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导向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最后20年，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一次重大挫折，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持续滑坡、社会贫富分化空前加剧，等等。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是拉美现代化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经济统计数据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期”。为何进入80年代之后就突然出现“去工业化”(desindustrialización)现象呢？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其实，早在拉美国家工业化的上述“黄金期”中，一场工业化模式的危机已经逐渐形成。这种危机表现为拉美地区自3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逐渐丧失活力，长期的内向发展导致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现象的形成和加剧。用当今流行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一种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失效，必须转变增长方式。然而，拉美各当事国政府却在这个重要转折关口出现了决策上的失误，不仅延误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而且使所谓“结构性发展危机”进一步深化。直到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爆发后才被迫走上结构改革之路，并饱经艰难地基本完成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的转型。拉美国家的这个转型过程如果从70年代中期智利军政府率先启动结构改革算起，前后经历了3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跟亚洲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等早在60年代初就向出口导向转型相比，则延误了40多年。
一 工业化的曲折进程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黄金期”(1950-1980)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使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遭受重创，并促使部分具有初步工业基础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等)逐步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早期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整个40年代，由于来自欧美的制成品进口锐减、以农矿产品为主的战略物资出口繁荣、黄金与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等诸多有利条件的推动，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初期尝试是成功的。战后初期，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高涨的大背景下，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结构学派对前期的工业化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将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升为一种工业化模式。拉美各国陆续被卷入工业化浪潮，形成战后拉美地区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中心的长达30年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期。工业化的成就表现在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非耐用消费品工业，钢铁、水泥、化工等基础工业，及部分耐用品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等等。如图1所示，1950-1980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呈现趋同走势，且制造业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里高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经济主要由制造业增长所推动。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0年的19.9％增至1973年的28.3％，此后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图2)。
图1 1950-1980年拉美国家经济与制造业增长率(％)
图2 1950-1980年拉美国家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注：图1、图2均不含加勒比国家。1950-1970年经济按1970年美元不变价格核算；1971-1980年经济按1980年美元不变价格核算。
资料来源：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Series Históricas de Estadísticas Económicas 1950-2008,2009.
图3 1980-2009年拉美国家经济与制造业增长率(％)
图4 1980-2009年拉美国家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注：图3、图4均不含加勒比国家。1980-1990年经济按1980年美元不变价格核算；1991-2009年数据来自2010年拉美统计年鉴(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核算)。
资料来源：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Series Históricas de Estadísticas Económicas 1950-2008,2009; CEPAL,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10.
(二)工业化进程的曲折(1980-2010)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蓬勃的工业化与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突然出现了大逆转。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增长速度直线下降，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经济持续滑坡。如图3所示，1980-2009年虽然拉美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增长仍然呈现趋同走势，但是该时期已经与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完全不同，其一，经济增长率和制造业增长率波动幅度加大，有些年份两者均出现负增长；其二，在大多数年份里制造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制造业萎缩已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因。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从1980年到2009年下降12.5个百分点(图4)。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拉美国家制造业部门出现的上述变化与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或后工业化时期出现的情况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说，拉美国家离这样的发展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二 关于“去工业化”现象的解释
(一)结构性发展危机及其深化
