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如何而来：一个文明史观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史论文,而来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6)01～0032～10 今天，体育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必需品，或是健身、或是娱乐、或是观赏竞技比赛，可以说参与体育活动，鲜有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或是鲜血淋漓的场面。但是，如果时光拨回古希腊时代，体育不仅意味着血腥的暴力，也意味着生死决斗，比如拳击、摔跤比赛就意味着生与死的较量，历史文献记载：“这既是技巧的较量，也是身体耐力和整个肌肉强度的较量——后者用突出的手指击中了他的肋部，尖利的指甲戳穿了他的腰身，最后对手把他的肠子拽了出来，最终杀死了他。”[1]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我们体育的“原生态”吗?我们今天体育是不是也源于此呢?如果是，那么体育是如何“文明”进化过来的呢?诚如西方学者所说：“体育史就是研究体育演变过程的历史。”[2]同样，福柯也告诫道：“考古学是一项比较分析。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的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3]我们试从文明史的视角来梳理体育是“如何而来”，目的不仅是刻意来描绘一幅蹩脚的体育版“清明上河图”，而是想深入地探究：体育与人类的理性、体育与人类理想追求、体育与社会文明化，等等，若干社会元素的融入式的进程以及体育给我们人类文明带来什么。 还需要说明一下，尽管“文明”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但是，我们研究依据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文明”理论，即文明是“往往会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义，亦即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4]26，其内涵是：1)文明代表美好与秩序，是与蒙昧、野蛮相对照，正如基佐说：“野蛮部落有自由与平等，但是没有文明，文明是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与完善。”[5]2)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代表人类进入理智与繁荣社会的历史阶段。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6] 研究方法：遵循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论从史出，立足史料，通过史料解析体育文明历史的演变。以关键词方式进行检索，截止到2015年10月，CNKI中国知网，有关“体育文明”80篇，有关“体育暴力”122篇；ProQuest数据，有关“Sports civilization and sports violences”共118篇。梳理这些文献，鲜有从文明史视角研究体育文明化演变。 1 “从哪里来”：“体育起源”问题考辨 不可否认，关于“体育是什么?”俨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不解”之谜。不是众说纷纭，也不是不屑一顾，而是作为一个学科自身缺乏对本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是一个肤浅与浮躁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先入为主”式“理论”，其误导所产生的“刻板效应”依然没有得到修正[7]，不仅令人扼腕叹息，更是警示我们，理论研究要“从难、从严、从‘根本性’出发”。“体育是什么?”作为体育学最根本问题，其“根本性”也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核心概念在各个向度上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这也是我们念兹在兹的缘由。换一个视角，解答“我是谁”离不开“我从哪里来”的探究：同理，“体育从哪里来?”也能为“体育是什么?”提供一个历史的理解。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智慧在于研究最初的原因和本原。不可回避的，研究体育本体问题、体育历史演变问题，都绕不过体育起源问题。关于体育起源问题总是让人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之感，从最为显现性的古希腊体育的形态来看，它既有古奥运会起源的“神谕”般的秘典传授特征，又有雅典体育馆中为培养战士而做的“准备活动”实效，好似徘徊于宗教特有的秘密性和战争特有的暴力性质之间。这也是时至今日，体育起源还是一个悬而未决问题的缘由。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学界(教科书)主张一元论，即劳动起源论，劳动导致了人类自觉传授动作技能的需要。笔者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关于体育起源的理论：1)教育说。在远古时期，体育是人类以传授各种劳动技巧演变而成。2)军事说。体育起源于战争需要，目的是为提高战士的作战技巧和身体能力。3)宗教说。体育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是通过身体动作表达对大自然或神灵的敬畏。4)生理说。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有余暇时间加上精力过剩，使人类有条件创造和从事体育活动。5)心理说。通过身体动作来表达情感或发泄情绪的需要。6)需要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引发了体育的产生。