中有56个卦是用复的方法编在一起的，共形成28组符号。所谓“变”是将某一卦6个爻的符号“—”和“——”互相变换，也可以形成两两相对的组合。64卦中有8卦是用变的方法编在一起的，即乾卦与坤卦，颐卦与大过卦，坎卦和离卦，中孚卦和小过卦。
64卦的卦名是为了便于称引，而从卦辞和爻辞中取一至二字以作标识，用以占筮吉凶，具有象征的意义。约定俗成固定下来后就是所谓的卦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坎象水，离象水，震象雷，巽象风，艮象山，兑象泽。卦象对吉凶解释的根据是：是否交感和变化。所谓“吉”是卦的上下两个事物具有交感性质。如泰卦，地在上天在下，天地错位。地属阴，阴气下降，天属阳，阳气上升，必然引起上下交感作用发生易位变化，所以“吉”。否卦，天在上地在下，就不会发生换位的交感作用，没有变化发展所以不“吉”。
《周易》的另一部分是《易传》，包括《彖》、《象》、《系辞》各有上下两篇，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一共7种10篇，汉以后称为《十翼》。《彖》和《象》是根据卦象爻位解释卦爻辞的，《象》的体例编撰的较为系统，每一卦都是：卦象＋卦名＋卦义。如屯卦《象》辞为：“云雷（卦象）。屯（卦名）。君子以经纶（卦义）”。蒙卦《象》辞为：“山下出泉（卦象）。蒙（卦名）。君子以果行育德（卦义）”。《文言》采众人之说专门解释乾坤两卦，没有独立成篇，加“文言曰”字样附在有关卦爻辞之后。《系辞》更是杂缀成篇，内容有总论《周易》全书的，有专论乾坤两卦的，有杂论各卦爻辞的，也有专门解释术语的。《说卦》前半部分讲八卦方位，后半部是对卦象的各种解释的汇编。《序卦》讲64卦的次序。《杂卦》杂述卦义的歌诀，并作文字训诂。
汉初最有名的经学大师是田何，田何传丁宽，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仇、孟喜、梁丘贺称为施孟梁丘之学，是当时讲易的权威，他们把经传分开来讲。另一派焦延寿、京房和费直用传解经，把经传结合起来讲。至后汉时费直之学流行，著名学者有荀爽、郑玄和虞翻等人。汉代经学的特点，一是注重象数，二是讲究互体。“象”指现象和符号；“互体”是一卦之中又含二卦，非常繁琐。三国王弼用老子学说解释周易尽扫象数，是易学史上的重大变革。他的《周易注》简单明了十分流行。唐人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反对王弼易学。宋代讲易的名人有张载、邵雍、程颐、朱熹等，朱子的《周易本义》在易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清代的易学名著有，焦循的《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孙星衍的《周易集解》，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辛亥后尚秉和著有《周易尚氏学》自成一家之言。之后，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开辟了用古文字解易的新方向。这方面的成果有于省吾用甲骨金文解易的《周易新证》，李镜池的《周易筮辞考》等。当代最有成就的易学者可算高亨，他的《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大传今注》为世人瞩目。
三、道事之《书》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件汇编，秦以前称《书》。《尚书》一名起于西汉，“尚”古通“上”，因言上古以来之书故称《尚书》。因是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经》。《尚书》记事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上自唐尧下至春秋初年。体例主要有典、谟、诰、训、誓、命六种，相当于后世的诏令奏议，用通行雅言记录。
《尚书》为古代相传之史料，孔子曾以其教弟子，故汉学者认为由孔子编订，且选100篇作定本。《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正义引《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3240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但有些篇成于战国不可能在孔子时编入。可见《尚书》既不是成于一时，也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长期汇集流传后到春秋战国才最后定型成书的。
《尚书》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29篇，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个部分。《虞夏书》大约是周初史官所写，追述虞夏时的事迹。《商书》有一部分可能是商代的文件，如《盘庚》篇是盘庚时代的。《周书》大部分是周人所写，其中记述了周公旦的言论。《今文尚书》有28篇为秦伏生所传。据《史记儒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29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说：“云29篇者盖《秦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28篇是用当时汉隶抄录的，所以叫《今文尚书》。第29篇《秦誓》为后人增益。据王充《论衡正论》载：“至孝宣帝时，河内女子老发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29篇始定矣”。这部书在汉代传人有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均列于学宫，内容比较可靠。
《古文尚书》出于汉武帝末年。武弟之弟鲁恭王刘馀扩充余王宫，拆孔子宅，从孔壁中发现了一部用蝌蚪文写成的《尚书》。孔子第11世孙孔安国拿它与伏生传《今文尚书》比较，多出16篇连序一篇共46篇。整理后称为《尚书孔传》，因此书用纂体写成又称《古文尚书》。此书在王莽时始立于学宫，东汉逐渐盛行有郑玄本传世。《后汉书儒林传》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郑玄把同于今文的29篇分为34篇，把逸书16篇分为24篇，共58篇46卷。多出的16篇因没人能看懂，一直藏在皇家藏书室内，东汉后这部书就散佚了。
至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又献上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此书分29篇为33篇，16篇为25篇，加书序共59篇46卷。总篇数与郑本同篇目不同。唐孔颖达修《尚书正义》即用梅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唐宋后就形成了《今文尚书》27篇，《古文尚书》25篇的定局，遂流行至今。宋代吴作《书稗传》对梅本提出怀疑，理由是文字平易，易晓不象周秦文词。明梅
作《尚书考异》从内容上考证其为伪作。清阎若璩用30年时间写成《古文尚书疏证》，列举128篇分集考辨。惠栋作《古文尚书考》作补充，说明梅赜本乃魏晋人伪造，于是梅本作伪之迹遂成定案。
