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与《周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汉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2-0018-08
《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与司马迁《史记》一样，《汉书》也深受《周易》的影响，处处浸润着《周易》经传以及汉易的精湛思想。班固自述其《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汉书·叙传》)。吴怀祺先生曾撰《汉易与汉书》一文，对《汉书》的通变思想与神意史观，作了详细讨论①；张涛先生《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也有精彩论述②，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感。现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③ 之外，就《汉书》其它部分所涉及的《周易》学说，略作补充论述，以就教于诸家。
一、《易》为五经之首
同司马迁、刘歆一样，班固也特别推崇《周易》。其《汉书》不仅吸收了刘歆“《易》为五经之原”的观点，所谓“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列《周易》于群经之首：“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而且于前汉学术也首推《易》学。其《儒林传》云：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此文抄自《史记·儒林列传》。《史记》按《诗》、《书》、《礼》、《易》、《春秋》的次序排列，而《汉书》却改为以《易》为首。这一改动，看似简单，实乃颇具匠心，隐含深意。并详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至汉田何、丁宽、田王孙、施、孟、梁丘以及焦、京、费、高的传授世系，列于五经之首。俨然一部自孔子至前汉的易学流变史。如果将易学传授世系与《书》、《诗》、《礼》、《春秋》的传授相比较，则更显示出班氏对易学的垂青与偏爱。《儒林传》曰：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乗。子乗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自孔子至田何，未必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如此详尽的授受系统，却是其它诸经所没有的。《书》学仅追溯到秦汉之际的伏生(胜)，《诗》学追溯到汉初的鲁申公、齐辕固、燕韩婴及赵人毛公，《礼》则鲁高堂生，《公羊春秋》则胡毋生、董仲舒，《谷梁》则瑕丘江公，《左氏》则张苍、贾谊等。由此可见，说班固极力推崇《周易》，视其为五经之首、大道之原，当不为虚言。
正因为如此，班固又将《周易》视为其创作《汉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其于《叙传》自述作《汉书》之百篇的宗旨，所依《周易》经传文意者，就有二十余处之多。现不避烦琐，略举其显著者，以见一斑。其述《高帝纪》说：“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述《高纪》第一。”“聪明神武”，本于《易传·系辞上》：“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说，唯有古之聪明慧智神武而不残暴之人，方能至于此种境界，而汉高祖就是达到了此种境界的“聪慧神武”之人。“革命创制”，“应天顺民”本于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说，汉高祖入关破秦，创立汉室，正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一样伟大。
其述《礼乐志》说：“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上天下泽”乃履卦《象传》文：“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序卦传》又说；“履者，礼也。”“春雷奋作”本于豫卦《象传》：“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祟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于是先王观此两卦之象，制作了礼乐。这是以《象传》文义说明制礼作乐的来源。
其述《刑法志》说：“雷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详，背本争末，吴孙狙诈，申商酷烈。汉章九法，太宗改作，轻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雷电皆至”本于噬嗑卦《象传》：“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噬嗑卦上卦为离，下卦为震，震为雷，离为电，乃雷电并作，也即雷电皆至，天威震耀之象。先王观此卦象，从而明察其刑罚，整饬其法律。班氏以此说明刑法的产生。
其述《天文志》说：“炫炫上天，县象著明，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降应王政，景以烛形。三季之后，厥事放纷，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这是以《系辞传》“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明其《天文志》的理论依据。
其述《五行志》则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三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河图命庖”四句，本于刘歆的“河图八卦”说。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宓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是认为，伏羲仿效《河图》而作八卦，大禹取法《洛书》而陈《洪范》九畴，以此解释《五行志》的由来。
又述《地理志》说：“坤作地势，高下九则，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划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坤作地势”乃坤卦《象传》“地势坤”的变文，以此作为《地理志》的立论根据。
又述《艺文志》说：“虙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彖系大易”，谓孔子作《易传》，也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虙”，读为伏。“伏羲画卦，书契后作”，则本于《系辞下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又是以《系辞》文义作为其述作《艺文志》的理论基础。
班固述纪、志如此，述传也不例外。如其述《陈胜项籍传》说：“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述《陈胜项籍传》第一。”“上慢下暴，惟盗是伐”，即《系辞上传》所说：“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引此说明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的原因。
其述《爰盎朝错传》说：“子丝慷慨，激辞纳说，
辔正席，显陈成败。错之琐材，智小谋大，祸如发机，先