7)“性”起源说。认为体育是由人类原始状态下性选择的需要(配偶选择与领袖选择)而产生的。8)“技术”起源论。认为石器技术体系的建立对原始体育起源的重要作用。另外，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提供另一种“体育”起源路径：“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但是，人作为个体，拒绝自己被一种生活秩序消化掉，这种秩序只会使他成为为维持整体而起作用的一种功能。若无其他方法可以表现他的个体自我，他就要反抗。然而，如果，他想要‘成为他自己’，如果他渴望自我表现，那么，在他的自我保存的冲动与他的真实的个体自我之间立刻就形成一种张力。直接的自我意志是他前进的主要力量，因为他受到一种盲目的欲望和激励，想要得到伴随生存斗争中的成功而来的利益。”[8]他认为体育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是反抗社会机器的一种方式。当然，究其根源，雅斯贝斯关于体育的思想来源英国大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理论，是体育版的“霍布斯主义”。列举这些体育起源理论，一方面说明学界对体育起源呈现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再深入研究，剔除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我国教科书选择体育起源“劳动说”理论：1)恩格斯的“劳动决定一切”理论(历史界有文章提出质疑)，具有普适性，不易出错；2)体育起源“劳动说”能够解释许多体育现象。不可否认，由于长期意识形态问题，在“经世致用”的思路驱策下，许多时候对经典理论也只能一味地“生吞活剥”，学界往往注重一种“理论”的含义及其可能解决具体问题的程度，有时候对其学理却漠不关心。庆幸的是体育界没有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手术刀去解剖体育起源和其他若干体育现象，如果那样将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因为经济杠杆对体育的功效的历史还不是非常清晰或显现。笔者认为，不能把体育起源的研究停留在政治家的经济理论或社会演变理论上，体育历史演变有自己的纹路，不能以政治式“唯心主义”来否定或排挤其他理论。 首先，在研究体育起源问题上，我们必须在体育规律和历史规律中寻求事实的可能。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体育史中最常识性的错误也是体育起源问题，体育起源与体育项目起源有明显的区别，为了称呼方便把许多体育项目起源说成体育起源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综合性运动会的兴起和某个体育项目的起源等同，这就是不理解体育基本原理了，这是其他学科学者研究体育问题常常犯的错误。同时还需要强调，体育起源问题是否应该有古代体育起源与现代体育起源的区分?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也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即古希腊的竞赛是否真的具有我们现在称为‘体育’的那些特点，我们就很难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兴起、后来又流传到其他国家的所谓的‘体育’竞赛是否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9]153～154现代体育是以西欧体育竞技项目为基础和代表的，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区别，可以说这是体育界的“韦伯问题”，也是值得思考和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发展出了以现代奥运会代表的现代体育，其精神性、文化性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以大型竞技比赛为代表的现代体育，其精神性、文化性的因素又是什么?回到“劳动说”，我们是这样理解体育起源问题的，体育起源不应该太“宽泛”，劳动决定人类发展内容和性质，包括人的本身。在原始社会时期(有教科书将一些娱乐、养生归纳到体育项目中，值得商榷)，物质生产劳动对体育起源作用不是非常直接，尽管教科书“理论”劳动是体育的初始主体能动力量和初始源泉，但是并不能说明劳动在体育起源上的直接作用和特殊作用，我们也可以说劳动创造人类一切，劳动是人的存在的条件，因此不必只依靠劳动这一种初始源泉，事实上探索劳动派生出的“源泉”，也有可能存在其他因素是体育起源的“关键”。这里以古希腊体育为例进行剖析。毋庸置喙，古希腊体育最能代表古代体育特征与辉煌，其许多体育项目的起源，既不是来源于劳动，也不是娱乐休闲的需要，而是在古希腊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孕育而生的。正如韦伯定义城邦是“战士公社”一样，古希腊城邦之间战争是常态，城邦内部家庭成员安全、财产安全都需要男人维护，社会环境也迫使古希腊男人必须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应对“生活化”的战争。不仅城邦要求公民必须能打仗，而且，“战争素养”是公民必备条件。城邦体操馆是用来训练公民“战斗力”之地，不是塑造健美的“身材”。这里再多说一下，从概念史视角看，至少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健康”内涵包括作为一个合格的战士，一个关心城邦事务的公民，等等，并不是我们想当然认为古希腊哲人认识到“健康”重要性。其实，我们深有体会的，像“土豪”“同志”这些概念内涵的近几年速腐式的变化，更何况2000多年的“健康”呢?如果考察一下早期古奥运会比赛项目，其实就是古希腊“军事”项目的竞技比赛。所以，“劳动说”说服力过于浅显、简单化。在体育起源问题上，首先必须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体育起源问题有多种因素与终极因素的区别。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理论给我们许多提醒，这里需要分辨体育的独立性与相对独立性，作为“局部性结构”，体育有其独立运行体系，组织结构、价值体系、社会适应性。