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鲜汉籍的回传及其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明清论文,回传论文,时期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6～0118～07 从地域角度考量朝鲜汉籍包含三大类型：一是由中国传入的、由朝鲜各藏书机构保藏的中国本；二是由中国传入的经朝鲜翻抄、翻印、翻刻的朝鲜本；三是由朝鲜人用汉字创作的有关政治、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对中国所藏的朝鲜古籍进行整理，主要成果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制的《台湾公藏高丽本联合目录》、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以及杭州大学韩国学研究所黄建国、金初昇等编制的《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的黄建国等人曾对国内51个藏书机构所藏朝鲜古籍(包括高丽古籍)进行统计，中国所藏1910年以前的朝鲜古籍计2754部，90％以上是朝鲜印本，其中朝鲜翻印的中国书籍为677部，占总数的36.7％，而传入的朝鲜人著作1245部，占总数的61.4％，其中朝鲜文集占相当比重[1]235。但在以往的对两国书籍交流研究中，侧重中国汉籍的流入及其对朝鲜单方面的影响①。事实上，在明清时期，虽然中国方面以朝廷名义的索书行为有且仅有一次，但仍然有大量朝鲜汉籍通过文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回流中国，促进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应该予以重点考察。 一 明清时期朝鲜汉籍回流的主要方式及特点 明清时期，使臣成为中朝之间书籍交流的重要桥梁，大量朝鲜汉籍通过中朝文人之间交往的方式流入中国。 1.求赠与赠予的方式 终明一朝，和平友好是中朝两国关系的主流，明朝使臣在朝鲜逗留期间，除了完成册封、赏赐等政治使命外，还会和朝鲜文人诗赋唱和，其中不乏书籍交流。比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朝鲜宣祖三十九年)翰林修撰朱之藩等赴朝诏谕皇太子诞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别集类存目·奉使稿》也记录了朱之蕃此次出使朝鲜过程中的作诗唱和情况：“历乙巳冬被命使朝鲜，丙午春仲出都，夏杪入关，与馆伴周旋，有倡必和，录为二大册。第一册为《奉使朝鲜稿》，前诗后杂著，之蕃作也。第二册为《东方和音》，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柳根等诗也。”[2]1619朝鲜的远接使为议政府左赞成柳根，全程陪同朱之蕃游观、切磋诗文的远接使从事官为聪明、博识的许筠。朱之蕃逗留朝鲜期间，对朝鲜诗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宣庙朝丙午，天使朱之蕃，号杏村，求见海东名家，及得玉峰与孤竹诗稿，击节叹曰：‘当归梓江南，以夸贵邦文物之盛’”[3]158，对朝鲜诗人白光勋(玉峰)、崔庆昌(孤竹)的汉诗创作给予赞誉。许筠在《惺所覆瓿稿》中也记录了此次与朱之蕃、梁有年互赠书籍的情形，“初五日，……夕书本国人诗，自孤云以下二十四人，诗八百三十篇，为四卷，装广作两件，呈于两使”[4]239，上使朱之蕃将绿花缎一匹及息香千枝作为回礼，副使梁有年则回赠蓝花纱一端以及《太平广记》一部。许筠不仅向朱之蕃、梁有年推荐本国崔孤竹、李达(荪谷)等多人的诗作，还将乃姊《兰雪轩集》以及自己的《惺所覆瓿稿》赠送给朱、梁二人。梁有年亲自为《兰雪轩集》作序，使得《兰雪轩集》一时轰动朝野。其实，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吴明济以幕僚身份随使赴朝鲜时，许筠就曾向其推荐许兰雪轩的诗作二百余篇，许兰雪轩的《游仙曲》诸篇已受到明朝士人注目，加之朱之蕃回国将其出版，更扩大了《兰雪轩集》在明的流传，甚至有人请托赴朝使臣寻求《兰雪轩集》。