后害。述《爰盎鼌错传》第十九。”智小谋大，本于《系辞下传》：“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祸如发机”，实亦化自《系辞上传》：“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祸来之速，如弩机之发。以此说明，朝错智小谋大，才不胜任，遭祸被诛之速。其述传第二十一，则将上文稍加变通以为论证，所谓：“荣如辱如，有机有枢，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赖依忠正，君子采诸。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又其述《王贡两龚鲍传》说；“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吉困于贺，湼而不缁；禹既黄发，以德来仕。
惟正身，胜死善道；郭钦、蒋诩，近遯之好。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不营不拔”本于《周易》否卦《象传》：“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以及乾卦《文言传》：“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荣，《周易集解》本作“营”，为是。是说，天地不交，君臣阻隔之时，君子当崇尚俭德，安于贫贱，以避祸难，不可为利禄所诱惑。而应如潜龙一样，隐遁不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不屈其身，不丧其志。“近遁之好”本于遁卦九四爻辞：“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言君子喜爱退隐，不以贪官禄而招祸，故吉；小人反之，则不吉。以此作为述说山林逸士的理论支撑。
又述传第四十五说：“占往知来，幽赞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占往知来”可能本于《系辞传》“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与“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幽赞神明”来于《说卦传》：“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而“苟非其人”二句，则全引自《系辞下传》。以此作为评述推崇阴阳灾异者的理论依据。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班固的经学观。其视《周易》为五经之首，大道之原，并以此为创作《汉书》的理论基础的观念，也十分鲜明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二、一阴一阳，天地之方
《易传》所提出的阴阳变易学说，也是班固著述《汉书》的重要指导思想。
其所作《宾戏》云：“且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汉书·叙传》)这是以《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说明天地人事的一切规律。
《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一阴一阳”，就是又阴又阳，即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阴可以变为阳，阳可以变为阴。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推移，相互转化，就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道”。凡是继承这一法则的，便是完善的；凡是具备一阴一阳的，就完成其本性。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包括卦爻象的变化，都是又阴又阳，这是事物完善的本性。所以必须从阴阳两个方面观察事物的性质。而一般人总是看不到阴阳两个方面，或者见仁而不见智，或者见智而不见仁，又总是以自己所见的一面为道。至于百姓，也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此道，却并不懂得这个深刻道理，因此，君子之道也就很少了。
汉易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为“阴阳消息说”，以阴阳二气的推移解说天时节气的变化及其一切现象。班氏受此影响，用以说明天道和人事的一切规律，并成为《汉书》的一大指导思想。
其《汉书·律历志》解说六律、六吕说：“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黄钟，“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吕，“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族，“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族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言阳气洗物辜洁也”。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蕤宾，“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林钟，“言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也”。夷则，“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南吕，“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亡射，“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无厌已也”。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臧万物而杂阳阂种也”。实际上，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和循环解释一年四时的变化，所以又说：“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周上)这是汉易卦气说的进一步发展。
据此，其又将卦气说与律历相结合，以阴阳二气在一年之中的消长运行和万物盛衰的过程，解说“三统”。《律历志》云：“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疑为九二之误)，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此段文字所引“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乃《易传·说卦》之文，柔刚、仁义也就是阴阳(其余乃《系辞》文)。以此解说“三统”，实与《宾戏》所云“一阴一阳，天地之方”，相为表里。所以，其于解释律吕之数以后又说：“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如前所述，在班氏看来，一阴一阳实乃天地之道，王道之纲，圣哲之常。因此，《汉书》又不断出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汉书·元帝纪》)的说法。其《魏相传》又说：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乃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安民之道，必由阴阳。这些说法，都是对《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汉书》中，班固对善于燮理阴阳者也予以大力表彰。如在《丙吉传》中记述说：“吉又尝出，逢清道羣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以不问群斗死伤，而忧虑时气失节为“识大体”，称道丙吉，实也是对阴阳变易学说的推崇。
