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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失去公众信任的反思
日前，报载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５个”之说，通过互联网传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称，这是“主流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后又一次遭遇“公开鄙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主流经济学家”再度成为网络公众的声讨对象。
上一次对“主流经济学家”的网络热评，是在２００５年８月。当时网络传言，顾雏军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在北京举办“科龙２０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时，一些“挺顾派”学者每人收取了８万元出场费。传言没有得到任何证实，但在网络ＢＢＳ上，学术界和传媒界投靠权力资本集团、为权力资本瓜分国有资产提供理论基础和宣传阵地，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并遭到唾骂。
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网民在道德上的某种优越感，也使得那些所谓“非主流”人士相信，大众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当时，笔者见到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陆懋祖教授时，他对如此汹涌的网络评论大感意外，并由此想到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说——中国如果仅仅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就会形成后发劣势。
之后，《中国青年报》的一项专题调查又显示，丁学良的说法得到了８３％的公众支持。该专项调查还显示：在１４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１０％的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
此项调查名为“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近１／３的受访者表示，在时常发言的主流经济学家中，自己更愿意相信郎咸平的言论，这位香港学者成为中国最受信任的经济学家。支持率仅次于郎咸平的是吴敬琏，为１９．８％。而在剩下的１２人中，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等学界名人在内，没有一人得到１０％以上的认同率。得票率列第三的竟然是“谁都不相信”这个备选项，有１２．５％的人对国内经济学家投出不信任票。不信任来自对经济学家言论动机的怀疑。在２００４年“郎顾之争”时，一些学者背负顾雏军企业独董的身份出来声援，在２００５年顾雏军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之后，这些学者纷纷招致公众的怀疑。
此外，对于“学者发表言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５８．０％的人选择“学术立场”一项，３８．２％的人选择了“公众立场”，但高达６９．７％的人认为学者发表的言论根本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
分析：公众缘何不信任经济学家？
可以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既在意料之中，也出乎意外。当丁教授一句“不超过５个”的断言经媒体披露后，平素叽叽喳喳争论不休的经济学家们竟出奇地沉默，无人应战，沉默的背后就是让公众看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盛名之下“不实”的一面。而意外的是泱泱大国竟然找不出让公众真正信任的经济学家，不能不说令人遗憾。
国内究竟有多少个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普通民众无法去考究。可众多的经济学家却不为民众所认同，就值得深思了。正如调查所言，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上发表言论影响政策或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与功利有着“暧昧关系”。这应是影响公众认同的主因了。
经济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经济学家涉足其间必有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思想。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文中说，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看他是否对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因而，经济学家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理论，尤其是在事关与公共息息相关的上学难、看病难、购房难等问题上，应该有制订合符公众意愿的公共政策的主张和看法，为公众利益代言。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另有它图。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曾经说：“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放眼国内经济学界，能真正潜心于经济学的又有几人？在功利的诱惑下，在世俗的浸润下，沽名钓誉、好高骛远，经济学变成了利益的敲门砖，学问变成了博取名利的垫脚石，有的甚至成为博弈公众利益的鼓噪人，而真正的学问却被束之高阁。
尽管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但这种利益导向应在学问上，应在为大众服务上，这是公众认同最朴实、最辩证的看法。“公众信任率超过１０％的经济学家仅２人”，这不仅是经济学家的羞耻，也是社会的羞耻。
众议：拿什么挽救经济学家的公信力？
斩断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链
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价值期待是，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为公众代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有人也许会对这种经济学家必须站在公共立场上说话的认识表示异议，“有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一个吃饭谋生的职业”，“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优势寻找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这种意见当然不算错——既然有学术型的经济学家，当然也允许谋生型的企业经济学家，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被公众诟病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其身份并非纯粹商人，而是堂堂公立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这显然意味着，他们首先是由公共资金供养的公职者，这种背景下，一面拿着国家俸禄、大讲“学术良知”，一面又顶着各种董事、顾问头衔，为利益集团“摇旗呐喊”，岂有公信力可言？
如今，我们都认识到，官商勾结是一种权力腐败，因为官的公共属性与商的私益本质上是相冲突的。同样的道理，学者尤其是公立机构的学者，也不能和利益集团眉来眼去地搅在一起，否则，总忙着在企业堆里“研讨”、“报告”，热衷于为知识变现找买主，学术的公器品质必然难保，学术腐败必然丛生。
所以，要维护或者说挽回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在我看来，斩断经济学家——至少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学商勾结关系，应该是个基本前提。当然，有的经济学家愿意彻底下海，当个企业经济学家，那自然另当别论了，这至少比脚踏两只船的假道学更清白。
让经济学家归位说话
２０多年的改革史，成就了经济学在诸门学科中日益隆盛的地位，经济学成为一种显学。当政府和公众遭遇到经济领域的困惑与难题时，便一次次把求救的目光投向经济学家，也使经济学家获得了某种实际上的话语“霸权”。而这种“霸权”演变的结果便是塑造了一批“无所不能”的经济学权威。因而，经济学家与大众间这种爱恨交缠的矛盾与尴尬，不是简单地要求“经济学家应当如何”或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可以要解决的。
必须要明确的一件事情是：当经济学家在说“政府应当如何”时，他们的个体主张有百分之多少的内容和几率会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也正是普通民众最为担忧的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要求经济学家们要有良知、有独立人格、为大众谋福利，但若这一切无法以刚性的制度来维护时，经济学一家独大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即使能够完全抛开私利的夹缠，一家之言总也难免自身的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让任何一项政策都难免有受益者与受损者。这个时候，政府的决策者必须尽可能地听取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专家的意见，才有可能作出符合更多人最大化利益的决策。
历史发展到今天，呼吁经济学家归位，也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只有从“绝对”的话语权中抽身出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为私利所绕，潜心学问、老实说话，成为真正“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需要“穷人经济学家”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中国的发展，需要“穷人经济学”。相应的，“穷人经济学”当然需要有“穷人经济学家”。但“穷人”显然无力掏钱供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经济学家”的大量产生，除了寄希望于学者的责任心和良心外，更需要政府“买单”。四处风光的“富人代言人”，有企业财团的资金支持，还占据着政府的科研经费，当然很风光了。我们的科研经费，有必要多给那些把更多目光投向平民百姓的经济学家，这有助于培养让老百姓满意的“穷人经济学家”。
何从评判经济学家
语出惊人的丁学良教授近日接受媒体采访，除了坚持其“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的论调，更指称“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则回应道：“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中国经济学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他（指丁学良）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
这实在是一场堂吉诃德之于风车式的争斗。尽管丁教授已经“明确”表示他所谓合格与否的标准，即“在过去的１０年或１５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发表在“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但说句实话，只要丁教授秉持足够高的标准，他可以认为古往今来没有出过哪怕一位“合格”的经济学家。