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朝鲜光海君元年)，册封使刘用一行赴朝，“初十日朝，刘使(刘用)致礼于使物及余二人，丝丝香扇书册等物甚优。夕抵肃宁，徐明来言：‘在北京见陶庶子望龄，言曾见朱官谕之蕃，道东国有许某者，其姊氏诗冠绝天下，你之彼，须求其集以来。都监乃斯人也，有集在否?’”[4]294许筠就将《兰雪轩集》一部赠送。事实上，许筠几乎每次赴京都会携带其姊的《兰雪轩集》作为馈赠明朝文士的礼物，一方面是向明朝文坛大力推介其姊诗作，一方面也是迎合明人喜读兰雪轩诗的嗜好。 笔者梳爬《朝鲜王朝实录》发现，大量朝鲜诗作以及朝鲜刊行的汉籍通过求赠或赠予的方式流入中国。比如，世宗七年(1425年，明洪熙元年)，中官尹凤求《翰林别曲》，世宗命承文院书写与之[5]第2册，659。仁宗元年(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太监王焘、行人张承宪赴朝赐祭赐谥，朝鲜循例赠送礼物，副使(张承宪)却而不受，以恐辱帝命为由拒绝收受礼物，而是求请朝鲜所刊书册：“尔国纸品极好，必有书册可以珍玩者，而如此等物，虽受之，固无伤于廉也，幸可惠示否。”仁宗国王命将朝鲜所刊《四书》、《五经》及《东国地志》“速备给之”[5]第19册，237。景泰六年(1455年，朝鲜端宗三年)，明朝内史高黼、郑通出使朝鲜，赐诰命、冠服，高黼请赠《金刚山图》，端宗应其请[5]第7册，42。嘉靖十六年(1537年，朝鲜中宗三十二年)，龚用卿、吴希孟赴朝颁皇子诞生诏，龚用卿不仅要求将此次出使与朝鲜文臣相互唱和的《皇华集》速印送往中国，还要求《皇华集》要作序言附之，同时又求请朝鲜的《地志》，朝鲜三公将《舆地志》抄录一卷赠送。所赠《舆地志》一卷虽将外方楼台题咏可观览者一一抄录，但没有注明各道列邑名称，所以不像《地志》，于是龚用卿又寄柬其出使时的朝鲜远接使郑士龙，切求《地志》刻本，同时还请求乡试及国都的《登科录》，但由于地志中“列书各道各邑，而其土地所产，亦皆并录，此图籍之最重者，不可轻易许之，况乃私请，则尤不可许也”[5]第18册，321，加之《登科录》中“多有僭懝之言”，如果删除则文不完整，但若保存恐怕有损两国关系，出于种种考虑，朝鲜还是找托辞婉言拒绝了龚用卿的请求。 除此之外，中朝诗赋外交的结晶《皇华集》中使臣之间次韵相酬的作品可以作为后来出使者的参考，历次使臣出使前通过观览前此的《皇华集》为即将在朝鲜展开的诗文交流活动作准备，所以多有明使求请朝鲜政府赠予《皇华集》的记录。自景泰元年倪谦、司马恂到崇祯六年程龙出使朝鲜几近200年间，明使与朝鲜文臣诗文唱和，朝鲜政府将辑录的诗文一并刻印，名为《皇华集》，共涉及25次出使，所辑《皇华集》24部[6]18～19。《皇华集》流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朝鲜赴京使臣携带《皇华集》寄送相应明使，第二种是出使朝鲜的明使求赠，第三种是明朝朝臣通过赴京使臣向朝鲜求赠。通常情况下，每一部《皇华集》刊印颁行后，赴京使臣会携带《皇华集》寄送相应使臣，参与唱和的明使自然都是《皇华集》寄送、赠予的对象，但即便没有参与唱和活动，如果求请，朝鲜政府也都能满足其愿望。比如天顺八年(1464年，朝鲜世祖十年)，明使金湜、张珹出使朝鲜颁登极诏，求请陈鉴、高闰的《丁丑皇华集》和陈嘉猷的《己卯皇华集》，世祖国王下令各赠五件[5]第7册，629。嘉靖十六年(1537年，朝鲜中宗三十二年)，龚用卿、吴希孟赴朝颁皇子诞生诏，即将归国时对朝鲜饯慰使郑百朋说：“俺等出来时，朝中达官求见《皇华集》者甚众，请多印以送”[5]第18册，61。但在严格的门禁政策以及“人臣无外交”的政治环境下，冬至使柳世麟等给龚用卿、吴希孟寄送《皇华集》却并非畅通无阻：“《皇华集》臣欲使通事私授于龚用卿、吴希孟之家，而出入之际，必持标契，故不得已告于主司。主司传报礼部。礼部以为，外国之人持书册往来士大夫之家不可擅行。谓臣等曰‘欲奏闻而传授’云。然而久不奏闻。臣等于上马之宴上书更请，则使之呈状以请。臣即呈状。礼部以为，书辞有违格，使之改书，因而入奏，褒奖我国曰：‘尊敬朝廷使命，其慕华之意至矣。书册非如金帛，请使传授。’皇帝可其奏，礼部使人传授。”[5]第18册：167也正是由于明朝对朝鲜严格的控制，使得《皇华集》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仅限于朝中大臣而鲜见于民间。 