与此种阴阳变易说相联系，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班固对《易纬》“太易”说的发挥。其《典引篇》云：“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熅熅，有沉有奥，有浮有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绳越契，寂寥而无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后汉书·班固传》)
《典引篇》实为宣扬“赫赫圣汉”之功德而作。“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汉书·叙传》)，故述汉德以续《尧典》。但其开篇便吸取《易纬》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理论，为其宣汉提供形上学的根据。《易纬·乾凿度》解释《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话说：“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易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这是认为，“易”即太易，指气尚未产生的阶段；“太极”就是太初、太始、太素三者即气形质浑而未分的“浑沦”，也即当时人所说的“元气”。所谓“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律历志》)。太极元气又分化为阴阳二气，“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于是便形成了天地。《典引》所说，即本于此。所谓“烟烟熅熅”，也即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状态。这是说，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阴阳二气烟烟熅熅，混沌未分；及至阴阳分化，阳气清轻上浮而为天，阴气浊重下沉而为地；阴阳二气相交相错，于是产生了万物众类，而人乃其中之一。下文“同于草昧”本于屯卦《彖传》文；“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谓天地开辟，人文草创之时。“五德初始”，谓初始之时，伏羲氏以木德而王，而后木生火，神农氏以火德而王，五行相生，周而复始。“踰绳越契”三句，本于《系辞传》“上古结绳而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始，万民以察。”言过此以上无有文字，《系辞》不能有所记述。下文“号氏”之说，言自太昊号为伏羲氏，炎帝号为神农氏，继天而王，开创人文，虽然悠远，犹可有所记载。“通变神化”，本于《系辞传》；“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涵光而未曜”，则出于坤卦《彖传》“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和《文言传》“含万物而化光”。言此后时代，虽然文明昌盛，功业宏大，但亦未作过多宣扬。由此可见，班氏取《易传》与汉易诸说，既提出了一个元气论的宇宙生成理论，为其宣扬汉德提供了理论根据，又为下文作了极为充分的铺垫。而所谓“两仪始分，烟烟熅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又包含“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义，也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传》)。“同于草昧”，实亦含“刚柔始交而难生”之义。此即屯卦《彖传》所说；“屯，刚柔始交而难生。……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淮南子·天文训》也说：“阴阳相薄感而生雷。”《说文》则云：“雷，阴阳相薄雷动，生物者也。”而圣人又能“通变神化”：“化而裁之谓之通”，“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这也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就蕴含在其中。
三、裁成辅相说
推崇《易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天人谐调论，是《汉书》的一大特色。
《汉书。货殖传》自范蠡、计然、子贡、白圭以下，及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大多拾取《史记·货殖列传》文，强调“择人而任时”，尊崇《周易》“变通趋时”之说。然而我们发现，《汉书·货殖传》篇首的总序，却与司马迁《史记》截然不同。其引《易传》“裁成辅相”说，宣扬天人谐调论，尤其耐人寻味。
其《货殖传》开篇就说：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隶抱关击橛者，其爵禄奉飬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飬；五谷六畜及至鱼龞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飬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壄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
此段文字三引《易传》文。“上下序而民志定”原于履卦《象传》：“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是讲社会的和谐有序，人人各得其所，各畅其志。“故《易》曰”两句，引自泰卦《象传》与《系辞传》。“后”指圣人；“财”通裁，“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裁成辅相”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生活的需要，也即“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而不是破坏自然物和自然界的秩序，所以说：“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因其土宜，各任智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人谐调论。
此种思想也表现在《汉书·律历志》中。其中说：“夫歴《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歴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歴明时’，所以和人道也。”所谓“列人事以因天时”，“顺乎天而应乎人”，“治历明时以和人道”，都是强调天人和谐。
所以，其《公孙弘传》更将此种和谐推崇到了极致：“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鳳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与“裁成辅相”说一样，也是讲天人谐调论。如此，君臣和，百姓和，心和，气和，阴阳和，天人和，故云“和之至也”，“和之极也”。和之至也即《易传》所说的“太和”，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其实，《汉书》中到处可见的“顺天应人(民)”，也无非是要表达天人和谐的意蕴。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如何看待《汉书》所体现的神权史观？固然，班固曾参与白虎观会议，奉章帝之命撰集《白虎通德论》，集谶纬神学之大成；《汉书·五行志》引取董仲舒、刘向、刘歆、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以比附《春秋》，“著于篇”，充斥着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另外一种论述。其赞曰：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说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盂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察其所言，仿佛一端”之后的说法。班氏说他们“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亿则屡中’”，实际上并不相信他们的种种言论。说“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京房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则是对其妄言阴阳灾异的莫大讥讽。“学者之大戒”，或许是要警告学人，阴阳灾变之说千万不可学。前述所引《汉书·叙传》则说他们“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学术暗昧，不知阙疑阙殆，实乃违众忤世的行为；妄言阴阳灾变，必然招致悔恨与祸害。其论谷永也说他“善言灾异”，“可谓谅(信)不足而谈有余”，只可说是“多闻”而已，实不足信(《谷永传》)。据此而言，所谓《汉书》的神意史观，就要大打折扣了。与其说班固以谶纬灾异说解释历史，毋宁说他遵循史家之实录。他“缀集所闻，以为《汉书》”(《后汉书·班固传》)，董仲舒、刘向父子、夏侯、京房之徒既治《春秋》，又言《五行传》，班氏加以采摘拾取，也是十分自然的。然其“文赡而事详”，似亦有所失矣。