在“全面性结构”主导下，体育又服从于整个社会发展。我们提出体育的“整体性”，不希望以碎片化的方式理解体育现象以及体育起源，同时又期望与其他一些社会学科划清界限。 其次，考察体育起源问题，必须确定体育起源的社会条件与体育公共属性(品质)，如果不能理解体育基本品质与共性问题，研究所得理论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就好比“在人群中要找一个自己都不清楚其外表特征的人”道理一样，不知“其知之所然”，也就很容易“想当然”，这也是当前一些体育起源学说存在的缺陷。这里还必须强调说明，体育具有麦克亚当所说的“内生组织(indigenous organization)”与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的结构和特征，所以体育具有“在机会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的是人们对所处情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能够形成集体认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10]。因此，没有“社会空间”就没有体育的生成，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分析的一样：“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在广场上进行，但并不固定；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lexis)之上——对谈可以分别采取讨论和诉讼的形式，又建立在共同活动(实践)之上——这种实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活动。”体育公共属性决定了体育属于社会，不是“个人”，“一个猩猩等于没有猩猩”，这也就是社会学家常说的一句话：“社会使我们成为人类”。依据这两个必要条件去考察体育起源问题。首先，在理论上与方法论上克服主观主义、书斋式冥想。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身。”[11]79这段话给我们启思的是，体育起源应该回到“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身”。若干考古资料证明，在人类蒙昧时代，人与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大自然里，面对一切“自然状态”，即“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11]78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低下，人类维持基本生存是首要的“作业”，狩猎和原始战争是原始社会的生活常态，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69显而易见，狩猎和原始战争是体育的直接“催产婆”和推动力，体育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原始战争”。另外，人类社会是“第一个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狩猎，人口增长，战争和交易发展起来的。”[11]68～69事实上，狩猎和原始战争的确体现了人类的本能与体育本质元素，正如查尔斯·霍顿·库利在分析“敌意”组织活动的水平所说：“第一是原始的，即自发的或动物性的形式。”“从本质上说，人类敌视情绪是可恶而又令人痛心的，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它将固执地存在，因为生存条件继续保持不变。”[12]人类原始社会条件与状态决定了原始体育的形式和内容，“生存是对人的本质的呈现，而人的本质就在人的存在方式中，或者说，人的本质在于其生存。”[13]在“自然状态”中，猎取动物、采集果实、守护领地、保护家庭，等等，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身体力量与技巧；不仅是捕猎技巧，也有战争技巧，特别是格斗技巧。所以，通过身体力量，家庭、部落集体力量维护基本生存需要与安全需要是生活最基本的常态。可以说，狩猎和原始战争是体育起源的直接动因，这样说明，也避免了一些学说的空洞与单薄。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说明了从唯物史观理解人类进化的动因，并且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整体的每一个相对自主的因素，都有其相对自主的历史，都有它自己的发展韵律和连续性[14]。据此，体育的“生成”有其客观社会条件决定。“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元素富足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进行研究后，我们就知道猎人比农民身体状况好，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贵族上流社会，还保留打猎和格斗的爱好，并进行相应的训练和比赛。野兽的驯化使得新式狩猎、战争和比赛成为可能。”[15]如果这些理论还有学者主观的推理。那么人类学家曼台记录了，他在新南韦尔斯(New South Wales)原始部落所见的部落模拟战争的过程：“全体人员立刻分开成为两队，同时，以刺耳的尖音和热烈的喊声，他们相对跳起肉搏而斗，一边很快地败出战场，且被迫逐至黑暗处，在那里呼号声、呻吟声、打棍声、一时并作，现场现出一种恐怖的杀戮状态的场景。”[16]人类学家的记录再现了原始部落“训练”成员战争技能以及原始战争的真实场景，这些元素促成了体育“落地开花”。同理，我国古代体育中也有战争促进体育的生成的案例：“古代频繁的战争，让纳西先民对于具有‘武舞’技能产生了强烈的渴望。随着军事演练的普及，东巴武舞文化孕育而生。”