当然李教授的回应也颇有一些“自说自话”的成分在里面：“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并非“合格”的充分条件，而至于“他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就这样提出批评实在有些不公正”云云，就更是有些故步自封、压制言路的味道了。
抛开双方逻辑上显而易见的偏颇，丁、李二位自以为是的标准实则反映出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道统，学而优则仕进而经世济民的理想同样不能为今日李剑阁们所看淡。而当下近乎全民性的对于经济学家的责难、反思，其实倒是与丁所看重的“价值无涉”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一点上，作为内地学者的李剑阁毕竟有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优势，他不无矛盾但不失敏感地抱怨道：“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往往有高度的评价，但是一些研究者却把因为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
通过这段话，李剑阁的逻辑可以明白地勾勒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总体是成功的，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合格的。
如前所述，始自２００４年的经济学家之争在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的蔓延与大量非理智的情绪性宣泄相生相伴。但是，至少在笔者看来，这场经常为“无厘头”式的素材而煽风点火及至生生不息的争论之所以大有意味在其中的原因，正在于眼下对于经济学家的反思可以促成我们对于改革的反思。
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惟其如此，我们必须警惕另一种危险的存在或来临。因为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出于以上逻辑的可行以及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改革需要不断的反思和优化是必须的。
当下对于经济学家的责难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利益集团代言，再就是对于效率的过分执著而对公平问题的忽视。如李教授近日所呼吁的，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类言论作为学者一家之言本无可厚非，闻听者做过多杯弓蛇影的联想亦无助于学术自由空气的形成。事实上真正关键的问题应在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否不断顺应改革进程的需要与时俱进而非极力维护固有利益格局，从而使大多数中国人不断感受经济学的力量和好处。这种立足眼下与未来的要求和使命，远比沉溺于过去若干年的“合格”与否庄严亦伟大得多。
谁是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以下简称“５个论”）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这之前，虽然也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履历和头衔，如哈佛大学博士、思想大师丹尼斯·贝尔（此人曾于１９８０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称……但在国内，能说出丁学良是何方神圣的人可能不多。日前，“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一文作者曲力秋对丁学良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是继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５个论”发表后，丁学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不超过５个”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说法
曲力秋：有人将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这句话称为是２００５年最为经典的语句之一，您本人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２００５年十大敢讲真话者”。您怎样看您的这一观点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丁学良：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学术界、媒体甚至包括最广大的公众都看到了这些年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这个学科应有面貌的现象。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２７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都以经济学家和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到无法忍受，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曲力秋：您的“５个论”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根据？如果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
丁学良：这个说法绝不是信口开河，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至于我所说的合格与不合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我想，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要困难很多，但在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比较规范的。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１０年或１５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是华人中做计量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曾经很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大学经济学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所以，只要是对西方经济学比较了解、同时又对国内经济学界也基本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个话题在我们这些海外学者中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了。
曲力秋：媒体和公众猜测最多的是，这五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学良：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要是把这五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的话，极容易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我是因为和这些人有个人恩怨才出来说这句话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是学科的发展和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曲力秋：那么，在您的内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学良：那当然。不光是我，如果你把那些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在海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睛蒙上，然后，让他们各自写出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我想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标准是相当客观的，当然，是４个、５个还是６个并不会像数学上那么精确。
“我虽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
但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还是相当了解的”
曲力秋：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您是一名社会学家，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您觉得您有能力评价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吗？
丁学良：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这些年来，我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系在国际上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系，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领域里面的学术规范、学术准则和学术评比。特别是我在海外的朋友和同学中，一半以上都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和他们的友谊和交往将近２０年了，在私下里我们经常议论这些事。所以，坦率地说，虽然我本人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收集的信息，得到的资料都不是外行给我提供的，而是这些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供给我的。
曲力秋：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的现状，很多人都有与您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别人不说，您却要说？
丁学良：人嘛都是这样的，想得罪人的毕竟是少数，我也不想得罪人。虽然讲这番话的用心是好的，但往往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可是看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趋炎附势的风气确实很着急。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训练方式和经济学系的发展方面其实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过去２７年里送出去的最优秀的留学生帮忙，靠着国际上一些更资深的经济学家的帮助，虽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有的经济学系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讲，有着清楚的目标也就是瞄准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科学的大趋势并要缩短中国和它们质和量上差别的经济学系和经济学院还是太少了。而有着这样清楚的目标并把这种目标变成一个很系统的改革方案的人就更少了，这实在让人着急。中国的经济学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时间越长，以后纠偏和走向正轨、走向主流的成本以及代价就越大，并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本身都有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出来讲这个话。我希望公众能理解我讲这番话与个人恩怨并没有关系。