历史的经验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明显局限性。例如，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工业产品只面向国内市场，工业生产难以发挥规模效益；高水平的市场保护影响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工业部门外贸赤字不断上升，工业化要靠农矿业部门提供外汇支撑，等等。正是由于这类局限性，一般来说，进口替代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运行都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出现多种结构性失衡；这一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就会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在拉美国家中，这种结构性失衡现象率先在一些进口替代工业化起步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出现，然后渐次扩展开来。尽管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力图通过推动地区一体化和促进工业品出口等措施来缓解结构性失衡，但效果都不很理想。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已经使相当一部分拉美国家面临结构性发展危机的局面。
当时，拉美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部分非耐用消费品面临国内市场饱和，导致制造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下降。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等国。50年代后期，3国的工业增长相继失去活力。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看，与整个地区水平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国已出现徘徊或者下降趋势，其中智利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7年的28.6％降至1960年的23％，到1970年才恢复至50年代初的水平(25.5％)，而乌拉圭在五六十年代基本徘徊在22％左右而停滞不前。同期，3国制造业产值均出现负增长和低增长情况，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不稳定，造成3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到70年代初期工业化进程受到国内市场限制的国家就更多了。第二，外贸失衡日益严重。在进口替代模式下，工业部门基本上是只用汇，不创汇，产品销往国内市场，而进口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不断增加，由此形成越来越大的外汇缺口，靠农矿业初级产品出口创汇来填补。①60-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由于忽视粮食生产，食品进口逐年上升，农业部门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外汇支持。②第三，产业升级既受到资金、技术短缺的制约，也面临国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足的限制。第四，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难度加大。第五，能源危机显现。当时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并已形成一种依赖廉价石油的能源结构。例如，巴西经济在1968-1973年曾出现高速增长，但当时85％的石油依赖进口。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巴西奇迹”也就风光不再。
对拉美国家而言，所谓结构性发展危机，实际上就是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逐渐失效。从工业化的角度看，就意味着工业化模式需要转型。相比较而言，亚洲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在经历短暂的进口替代模式之后就转向了外向型工业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拉美国家“为了应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经济混乱，早在三四十年代已掀起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一次浪潮”，而“6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奉行外向型工业化政策，以出口产品创汇……它们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而且它们的工业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③。也就是说，早在60年代，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的成功转型，而拉美国家直至70年代已出现结构性发展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下决心放弃进口替代模式。众所周知，1973年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拉美国家利用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的便利条件，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酿成了严重债务危机，使结构性发展危机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在70年代通过举借外债还能使进口替代模式勉强延续一段时间，那么，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拯救这种工业化模式了，工业生产的急剧衰退已无法避免。
(二)应急性调整与“去工业化”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发生时，拉美国家的外债余额高达3 31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当年的经常账户赤字也高达410亿美元。④就地区整体而言，已经丧失偿债能力。拉美债务国提出的危机处理方针是“以发展促还债”，力求继续获得国际贷款以保持经济增长。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则认为，拉美的债务额太大，如果同意停止偿还并继续放贷，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拒绝了拉美债务国的建议，要求它们必须进行“应急性”调整。
所谓“应急性”调整，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拉美债务国最大限度地争取外贸盈余来偿还债务，从而也就决定了这一调整的基本政策组合。第一，各国都倾其全力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因为只有增加初级产品出口才能立即产生出口扩张效应。第二，严厉压缩进口。第三，控制内需，重点是压缩生产性投资和公共开支。这套政策组合使制造业首当其冲，一是在债务危机背景下国内投资能力急剧下降，而且投资重点已转向农矿业等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二是制造业部门所需的机器设备、中间投入等的进口被大大压缩；三是伴随着经济衰退与失业增加，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表明，1980-1990年，拉美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不仅完全丧失了像前30年那样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作用，而且成为8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牺牲最为惨重的经济部门。
(三)结构改革与“去工业化”
90年代是拉美国家全面推进结构改革的10年。结构改革中对工业部门冲击最大的应是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两项改革。拉美各国的贸易自由化改革通常都是在2-3年内加速实现的。就整个地区而言，在1985-1995年10年间，平均关税税率从44.6％降至13.1％；非关税限制所涉及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8％降至11.4％。⑤贸易自由化改革拆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一大政策支柱——市场保护体系，使所有的工业企业不得不面对外来企业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关税下降，贸易开放，外国企业进入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所有这些因素都作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机制而发挥作用，迫使本地的生产者去适应一种新的、更严格的竞争制度。本地企业面对这种挑战作出的反应有好有坏，有的根本没作出任何反应。其结果是，许多企业陷入萧条并彻底消失。”⑥例如，智利在结构改革过程破产的企业达到4 000家，其中仅1982年一年便创下破产875家企业的纪录(图5)。
图5 1975-1993年智利工业企业破产状况(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 1970-1996",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76.