[17]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考古界发现了“战争促使早期国家形成”的证据，有力地说明了是战争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文明的诞生，体育也不例外。也有西方学者从人类生存视角提出体育诞生的观点：“康纳尔·克鲁斯·布里恩从人类学观点出发认为，体育与人类自古代代相传至今生存下来也有关系。我们人类总是组织各种竞赛组，与其他物种进行竞赛。为了这些竞赛，就得进行训练，以求一个组能够生存，避免遭遇杀身或奴役。训练必须采取不致丧生的体力竞赛——这就是体育。”[18]其实，我们提出“狩猎与战争”是体育起源根本原因与直接动力，有其学理渊源，正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的命题：“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19]事实上，人类初期体育也彰显了“社会中的对抗性”，不是幼稚的“养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也曾经说过，狩猎是培养男子汉，是“为战争进行的极佳的训练”。关于战争与体育关联，“最简单的回答是：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的、异常复杂的、极端暴力的搏斗型体育运动形式”[20]。 再有，对体育起源问题追问的意义不仅是对体育本体问题保持学术警惕，而且有方法论的意义，诚如英国皇家学院学者阿斯平所说：“我看还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上的错误，进行某种灌输，而没有考虑到对体育固有性质的分析。”[18] 2 “如何而来”：体育文明化演进探析 追根溯源，必须回到更早的蛮荒年代，除去远古的神话传说外，《荷马史诗》是当今最早的体育史料了，并且，相对于其他单一性史料，其更为全面与真实。百科全书式的《荷马史诗》为战争学、地理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正如恩格斯所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主要遗产。”[21]荷马时代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希腊人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荷马所描写的不是神话般冒险故事，也不是刀光剑影的战场，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生活。史诗记录古希腊早期英雄时代，也是古代体育比赛的真实绝妙之作。这里摘取2个比赛场景：1)拳击比赛：“与我对峙的人，将被我撕裂皮肉，捣碎他的骨头!最好他的亲友都在场边等待，在我击倒之际把他抬走!”“欧鲁阿洛斯吃不消拳头的重击，瘫倒在地，口中吐出又浓又黑的鲜血，他昏迷不醒。”[22]497～498 2)持枪格斗：“我要请两位勇士，争夺奖品。请披上你们的铠甲，带上杀敌的锋利的铜枪，在众人面前比试近距离格斗。如果哪位勇士首先刺中对方白亮的身体，穿透对方的铠甲，伤及内脏，流出黑血，我就将赏他这把漂亮的斯凯拉利剑。”[22]502无可置疑，“比赛场景”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古代战争场景与状态。《荷马史诗》是“希腊的圣经”，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人们应该听从他的教导，采取他所描绘的生活方式。《荷马史诗》教育整个希腊，古希腊赛会、节日上都要朗诵史诗，这也就不足奇怪，古希腊比赛非常之暴力。菲罗斯特拉托斯在《论体育》(Philostratos，On Gymnastics，公元3世纪上半叶作品)的第11章对古希腊体育性质作为分析：“在马拉松战役中，当对峙的双方进入混战阶段时，希腊式摔跤的格斗技术给希腊城邦军队带来了许多好处；体育在塞莫皮莱的战斗中，斯巴达人在短剑长矛被折断后就靠着双拳作战。”[9]161古希腊体育比赛中置人于死地的暴力行为比比皆是，归根结底是古希腊文化，英文“尚武”是“When Greeks meet Greeks，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也可译“两雄相遇，其争必烈”)，可见一斑。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古希腊社会暴力容忍度高，“在尚未形成强大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地方，自发的冲动往往比较强烈，身体暴力手段也比较频繁”[9]52。 如果说体育本源的野性代表古代体育典范——古希腊体育的暴力蛮性彰显了体育的野蛮，那么，古代体育是如何“经过”中世纪与近代的文明洗礼的呢?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史学界认为“中世纪”不是意味着一个“黑暗时代”，而是一个“现代欧洲文明的漫长早晨”，就如现代体育的生成不可能是“一夜春风”一样。关于中世纪体育，学界普遍认为“骑士体育”具有代表性。德国历史学者沃尔夫冈·贝林格将中世纪比武大会认定为“骑士比武”(Ritterturnier)，国内教材也定义为骑士体育，笔者认为这样称谓是有缺陷的。其实，骑士与贵族有较大的区别，贵族是一般以财产作为标准，且跨越多个社会形态与地域的世界性概念，有历史的、地域的差异；而骑士是以军事特征为标准，且仅限于中世纪。尽管骑士与贵族身份也有重叠，笔者认为采取西方学者提出“骑士贵族”(knightly aristocracy)概念，定义骑士贵族体育较为切题。骑士贵族比武影响之大，比如，德国体操Turnen就是“Ritterturnier”的衍生词，后来的网球、足球的概念都受之影响。 法国学者乔治·维加雷洛通过大量史料收集，展现了一幅幅中世纪体育原始图景，描述了体育如何从“战争”到“战争表演”；从“野蛮战斗”到“文明争斗”；从“流血与死亡”到展现“姿态与风度”；一个“去野蛮化”的过程。骑士贵族比武起源法国，最早记载是骑士贵族比武大会的938年《比武》(Tournament Book)，9～11世纪骑士贵族比武是发展期，也如布罗代尔所说：“11和12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达到了它的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4]294到12世纪，骑士贵族比武已经家喻户晓了。