对经济学家也要实行阳光政策
曲力秋：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追求个人利益？要求经济学家独善其身是否公平？
丁学良：什么叫独善其身？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人当然有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权利，但你得遵守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含５０多个学科，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更多的机会来追求财富方面利益的一个学科。但即便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你也要遵守游戏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假如一个名牌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被某个烟草公司或白酒公司雇用了，充当他们的顾问或董事，那么他在学术场合或在媒体上为一些公司说好话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他的多重身份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就是在滥用他的经济学教授的身份。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有一系列的关于“对公众负责”、“不要滥用自己特有身份”的规则。经济学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
曲力秋：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经济学家能不能参与政府的决策？
丁学良：在法制比较公平和严明的国家，利益集团都可以雇用自己的说客游说，都可以雇用自己的咨询和顾问，但是雇用过程本身是要对外公开的。譬如说在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像石油或军火公司，他们都会雇用公关公司或顾问试图影响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以便对他们的行业更有利。被雇用的教授可以去国会游说，但不会出现某个利益集团付了钱给某个教授，然后这个教授同时又到政府部门做官员或顾问，这种严格的利益冲突，在绝大部分市场经济社会里面不仅是不被允许的，而且是犯罪行为。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了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追究，其中相当一部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曲力秋：您是不是认为，对经济学家也要实行阳光政策？
丁学良：任何一个牵涉到名和利的领域，一定要有阳光政策，一定要有一套非常系统的互相制衡的制度。否则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公公正正地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人之天性。西方人未必比我们中国人的觉悟高，但是他们有那样的制度在那里。
改革失误的主要责任不应由经济学家承担
曲力秋：有人把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批评归咎为国人的仇富心理进而仇视经济学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丁学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没有理由地仇视一个学科呢？我想除少数人有切身利益的冲突之外，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公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应该更多地反思一下，这个学科、这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公共利益服务，是为推展学术研究做事，而不是以经济学的名义在为自己捞好处。
在海外最优秀大学的经济学系里面，绝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很认真、很刻苦地做经济科学的研究，虽然他们的成就不一样，但他们是在务正业。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中国的公众就不会对他们有那么多的负面评价。
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和国家宏观的发展和政策有关，这些学科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尽可能地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能不能尽可能地保持一种独立的学者的身份。这一点，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显学尤其重要。因为它获得的资源以及对公共政策和对公众的影响远远地超出其他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对你的要求就更多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有那么多积极的参与，既参与官场又参与商场，公众当然对你很关注了，而且你在为个人利益和利益集团说话的时候还都是以经济科学的名义，我想公众的不满主要是来自这里。至于说仇，我觉得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什么是仇，你走在前面，人家想把你捅死，这才是仇。香港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很厉害，香港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我没有看到香港的老百姓对一个学科或一个群体有那么大的不满和抱怨，就是因为在香港大学不管是哪个系，都有一些基本规则，任何一个大学任何一个系都不会对违反这些规则和专业道德的现象放之任之。
曲力秋：近一两年，经济学家屡屡成为公众攻击的靶子，是不是还有这样一层深层次的原因：公众对过去一些改革失误的不满，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只能转而发泄到经济学家的身上？
丁学良：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满中肯定有误解的成分，因为有不满就要找个地方发泄。有些人并不了解某一项政策的失误，根源究竟在哪里，只是乍一看是在经济领域里，于是就埋怨起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也了解某一项、某两项政策的失误根源在什么地方，但他没办法指责这种根源，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幸地被误当作靶子。
我曾经和朋友们说过，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被攻击的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属于公共政策领域，是属于法律领域或社会学领域。而在中国，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没有给其他学科发展空间和说话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经济学把在西方发达国家由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做的事情和讲话的空间全都垄断了。你在垄断了这些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就垄断了被公众埋怨的机会。
曲力秋：在您看来，经济学家该不该为一些改革的失误负责，如教育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丁学良：经济学家不应承担改革失误的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最高决策层，在西方国家一般是官员问责制，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经济学家有责任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我没有看过郎咸平的文章”
曲力秋：有人将由“５个论”掀起的这场讨论，与２００４年的郎顾之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场讨论具有同样的影响和作用，您觉得二者具有可比性吗？
丁学良：２００４年一年我都在学术度假，学校给了我一年的时间不教书、不做论文，然后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做学术研究。对于郎、顾他们争论的东西我还真的是一篇都没看。后来回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给我讲这件事，坦率地说，我的观点是：一，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确实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二，改制中虽然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改制比不改制要好。所以，我的观点和他们争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一样。
部分主流经济学者回应信任危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晚，在一位著名华人学者７０寿辰的庆祝酒会上，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祝酒时说，“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就不止五位”，在座的数十名经济学者立即报以会心的掌声和笑容。
这是国内的经济学者们对当前争议的一次非正式回应，对他们而言，２００５年秋天有些寒冷。
自２００４年８月掀起轩然大波的“郎顾之争”以来，为国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取向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成为备受指摘的对象——他们或被视为富人代言人，漠视穷人利益，或被指责过于关注效率，罔顾公平。
２００５年７月以来，随着顾雏军的入狱和医疗体系改革被一些机构宣告为失败，中国经济学家们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底以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家邹恒甫分别对国内媒体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和“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评论，似乎为公众的不信任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他们都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或师从于国际一流学者，或学术成就已获承认。
在随后的一项媒体调查中，“５个论”得到８３％的公众支持率。而中国经济学家们，则大多选择了缄默，多位学者在婉拒采访时承认，并非对当前争议无动于衷，但“不愿陷入论战漩涡”。
批评者已充分陈述，被批评者的主张也应为公众所知，有鉴于此，《南方周末》于日前分别约请６位经济学者，各自就他们感兴趣的争议发表见解，他们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浙扛大学教授史晋川、清华大学ＥＭ-ＢＡ特聘教授梁小民、香港大学副教授肖耿、西安交大教授郭誉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谢明干。