拉美国家国企私有化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据统计，1990-1999年拉美地区私有化总收入1 770亿美元，占同期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⑦私有化对拉美工业部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工业化进程的主导作用基本丧失，如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作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等等；二是在投资率普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和本国私人投资主要用于收购国有资产，只有少部分投资用于更新机器设备，以增强企业竞争力。或者说，它们在短期内都没有把增加生产作为投资重点。
此外，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期，拉美国家普遍面临高通货膨胀局面，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3位数。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巴西的雷亚尔计划，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普遍采取的钉住汇率制，虽然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作用，但造成了币值高估的后果。因此，尽管实行了贸易开放，但商品出口却受到严重制约。
三 关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
(一)新工业化模式的指导原则
实现工业化模式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是拉美国家结构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智利在70年代中期启动结构改革时，就率先提出了建立新工业化模式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外向型经济。按照智利经济班子当时的解释，所谓外向型经济就是经济增长以对外贸易为主，就意味着要把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心由内部需求转为外部需求。第二，发挥比较优势，即国际市场“会根据市场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生产率高的生产活动并使本国的生产专门化”。第三，重点发展大型企业。强调经济的新活力因素是生产、贸易、金融结构以及与垄断资本相联系的大型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心点是着力造成迅速的、越来越高的资本集中。这样，经济增长便可建立在既与国内外金融资本相联系、又与出口相联系的垄断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第四，国家只起“补充”作用。这一条除了突出“市场”的绝对支配地位外，还具体地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反对国家产业政策及产业发展规划对工业发展的引领作用。⑧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上述观点中，工业部门在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改造中的主导作用和催化剂作用都被排除了。工业部门仅仅成为生产基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生产基础中，关于优先性、关于生产结构的内部链接、关于技术进步和自主权等的考虑都消失了……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可能找到销路的生产活动或产品转而占了主导地位。”⑨尽管如此，在结构改革过程中，这些原则还是受到拉美各国改革者的普遍推崇。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拉美国家这种新的生产专门化模式的确立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拉美国家拥有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静态比较优势”；二是进口替代阶段的产业政策留下了许多消极后果；三是少数大型跨国公司在推行一项战略，要把墨西哥湾周围的国家建成一个面向美国市场的出口平台。⑩
在拉美国家新工业化模式形成的过程中，产业政策缺位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威尔逊·佩雷斯指出，在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国家产业政策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80年代以来通过结构改革所建立的新经济模式中，除了部分国家对汽车工业继续给予重点支持外，产业政策实际上被取消了。例如，巴西1979年曾提出一项发展信息产业的政策，建立了专门的信息产业国务秘书处，后来还颁布了《信息法》，而进入80年代之后又都放弃了。(11)当时各国掌管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官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威尔逊·佩雷斯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作用被边缘化；力求消除财政与信贷补贴以实现财政平衡；在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有不少投资项目计划不周，或建设效率低，甚至出现腐败，为人们抵制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论据。(12)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
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生产和企业发展部主任豪尔赫·卡茨是研究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转型的权威学者之一。根据他的概括，当今拉美国家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方面，最近20年来，在南锥体国家，尤其是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和乌拉圭，生产用途广泛的工业初级产品的自然资源加工产业(如铁和钢、石油工业产品、有色金属、鱼粉、植物油、纸浆和纸等)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小国，生产专门化模式已决定性地转向了‘客户’工业(如电子计算机、视听设备、电视机和服装等产业)。”(13)
这就表明，不论是哪种类型，新工业化模式的形成过程都意味着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既然国家的产业政策并未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很明显，制造业中各产业的兴衰或存废主要是通过所谓“市场选择”来实现的。而这种特定的市场环境则是由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所造就的。例如，自然资源加工产业向外部市场的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的负面影响，而资本货物生产与耐用消费品生产则同时经受着国内市场需求萎缩和进口商品激烈竞争的双重打击。“这正是诸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其他许多国家在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这些国家，本地的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不得不共同面对国内需求下降和进口商品大量涌入的挑战。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作为开放进程的结局，就形成了一种更多地转向自然资源加工、更少地面向国内市场的资本货物与耐用消费品生产专门化的生产结构。”(14)在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大概唯一的例外是汽车制造业。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汽车产业都破例地享受到国家的关税优待与财政支持，因而这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及其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提高。