清入关以后，对朝鲜采取优礼，朝鲜使行人员不仅在京逗留时间比明代要长，而且拥有明朝朝天使臣无法想象的自由，可以自由出入馆舍，可以四处游观，甚至可以私人身份与清朝的官员、文人甚至是西方传教士结识。自洪大容开始，朝鲜士人与清朝文人消极交往的态势被打破，他们积极与清代文士接触，通过笔谈、唱和、求序、书札、赠遗等形式与清人交游，开启了中朝学术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文人之间推心置腹，互相唱和，谈论书籍，谈论学术，谈论国事乃至为人处世的态度，不仅赠送自己的诗文集，还大力推介自己喜爱的书籍并赠送给对方。比如堪称朝中文化交流使者、大学问家金正喜于纯祖九年(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同其父入燕贺冬至，得以和27位清人结识，翁方纲和阮元更被其视为终身的导师。金正喜将《退溪集》、《栗谷集》赠送翁方刚；将《算学启蒙》、《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日本刻本)赠送阮元；将《济众录医书》、《丽史提纲》、《汇集说经》、《和汉三才图会》赠送叶志诜；将《算学启蒙》赠送汪喜荀、徐有壬；将《兰溪遗稿》赠送陈用光。有清一代，燕行使臣与清朝学人之间互赠书籍成为书籍交流的主要途径。 2.朝鲜文人请求赠序和评点的方式 朝鲜文人的诗文集，或以请求题写序跋或以请求评点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清朝文人手中，且带有主动传播的性质。据李德懋《青庄馆全书·清脾录》记载，金昌业曾请浙江文士杨澄为其《金氏联芳集》作序，而其诗也得以在中国流传，“其弟稼斋先生(金昌业)，则随其伯熊梦斋先生(金昌集)入燕，壮观山河之固，人物之盛，城池、楼台、风俗、仪文著录而归，选辑昆季之诗，为《金氏联芳集》，属浙士杨澄宁水评序而来，于是金氏文献照烂中国”[7]53。柳得恭的叔父柳琴曾作为燕行使随员赴清，将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李书九的诗歌抄录成一册，名为《韩客巾衍集》，带往北京，求得以诗文名世的李调元、潘庭筠所作序跋及评点，不仅使四人在朝鲜诗坛名声大噪，而且也使清朝文士了解了朝鲜诗坛的情况。 伴随着两国文人之间交流的深入，请求清朝著名文士题写序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据学者徐毅《十八世纪中朝文人间请序题跋考论》考证，纪昀、潘庭筠、李调元等12位清代著名文人为朝鲜诗文题写序跋34篇，涉及到柳琴所编的《韩客巾衍集》、朴齐家的《贞蕤阁集》、李书九的《姜山初集》、徐滢修的《明皋全集》、洪良浩的《耳溪集》等等[8]98～102。其中，洪良浩曾致书翰林戴衢亨和尚书纪昀，宣传自己的小学著作《六书经纬》，表达出使自己的著作流传海外的美好愿望：“俾此海外管见，得传于中国书肆，则庸讵非大幸欤!”[9]267 到了19世纪，朝鲜文人或亲自入燕或通过译官将自己的诗文集带至清朝请求清人题写序跋或者评点的情形有增无减，希望“依附中朝名士，藉其声望，以自为名”[10]360。比如，董文焕自咸丰十一年(1861)开始和朝鲜文人交流以来，出于对朝鲜文人汉文学创作水平、风格的认同，有了编撰同时代朝鲜文人诗文的想法，朝鲜的李彦瑱、金炳陆、朴凤彬等托译官将自己的诗文集带给董文焕，希望董文焕将其诗作选入《韩客诗录》②。考察董文焕的《研樵山房日记》可知，从1862年开始直到1877年董文焕离世，共收集朝鲜诗文集36部：李彦瑱《松穆馆集》、《李虞裳诗稿》、金炳陆《金雨观诗草》、朴凤彬《蓬桑录》、朴永辅《雅经堂诗钞》、《燕槎录》、郑显德《海所诗草》、李近宪《峨洋诗录》、朴霁鸿《云巢山房诗草》、沈英庆《钟山诗稿》、李廷稷《天籁诗草》、柳得恭《二十一都怀古》、李尚迪《恩颂堂前后集》、赵舜韶《金刚山记》、金敬之《惕若集》、金国卿《恭斋集》、金叔度《朝天录》、金麟孙《金麟孙诗集》、金谨思《金谨思诗集》、金宗直《金宗直诗集》、金净《金净诗集》、白光镇《白光镇诗集》、白光斗《白光斗诗集》、李丰翼《友石诗册》、崔性学等六家《海客诗抄》、卞元圭《卞蛛船诗稿》、金秉善《金丹史诗稿》、金永爵《存春轩诗》、徐相雨《鼎金斋诗草》、李稿《李微隐诗集》、洪元庆《太湖集》、李廷柱《梦观诗》、赵性教《赵韶亭诗草》、郑梦舟《郑圃隐诗草》、杨士彦《蓬莱诗草》以及不知撰人的《东国诸家诗》。