回应丁学良、邹恒甫
记者：如何看待丁学良教授所说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个”？
许小年：我相当程度上赞成丁学良的评价，确实有一些国内学者的水平比不上国外好的研究生院的学生。在中欧上课时，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这个提法，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成为第六个”。
史晋川：丁学良的领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他对于经济学家的评价，犹如没有专业味觉的食客评价厨师，至少不严谨。
谢明干：完全是无稽之谈。讨论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之前，起码要先给合格的经济学家下个定义吧。老一代的人，很尊重经济学家的这个称号，至于我自己，到哪都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学爱好者而已。丁不是经济学界的人，怎么能随便发议论？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要的突破，经济学界都付出了心血，不能否认。
梁小民：如果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合格经济学家的标准，中国目前一个还没有。１个还是５个，显然无法证伪，因为没有标准。但确实，目前社会氛围浮躁，很难出大学问家，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缺憾，任何社会的转型时期都是如此——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在１９３０年代以前，又何曾出过大学问家？
肖耿：对于丁学良的说法我不感到吃惊，这是他的风格，但这样的评价与现实不符。一位前辈学者说，没有大批出色的物理学家，神六不会上天；没有大批优秀的生物学家，基因工程也就谈不上。然而，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破了人类历史纪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世行有８０００多名经济学家（或分析人员），研究能力当然很强，但他们却对中国制定的经济政策非常钦佩和尊敬。
记者：邹恒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除了很少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外，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在国外，只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如何看待？
史晋川：这是很偏颇的说法。事实上，在国外排前２０名的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中，５０％以上是从现实问题的角度切入阐述理论的，这样或者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增强了解释能力、弥补原有理论的缺陷，或者发展出新理论。大量的国际一流经济学家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者。
当然经济学也有纯理论研究，如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但更多的是从现实问题切入的，或是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如经济学与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后两类研究的成果已被公认。
肖耿：在世行时，邹教授的办公室在我楼上，他的表达个性色彩很强。中国需要纯理论研究，但也需要关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在国外专业杂志发表文章作为评判经济学家的主要标准，这显然不妥：不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成名前难以在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中国一些人并没有经济学家的头衔，但他们具有很好的经济思想。显然，经济思想的高下才是真正的标准。
公众的不信任感源自现实问题
记者：２００４年“郎顾之争”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成为被抨击的对象，逐渐遭受信任危机，被质疑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及过分关注效率，不讲公平。这样整体性的质疑正常吗？
梁小民：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满，主要是对当前问题的不满。如腐败问题、贱卖国有资产、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最低层民众利益被忽略、下岗职工的隐性契约（原来的低工资包含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的支付承诺）没有充分兑现等等，公众中不满情绪在堆积，对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着普遍的误解：经济学虽然是显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都能在经济学中找到对应的解释，但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起的作用有限。
史晋川：主流经济学家是有经济学的定义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但公众理解的主流是指在政府经济决策咨询中较多发表意见的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是从事研究，并未参与决策咨询，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
目前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更多地是质疑他们的动机，即他们通过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获取利益，这是道德层面的指责。亚当·斯密曾说，人都是自利的。只要过程不违反法律，经济学家的自利并不是罪过。如果要求经济学家必须无私，那么也应该同样要求所有人都无私，否则就是将经济学家置于了一个泛道德化的要求下，基于这样的前提提出的指责毫无力量。
郭誉森：１９６０年代，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经济学研究已经找到了最后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可以从此摆脱经济周期的困扰。但１９７０年代随之而来的危机使学者们由虚幻的天堂坠下，公众对这个群体也有诸多质疑。我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经历了这个过程。与当时的美国相比，现在国内学者遭受的质疑并没有太让我感到惊讶，惟一的区别是像你们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可以用这么大的篇幅进行报道，在美国则不可能——没有那么多读者。
经济学家眼中的公平与效率
记者：在公众印象中，似乎主流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公平。钱颖一教授则说，“我们不是不关心公平，只是我们更关心如何以有效率的方式到达公平”，这样的表述如何理解？
许小年：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有“均贫富”的公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以现代经济学解释，这样的公平是指结果的平等或收入的平等（ｅｑ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观念需要改变：市场经济强调以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竞争的后果是优胜劣汰，结果的平等难以实现。
市场经济学中的公平概念指机会的平等（ｅｑｕ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这样的公平概念与效率没有冲突。如开放垄断领域，既实现机会的平等，又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而政府官员通过手中权力寻租，就是典型的机会不平等，既不公平，也无效率。
不能把存在问题归咎改革
记者：目前经济学家遭遇的信任危机，能否单一地来看待它？
谢明干：现在有一些观点，把许多问题归咎改革。
２０多年的改革道路并不平坦，对改革的看法有多次争论和反复。我已７０多岁，记忆中此前大的争论有两次。
最早一次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争论的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争论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告终，我当时在中央经济委员会工作，参与起草了决议。决议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突破，给改革很大的推动力，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反对改革的思潮，特别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很多，第二次争论，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中，理论界十分混乱，改革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被点名批评。小平凭借他的政治智慧，果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平息这次争论。
此后十年的时间相对平静一些。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深化。
但对改革的怀疑从未消失过。其实，争论的中心，无非就是计划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有一两百年，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样的争论。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到新自由主义，争论本质一样，但实际内容有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时起时伏。这种争论并不奇怪，我想以后还会持续，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地论证哪种手段对、政府干预究竟要不要、政府要干预多少。
新自由主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西方国家给拉丁美洲复兴开出的药方，叫《华盛顿共识》，根据西方经济发展，归纳出十条，如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的管制监督、加强调控监督，等等。一些国家视之为圣经，ＷＴＯ、世界银行等，也通过贷款将这些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拉美一些国家强调自由化，引起经济倒退，ＧＤＰ下降，他们在总结经验，抛弃了华盛顿共识，反而转向中国的经济，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家。
我们的经济发展，与西方肯定不一样。我们的改革一直是处在政府领导下的，不能与拉丁美洲的情况混为一谈。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出现很多问题、治安、贫穷、腐败等等，都是改革造成的，以此抨击改革。
