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条件下招致的关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动态变化及未来贸易摩擦重点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大国论文,摩擦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保持着高水平的持续增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贸易摩擦机率的扩大势在必然。贸易摩擦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力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产业对相关产品进口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力度主要取决于该国国内产业的结构及产业的发展状态。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经升至第六位，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对外贸易总规模的迅速扩大改变了贸易结构的双边性质。小国贸易结构的改变不足以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大国条件下往往就会招致贸易伙伴更多的关注。
贸易规模对结构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与结构的动态发展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方面显示出我国对外贸易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构成了引发贸易摩擦的客观基础。
(1)贸易规模增长的速率。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间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年－1990年，特点是持续小幅增长（1982年除外），年均递增幅度达到了10%；第二阶段，1991年－1999年，特点是持续中幅增长（1998年除外），年均递增幅度达到了12%；第三阶段，2000年－2002年，特点是持续高速增长，年均递增幅度达到了15%。每提升2个百分点的时间在缩短，第三阶段的增速明显提高，或者说实现2个百分点递增的时间大大缩短。
(2)贸易规模翻番的速率。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间的增长形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年－1988年，进出口总规模从440亿美元增长到1028亿美元，用了8年时间实现增幅134%；第二阶段，1989年－1994年，从1028亿美元增长到2366亿美元，用了6年时间实现增幅130%；第三阶段，1995年－2000年，从2366亿美元增长到4743亿美元，用了6年时间实现增幅100%；第四阶段，2001年开始，尚未结束，从4743亿美元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两年增幅达到31%。
(3)进口与出口的对比关系。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张，过去22年间我国进口与出口的对比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年－1989年，以逆差为主（只有1982年－1983年出现小额偏差），累计逆差达到424亿美元，年均逆差为47亿美元；第二阶段，1990年－1993年，顺差与逆差并存，表现为3年顺差与1年逆差，累计小额顺差89亿美元，年均顺差为22亿美元，实现了总体上的质变；第三阶段，1994年－2002年，连续保持9年的顺差，累计顺差2243亿美元，年均顺差达到24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结构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完成了质的转变，并实现了质的提升。我国进口与出口的结构关系经过22年的发展，实现了从逆差到小额顺差，再到巨额顺差的转变。
对比关系转折的迹象。在进口与出口的对比关系上，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03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小额赤字，在进出口双双呈现大幅度增长（出口同比增长33.5%，进口同比增长52.4%）的情况下，形成了10.2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商务部网站）。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成为贸易伙伴关注的对象，也有可能会刺激贸易伙伴过度使用贸易保护的手段，调整对中国存在的贸易逆差。因此，2003年第一季度的逆差有可能预示着中国进出口对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会调整贸易伙伴的策略以及贸易摩擦形成的国际环境。
此外，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结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的现实发展水平（以1997年至2002年的6年数据作为分析对象）直接影响着贸易伙伴的互动对策。
对外贸易主体
第一，出口的主体结构。国有企业出口额增长不明显，由1997年的1027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1229亿美元，其中1998年和1999年还有所下滑；占整个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由1997年的56.2%下降到2002年37.7%。外商投资企业从1997年749亿美元升到2002年的1699亿美元，其中2000年和2001年两年增幅最快；占整个出口的比重由1997年的41%上升到2002年的52.2%。其他类型的企业所占比重也显示出持续的增长，由1997年的2.8%上升到2002年的10.1%（见表1）。
第二，进口的主体结构。国有企业进口额随对外贸易总规模同步增长，所占比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97年为42.8%，2001年为42.5%，但2002年有了较明显的下降，近4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在过去6年间由降到升，2002年基本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但整个期间始终都保持在50%以上。其他类型的企业在进口方面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由1997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6.9%（见表2）。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已占半壁江山。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比重连续多年超过我国进出口总规模的50%，这一现象与我国利用外资规模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说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显露出来的比较优势相当明显，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贸易行业在媒介国内外商品流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日益扩大。
第四，其他类型企业的规模增长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进出口经营权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短短6年中，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比重提高了7.3个百分点，进口提高了4.3个百分点。在所有三种类型的企业中，其速率是最快的。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进出口商品结构
第一，工业制成品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项。2002年，我国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不到9%，工业制成品比重超过了91%；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不足17%，工业制成品比重超过了83%（见表3，4）。彻底改变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初级产品输出国和工业制成品输入国”的形象（1980年，我国出口初级产品91亿美元，工业制成品90忆美元，各占一半；进口初级产品70亿美元，工业制成品131亿美元，分别占35%和65%）。