这36部诗集是目前所编的朝鲜古籍目录中都不曾收录的，所涉及的朝鲜文人已经突破了北学派上层士大夫的身份，以朝鲜译官(中人身份)的著作居多。 3.明清时期朝鲜汉籍回流的特点 朝鲜汉籍回流的内容和数量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以朝鲜文士的诗文集以及中朝使臣相互唱和的《皇华集》为主，间有朝鲜文臣经过选择抄录的《地志》。朝鲜王朝对明奉行“事大以诚”的外交政策，唯恐本国书籍中有僭懝之语影响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对于“列书各道各邑，而其土地所产，亦皆并录”[5]第18册，321的《舆地志》以及可能涉及废王年号的登科录都不轻易赠予。比如，太宗元年(1401年，明建文三年)，判门下府事赵浚等赴明谢恩，明通政寺丞章谨向其求请牧隐李穑文集，赵浚以没有李穑文集全本为由婉拒了章谨的求请[5]第1册，207。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沈惟敬、李宗诚、杨方亨以封倭使的身份抵赴朝鲜，求见《东国兵鉴》及《东国志》，宣祖国王认为地志是“天使时例给之物，书给无妨”，将前日弘文馆誊书的《地志》给之，而由于《兵鉴》中“有未安之语，不可给也”[5]第22册，192。对明朝使臣的求书，朝鲜君臣有时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这是朝鲜汉文书籍回流数量少的原因之一。 明清鼎革，“尊周思明”内化为朝鲜人心中的一种情感，所以在汉文创作中暗行明朝年号，以及对清朝“胡蛮”、“蛮朝”的不敬称呼比比皆是。朝鲜王朝唯恐因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争端，对本国汉文著作的携带很谨慎，对于清朝官员的求书又主动推辞。比如清朝军机大臣王杰曾向徐浩修求东国秘史、东国声诗，徐浩修则回以“小邦史记，郑麟趾《高丽史》、金富轼《三国史》以外更无他史，诗类则康熙间，孙公致弥东来时，选进东诗(《东文选》)，此外更无他选”[11]141，对于其欲得李穑《牧隐集》和郑梦周《圃隐集》的请求，徐浩修则以“此皆高丽时人，去今四百余年，多经兵焚，全集不传”[11]141搪塞婉拒。 而朝鲜中人层以请求序跋和评点的方式将朝鲜诗文集带至清国则具有主动传播的性质。朝鲜身份制度等级森严，中人身份的汉文创作在朝鲜文坛没有立足之地。相反，清朝文人往往能突破身份的限制，给予朝鲜中人层的汉文创作客观的评价，这也是朝鲜中人层乐于将诗文集带至清朝并请清人传播的主要原因。 二 朝鲜汉籍回流的作用 1.促进了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书籍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的流通不是封闭性的，并不简单地重复中国—朝鲜—中国的流通模式，而是开放性的，伴随国家间的交往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流通。而朝鲜充当了汉文书籍传播的中介，对汉文化在东亚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翻检《朝鲜王朝实录》，屡见日本、琉球向朝鲜求访书籍的记录，其中以日本为最多。日本从朝鲜开国开始，即屡次向朝鲜派遣使者求请书册，所求书册以佛经和儒家经典为主。如世宗即位年八月，日本对马州守护都都熊瓦遣人献礼物，并求梵钟和《般若经》；世宗元年三月，日本九州都元帅源道镇遣使请《大般若经》一部；世宗二年一月，日本遣使亮倪求《大藏经》等等，几乎每年都会遣使求《大藏经》。据学者张升考证，从1388年到1499年间，日本曾派出请经使83次，仅《大藏经》就求得43部[12]182～189。世宗五年，甚至还请求大藏经板，世宗国王以“所求大藏经板，我国唯有一本，难以塞请”为由婉拒了日本求大藏经板的请求，但仍赐《大藏经》一部、《金字华严经》八十卷、梵字密教经板、注华严经板[5]第2册，569。另外，世祖十年一月，日本对马州太守宗成职曾遣使求《论语》、《三体诗》；成宗二十年八月，成宗国王与礼曹之间针对日本求请书册一事曾有过一段对话，礼曹启曰：“日本国使臣求书册，只与《论语》、《孟子》何如?”传曰：“医方所以活人也，今客人所索多，而只许此书，无乃不可乎?