的确，改革以前，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什么都没有，腐败不起来。改革就是为了搞好生活，发展道路上有贫富差距，这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均匀、不和谐，但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能把暂时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归到改革的头上？
目前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对经济学家整体的批评，是整个争论的一部分。面对新的否定改革的思潮，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们的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人民的实践，汇集经济学界的智慧，慎重地出台政策。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改革是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模式。国外说的中国模式——就是一步步地、渐进地，按照中国国情，考虑到社会的接受能力，考虑到保持大局稳定，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推行我们的改革。
今天的世界经济，没有哪个国家有绝对的自由经济——政府毫不干预，绝对完全的自由主义。即使是香港这个最自由的地方，也需要干预，否则社会会乱。
美、法、日、德、瑞典，等等，他们同样也需要政府干预。他们的社会保险做得很好，很厉害，都是政府在后面支撑。社会发展到今天，没有学理上的自由主义，只是干预的多少、时间问题。
不能把我们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扣到改革的头上。不改革，大家都很穷，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才改革。有问题，就要改革，解决问题过程中虽然出现了问题，但也不能由此从根本上来否定改革。存在问题，但不能夸大，真实存在，要客观、正确认识它，才能解决。
我所了解的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信任吗？舆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在评价经济学家？对此，《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林毅夫的理性与情怀
认识林毅夫是在１９９４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当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经济学知识为何要如此生产，生产有哪些规矩？了解这方面科学方法论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不多。国内为此写专著的有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事实上，国内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据物理学的素材。而在关于经济学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书中，林毅夫的书是好书。我想，如果读懂了这本书，对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应该有不错的理解；研究中，所谓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数学帝国主义也会有所避免，无论是学界内和学界外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就不会有现在的喧嚣。
樊纲的冷静与人情
樊纲是我在１９９１年认识的，那年《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经济学人》周刊刚办，我去北京组稿。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钟朋荣介绍说樊纲不错，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樊纲的理性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我传真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有着很多现在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刘吉瑞很有才华，不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还是其他原因，他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当时没房子，住父母家。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要有一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但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觉得，刘吉瑞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
我想，当时的情形还是如邓小平后来南巡时讲的，中国社会进步主要还是反左。中国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反对左倾教条的，如果报纸按自己要求，说他们文章反左反得没有章法，结果会如何呢？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不了解当时的约束条件。
在当时的局限下，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樊纲是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一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樊纲还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专栏“均衡点”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都一直在争议的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甲和乙是哪种关系，你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对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点没有帮助。中世纪的西方人向来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不是事实，是感情和喜好使人们愿意这样认为。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忤逆了大众的感情，讲“我们在宇宙的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但他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真话。使他们弄清这个事实关系的恰恰不是感情、道德和价值，而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樊纲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比如樊纲最近就撰文分析说，约束条件决定重化工产业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与吴敬琏主张新型产业和发展道路的主张截然不同。
张维迎错在哪里？
我不清楚当前对经济学家的不满，究竟是本身就这么大，还是因为网络让我们感觉不满很强烈。我以为这种不满可能跟贫富差距增大有关。可能是一些人认为贫富差距大了跟经济学家有关，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只要有差距就有情绪，就有不满。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乃至谩骂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说，骂经济学家又没有什么风险成本。有这样的背景，郎顾之争就成了情绪不满的导火索。
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中国改革前的人多力量大的政策导致人多，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基本约束是就业。市场化改革，有更多的人创业，有了更多人就业。但市场是按资源稀缺程度定价的，在中国，密集劳动过剩，定价就低，就是穷人；而对潜在市场供求敏感的企业家劳动稀缺，这种劳动就定价高，就成了富人。
富人就那么可恨？我在富人很多的浙江发现，绝大部分富人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企业家劳动这种资源而成为富人的。转型中的中国肯定有靠不义之财发家的富人，但如果中国这种富人很多，那么中国今天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好理解。
张维迎刚从英国回国那段时间我们联系多些。我报道过他与林毅夫关于国企改革的辩论（“北大发生交火事件”）。我觉得他是中国直觉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文章不少，但谁又能从经济理论上指出他的明显破绽呢？我与张五常聊起他，因为维迎曾到港大求过职，五常教授有印象，说现在看来他是佼佼者。
张维迎批评郎咸平，并不是为某个具体的企业家辩护，而是指郎借一件事情否定整个中国减少国有企业的改革的学术道德。因为正是这样的改革让更多的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有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也让更多的人有了就业机会。国企改革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个问题很简单。张维迎认为郎要这样批评国企改革起码不是在做科学研究。
我看不出张维迎有什么不对，相反他是在捍卫科学和理性。张维迎呼吁善待企业家，难道就是为利益集团讲话？企业家、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中国就业机器的发动机。张维迎能够为他们讲话，这说明他有科学精神，抓住了中国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果关系。
梁小民最近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号召《经济学家要学巴金讲真话》，其实，讲真话并不难，讲科学的真话很难，因为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懂科学。事实之间关系的真假、是不是真话，大众和政府看法并不是标准，也不是大众喜欢与否、道德与否决定的。
老一辈的见解
办经济学报纸，年轻年长的经济学家都难免有交道。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都是在１９９１年认识的。张卓元让我终身感激。每次在社科院见面，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些悄悄话，让人感到亲切。我想能坚持办这张报纸，与他让我感到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从不说什么文章该登不该登，而是开放地欣赏新思想，比如杨小凯，年纪大的经济学家是不大提及的，但他很早就说杨小凯在消息报的文章是有启发的。他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让我感到压力和反感。
有的经济学家就反对登别人的文章。有一次，有个经济学家甚至说你们登厉以宁的文章，我就不会让那家单位资助你。我也犹豫，因为没有行政拨一分钱的学术性报纸，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我还是觉得发育一个意见市场很重要。