“中世纪比武大赛的方式多种多样，其规模也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主要的比武方式有：两个军队之间，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大规模的厮杀；两个或三个小组之间骑在马上或不骑马的相互拼搏；两个骑士之间的马上长矛对刺；两个骑士间徒步进行的格斗，等等。比武的规模有大有小，比武场地有用栅栏围起来的‘竞技场’，有的比赛只举行一天甚至几个小时，程序简单场面小，有的则举行数个星期，规则详细排场宏大。”[23]“很多贵族的娱乐活动有一种武力的场面，有些像冲锋和战斗，都是面对面的猛烈攻击，气势咄咄逼人。最为刺激的是战斗的模拟场面。”[24]12史料真实刻画了与其说是中世纪体育最初的形态，不如称之为小范围战争。“除了模拟战争场面外，16世纪初最为流行的是各式各样的兵器比武、长矛比武和骑马群战比武，主要体现了贵族阶层的一种精神寄托。骑马持枪对阵可以保留骑士冲锋陷阵的形象，那是浴血鏖战的英雄形象。”[24]12～13王室与贵族如此大规模地发动“战争”，甘冒生命危险，“1190年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六世、1223年荷兰的弗洛瑞斯三世、1234年的弗洛瑞斯四世、1268年的勃兰登堡伯爵约翰、1294年布拉班特一世等先后死于骑士竞技场，其他被敌人刀剑刺死或者被马踩死的中小贵族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每年都有一批骑士在比武场上送了性命”[25]。“1560年，波旁王室的王子亨利被马踩死”[24]18。事实上，1130年，克莱蒙宗教会议(Konzil von Clermont)通过了禁令：“举办那些可恶的集市或年市，届时骑士们根据其习俗聚会，好勇斗狠，导致死亡，让灵魂堕落。”为什么禁而不止呢?其根源是教会与国王贵族们“权力”之争。因为比武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目的是：“这是具有尚武精神的王子，这是武将国王的形象。统治者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威风，借此来巩固王室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武力是中世纪的传统，一切战斗都可以转变为表演——既真实又戏剧化的表演。16世纪初，战争在贵族娱乐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24]12更重要原因，贵族骑士比武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人力资源与精神食粮。比武往往与神圣联系在一起，“竞技比武常常借助宗教和圣人的精神力量。1512年，在万塞勒竞技比武中，参战的贵族们毫不犹豫地宣告：‘为了上帝，光荣的圣母以及骑士圣主圣乔治’。”[24]15同时，比武也是一个“垄断”行业，普通平民没有资格参与，因为比武不仅展现了曾经的家族辉煌，也标榜当下身份与社会地位(比武之前也须验明身份)。比武不仅是彰显权力的舞台，更是创造一个强化权力的空间与路径。在当时身体暴力彰显一个人的战斗力，战斗力又通常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庄重的节日、入城仪式、加冕或是重要的婚庆典礼，都有其实贵族比武作为“重头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贵族要这样互相残杀，并且这种互相残杀还需要一定身份?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武不仅仅体现勇气，展现力量，更是一种政治统治力的象征。 正如霍布斯所说“自然法则”的根本是人类有惧怕死亡的本能和契约精神。到13世纪，“比武”规则的慢慢地建立，使得“野蛮”纳入一个文明的框架中，特别是通过“裁判”来决定最终输赢。尽管比武的内容、比赛组织形式、评价标准以及武器、场地设施，仍代表着贵族身份，是权力的象征，但是，为现代体育生成建立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模式。正如尼采所说：统治人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战争，一种是教育(教训)。事实上，王室与贵族这样互相残杀，是一种政治统治力的彰显，是教育“臣民”学会自我控制，遵纪守法，服从统治一种方式。同时，也有当时欧洲文明中根本性问题，“欧洲文明具有对暴力的期望；它把战争、革命、分裂、造反、帮派斗争、和自杀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暴力怎么令人痛苦，大多数人都令人悲哀地承受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其他一些文化是绝不会把这些事情视作当然的。”[26]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为什么现代体育源于西欧。 当然，事物也有其另一面，比武也暗示着诸侯权力的纷争，一旦现代中央集权大国形成，便不能容忍这样和神圣、权力纠缠在一起的比武，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长矛渐渐地被火枪所代替，贵族、骑士们争斗以及一套竞技比武程序也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比武所创造的比赛模式和追求神圣的理想却保留下来了，特别是比武每次道德式的宣言：“要忠诚守信”，“要练就品行”，以及继承中世纪的道品行至上的模式都为后人所倡导。随着战争中武器的更新，比武与军事操练也逐渐脱离，不再是真刀真枪，比武的目的仅仅为了展现风度和姿态，到17世纪比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竞技中越来越重视技巧能力和身体灵活；二是越来越重视“战斗”表演性和表演程序。1638年《法兰西使者》记载了比武仅仅是为了表现骑士们的敏捷和高雅，比武终于脱胎换骨了。到17世纪，比武中骑士扮演故事人物，比武演变成了讲述“故事”和戏剧表演，表演的意义超越了战斗的意义，能指大于所指。这样的比武与当时社会娱乐活动越来越相似，所以称呼为“骑兵竞技表演”[24]22。