如《得效方》(元代医学著作《世医得效方》)、东坡、杜诗、黄山谷诗、《诗学大成》等册许之，无乃可乎?”[5]第11册，512从此段君臣对话可以知道，日本此次遣使所求书册数量应该不少，除却《论语》、《孟子》外，应当还包含一些医学著作以及宋代诗文集。以这种和平的交流方式流入日本的汉籍数量不少，但通过侵略战争掠夺的方式得到的朝鲜汉籍则更是数以十万计，涵盖了儒学、史学、医学等方方面面，日本也正是从卷帙浩繁的汉籍当中汲取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的精华，促进了本国文化的蓬勃发展，继而却对朝鲜社会和文化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古代朝鲜奉行“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除了对宗主国事大以礼之外，对日本、琉球等邻国执行对等交往原则。为了沟通与日本的关系，表达信义，朝鲜曾派出通信使，虽然派出的通信使次数远不能与派往中国的燕行使相比，但在沟通与日本的政治外交以及朝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上仍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朝鲜前期成行的通信使只有3次，缺乏时间上的连贯性和典型性；到了朝鲜后期，通信使的派遣渐渐制度化，从1607年到1811年，共计派出朝鲜通信使12次，而且每次也都有纪行文字留存，题为《海槎日记》、《扶桑录》等，成为研究近代朝日关系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李德懋在《盎叶记》中专列“东国书入日本”一条，记载了英祖二十四年(1748)为贺日本德川家重袭位派遣的通信使(戊辰通信使)带入日本的书籍，还引李孟休著《春官志》曰：“倭所求请书籍，则《五经四书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经注疏》、《退溪集》、《东医宝鉴》、《东文选》之属，不可胜记，而如《杨诚斋集》、《五经纂疏》、《文体明辨》、《周张全书》、《文章辨体》、《小学》、《字训》、《吕东莱续大事纪》等书，我国所无，故不许。”[7]56从李德懋的记述来看，日本向朝鲜所求的书籍不仅包括朝鲜人著作还包括许多中国书籍，朝鲜在书籍具备的前提下，向日本输入的书籍数量和种类都是很多的。 琉球是古代中国、朝鲜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也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册封关系，是中国重要的藩属国之一，同时与邻国朝鲜通使交聘往来，不少汉籍经由朝鲜输入琉球。如世祖八年，琉球国使普须古、蔡璟等来献方物，除赐给韩柳文、李白选诗法帖各一件之外，还赐给《成道记》、《法华经》、《金刚经》、《翻译名义》、《证道歌》、《起信论》、《永嘉集》、《心经》、《大悲心经》、《圆觉经》、《楞严经》、《四教仪》、《楞伽经疏》、《阿弥陀经疏》、《维摩经》、《宗要法经论观》、《无量寿经义记》各一件，设宴之时，又赐给《宗镜录》和《宋元节要》[5]第7册，506。世祖十三年，又赠琉球国王《法镜论》、《法华经》二部、《四教仪》、《成道记》、《大悲心经》、《永嘉集》、《圆觉经》、《翻译名义》、《金刚经五家解》、《楞严义海》、《法数》、《维摩诘经》、《水陆文》、《碧岩录》、《楞伽经》、《真实珠集》、《高峰和尚禅要》、《楞严会解》、《金刚经》、《冶父宗镜》、《道德经》、《涵虚堂圆觉经》、《楞伽经》、《阿弥陁经疏》、《维摩经宗要》、《观无量》、《寿经义记》、《真草千字》、《证道歌》、《高世帖》、《八景诗帖》、《浣花流水帖》、《东西铭》、《赤壁赋》、《心经》、《兰亭记》等[5]第8册，109。从流入琉球的书籍来看，仍以佛经居多。 2.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 这些流入中国的朝鲜古籍，尤其是朝鲜人著作，或被编选进中国的丛书，或被编选入明清文人的诗文选集，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倪谦出使朝鲜开始，开启了明朝与朝鲜之间200余年的诗赋外交传统，朝鲜人对自身的汉诗创作造诣颇为自信，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文人的注意和重视。