但遗憾的是，曾经被别人限制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家，喜欢的还是自己自由而不是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记得当时小平南巡后经济出现过热，报纸登了左大培一篇题为《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很不高兴。当然，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好的事实分析。但是最初当记者，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记住了：“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就发了这篇文章。后来我打电话到一位经济学家家中，他很不高兴说，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了，还不是一般的人，说你们报纸把经济学家骂了一通。后来说了一阵，谈不下去，我把电话摔了。
我想不通的是，当时筹办报纸，我在北大他家里谈到我们还要评奖等办报细节，在校园里散步还专门谈到如何坚持学术自由，但现在怎么让人感到所谓自由就是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不是惠及所有学者的呢。后来，在山西出差，与知名经济学家晓亮在同一卧铺，他神情不屑地透露，在一次经济学家圈子的聚会上，提到报纸发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给消息报投稿，会议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后来，董辅
在他三里河家里告诉我，他还为此事斡旋过。我很感激他，但我说无所谓。我想我这个态度让董老有些生气。现在董老去了，我想我不该当面这样讲，让老人不快。
与吴敬琏的认识和感觉，我在《新民周刊》那篇《贞洁旗帜孤独飘》那篇文章里已经和盘托出。我总的看法是，年纪大些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不如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樊纲对消息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从不对我言及，我也不通报，林毅夫也如是。但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英雄，学术也如此。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顽强和近乎英勇的捍卫和推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其贡献的。
中国经济学家贡献何在
丁学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５个”。这话还真有一点巧合。２００５年在评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首届的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出来的就是５个：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但在颁奖时，杜润生老先生自己要求放弃了。
不能拿海外尺子量中国经济学家
我觉得，丁学良所说的“经济学家”，跟“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中的经济学家概念不同。他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从经济学研究方法意议上说的，从是否发现了一个独到的定理、创建了一个模型等等去衡量。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在中国可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张培刚先生。大批出现这种经济学家，大陆目前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我的看法是，不要拿着海外的尺子来丈量咱们这里的事情。实际上，衡量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要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联系起来，和实践进程联系起来。
观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三个线索：一是高层政治上的决策、认识、路线等，二是来自地方基层和老百姓的实践创新，三是理论线索。综合这三个线索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主要起作用的是前两个，一个从高层政治上往前推动改革和发展，一个从老百姓的实践上推动改革发展。理论只是服务于前两者。现在有人说是“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这实在是高估了经济学家，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如果从丁学良的标准去看的话，真是找不出什么经济学家，他说的那都是“黑板经济学家”、“教科书经济学家”。说实在的，学院派的那些理论家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小。
中国的理论家情况非常特殊。一些活跃在学院以外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上来看的话，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绝不能说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无愧于自己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既不像一些人说的作用那么大，但也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家有话语霸权，乱说话，火得过了头。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其一，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在这一大形势下，经济学家的话可能显得比其它学科要多一些，媒体、大众和官员也更加关注一些；
其二，如果说经济学侵犯到了别的学科，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应该是学科竞争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无可厚非；
其三，确实有一些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恶意炒作，谋取私利。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
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
中国的经济学家根本不能用主流、非主流、异端这些词来衡量。截止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一类，那就是：中国改革经济学家。或许以后会出现丁学良所说的那种“标准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但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急。
当代中国，两大任务，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型。实际上转型的问题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就开始考虑了。那个时候最杰出的是孙冶方，还有广东的卓炯，到六七十年代应该是顾准。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人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子、社会发展路子，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
从７０年代末以来的近３０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一个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
、谷书堂、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像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１９８５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Ａ类，就是计划模式，Ｂ类就是市场模式。Ａ类又分Ａ１和Ａ２两种。Ａ１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Ａ２就是有弹性或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Ｂ１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Ｂ２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争体制。
经过７天封闭的讨论，大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Ｂ２模式，就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从计划到市场，一步一步，一直到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可以说，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经济学家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就是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点上。举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发展民营经济。１９８８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之前叫个体专业户。那么允许个体专业户存在有没有合法性？一个叫林子力的经济学家，他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８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８个人以上就叫雇工，８人以下不算剥削”。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８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８个雇工。但毕竟允许它存在了。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他的的确确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生存争取到了一个政策环境。
再如薛暮桥。薛老最早主张自谋职业，返城知青可以自谋职业，主张可以搞长途贩运，这个在８０年代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再比如董辅
先生，作为理论家，他对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改革，我觉得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从理论上说得最清楚、最透彻的一个人。他的“八宝饭”理论很有名。
另外还有高尚全、马洪、厉以宁、王珏、晓亮等，他们也是一直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当然也有其它领域的学者在乡镇经济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上，曾经做出贡献，像费孝通、陆学艺、新闻记者出身的吴象。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连续发出了５个“一号”文件，这是杜润生带着一帮非常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起草的，起了一般学院经济学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觉得耗费中国经济学家脑汁最多，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的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做出贡献的第三个方面。