当竞技与表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娱乐”元素也就越来越浓了，这样娱乐而且渗透到宗教节日。“例如，圣人节时，在一个群体内部会举行竞技比赛。每逢重大节日，比如封斋节、圣灵降临节、圣枝主节、三王来朝时，村子之间举行各种竞技活动，像索尔球(类似橄榄球运动项目)，波姆球、赛跑、水上长矛比赛或者火枪射击比赛。除了这些大型周期性的竞技娱乐活动外，也有一些休闲时间比赛。”[24]8比武从权力象征到表演，从“垄断”到“大众化”，从“习俗”到“规则”，比武“去身份化”的过程使其竞技内容迅速扩容，民间传统竞技、娱乐项目、赌博项目也摇身一变为竞技比赛项目，与昔日骑士贵族比武项目融为一体，竞技活动也成为大众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在当时起到了稳定社会的功能。究其原因，背后西欧政治制度(从权力到权利的演变)的支撑，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名言：“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同样，“一个文明世界必将诞生出一个全新的体育”，西欧近代体育也就在这样政治力量对峙下“文明”起来了。 另外，社会学家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对英国足球、拳击、赛马、猎狐等体育项目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也给我们启发：“猎狐活动的主要功能已从获取猎物转化为在狩猎行为、狩猎过程中获得快乐。猎狐活动本身的紧张，以及这种活动带给参与者的快乐，都达到了一种高度‘自律’的程度。不管愿意与否，也要遵守这些规则，只因为直接射杀狐狸将剥夺绅士们猎狐的那份紧张愉快，也将亵渎‘体育’。”[27]当时贵族认为猎狐是一个有身份的活动，是一项有规则的活动，一项“文明”化的活动，猎狐也就在这样的标准下“体育化”(sportization)了。当然，不仅仅是猎狐，还有“射鹿”等[28]。这些猎杀动物的技术演变为“体育”过程，透视出人类本身(康德所说的理性)对暴力的限制逐渐内化的过程，并且把这样的行动演变提升为一种社会文明标准。可以说外部的社会条件约束与人类内在的文明自觉性，约束了人类动物本性或暴力，并纳入到竞技轨道，以文明方式来表达。正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场移到了内部，以前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可以直接宣泄的紧张和热情现在部分要在人的内心加以消耗。一种个性化了的几乎是自动的习惯在他的内心形成并巩固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超我’，它努力控制、改变，或压抑自己的感情以适应社会结构。”[9]55可以说是人的内在文明自我觉醒自我实践，使得体育走入文明殿堂。 再比如，现代拳击兴起于17世纪末英国，英国赛马场常常引发骚乱和械斗，组织者为了防止发生骚乱，禁止携带武器或者其他任何器械入场，拳斗便成为解决纷争的最直接方式。而且，用木棍和匕首击剑的人公认拳击是“高尚自卫艺术”，也许是骑士的遗风浸淫，“如不许将打斗变成粗野的抓扯，不允许揪对方头发，不许用脚踢对手，不许卡颈子等。”拳击成为自卫手段，也是维护个人威信的有效工具，不知不觉形成了“运动家风范”。“据17世纪末的伦敦的文献资料判断，从道德观点来看，贵族已经不再使用匕首和剑了。赫伯特·肖弗勒在其《英国——运动的王国》一书中举了一个倒霉的法国贵族的例子：马丁·诺特格来到了伦敦，由于他不了解当地的习俗和风土人情，因而在一次冲突时拔出了匕首。但周围的人却夺下了他的武器，用匕首打他的背部，然后把匕首折成碎段。”[29]拳击的演变窥见人类的理性与文明进程，人类似乎认识到，人类本身不能抑制内在的野蛮但能够让野蛮“文明”一些，人类不阻止流血但能够做到少流血或不流血。事实上，是贵族改造了许多军事项目，让传统娱乐活动仪式化，赋予这些仪式化的身体技能以社会意义。比如，把人生看成一场体育比赛，在严格的规则下认真比赛，尊重对手，不是以胜利而是以成功作为目标。不可否认，人类天生拥有“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的能力并制造拥有了这条文明的“轨道”，这也就是体育文明化的内在张力。也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与动物虽然有些地方相似，但有一个特点是人所独有的。这就是人能自我完善，而动物则不能自我完善。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发现自己与动物有这种差别。”[30]595 当然，体育文明演变的动因是复杂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体育文明程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古希腊体育并没有如古希腊政治与文化彰显至今，令人迷思，相反，古希腊体育一直伴随暴力与死亡，在诸多论著中也记录古希腊哲人的反诘：“这样相互殴打就不犯法吗?”但是，西欧文明诞生不仅标志人类文明新境界，同时也是体育文明化的重要动力与路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日耳曼人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三要素熔为一炉，大约在12世纪逐渐生成欧洲文明的雏形，规定了其后发展的轨迹。”[31]因此，中世纪体育生成、演变，形式上：从战争到模拟战争再表演“战争”；本质上：从权力到权力象征再到“公共”竞技；如果说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开创了现代体育大型运动会的先河，绘制了一幅现代体育的精神追求与理想宏图，那么，中世纪体育为现代体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与精神资源。中世纪所创立的：“战争方式”体育化、“村庄冲突形式”体育化、“民间暴力项目”体育化，等等，体育文明化的历史，从根本上扭转体育暴力形态。