实际上，对于历史演变的人力因素，班固也是十分重视的。如其《两都赋》云：“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由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可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执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及汉光武帝中兴，“且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朝市，作舟车，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汉光武象伏羲、黄帝、汤武一样，实乃改变历史的圣人。班固也认可其父《王命论》之说：“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当食叶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朝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汉书·叙传》)此文虽然也说到灵瑞符应，“谓之天授”，但实是对人力的高度强调。《汉书·刑法志》所谓：“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几乎是抄录乃父之说。其于《项籍传》讥讽项羽败走乌江，身死东城则说：“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实乃对天命神意的明确否定。鉴于其反复言及“应天顺人”，《汉书》所反映的历史观，似乎以“顺天应人的圣人史观”予以概括，更为妥当一些。
四、致命遂志
与司马迁一样，班固也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
一个十分有趣的巧合是，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表达了这一最高的价值追求，而班固也是在其《汉书·叙传》中表述了这一最高价值理想。其自叙说：彪“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一语，本于《周易》困卦《象传》：“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意谓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履行自己的志愿和追求。那么，班固所要表达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究竟是什么呢？
据《幽通赋》所说，就是穷神知化，舍生取义，复心弘道，没世而不朽。其中说：“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輶，轻也。程，正也。“有欲而不居”二句，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守约不贰”二句，谓守其至约，执心不贰，举德至轻，无所累惑。而立德立言，期于不朽，此乃古昔圣贤之正道。又说：“登孔、颢而上下兮，纬群龙之所经，朝贞观而夕化兮，犹諠(忘)己而遗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以通情。”颢指太昊，即伏羲；孔指孔子；彭指彭祖，老指老子。“贞观”本于《系辞传》“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是说，要象圣人一样作经述纬，朝观大道而夕死可也，形己尚可遗忘，而况于外物乎？只求继续彭老之志，与将来能言至道者相沟通。其赋之末“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贤圣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用道兮，忧伤天物，忝莫痛兮！昊尔太素，易渝色兮？尚粤其几，沦神域兮！”此处多引《周易》文，其最末一句本于《系辞传》“知几，其神乎！”几谓几微，指事物变化的微小苗头或征兆。神谓事物变化神妙莫测，即《易传》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意思是说，希望达到穷神知化的境界，名垂后世，成为万民之师表。
其自叙又引述所作《宾戏》云：“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彰，是以圣哲之治，栖栖皇皇”。这也是以没世不朽，名垂千古为其精神追求。因此，他又以诸多贤圣自况：“近者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峕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虖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同上)
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人格受辱，隐忍苟活，不屈其志，终于完成了其《太史公书》的鸿篇巨著，实现了自己“致命遂志”的价值理想。班固也曾遭受类似的经历：“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后汉书·班固传》)其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险，急忙赶到洛阳，替他上书辨白，方得解脱，除兰台令史。后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最终完成了《汉书》百篇的著作。所以，其于《司马迁传》详引其《报任安书》，对司马迁既陷极刑，幽而发愤，隐忍著述，致命遂志的行为大加表彰。又对扬雄“三世不徙官”，“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的遭遇深表同情，以为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子之书“必度越诸子”。实亦表现了班固自己“致命遂志”、“没世不朽”的价值追求。因此，其自叙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以文章而扬名于后世，这就是班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叙传》)的根本目的和理想追求。此种价值理念，竟成了后世学术大家的终极关怀，如辛弃疾哭朱熹所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亦梁任公之绝笔(见《辛稼轩年谱》)。
注释：
①见《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②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1版。
③参见拙作《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