现通行本《尚书》59篇中，剔除25篇伪作，加上书序共26篇。余下33篇中，《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合成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便成28篇。这28篇是学术界一致公认较为可靠的材料。《虞书》2篇为《尧典》和《皋陶谟》；《夏书》2篇为《禹贡》和《甘誓》。但这四篇不可能是虞夏时的文献，可能是根据相传的材料在春秋战国时写的。《商书》5篇为：《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和《微子》。这几篇可能是商的后裔如宋国史官加工写的。《周书》19篇虽然若干篇存疑但大体上是在西周时写成的，篇目是：《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爽》、《复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尚书》最通行的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清刻本；清惠栋《古文尚书疏证》清刻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刻丛书集成本；清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清刻本；曾运乾《尚书正读》1964年中华书局版；牟庭《同文尚书》1981年齐鲁书社版。
四、节人之《礼》
十三经中载礼之书有三：《周礼》、《仪礼》、《礼记》，是谓“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末，郑玄并注此三书盛行于世，于是乃有“三礼”之称。皮锡瑞《三礼通论》说：“《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17篇之《仪礼》，专主《经》言则口《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其后《礼记》之名为49篇之《记》所夺，乃以17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三礼之书都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字记载编纂而成的书。
《周礼》是我国古代讲政治制度最早的一部书，为三礼之首。原称《周官》，相传周公旦作。《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史记》也说：“周公归在丰，作《周官》”。《国语·鲁语》载孔子说“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王莽新朝时，刘歆改名《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六篇。汉武帝时河间王得《周官》，因缺冬官，取《考工记》补之。天官冢宰居六官首，掌邦治，长官称太宰。六官适合天地四时之数，冢宰居首谓之“天官”。天官象天，周天360度，天官总摄360官，故曰象天。太宰的职责是：“惟王建国，办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象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天官掌邦治故又称“治官”。地官司徒为次，掌邦教又称“教官”。其长官曰大司徒，职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扶邦国”。可见土地人民皆大司徒所掌。徒，众也，司徒命名取意于教民，故侧重于教民。六官之三曰春官宗伯，率其属掌邦礼为礼官，以佐王和邦国。其长官曰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六官之四夏官司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故为政官，其长官曰大司马。六官之五秋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平邦国故为刑官，其长官为大司寇。因冬官篇亡佚，汉以《考工记》补之。此本别为一书，故与《周礼》本书不同，专事百工之事。后人据此推之称冬官为司空，当工事，其长官为大司空，其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可见，明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仍存《周礼》官制之大纲。《周礼》注本有：唐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宋朱熹《语录》疏的最好，清孙诒让《周礼正义》，集先儒之长简赅便学，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虽未疏全书但自成一家言。《考工记》注本有：宋林希逸《鬳齐考工记解》，清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轮
私笺》等。
《仪礼》为“三礼”之第二部，为古代之礼仪现代不复通行。西汉时称《仪礼》为礼经，在三礼中位置为最高。十三经列《周礼》为三礼之首，是东汉以后的次序，出于郑玄。郑氏注十三经崇《周礼》太过推为首位，后人崇郑玄太过，六朝唐人皆沿其言，故三礼遂以《周礼》为主。《仪礼》成书有个过程，数其士丧礼篇的丧服传成书最早。《礼记》杂记下篇说：“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其后，孔门弟子和后学陆续编撰各种礼典，《仪礼》各篇先后成书，具体成书年代无从考定了。《仪礼》的名称出自郑玄。《史记》称《仪礼》为“礼”或“士礼”。《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也沿此称，《艺文志》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17篇”。及郑玄注《仪礼》17篇时，注《礼器》、《中庸》以“曲礼”、“威仪”为17篇之礼，乃加仪字于礼字之上，名此书为《仪礼》。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从而正式标以《仪礼》之名。《仪礼》有今古文之分。古文《仪礼》56篇，鲁恭王得于孔子壁中，比今文仪礼多39篇，因散佚又称“逸礼”。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又得逸礼一篇，合57篇。今文《仪礼》17篇，鲁高堂生所传。汉时《仪礼》有戴德、戴圣、刘向别录三个本子。因二戴本尊卑吉凶次第杂乱，郑玄作注用别录本，兼采今古文本，贾公彦为之疏，凡17卷。今传本采用的就是刘向别录本所定的次序，分8纲17篇。8纲为：冠婚丧祭乡射朝聘。17篇次序为：士冠礼，士婚礼，士相见礼；乡饮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仪礼》传自高堂生，宣帝之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但西汉传礼者有师援而无注释。及东汉马融注《丧服》经传不及全书。自唐郑玄始全注17篇，郑氏注前无所承，文实不繁，独为其难。其无郑注传世，《仪礼》17篇将无从索解了。