如果说日耳曼人的野蛮是中世纪体育暴力之源，同样，也是因为古代日耳曼习惯——有权抵抗违反法律的国王，使得村庄(非庄园)体育、城市中体育、骑士贵族比武得以幸存下来，“在历史的无数次冲突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常常被征服，可是征服者从被征服者身上学到了生活的艺术，并继承了文明的成果”[32]。中世纪的古罗马法的复兴，标志西欧社会个人权利、法治精神，等等，现代文明元素的诞生，特别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出炉，标志西欧社会已经加快走出“中世纪”步伐。不可否认，西欧文明，特别社会公共空间的建立与拓展，为体育生成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元素，中世纪基督教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了世俗观，同时为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世界观，更为重要的基督教建立了若干节日比赛内容，为体育提供了一种精神内涵与内在“形式”。“西方宗教更加积极，更加关注对自然的改造，因而促使其信徒们不断探险、索取，追求物质方面的进步。相反，东方宗教消极，强调顺应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对物质水平进步却没有什么作用。”[33]这里再一次从不同的视角说明了现代源于西欧的缘由。中世纪体育文明化成果，为近代体育——体育机构化、体育规则化、体育教育化、体育职业化、体育商业化、体育健康化，融入了不可分割的血脉，正如思想家怀特海所说：“文明并非是原始自然的平均结果，它要依赖选择作用的长期效力。”[34]所以，从整个社会视角考察，体育是社会有机体的元素之一，而社会有机体又是对于体育的维系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从不同的程度上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又给其他因素以影响；正是这种复杂交错的互相关系，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力量体系”，编织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互相影响的、直接作用以及反射作用的网”——推动了体育不断生生不息。不可否认，体育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契约——“人类第一个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愿接受的法律是体育规则”[35]。也正是近代欧洲文明使得体育规则文明化、统一化、法治化、精神化，让体育跨越了普遍性暴力，成为给人以“暴力”的遐想的“战争”。 3 “一个悖论”：体育文明与体育的文明 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有这样的悖论——“文明”战胜“愚昧与野蛮”，恰恰是依靠“野蛮”的力量。“野蛮的部落，他们被文明民族所驱退，人数缩减得更少，他们终将不知不觉地消灭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内部。”[36]159正如“不是和平阻止了战争，而是战争带来了和平”道理一样，体育本质与形式决定了其残酷与暴力的属性，但是体育“去野蛮”进程中结出了灿烂的文明硕果。 体育的蛮性，环顾今天体育，随处可见。为争夺桂冠，你死我活，甚至不择手段，俨然是“自然状况”中“人是人的狼”。并且，一些比赛规则设计的初衷已经超越了法律、超越人的身体限度，一味满足人的灵魂中的幽暗与本能的狂欢，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遮蔽了“更暴力、更野蛮、更荒诞”的现实，当今社会文明力量也常常苍白无力，正如米塞斯所说：“行为不是决定于理智，而是发动于一些‘深藏于密’的先天力量——冲动、本能和癖好，这些力量之发生作用，都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37]可以说，体育文明化进程背后的野蛮从未走远，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体育的野蛮的如影随形，与其说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失败，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与其说体育文明进程艰难，不如说“文明”力量的限度。 如果说用当今文明观观照今天体育，体育呈现出的野蛮之面目，呈现人性中本能，呈现一些荒诞的行为，但是，正如魔鬼生产出天使一般，“野蛮”的体育带来的文明成果却是蔚为壮观的。笔者就“体育的文明”——体育文明成果提出一些粗浅看法：1)体育的野蛮与暴力，尽管与今天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但是体育能够消解人性的攻击性，平息本能的冲动。正如尼采所说：“文化不能完全没有激情、恶习和狠毒，当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厌倦了战争的时候，他们试图从捕猎动物、格斗和拘捕基督徒中获得了新的力量。现在的英国人总的来说似乎也抛弃了战争，但是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要使那些消失的力量获得新生；从事那些危险的探险旅游、航海、登山等，据说是为了科学目的，但实际上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在冒险和危险中剩余下来的力量带回家。人们还将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类战争的替代物……”[38]这也许是体育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战争的替代物”。另外，体育能够消解社会戾气。20世纪初，英国曾经提出“面包与足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体育中“你死我活、进攻、战斗、复仇、胜利”投射了人性中“动物性或兽性(Animalism或Therium)”，正如顾拜旦所说：“体育是一切恶劣本性的克星”，这就决定了当今文明世界不可或缺体育的缘由。