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70-1996年的20多年间，按相关产业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衡量，拉美5个主要国家制造业的结构变化既呈现出某些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金属机械行业(Ⅰ)在阿根廷和智利所占比重都下降了，其中智利的降幅达4.7个百分点；在巴西则上升了4个百分点；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基本保持原有比重。运输设备行业(Ⅱ)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所占比重都有所上升，其中墨西哥上升幅度达5.3个百分点；在巴西和智利则有所下降，智利的降幅达5.7个百分点。自然资源加工产业(Ⅲ+Ⅳ)所占比重在南美4国都大幅上升，其中智利的增幅达到13个百分点；在墨西哥则基本保持原状，这大概是墨西哥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与南美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在5国都下降了，只不过降幅大小不同而已，这是它们最突出的共性。墨西哥虽以发展客户工业为主，也未能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萎缩。
(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如上所述，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过程使拉美国家的制造业部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私有化所带来的大批企业的产权变动，市场开放所引起的大批企业破产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制造业部门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大型企业的数量显著增加，等等。经过这一系列变动之后，无论是制造业企业还是各个具体产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求得在出口导向模式下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更新技术设备、在生产组织方面进行合理化改造就成为制造业企业的首选目标。例如，南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加工产业如今都是由本国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扮演主角，通过资本密集型的、采用国际一流技术的高度现代化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的客户工业中，工厂同样是高度现代化的，有组织的良好后勤支援，为供应美国市场而进行“准点”生产。拉美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与结构改革前相比，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尽管各国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
我们需要对表2的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表2列出1970-1996年与1990-1996年两个时段，主要是为了进行结构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对比，后一个时段可视为各国集中进行结构改革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在1970-1996年期间，拉美9国中只有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墨西哥3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美国，也就是说，只有这3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呈缩小态势；在1990-1996年阶段，除墨西哥外，其他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都比1970-1996年期间明显提高，但即便如此，也只有阿根廷、巴西、乌拉圭3国的这一增长率高于美国。第二，1990-1996年期间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拉美国家工业部门就业普遍呈现负增长。或者说，就业的减少与每个就业人员产值的提高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第三，智利似乎是一个特例，它在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未以减少就业为代价。这主要是因为智利实行对外开放和结构改革比其他国家要早，不仅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而且国内投资能力也明显回升。这也预示着其他拉美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有可能随着国内储蓄与投资能力的恢复将得到部分缓解。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1970年，这9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30％。到1996年，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4国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都有所缩小，而其余5国或保持原有差距，或差距进一步拉大。
显然，阿根廷等4国与美国之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只是部分产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并非所有产业的生产率全面提高。为了进一步考察拉美国家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豪尔赫·卡茨选择拉美5个主要国家的27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在1970-1996年期间与美国同类产业部门相比的变动趋势(表4)。根据卡茨的解释，其一，表4中每个产业部门所呈现的系数若大于1，表明该产业与美国同类产业相比劳动生产率差距呈缩小趋势；系数若小于1，则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继续扩大。其二，系数若接近于2或大于2，则表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70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倍左右，属于“表现良好”的产业。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表4中所列的27个产业(不含“其他制造业”)中，系数小于1的阿根廷只有5个，巴西有6个，智利有15个，哥伦比亚有11个，墨西哥有11个；系数接近于2(以系数达到1.67作为选取标准)或大于2的产业，阿根廷有12个，巴西有7个，智利有5个，哥伦比亚有7个，墨西哥有5个。这就表明，5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涉及的具体产业面大小不一。就具体产业而言，5国中则既有共性，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煤炭生产(不含墨西哥)、橡胶制品(不含智利)、陶瓷(不含智利)、玻璃、非金属矿、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科学仪器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有普遍性，而其他产业的表现则各国的差别很大。
(四)商品贸易结构待优化
拉美国家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型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就是如何提高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在衡量一国某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绝对竞争力时，通常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15)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标准，RCA＞2.5，表明竞争力很强；2.5＞RCA＞1.25，表明竞争力较强；1.25＞RCA＞0.8，表明竞争力中等；RCA＜0.8，表明竞争力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1962-2009年，拉美地区的RCA经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即使在21世纪前10年，RCA仍然小于0.8，表明整体而言拉美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弱。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制成品的竞争力状况也不乐观；只有墨西哥得益于90年代客户工业的繁荣，竞争力大幅增加，但是自2001年以来面对来自中国和中美洲等国家的竞争，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图6)。