表4 1997年－2002年我国进口商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第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199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为8.9%，此后连年稳步提升，2002年达到了20.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从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代表着一国的技术领先水平，是描述一国参与国际交换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对外贸易行业的发展来看，出口商品的技术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出口贸易主体以及贸易的技术手段本身也随之提高。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调整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在实物形态的国民经济平衡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性质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从媒介初级产品流通为主向媒介工业制成品流通为主，从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部门为主转向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产业部门为主。这也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外贸易日趋融合中，对外贸易行业在整个流通产业中区别于其他流通行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其流通的商品客体随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而调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比较优势的转移而调整。
贸易方式
我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近年来一直保持在55%左右，高于一般贸易方式约14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出口贸易中一种重要方式。进口贸易中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方式的比重在过去6年中发生了逆转，从1997年的49.3%跌落到2002年的41.4%，近8个百分点，而一般贸易则从27.4%增长到43.7%，成为我国进口贸易中的主导方式（见表5，6）。
值得注意的是，加工贸易中进口与出口比重的变化。1997年，加工贸易进口702亿美元，出口997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比1.42；2002年，加工贸易进口1222亿美元，出口1799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比1.47。进口增速低于出口增速，说明我国正在从加工贸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其一，国内加工环节增值率提高，其二，国内产业的中间配套能力增强，中间投入品的直接供应比重扩大。
加工贸易方式的飞速发展还说明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显示出的巨大优势。2002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资本流入带动了投入品在国内外市场间的直接流动，我国对外贸易行业在生产要素的流通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出口市场与进口货源
市场结构和货源结构分别指我国产品的主要去向和进口产品的主要来源。这两种结构关系揭示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以及我国经济对外依存的区域性特征。
美国、香港欧盟和日本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考虑到香港转口贸易比重很高，其中又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和日本，2002年这三个市场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1%强。1997年至2002年，美国市场份额增加了3.6个百分点，欧盟增加了1.8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2.5个百分点。韩国和东盟在我国出口市场中占据了第二个层级，比重变化不大，但都有所提升。香港的比重则下降了6个百分点（见表7）。
从市场依存的角度来看，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经济连接较为紧密，过度的出口区域性依赖有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当这些地区出现经济萧条甚至经济危机时，就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国内市场。此外，过分密集地进入某些区域市场，同样会对东道国的国内产业产生压力，引起贸易争端。所以，不论哪种情况下都应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缓解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双重负面影响。
在进口方面，日本和欧盟的比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二者分别居于18%-20%和13%-15%之间；其次为美国、韩国、东盟和我国台湾省，大体分别保持在10%左右。也就是说，上述6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了我国进口来源的3/4左右。1997年至2002年之间，美国、欧盟和韩国所占的比重下降，东盟、日本和台湾省的比重上升。香港的地位由于其转口贸易的特征在进口方面远不如出口，所占比重较小，影响力并不大。从全球的三大重要经济体来看，尽管三者的比重从1997年的45%降到了2002年的40%，美国、日本和欧盟仍然构成了我国的主要进口贸易伙伴。1999年以来，来自台湾省的进口比重超过了美国，说明海峡两岸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双边的贸易重要程度在逐渐提升（见表8）。
贸易摩擦影响因素与可能领域
近年来，在我国产品出口遭受贸易摩擦的案例中，不乏农产品、纺织品、钢铁产品、鞋类等产品；在我国国内行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的案例中，不乏化工原料、纸张等产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对美反倾销应诉（球轴承）中取得的胜利，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透过这些案例产品，可以看出贸易摩擦来源于双边的出口密集程度与进口国国内相关行业的反应程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影响或决定我国贸易摩擦的因素多种多样，有可能成为摩擦多发区的领域也各有特点。
第一，人民币升值压力。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的世界排名一路攀升，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大量进口的中国产品让发达国家异常紧张，加上近期美元兑欧元汇率下降了30%左右，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实际也在下降，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不论人民币币值是高估还是低估，在贸易伙伴的这种认识下，进口国一方面不断地呼吁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开始对从我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各种壁垒措施，我国出口产品所面临的贸易环境有可能日渐困难，任何一种诱因都很容易引发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有专家认为，既然自由兑换是人民币的必然归宿，目前或许正是外汇体制改革、汇率逐渐浮动的最好时机。其是非暂且不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总是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我国贸易摩擦的因素及领域：人民币升值压力；普惠制毕业；一般贸易方式；难以实施生产过程转移的产品贸易；大宗产品；进口国国内政治；WTO重点谈判领域；进口摩擦。
