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神话—原型批评是我国新时期引进的众多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之一，在我国文学研究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级作用。
神话—原型批评源于本世纪初英国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又称剑桥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此派批评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的产物，它的产生也同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发展中的神话倾向和荣格的原型理论密切相关。在批评实践中，这种批评力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特别是神话原型），并把一系列原型广泛应用于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从而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角度和空间。
在我国，早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即有鲁迅、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凌纯声等一批杰出学者尝试将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应用于文学研究，成为我国神话—原型批评的滥觞。
神话—原型批评正式被译介到中国来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却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消化、吸收和实际运用的过程，产生出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和封闭禁锢年代所积聚起来的逆反作用力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因为有建国前神话学、民俗学的普及所造就的本土学术土壤，使其被接受的阻力相对要小一些。考查其译介和传播过程，有助于了解这一文化涵化现象。
原型批评较早引入中国学界是在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2年出版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编）。该书在当时的不正常学术氛围下以反面教材的形式有限地介绍一些“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标本，主要供批判之用。但毕竟在整体的封闭状态中透露出些许外国的学术流变的动向。该书选编了一组“神话仪式学派”的材料，如赫丽生的《艺术与仪式》、鲍特金的《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墨雷的《哈姆雷特与俄瑞斯忒斯》等，大体反映了50年代以前的该派早期动向。至于弗莱创建原型批评理论之后的情况则未涉及。
70年代台湾比较文学界较多地使用原型批评概念。1975年台北出版的徐进夫译《文学欣赏与批评》(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rs to Literature)一书重点介绍了“神话与原型的批评”。该书英文版问世于1966年，正逢原型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之时，所以书中把原型批评同传统的批评、形式的批评、心理学的批评和表象的批评并列起来，作为五种最常见的批评模式推荐给文学研究者。该书附录“术语略释”中对原型的定义也是汉语世界中领先的译介之一：
Archetype——原型，经常反复出现于历史、宗教、文学作品或民俗习惯之中，以致获得显著之象征力的一种意象、题旨或主题模式，依照雍格（荣格——引者）派心理学的解释，原型或“原型意象”，系经常出现于潜意识必理之中的神话形式的构造要素。（注：W.L.Guerin等著、徐进夫译：《文学欣赏与批评》，250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5。）
稍后出版的颜元叔译《西洋文学批评史》乃是新批评派主将卫姆塞特与布鲁克斯合著的名作，其中第31章为“神话与原型”（中译作“神话与原始类型”），陈述了自18世纪的维柯以来对神话的关注，评介了卡西尔的神话思维说及其在美国的传播者苏珊·朗格的象征艺术观，也讨论了弗莱、荣格等人的原型理论及其在批评中的应用。不过由于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57年，两位著者并未读到同年问世的《批评的解剖》，他们对弗莱的评述仅限于弗莱1951年发表在《肯庸评论》的文章《我的批评信条》(My Credo)。可惜颜元叔译本略去了脚注未译，使读者不易明白书中所评述的观点的具体出处。1978年，有《批评的解剖》缩写本之称的弗莱论文《文学的原型》由高雪锦汉译（注：载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第6卷10期。），使读者可对原型理论有较明晰的了解。
70年代以来，一些台湾学者尝试借鉴原型批评方法用于分析中国本土的作品。如水晶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颜元叔1975年出版的《谈民族文学》，缪文杰1975年发表的《试用原始类型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唐代边塞诗》（注：载《中外文学》，第4卷3期），侯健的《二十世纪文学》，以及傅述先的《竹轩时语》等，均有借鉴人类学方法，运用原型和神话视角研究小说、诗歌或戏剧的努力。台湾大学首批比较文学博士古添洪等编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收有两篇应用原型方法的专论：张汉良《扬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和侯健《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显示出中国学者已经较娴熟地掌握了这一外来批评模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的旧有格局大为改观。
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陆学术界对于原型批评还是相当陌生的。一批译介自国外汉学家的著述中间或提到或运用了这种方法。前苏联的李福清博士著有《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9年），侧重从比较神话学、肖像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中英雄主人公描写的演变方式。（注：参看李福清《苏联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载《文学研究动态》，1984(7)。）他的方法对于复兴中的国内民间文学理论界有一定积极作用。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用原型批评法研究楚辞的代表作《求宓妃之所在》（1960年）一文，美国的浦安迪以同样方法论分析《红楼梦》的著作，日本伊藤清司从仪式性考验出发重新解说尧舜禅让传说的论文，等等，先后以内刊介绍的形式为学界所知，这对于突破多年来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模式的一统天下，给国内学人改换僵固的旧脑筋，都是及时而富有启发的。