《礼记》者，礼之记也，以解释《仪礼》诸篇为主，汉儒加“记”前一“礼”字，是谓《礼记》。《礼记》有二。一为戴德所辑，称《大戴礼记》，凡85篇。一为戴圣所辑谓《小戴礼记》，凡49篇。十三经中存者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仅存北周卢辩所注的39篇。《汉书》礼类有“记”131篇但无二戴“礼记”。晋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204篇为85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49篇是为小戴礼”。《隋书经籍志》也说：“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131篇。至刘向校经籍捡得130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等5训共214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85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46篇谓之小戴记”。今本《礼记》49篇为戴圣所传《小戴礼记》，郑玄注《礼记》曰为“70子后学所记也”，即汉学者从《汉志》所录之“记”131篇，《明堂阴阳》33篇，《王史氏》21篇，《乐记》21篇中选辑而成。因多采他书辑于众手，而编次零杂颇为难读，故《礼记》分类成为要事。郑玄门人因之作《礼记类钞》，魏徵亦有《类礼》，惜二书今皆亡佚。宋时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以“礼记”分隶“仪礼”篇章之次。吴澄《礼记纂言》亦更易次序各以类从。郑、梁二氏分类为最著名。郑玄分49篇为8类：通论类6篇，制度类5篇，明堂阴阳类2篇，丧服类12篇，子法类2篇，祭祀类4篇，吉事类7篇，乐记类1篇。梁启超《礼记解题》中分5类：通论礼意学术，解释仪礼的专篇，记孔子言行和孔门杂事，记古代制度礼节，记古代格言。《礼记》注本有：唐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为今存最古之注。宋陈浩《礼记集说》，朱熹《章句》，清陈乔
俞樾《礼记郑读考》，朱杉《礼记训纂》，江永《礼记训义探言》等。
五、道义之《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官编纂的鲁国国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14年共12个鲁君242年的历史，后人因之将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代”。《春秋》共12篇，12公各记1篇。用鲁国纪元记各诸侯国事。主要内容有：各国间征战占40%，会盟和朝聘各占20%，婚丧祭祀占10%，还有10%专记灾异（包括日月蚀、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陨石等）。《春秋》名称的由来，一是认为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语，以示寓褒贬于其中之意，因为“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二是认为“春获麟而秋成书”名曰《春秋》。《公羊传春秋说》载：“哀公14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9月成书。以其书春作秋成，故曰《春秋》”。相传孔子删修《春秋》，其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因此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孔子传《春秋》于弟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14年，12公”。《春秋》载史实，一事一条，文自极为简略，最短的一条只有一个字，最长的约40余字，全书共17000字。各条间按年月日次序排列。汉代人讲春秋笔法为“属辞比事”。“属辞”指内容方面讲究文法修辞，如战争用“伐”，杀人用“弑”等都有考究不随意乱用。“比事”是按年排比史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后世儒家将《春秋》尊之为经，将传授者解释和补充称之为传。《春秋》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指《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各11篇，古文指《春秋左氏传》12篇。公羊、谷梁为解经之传，左氏为记事之传。皮锡瑞《春秋通论》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传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陈，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
《公羊传》11卷，子夏弟子公羊高撰。他口述《春秋》微言大义，四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最后著录成书，即今本《春秋公羊传》。《公羊传》专为解释《春秋》而写，逐字逐句地解释，以问答体逐层阐说大义。对于理解《春秋》字义，了解先秦名物和礼仪制度有一定价值。西汉时公羊学派盛行，后渐衰于世。注本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编于十三经注疏中。清时有孔广森《公羊通义》，刘逢禄《公羊何乐诂笺》和《公羊何氏释例》，陈立《公羊义疏》等。《谷梁传》11卷，子夏弟子谷梁赤撰。西汉时由其后传弟子著录成书。《谷梁》亦专解《春秋》，起讫年代体例与《公羊》相近，但审慎质朴，是研究战国、秦汉儒家的重要资料。注本有：晋范宁《谷梁集解》，唐杨士勋《谷梁传疏》合编于十三经注疏中。清代有许桂林《谷梁释例》，柳兴宗《谷梁大义述》，钟文烝《谷梁补注》24卷等。近人廖平《谷梁古义疏》也可参考。
《左传》60卷，18万多字，鲁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作。《左传》只叙史事不解《春秋》经义，但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宣、成、襄、昭、定、哀、悼13公次序，记载了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悼公14年（公元前454年）间的春秋史。其内容广采当时各国史书及口头历史传说，删繁就简裁编而成。不但反映了春秋时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且保存了夏商周时期的部分史料。汉代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都曾以《左传》为据。但《左传》详于记事，略于制度的记述，即是一优点又不能不说是一缺憾。注本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始以传附经。唐孔颖达《左传正义》，明曹宗儒《春秋左传叙事本末》，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补“杜注”所遗，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焦循《左传补疏》，马肃《左传事纬》，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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