2)体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看得见的平等。“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30]966美国比喻自己的政治制度是一场棒球比赛，棒球冠以“国家层面比赛”(national pastime)。历史上，棒球比赛制度也真实地影响着美国政治生活，究其根源，棒球彰显了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平等。“平等”也诠释了曼德拉所说的“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3)体育——是生命的动力、是勇气、是正义、是和平、是培育人类的沃土，体育的天性使其能够跨越宗教、语言、文化、肤色，推动人类社会的包容性，促进人类社会彼此理解，2015年英国足球超级联赛打出为中国天津爆炸祈福信息。乒乓外交、板球外交更是引领出人类和平之路，让体育登上文明之巅。 实际上，“体育的文明”也促进了体育本身文明化，因为“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正是在检查这一完善化的进程和规律之中，文明才能认识到我们的希望的范围和归宿。”[36]165如果说体育是人类独特创造，那也是人类“完善性”的文明创造。我们在研究体育，特别是行政性规划体育教育时，不能忽视体育本质属性——攻击性、竞争性，中小学体育教育如仅仅用“健康”这一生硬性指标评价体育教育价值，就大大误解体育了，不仅“木乃伊”化作为教育的体育，更是“无论魏晋”——曾经作为体育的教育，正如韦伯所说：“单一的经济因素不可能解决自由和人生的意义问题”。一句话，体育是一个广袤的世界。 “一个民族找寻过去，为了是更有生命力”，历史告诫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生机勃勃的竞争教育，就有“开除地球球籍”的危机，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今天看来绝没有过时。 4 体育文明进程的内化性 从文明史视角考察体育历史演变，体育文明内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可以窥见人类征服“自己”以及文明自觉的历程。体育文明进程有其内在性，但是关键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外在推动力。 对体育起源考察与辨析，说明体育暴力属性有其本质上根源。我们之所以认定狩猎和原始战争是体育起源的直接动因，是立足于体育公共属性与本质特征，“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1]76其实，“狩猎和原始战争”起源理论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意思必须能看得见的理论”(Picture Theory Meaning)。当然，关于体育起源问题也不可能是“一家之言”所能揭示的，努力探索是接近真理唯一路径。从文明史视角考察古希腊体育、中世纪体育、近代体育，古希腊体育呈现为暴力与野蛮，与城邦战争紧密关联；中世纪体育以骑士贵族体育为重要显现，骑士贵族体育呈现从“再现战争”到“模拟战争”再到“表演战争”的文明化历史进程；近代体育大规模生成恰恰是拥有了中世纪体育的历史积累。体育蕴含了整部西欧的文明历程，体育也凸显了人类内在的文明自觉性。梳理体育文明进程也是大写体育的文明成果之时，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条适合人类本能的轨道，体育不仅消解社会戾气，为社会政治树立了平等模式，更是超越人类社会若干障碍，成为一个包容、理解、沟通的大熔炉。 康德说：没有理论的事实是模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文献史料当是天下公器”是一个朴素的真理，这也告诫我们，所有史学(或是人文方面)研究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且必须最大化的掌握文献。为此，我们从“文明化”视角整理了一些宝贵的史料，一方面弥补国内《体育史》课程中文献的不足，以及填补体育思想史方面的低洼，目的也为体育人文方面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竭尽绵力。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体育”与古希腊体育无关，与近代英国倡导的体育精神渐行渐远，体育内涵也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不断扩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体育概念也在不断再定义和再概念化。虽然，体育本质、内容、形态、相关性等问题都非常棘手，这并不是困难所在[39]，最大的困难是“无论是体育学还是教育学，由于它们都是由各科学部门的各专门学按照特殊组合形式构成的，因此就体育学来说，需要把它作为一门综合科学以加强其系统化，如果不在各专门学基础上形成固有的理论研究，那么，在任何科学部门的影响下它都有被同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体育科学本身也会被其他专门学科所肢解，从而丧失其统一性”[40]。 5 结束语 历史研究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探索道路上时刻保持反省与批判理念，把体育放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理解，在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的比较中去理解，否则体育就会失去鲜活的品质。梳理体育文明化进程目的也是想从历史视角为解答“体育是什么”提供一些思路。同理，笔者认为体育史的研究应该这样的，对体育中一些涉及现实问题的给予历史阐释，对一些非历史主义论调的给予历史的回答。在学术探索中，财富(课题)、权力和声望与学术水平无关，更不代表掌握多少真理，不能成为学术性期刊弯腰逢迎的理由。学界要保持一种“向真理投降”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