国企改革走了很多弯路，其中将近１０年的弯路就是承包制，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承包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结果把产权改革回避了十多年。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点滞后，结果赶着来改，改得有点急，搞成运动式改革、政绩式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当中出现了“内部人主导的改革”，“自己定秤自己做买卖”，不透明，存在很多不公；再一个，就是改革不配套。砸了“铁饭碗”，没有“大锅饭”做垫底，我们的社会保障却没有及时跟上。但造成这个结果，我觉得与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有关系，和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无关。对国企改革做出贡献的有：蒋一苇、马洪、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杨启先、刘诗白、周其仁、张维迎等。
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何止这三个方面。深圳成立特区、海南建特区省、加入国际大循环、资本市场的设立和规范、电信分拆、西部开发、浦东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设立等等，在很多重要关头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学家的身影。另外，还有一批经济学家出身的学者型官员，他们仍然奋斗在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如周小川、王岐山、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陈锡文、刘鹤、陈元、宋晓梧、李克穆、范恒山、石小敏、王建等等。
中国经济的巨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中国经济学家的参与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中国经济学家一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相比于中国的经济实践来讲，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很不相称的。
中国是一个大的转型经济试验场，把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解决好了，按理说，获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说得过去。现在，中国经济学家还需要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纳入到全球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当中去，这个伟大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学家还远远没有完成。
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
对于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在各种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陷入泥潭，国企改革、医疗改革、社保改革、收入公配改革等几乎“都不成功”，认为是经济学家们的“乌鸦嘴”说坏的。根据之一是，只有为数极少的经济学者没有被利益集团“收买”，还能说几句客观、公道的话，其余则一概不被公众信任了。这些“根据”若出自一些二、三流媒体的浮躁访谈也罢了，大可不必正眼读它，但当前有些重量级的经济学界人士也附庸其说，且有意全面否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成果，甚至把当前改革开放的基本形势否定掉，这就不是一般的“炒作”或泛泛的争论了，涉及到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应该弄清楚。
众说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多么来之不易。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没有那一阵的思想大解放，没有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式的“醒世恒言”，哪有今天？这其中，经济学理论取得的突破最多，成就最大，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卓有创见的经济学代表人物，尽管其论未必都无懈可击，但都为中国新时代经济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可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任中央领导十分尊重经济学者的意见，并把请进中南海讲课形成了制度坚持到今。他们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全盘否定他们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那些刚从“文化大革命”迷茫中走出来，对现代经济学一无所知，对忽然兴起的市场经济茫然不解的大众来说，应该真诚地感谢经济学者为我们指点迷津。如今，“股票”、“股份制”、“汇率”、“指数”、“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等经济事物和经济学知识已为大众所耳熟能详，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进步。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农耕经济，一举进入到当代市场经济时代，一下跨越了几千年，迅速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距离，并且还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巨大发展成就。我们不应该感谢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们吗？我们不该在新世纪的史册上为他们写上重重的一笔吗？
我们当代的这批经济学者，不论是老一代如薛暮桥、于光远、马洪，中老代的刘国光、吴敬琏，还是中青代的樊纲、张维迎、胡鞍钢、林毅夫等，从“实践”的角度看，都是“年轻”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２０多年，与发达国家三、四百年的市场经济殊不可比。不能指望他们把史无前例的大课题现在就“搞定”。若从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大课题上讲，的确没有一位能承受“中国经济学家”的称号，因为实践本身尚不成熟，谁也没有本事从不成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即使凯恩斯、萨谬尔逊、格林斯潘这些世界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现象面前也是“小学生”。
至于被“利益集团收买”一说，是外行话，不能成立的。在国外，经济学家也是分群的，有专做学问的“学院派”，也有为企业服务做咨询、顾问的，也有为政府工作、为ＮＧＯ（非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提供服务的。不能说其中没有利益关系。即使“纯学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经济生活念干经。一些高度敏感的话题，如股市、石油价格、利率等等，谁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可能不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和发言。在我国，的确有一批经济学者后来成为某个利益集团或利益关系的代言人，这并不违法，也不一定违背学术道德。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某种经济现象发议论，完全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主观如此，客观效果也未必。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必要对“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苛求太甚。包括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农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都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经验的，说“基本不成功”恐怕言之过早！有些改革其实刚刚开始，有些难度的确太大。更何况经济学家并不是决策者、更不是执行者。他们的意见可能会影响决策，但很有限。有些经济学家参了政，就不再是单纯的学者。学者当官没什么不好，这在国外也是非常普遍的。不论从政，还是在野，都不妨碍经济学者们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代中国学者的伟大历史使命，就在于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不论别人怎么说，自己不能乱了方寸，不能离开实践说空话，不能在需要突破和创新的时刻“失语”。话该说还得说，让时间和实践去检验，而不是闭言碎语。
各国经济学家为谁说话
最近在中国，关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一些经济学家依靠其在经济领域掌握的话语权为自己谋利。这些经济学家的行为受到了民众的强烈指责，连香港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忍不住表示“中国最多只有５名经济学家”。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呢，外国又是如何保障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呢？
美国：重视保障学术自由
美国的经济学家是否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他们的学术独立性到底如何？记者为此专访了５位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潘那格瑞、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斯沃尔德、摩根斯坦利银行首席经济师罗奇和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斯。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５位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美国社会具有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经济学家把学术独立性看得非常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学术自由提供了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比较分散。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数量众多的私立大学独立于政府之外，绝大多数思想库也不接受政府资助，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学家的学术自由。邹至庄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在保持学术独立性方面做得不错，“这是美国学术体系多年长期演进的结果”。潘那格瑞告诉记者，像哥大这样的学校，经济学教授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学术独立。为什么？第一，有终身教授制度。作为学校的终身教授，经济学家享有工作上的绝对安全感，不会因为与校方持不同意见而受到报复和解雇的威胁。第二，相对丰厚的报酬。哥大的经济学家年薪普遍能够达到２０万美元，一些特别优秀的能够达到４０万到５０万美元甚至更多。这也使得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降低身价去做一些损害自身学术威望的事情。