第二，普惠制毕业问题。近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2003/2004年度的普惠制修订案，我国有六大类产品毕业，被撤销优惠待遇，其中包括动物源性食品、电子消费品、塑胶和橡胶、眼镜和钟、纸和电机产品。由于普惠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种关税优惠，其实质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上，客观上对引发相关的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量。优惠关税待遇的取消，意味着贸易伙伴对这些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认识调整，相关产品面临着新的贸易环境。新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在毕业产品中更容易出现。
第三，一般贸易方式甚于加工贸易方式及跨国采购方式。贸易摩擦的产生在于双边利益关系的失衡。这种情况在以一般贸易方式输出的贸易中（在这里特指完全由出口国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贸易），比以加工贸易方式和跨国公司直接采购的方式输出有贸易更容易出现。前者是一种纯粹的贸易过程，双边的利益均衡较为脆弱，后二者包含着复杂的国际分工与经济关系，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模式，比较容易实现双边的均衡。因此，诱发贸易摩擦的因素及力度有可能相互抵消或弱化。所以说，一般贸易方式是比较容易产生摩擦的。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受双边甚至多边政治经济关系的约束，相对来说，也会减弱引发摩擦因素的作用力度。2002年，我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已经占我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这种出口的企业结构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相对而言，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外资含量与贸易摩擦的发生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含量越高，发生的机率越低，含量越低，发生的机率越高。
第四，生产过程无法或由于比较优势而难以在国际间转移的产品贸易领域。从生产过程是否能够转移的角度来看，农产品尤其是土地要素含量较高的农产品和资源矿产品比较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或者说避免贸易摩擦的手段相对较少，其中就无法通过对外投资、转移生产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相对而言，许多家电产品，如微波炉、电视机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高，或在境外的可获得性较高，很容易通过生产过程的国别转移，投资建厂或贴牌生产，来减少引起贸易摩擦的机率。有些产品虽然在技术上讲，生产过程可以实施国际转移，但是由于投入要素的比较优势相对固定在国内，则生产过程的转移仍有难度，如果这些产品大量销往某个国别市场，仍然难以避免引起贸易摩擦。在这方面，关注点应该更多地放在那些具有潜在摩擦可能而又难以实施生产过程转移的产品贸易领域。
第五，大宗产品贸易。大宗产品以小麦、棉花、石油等为主，这些产品对国计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往往是各个贸易伙伴密切关注的对象，它们构成了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形成的主要基础。如果这些产品集团的利益受到进口产品的威胁，或其出口市场受到东道国政府的保护，本国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手段，要么是保护国内行业免受进口产品的侵扰，要么是为本国产品打开对方的国内市场，都会引起贸易摩擦。由此可见，贸易摩擦是双向的，既会以保护本国市场，也会以打开别国市场的形式出现。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会等行业组织大多是以产品为基础组建的，其目的就在于代表本行业提出对进口产品的调查以及对出口市场封锁的起诉。与大宗产品贸易相近的是，有些产品的生产以及进出口的国别强度很高，也会引起贸易双方在该产品上的摩擦。
第六，进口国相关行业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在农产品贸易与钢铁产品贸易两大领域中，国内政治因素主导着贸易摩擦的走向。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案例中，以发达国家为一方的农产品争端占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并不是说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而是说它在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上非常重要。钢铁行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沉重，政府的行业承诺往往成为启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深层次原因。2002年美国的钢铁保护案出台就是这种相关行业在国内政治中地位的最好揭示。如果说所有的贸易摩擦都有着类似的国内背景的话，农产品和钢铁产品以及上面提到的大宗产品的贸易就更为突出，且明显地表现为国内政治背景在作祟。
第七，世界贸易组织重点谈判领域。农产品谈判的艰难是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建立以来直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各个轮次的贸易谈判中最为显著的，因此，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就集中表现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议题的选择上。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在众多的商品贸易中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重点可以说肯定就是我国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农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除了农产品之外，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原产地规则等方面，都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所谓原产地规则引发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几个独立的关税区，对“中国制造”的界定成为贸易伙伴手中的一个筹码，总是在对己方有利的条件下使用。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中最前沿的保护贸易手段，成为发达国家对付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力冲击的法宝。
第八，进口引起的摩擦。我国不但面临着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进口保护，同时还面临着贸易伙伴对我国出口的冲击。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多年，2003年初显示出强劲的进口贸易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必将同步增长。进口的增长对国内相关行业形成冲击，甚至威胁。大豆进口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加工贸易方式下的进口对国内原材料及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福利影响到底应该如何判断，也引起了政府和各个行业的高度关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深入进程，对进口产品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已经纳入了政府与业界的议事日程。在这方面有对进口纸制品和钢材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中，进口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低于出口体制，也就是说，在进口方面援用具有市场化特征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也稍显滞后，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口规模的扩大，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