霍克斯在其文章结尾处写道：“对文学原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须穷于应付的方面本来就过于宽广，对于容易使人误入以偏概全、标新立异的迷津的那些领域，他们当然要视为畏途。不过，单从形式方面去说明文学，从来不能满足于习惯思索探究的人的要求；如果没有新的理论，旧的教条就少不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材料，以阐述现有的文学原型。”（注：霍克斯著、丁正则译：《求宓妃之所在》，见《楚辞资料海外编》，17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作者在此既考虑到尝试新理论引进的必要性，也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已有的学术传统中接纳外来方法的困难和阻力。后来的传播过程证明，大凡“旧教条”较为森严的研究领域，对新理论的排拒也就自然较为强烈。倒是外语学界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承当了自觉引进和催促变革的先锋任务。这和欧美大学中英文系外文系率先接受新理论的情况是大体相似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刊登美国文论家魏伯·司各特的《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之译文，他的专著《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中文版由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教授翻译，于次年问世，给正在兴起的新方法讨论带来有益的信息。司各特在该书中介绍了自弗雷泽、荣格到劳伦斯、鲍特金、肯尼思·伯克、威尔逊·赖特、费德莱尔（又译菲德拉）、蔡斯等一批原型批评家，却只字未提加拿大人弗莱。在引述了一些或褒或贬的意见之后，司各特说出了他自己对这种批评模式的洞见：“但无论其优劣，图腾式批评显然反映了当代人对理性、科学观念的大为不满。人类学模式的文学旨在使我们恢复全部的人性，重视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与强调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的心理分裂相对照，人类学模式的文学使我们再次成为初民的一员，而原型批评就在于从文学中发现这种初民身分的表演。”（注：司各特著、蓝仁哲译：《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根据这一提示，后来的中国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家坚持认为，沟通神话、仪式与现实存在，重构原始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联系乃是该派批评的力度所在。
理论翻译界在1983年有两部文选分别译介了荣格的原型心理学和弗莱的原型批评论，揭开了这一西方批评理论流派在大陆学界传播的序幕。这两部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和伍蠡甫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前者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料”栏目下汇编了有关“意识流”的理论背景材料，其中收入了马士沂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一文，译者在广泛阅读荣格著述的基础上分别选择《现代人寻找灵魂》、《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儿童原型心理学》和《母亲原型心理学侧面》等著作片段和论文予以译出。后者在“结构主义”文论栏下收入的唯一代表作是弗莱（弗拉亥）《同一的寓言》（1963年）书中一章的节译。译者称弗莱为“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表之一，并以神话分析著称”（注：见《现代西方文论选》，33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这种介绍不够确切，似乎用于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更合适些。可见初期的引进工作对西方当代批评的全貌尚存隔膜，在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均已由盛而衰的年代尚不能准确地把握二者间的差异（注：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的着异，参看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中译本，99页。）。在随后几年的译介高潮中这种情况有所改观。
虽然荣格和弗莱在最初分别以“意识流”理论家和结构主义代表而走进中国大陆文学理论界，人们还是用充满惊讶和敬畏的眼光接受了他们，并且迅速地为新潮批评家所引用了。
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的话语大背景中，荣格与弗洛伊德师徒二人虽然同为迟来的思想大师，但前者强调“集体”的倾向却容易在价值观上同本土需要相吻合，而过多地谈论“个人”和“性”的后者却始终显得像个不速之客或异端邪说的制造者。这种文化传播中的本土选择机制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原型批评比精神分析批评晚了半个多世纪进入中国学界，却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随后发表的张隆溪介绍原型批评的《诸神的复活》（注：载《读书》，1983(6)。），也体现出这一道理。
该文虽然对弗莱多少有较严肃的“批判”，如“弗莱的理论只停留在艺术形式的考察，完全不顾及文学的社会历史条件”（案：在那个将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看得比文学本身重要得多的年代，这样的批语几乎是够致命的了），但对荣格和弗雷泽两家较客气，除了客观地介绍以外，并未施加“批判”。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试图从本土学术传统中寻觅出足以和外来方法对接的根脉和生长点，举出闻一多《神话与诗》以人类学方法钻研古典诗歌与神话之联系为例，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这样就实际上起到了缓解中西文论间距离感和批判张力的作用，使单纯的介绍转化为某种带有暗示性的倡导。“诸神的复活”这个诗意的篇名似乎具有了某种预言意义：1984年5月中国神话学会宣告成立；出版内刊《神话学信息》，大量介绍国外和港台的神话研究新进展；又创办了以袁珂为主编的《中国神话》集刊，集中发表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1985年10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也特设“比较神话专题”，使刚刚兴起的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便同神话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这个自古以来便“不语怪力乱神”的国度似乎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话复兴热潮。这正可作为原型批评得以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的时代契机。