图6 拉美地区及主要国家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并绘制。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1&id=4
如表5所示，按产品分类，2000-2006年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上升8个百分点，而制成品出口下降8.5个百分点，这说明拉美地区可能出现回归“初级产品出口”的倾向。从技术集中度分类，拉美地区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两类产品上，高技术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有待提高(表6)。因此，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对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并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南美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四 产业政策的回归
工业化模式向出口导向转型的目的是要突破以前内向发展模式的局限，使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上面的分析表明，尽管在模式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部分产业的竞争力均有所提高，但总体情况并不理想。这就说明，没有相关产业政策的配套，工业化模式转型的过程是不完整的。9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对外开放、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已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情况下，开始重新强调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现实是导致这种态度变化的根本原因，以致拉美各国如今都不约而同地把产业政策称之为“竞争力政策”(políticas de competitividad)。其中墨西哥和巴西两国政府关于产业政策的宣示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2002年，墨西哥政府提出“提高竞争力的经济政策”(Políticas Económicas para la Competitividad)，确定了12个优先产业。(16)2003年11月，巴西政府颁布“产业、技术与外贸政策指南”，将半导体、软件、制药和资本货物确定为四大战略性产业，并建立“巴西产业发展署”作为落实产业政策的协调机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2003年底巴西产业、技术与外贸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反映出巴西至少部分地克服了长期抵制产业政策的偏向……显示出产业政策在政治与经济政策日程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17)。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拉美各国的产业政策逐个加以论述，而只能从整体上概括其基本特点。
(一)拉美各国在产业政策回归大背景下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差异
从政策选择和政策干预对象来观察，拉美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例如，巴西、墨西哥及加勒比英语国家的产业政策是以所谓“部门政策”(políticas sectoriales)为主，重点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包括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参与。安第斯国家和中美洲国家则着眼于提高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并未赋予工业部门以特殊地位，而是从价值链条的角度强调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并没有提出产业政策或国家竞争力战略，而是实行所谓“中性或横向政策”(políticas neutrales u horizontales)。其政策目标在于使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更有效率，以刺激企业的需求，而不是像进口替代模式下那样补贴企业的供给，同时也为了避免产业政策造成产业部门间的歧视。尽管如此，在这些国家，针对特定部门或行业的优惠政策依然存在，例如，智利长期对林业、矿业和出口部门实施直接补贴政策；乌拉圭在发生口蹄疫期间对肉类生产者实行免税政策，等等。
事实上，所谓横向政策或中性政策是被拉美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上述前两类国家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们除了横向政策之外，还着重采用了所谓“部门政策”。我们从表7的归纳可以看到，在所涉及的26个国家中，由公共开发银行向特定部门提供贷款支持的有阿根廷、巴西等7国；而制定了向特定部门提供财政刺激制度的国家则多达20个，只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巴拉圭和苏里南等6国不存在此类财政刺激措施。此外，表7所描述的情形反映出各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力度也存在差别，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所涵盖的产业部门很广泛，另一些国家涵盖的产业部门却很少，而在海地、巴拉圭和苏里南等极少数国家几乎不存在产业政策。当然，关于“政策力度”的分析还涉及许多具体内容。例如，仅在2003年，巴西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BNDES)向24家电力分配企业提供的贷款达到10亿美元的规模；巴西政府向信息产业和汽车工业(主要是中、小型车辆)提供的工业制成品税(IPI)的减税额度就分别为5亿美元和1.2亿美元。(18)
(二)在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中，制造业的地位明显下降，石油、矿产、林业等资源开发，农业及旅游、电影、基础设施等服务行业的地位上升
表7所列出的各国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目录已经把这个特点体现得非常清晰。巴西和墨西哥似乎是个例外，这两个国家都把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但是，这两国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别。例如，2002年，在巴西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和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BANCOMEXT)发放的贷款总额中，工业部门所占比重都达到50％。但是，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发放的是外贸贷款，主要支持工业部门的出口生产，而巴西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则在支持工业部门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发展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当年在这方面的贷款超过58亿美元。
在当前“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下，资源开发部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是拉美各国的普遍性趋势。秘鲁政府为鼓励矿业开发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些政策包括：鼓励和保障外国直接投资；将矿业部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颁布保障自由创业和私人投资的法律；承诺保持税率、汇率与行政管理的稳定；修改矿山租让程序；对利润再投资免征所得税；对大型矿业投资项目提供多种财政刺激，等等。(19)农业部门，特别是小农经济受到许多拉美国家政府的重视，也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种新趋势，这可能与小农经济在解决国内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密切相关。向小农户提供贴息贷款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有资料显示，2000年，墨西哥和智利两国用于农业生产开发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开支的公共支出达到每个生产者人均900美元的规模，分别占两国农业部门产值的35％和21％。(20)