壬辰倭乱后，吴明济、蓝芳威、汪士锺等随军援朝，并怀揣采集朝鲜汉诗的愿望，其结果就是吴明济在李文学、许筠、李德馨等人的帮助下编成《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代的汉诗340首，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中国文人编选朝鲜汉诗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无独有偶，壬辰援朝战争中的游击将军蓝芳威也编选了一部朝鲜汉诗，也题为《朝鲜诗选》，所选诗歌600首③，其中291首与吴明济《朝鲜诗选》相同，但由于蓝选编成的时间比吴选要晚，所以学界一直肯定吴选的价值而不将蓝选视为善本，又说“蓝芳威之书吸取了吴明济之书的内容，是可以肯定的”[13]35。两部《朝鲜诗选》都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抄录，而都是朝鲜各阶层人士记忆中的诗歌文本的呈现；不同之处在于吴明济编选的朝鲜汉诗来源于社会、文化的上层，而蓝芳威的诗歌则多来源于民间。汪士锺也曾编撰四卷《朝鲜诗》，可惜已经亡佚。这些朝鲜诗选的编撰是明代中国认识和批评朝鲜诗文的开始，也开启了编撰朝鲜汉诗的热潮。明末出现了一部专选历代女性诗歌作品的总集《名媛诗归》，旧题竟陵派诗人钟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总集类存目》对该集编撰者有辩证，说该集“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宫闱篇什，裒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刊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其不出惺手明甚”[1]1759。其中，收录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诗64首，李淑媛(号玉峰)诗13首。康熙十七年(1678)，孙致弥作为颁诏副使出使朝鲜，肩负“采东国诗归奏”的任务，孙致弥专录朝鲜近体诗，成《朝鲜采风录》；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专选明代诗歌，其中收录朝鲜43位诗人的汉诗169首；朱彝尊曾编撰《明诗综》，收录有明一代3400余位诗人(包括明末遗民以及殉节大臣)的作品，其中包括朝鲜诗人91位，收录朝鲜汉诗137首；董文焕编撰《韩客诗录》专选同时代朝鲜文人诗文，涉及到34位朝鲜人的35部诗文集；光绪年间，徐世昌曾编《晚晴簃诗汇》(《清诗汇》)，特设属国诗一目，收朝鲜54人的汉诗107首。 朝鲜诗文集的编选，很大程度上能够使中国文人认识和理解朝鲜文人的汉文学创作水平和风格。到了清中后期，由于中朝文人直接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清朝文人开始关注同时代朝鲜文人的文学作品。比如李调元和潘庭筠通过朝鲜使臣柳琴见到了朝鲜后四家的《韩客巾衍集》，对后四家的汉文学创作赞不绝口并不吝笔墨题写序跋，不仅使朝鲜后四家在朝鲜诗名大振，也使更多的中国文人理解和认识他们。加之清朝文人评价朝鲜汉文创作往往能够突破身份的局限，从纯文学创作的角度对朝鲜文人的汉文创作进行评价，推动了朝鲜中人层尤其是译官的汉文创作以及文学交流活动。而在这种纯粹的文学交流活动中，书籍作为一种交流手段，使中朝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清文人编选的诗文选集，虽不专选朝鲜诗文，但在文学认同感的驱使下，自觉地将朝鲜的汉文学创作视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文选集虽不专选朝鲜诗文，但仍受到朝鲜文人的关注，通过使臣购买的形式又大都流入朝鲜，这实际上“形成了书籍的环流”[14]95～106。 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代，由于中朝文人间的密切交往，朝鲜人的诗文、著述常常被清代文人收录于诗话或者文集中。