格里斯沃尔德说，卡托研究所对接受资助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该所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一般也不接受公司的捐款，它的运行主要依赖个人捐款。２００４年８０％的捐款来自于个人，这样就从经济上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使得研究不受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干扰。所以卡托很敢于批评政府，也很敢于批评利益集团。
从总体上讲，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看重学术独立性，但也有差异。一般的看法是：在大学里当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强。思想库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次之，主要是因为许多思想库受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独立性为此大打折扣。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更弱一些（罗奇反对这种看法）。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工作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差。学术独立性直接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在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在大学里当教授。即使到政府部门和其他私营企业就职，最后一般还会回到大学执掌教鞭。潘那格瑞说，他本人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后来之所以到了哥大，就是因为喜欢大学的自由氛围。他说，在世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内部提。他还举例说，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斯蒂格里茨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顶牛，强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一些做法，结果被世行解除了雇佣合同。后来斯蒂格里茨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了潘那格瑞的一名同事。
５位经济学家都对记者说，他们没有兼职，没有一个人去做公司的独立董事。既然没有兼职，也就不存在本职与兼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问题。潘那格瑞明确告诉记者，他把学术独立性看得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有公司请我做独立董事，我绝对不会在学术人格上跟公司妥协！”他还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故事：“世界银行知道我在贸易方面是个行家，曾经多次提出要给我一份工作，就是为他们撰写一份报告，鼓吹一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世行还承诺给我丰厚的报酬。但世行每次提出来，我都坚决推掉。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金钱，而是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邹至庄告诉记者，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美国的大学都对经济学教授兼职做了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出现利益冲突。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家纷纷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现象？邹至庄说，他个人不愿意对中国内地经济学家的质量作出评价。他说，只要合理合法，赚钱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应该尊重经济学家的自由选择。不过他强调，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普通公民，看到了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他的确有责任站出来帮助改正。格里斯沃尔德说，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单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个谋生的职业，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批评，因为他们毕竟是“社会的良心”。
英国：信誉与制度并重
与美国相似，在英国，任何大学、政府或是公司左右学者看法都将被视为严重的不良行为。
牛津大学经济系的吉里安·蔻茨教授说：“英国经济学家在同行中的声誉非常重要。”在英国学术界，学术声誉早已经超越某些个人道德标准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职业规范与准则。如果一个教授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丧失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声誉，他在这个行业中的事业恐怕很快就会因此而终结，这是因为有强大的系统制度在背后做保障。英国学术职位的晋升、学术人物工资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是靠其他学者来评定的。整个学术界有一套由英国研究评测中心保护和强制执行的完善的奖励制度。测评中心直接在大学投入很多资源，和研究者也有密切联系。对于绝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评测，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每天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的观点。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因为某些个人利益而发表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很可能断送自己在学术上的前途。而处在一个像英国这样处处讲信用的国家和社会，不要谈事业，恐怕谋生都会因不良记录而遇到很多困难。
除了学术声誉外，英国还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保证学术与企业和政府咨询分开。英国一家公关公司的咨询师说：“与亚洲相比，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学术界和政府、企业之间有着更大的鸿沟。这意味着通常学者不会作为顾问对某些比较实际的经济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大部分英国经济学者都不会在媒体上对公共政策等事务发表公开言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瑞恩教授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没有动机。学者的职务晋升很大程度建立在学术成果上，如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熏而不是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其二，没有时间。学校或者研究机构要求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想要在校外兼职，那么他必须首先通知学校并提出申请，任何校外的工作必须在大学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实际上，大学并不愿意其教员涉足太多的校外工作，因为这会大大分散他们教学和研究的精力；第三，英国学者的交际技巧出了名的差；第四，媒体很多时候需要马上得到答案，可是学术型的经济学家通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找到答案。
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大学之外工作，作为顾问受聘于政府或企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林顿教授说，一旦经济学家选择成为某个公司或者企业的顾问，就意味着他们立刻在自己身上贴了一个标签——“我为这个公司工作，我的所有言论都将服务于公司的最大利益”。当公众听取这些顾问的意见时，自然而然会考虑到这些言论的局限性。
日本：经济学者必须保持中立
“日本的经济学家替谁说话？”，日本大学研究生院名誉教授、经济学家加藤义喜在听到记者这样的提问时，流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他好不容易才明白。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研究学问，为研究出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而努力，不是为了别的”。
在日本，无论是从事经济理论、宏观经济还是从事行业或微观经济研究的专家一般不称为经济学家，而称为经济学者。日本通常将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这类学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国立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理论角度对经济进行研究。这部分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主流媒体一般很少报道，所以不会对产业和普通投资者产生直接影响。另一类主要是以微观经济以及经济实体为对象进行研究。这部分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民间经济研究机构。例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等。这些民间经济研究机构除了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外，还接受民间企业委托。但他们必须保持中立立场，提供符合客观事实的研究报告，如果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误导公众甚至政府决策，将被视为一种犯罪。
资料来源：
《经理日报》２００５．１１．２１ 陆志坚/张贵峰/施维/毕诗成
《国际金融报》２００５．１１．１４ 葛丰
《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１１．９ 曲力秋
《南方周末》２００５．１１．１７、１２．１ 余力/高小勇
《财经时报》２００５．１１．１４—１１．２０ 新望/言/徐寒梅
《中国改革报》２００５．１１．１７ 大江
《环球时报》２００５．１１．２５ 唐勇/寇维维/张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