(三)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现有产业部门的效率，而不是创建新的产业部门
确定这个目标的主要背景是，拉美国家希望在非熟练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对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美地区大国而言，其生产结构已属于比较多样化的类型，当务之急是提高现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如威尔逊·佩雷斯所指出，上述背景促使巴西和墨西哥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追求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开展国际贸易谈判，特别是谋求达成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二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建立出口平台，包括建立免税区和客户工业。(21)对拉美各中、小国家而言，实行生产专门化本来就是其工业化模式转型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目前还面临投资能力不足的问题，即便有意建立某些新的产业部门，也只能寄希望于外国直接投资。
五 结束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去工业化”现象是导致拉美国家20多年经济滑坡最直接的原因。而“去工业化”现象的深层背景则源于工业化模式转型的历史性延误。这个历史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过程虽然经历了太多的艰难曲折，但最终能够实现这一转型也不失为结构改革的一项成就，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振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当前的情况看，由于国际市场对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持续旺盛，由于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化，拉美国家所实行的发挥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静态比较优势的“生产专门化”模式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也面临如下问题：现有产业国际竞争相对较弱，产品出口受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不强，工业技术设备对外依赖的程度有所加深。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弱点，使现有工业化模式不断走向完备与成熟，仍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
注释：
①1965年，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工业部门贸易赤字71亿美元，其他部门贸易盈余81.5亿美元，两者相抵还有10.5亿美元盈余。到1973年，前者赤字157.6亿美元，后者盈余155.2亿美元，已不够弥补前者的赤字。引自Fernando Fajnzylber,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Editorial Nueva Imagen,México-Caracas-Buenos Aires,1983,p.208.
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75年进口粮食超过100万吨的拉美国家有：墨西哥(368万吨)、古巴(169万吨)、秘鲁(116万吨)、委内瑞拉(110万吨)和巴西(104万吨)。参见张勇：《从粮食危机反思拉美贸易和农业政策改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
③[美]加里·杰里菲、唐纳德·怀曼著，俞新天等译：《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④CEPAL,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Opciones para Reducir el Peso de la Deuda,Santiago de Chile,1990,p.12.
⑤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⑥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 1970-1996",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74.
⑦Gregorio Vidal,Privatizaciones en América Latina :Flujos Internacionales de Capital,Regionalización y Desarticulación Productiva,Consecuencias Financieras de la Globalización,UNAM,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México,2005,pp.73-99.
⑧苏振兴：《智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载《苏振兴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14～216页。
⑨Fernando Fajnzylber,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Editorial Nueva Imagen,México-Caracas-Buenos Aires,1983,p.243.
⑩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 1970-1996",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70.
(11)Wilson Suzigan y Jo
o Furtado,"Política Industrial y Desarro llo",Revista de la CEPAL,No.89,Agosto de 2006,p.81.
(12)Wilson Peres,"El Lento Retorno de las Políticas Indust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Revista de la CEPAL,No.88,Abril de 2006,p.73.
(13)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 1970-1996 ",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66.
(14)Jorge Katz,"Cambios Estructurales y Productividad en la Industria Latinoamericana 1970-1996",Revista de la CEPAL,No.71,Agosto de 2000,p.75.
(15)该指数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在该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与全世界该商品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两者之间的比率关系。
(16)12个优先产业包括：纤维、纺织与服装，皮革与制鞋，电子与高技术工业，软件，汽车，客户工业，化学工业，航空工业，农业，旅游业，商业，建筑业。
(17)Wilson Suzigan y Joo Furtado,"Política Industrial y Desarro llo",Revista de la CEPAL,No.89,Agosto de 2006,p.83.
(18)Wilson Peres,"El Lento Retorno de las Políticas Indust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Revista de la CEPAL,No.88,Abril de 2006,p.74.
(19)(20)(21)Wilson Peres,"El Lento Retorno de las Políticas Indust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Revista de la CEPAL,No.88,Abril de 2006,p.78,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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