袁珂在《中国神话》第一集的序中写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尽可能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思考并解决中国神话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只要是好的，或者部分对我们是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将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注：见《中国神话》，第一集，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萧兵在《中国大陆的神话热》一文中描述说：“几年前，中国学术界一觉醒来，睁大眼睛看世界，如饥似渴，甚至生吞活剥似地译介了外国包括神话学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学术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和布留尔的结构主义锋头正健，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说方兴未艾，弗洛依德、荣格们的情意综——集体无意识理论死灰复燃，弗雷泽、赫丽生的剑桥——仪式学派又获新生。中国文化的‘新生代’突然发觉中国神话竟然像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新兴神话学又是一门连锁着许多科学‘热点’的带头性学科。……如所周知，以神话为典型标本的野性思维的开掘将导致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突破。民族古老灵魂的重视震撼着现代人枯索迷惘的心灵，为文化学和文化史提供着发生学的依据。”（注：该文为徐华龙《中国神话传说研究》序。）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理论界激活的神话研究以及相应的更具中国特色的仙话和鬼话研究、比较文学界的跨学科要求以及文化寻根思潮的需要，共同促成了神话—原型批评中国化的思想和学术基础，而不能仅仅看成是批评界新方法热的产物。
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在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高潮。当时在哲学、美学和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者均表示出对原型理论的兴趣。刘再复说：“如果我们能对原型批评法作些改造，那么，我们当代的文学批评，不也可以增加一点色彩和深度吗？”（注：《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载《读书》，1985(2)、(3)。）在这种渴望多样化和深度的自觉要求下，1986年叶舒宪发表了长篇述评文章《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注：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2)、(3)。），首次较为系统地评述了这一批评派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应用中的不同倾向和分支，并试图结合中国文学批评的实际指出其特点与局限。他还在1987年出版了《神话—原型批评》译文集，按照基本理论和批评实践两部分编选了20篇论文，其中有首次译介的弗雷泽、弗莱、威尔赖特等人的著作选段，以原型理论的集大成者弗莱为中心，多层次地反映该派理论的来龙去脉。编者从《批评的解剖》一书中选择了集中阐发原型批评方法论的《作为神话的象征》和《原型批评：神话理论》，从中可以显示西方文学脱胎于神话又借助于神话原型的置换与重构而发展更新的轨迹，也体现了弗莱史论统一的批评风范和透视深度。另外还翻译了弗莱以原型方法解析弥尔顿诗《黎西达斯》的论文《文学即整体关系》和晚年研究《圣经》的著作《伟大的代码》选段。这部文集遂成为原型批评中国化的催化剂，十多年来被众多学者效法和引用。
与此同时，出版界还推出荣格的另外几种著作中译本，如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还有张月译的美国学者霍尔概述荣格思想的著作《荣格心理学纲要》等，使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说同文艺创作之间的理论联系成为持久的学术兴奋点。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等一批跨学科研究成果均受惠于荣格学说的启迪。后者在历述了西方“原型美学”几种见解后总结说：“如此说来，追问原型，就决不是单纯出于理论兴趣，而有更深的意向所在——弄清艺术体验的本根，弄清人的存在的本根。”（注：见《审美体验论》，28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倡导文学人类学批评的方克强，在阐发原型批评理论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将文学人类学批评划分为原始主义批评与神话原型批评两个阵营，并从理论特征上加以论证。在文学创作上，西方有原始主义文学，旨在揭示原始与文明的比较和反省，这些作品本身已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内涵。与此相应，我国新时期也出现寻根文学，借用原始主义批评的视角有利于中西文学的比较和鉴别。况且，原始主义批评还可以在某些层面上补充原型批评之不足。方克强还把文学人类学的活力归结于它的宽容与开放，认为：“它能够自如地运用其它批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来为自己的批评目标服务，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武库。其原因有二：首先，文学人类学相信人类文学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追求人类文学经验的整合，这一信念和目标使它对其它批评方法不仅不抱偏见，而且认为结合其它批评方法的运用是理所当然。其次，文学人类学批评只规定了一个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方法论上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在根本精神上并不与其它方法相冲突，而且相包容。”（注：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21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经过这样的界说，文学人类学批评有助于消除本土学术传统中的门户之见和排外倾向，这当然与人类学这门学科原有的宏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背景要求有关。