比如，柳德恭曾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两度随使团赴燕，在中国享有诗名，其《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记录了其两次赴燕的经历及其在北京琉璃厂与纪昀、阮元、黄丕烈、罗聘等清朝文人唱和交游的情况。李调元的《雨村诗话》收录柳得恭的诗作《歌商楼稿》，翁方纲将其《二十一都怀古诗》收藏于其藏书楼“石墨楼”，后辗转流入道光年间藏书家叶名澧的宝芸斋，后赵之谦又得于叶氏之手，并将其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并称赞：“柳氏此稿，词旨淹雅，书迹亦遒古可喜，宜并存也。”[15]483上个世纪20年代，金毓绂编撰《辽海丛书》时，收入了柳得恭的《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再如，道光年间著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刘喜海(字燕庭)，在与朝鲜使团文人交往的过程中，对朝鲜的金石学和朝鲜文献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曾在朝鲜友人赵寅永、赵秉龟、金命喜、金正喜等人的帮助下集朝鲜金石碑刻，成《海东金石苑》八卷，还致书金命喜，邀他编撰朝鲜书目，他说：“贵邦代有学者，著述甚丰，不知旧有书目之辑否。如无，敢求足下将东国著述各书，自唐迄今，其人现在者不必录，编一书目。如能仿《四库简明目录》法分类更妙。否则宁详毋略，即古有其书，而今则亡佚，亦务列入，以传其名。弟近有古今书目之纂，因思东国素称文物之邦，不可无《艺文志》也。渊博如足下，定乐为搜辑。”[16]241～248金命喜不负所望，将朝鲜古籍辑录成《朝鲜书目》，其中包含了大部分朝鲜后期已经没有流传的书籍，譬如金冠懿的《编年通录》、金富轼的《文烈公文集》等，刘喜海在金命喜《朝鲜书目》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抄录，成为清代中后期少见的对朝鲜古籍进行著录的书目。 传入中国的朝鲜汉籍是朝鲜王朝与明清友好交流的实物见证。对传入诗文集的编选、著录，不仅能体现明清文人对朝鲜汉文著述关心的实际情况，也能把握当时中朝文人间文学交流的盛况。传入中国的朝鲜汉籍，不仅被藏书家所保藏，更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 注释： ①目前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朝书籍交流的成果，侧重于中国汉籍单方面流入朝鲜的研究，忽略了朝鲜汉籍的回传以及对汉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的考察。比如杨雨蕾的论著《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以使臣为切入点，专章论述了“燕行使臣与汉籍东传”，是目前为止讨论明清时期汉籍东传最为深入、全面的论述，对清代汉籍东传着力颇多；王鸿军的硕士论文《明代汉籍流入朝鲜李朝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以明代汉籍流入朝鲜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朝鲜输入汉籍的原因、汉籍流入的途径以及汉籍流入对朝鲜李朝的影响，都是单方面的考察和研究。 ②董文焕编撰朝鲜诗文选的计划没有最终完成，最初定名“韩客诗录”，1996年由山西大学李豫教授整理编订，以《韩客诗存》为题出版。关于现在所见《韩客诗存》的相关介绍，可参看：李无未《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以〈韩客诗存〉为依据》，《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 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所藏蓝芳威《朝鲜诗选》，共八卷，分乾、坤两册，收诗600首，比国内所藏蓝选选诗数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