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意义外，人类学还能教会我们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及学科本位主义的自大心态，为即将来临的知识全球化进程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甘阳翻译的卡西尔《人论》一书中有对神话与象征的哲学和认识论意义的深刻阐释，这书第一次印刷就近十万册；李小兵译的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一书收入了有关国家的神话的专论，这些著作为研究神话文学的人提供了更高的理论基点。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曾被弗莱推崇为文学批评的经典，该书节本的汉译本在60年代已经完成，1987年正式出版，给我国的人文学界带来很大的触动。此后各地出版社竞相出版人类学译丛，比较文学丛书和民俗文化丛书，一批本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宗教学和神话学著作相继汉译，这自然大大促进了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给新兴的神话—原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相互促进的有利条件。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人在人类学视野中得到思想的启蒙，反观文学现象时眼界为之开阔。
如何使人类学理论同中国文艺学的现状相调适是译介者们一开始就注意到的问题。俞建章、叶舒宪合著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一书提出人类思维与符号的系统发生过程假说，作为考查语言和艺术的宏观背景，把原型作为神话思维时代的符号形态，追索了随着神话思维向艺术思维的置换而发生的原型审美化过程。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把审美发生的难题放置在空前广阔的人类学领域去探讨，展示出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大量新角度、新资料和新成果。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涉及最多的是文化人类学家有关原始思维的理论，以及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有关史前艺术，原始艺术和神话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从表面上看与美学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却构成我们理解史前艺术、原始艺术和神话的重要前提。而只要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人类最早、最原始的艺术的意义，那么审美发生的秘密就不难被发现。”（注：《原始文化研究》，780页，三联书店，1988。）叶舒宪的《探索非理性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归纳出原型模式的中国变体，尝试重构中国上古神话宇宙观的时空体系，使这种具有人类学性质的方法是否可用于中国文学的问题得到初步论证。季红真对此评论说：“这个理论学派力图打破种族与文化的疆域，希望在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中，确立文学的原型框架……所谓共同人性也就不仅仅限于食、性这样一些基本的种系繁衍的生命活动，还包括在这种活动中对时空的感知方式等形而上的内容。民族性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在这个巨大的宏观背景中，而是体现为不同的感知方式。”（注：季红真：《神话的衰落与复兴——读〈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有感》，载《文学评论》，1989(4)。）也有的学者还著文提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原型批评的可能性问题，体现了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重新范畴西方新理论的一方面呼声。
进入90年代，学术界一方面有必要对几年来的译介引进工作加以反省，另一方面也提出跨世纪的继往开来之目标。一些理论刊物以专栏的形式体现这种双重的需要。《文艺争鸣》于1990年推出“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和“中国文学与原型批评笔谈”两个栏目；1992年又辟有“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专栏。《上海文论》1992年开辟“当代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专栏，首期刊出“文学人类学与原型批评”小辑。其中方克强的《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一文首次尝试对这一批评流派的几年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叶舒宪的《破译与重构——原型批评的发展趋向》则评述弗莱之后原型批评在欧美批评界的新动向，介绍了约翰·怀特的《现代小说中的神话—原型预示技巧研究》和《神话小说与阅读过程》，葛尔德的《现代文学中的神话意向》，维克里的《〈金枝〉的文学影响》和《神话与本文》，斯洛科的《神话诗艺：文学经典中的神话模式》等一批成果。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刊《中国比较文学》也自1992年起增设“神话原型研究”专栏，这些主题集中的学术栏目起到了承前启后、沟通中外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原型批评的中国化进程。
1995年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弗莱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30多人出席，首次对这位原型批评宗师的理论遗产展开中西间的理论对话。会后成立了“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至1998年初，共出版了《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弗莱文论选集》、《伟大的代码》、《批评的道路》等论著和译著，为原型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论参照。在中外学者的要求和支持下，第二届“弗莱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将于1999年在内蒙古大学召开，对原型批评的世纪成就与得失作全面的回顾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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