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中央：一九三○年的扩大会议（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会议论文,中央论文,九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扩大会议，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系指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所召开的欲另立党统的会议。（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97—598页。）该会议不仅通过宣言、起草约法，并且组织了国民政府， 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出版之《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虽搜列有不被党统正式承认的上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名录，扩大会议则付之阙如；第三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概述”中亦未提及，足见扩大会议不为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72—84页。），其所成立的国民政府也被视为“伪”政府（注：李云汉主编，林养志、宋正仪编辑：《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 1册，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278—279页。），阎、汪等人甚至被指为“叛乱集团”（注：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4编，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87页。）。
过去有关扩大会议的论著，大多属于回忆性文章（注：有关回忆扩大会议的文章甚多，举其荦荦大者如下：邹鲁《回顾录》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368—373页；陈公博《北平扩大会议》，载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以下简称《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页；薛笃弼《扩大会议始末》，载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460页；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5—453页；邓哲熙与戈定远《冯玉祥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54—457页；田象奎《国民党扩大会议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1988年版，第22—28页。这些当事人回忆性质的文章仍有错漏之处，不可遽信。例如邹鲁有关扩大会议的回忆云：“及汪北来， 表示接纳。那时阎部已和平接收平津各机关。民国19年6月13日，我们就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产生政府。同时反对中央的战事也就正式爆发。党的方面，我们主张以党权还诸全党，所以预备召集四全大会。”（《回顾录》第2册，第317页）上述这段回忆，有几点明显错误：扩大会议成立的日期是7月13日，不是6月13日。扩大会议成立时，汪精卫仍在香港，迨成立后才北上，于7月23日抵达北平。 双方战事正式爆发应于5月中旬，不是在扩大会议成立同时。 扩大会议主张召集的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或偏重于强调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注：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韩信夫：《阎锡山与北平扩大会议》，载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比较缺乏客观而深入的讨论。 学界以扩大会议为专题研究者，首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注：原文发表于《传记文学》第33卷第4期（1978年10月）， 此处参考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83页。 ）一文；沈氏运用报章杂志、当事人回忆录和部分函电等资料，全面探讨扩大会议之酝酿、争论、成立及影响的历程。沈文虽为研究扩大会议的经典之作，但仍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如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文中黄少谷、谷正纲皆以“黄××”、“谷××”替代。（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第270、271、272、274、 276页。）此外，扩大会议召开前，改组派和西山派的争论情形，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以及为何扩大会议召集一个多月后才正式组织政府等等，均有待深入的分析。
再者，沈著《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一文距今已逾20年，近年来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和各种史料文献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原始档案的解密开放，已使扩大会议的资料更为完备。笔者不以名家之论而敬谨从之，拟根据新材料，特别是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对扩大会议这一课题予以新的阐释。
二、争党统
党统，系指中国国民党一系相承的法统。阎锡山、汪精卫等召集扩大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不过，在会议召开之前，改组派和西山派却也为了“党统”问题彼此争论不休，几乎使扩大会议濒临流产。以下即欲探讨改组派和西山派由互争党统到妥协结合，进而联合召开扩大会议的经过，即由互争党统到与蒋争党统的历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 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注：蒋永敬：《从护法到北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期，1984年3月，第152页。 ）对外联合苏俄，冀望其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对内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姑且不论“容共”政策的本意是“溶共”（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87年影印版，第218页。 ）或是 “统一战线”（注： 郭恒钰认为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立场来看，1923年至1927年的国共关系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代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页。），此后国民党内即因容共问题而争论不已。
迨孙中山逝世后，尤其鲍罗廷操持汪精卫国民政府后，国民党内的纠纷和冲突更为激烈。1925年 8月，胡汉民因“廖案”被迫出国赴俄；林森、邹鲁亦受排挤离开广州，其他如谢持、戴季陶、张继、邵元冲等“反共”人士也相继离粤。汪精卫和中共左倾势力几乎已完全控制广州中国国民党党部。
为了抑制共产党，林森、邹鲁决心联络旅居各地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执监委员，召集一届四中全会，共谋对策。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等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即俗称之“西山会议”。（注：《回顾录》第2册，第207页；居正编：《清党实录》，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50—67页。）该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案、鲍罗廷解职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项决议。（注：居正编：《清党实录》，第7—17页。）足见其对汪精卫、 鲍罗廷等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不满，特别是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形成粤、沪两个中央党部对峙之局。（注：易正义：《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6月，第8页。）此为中国国民党的首次公开分裂。
鉴于西山派在上海另立党统，汪精卫等人除策动舆论指摘其为“叛逆”外（注：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不详），第31页。），也急谋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因应。1926年1月，广东中央召开二全大会，出席代表除共产党人外， 大都为国民党左派分子（注：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大会代表名义参加粤中央二全大会，各家记述不一；不过，共产党员几乎控制大会议程则是肯定的。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685—687页； 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版，第40页。）， 大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对西山派的处理，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93页。）。与此同时，上海中央也积极筹开二全大会以为对抗。（注：上海中央二全大会仍赓续北京西山会议“反共”、“分共”立场。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册，第677—682页。）至此，中国国民党内因容共驱共之争， 已彻底决裂成粤、沪两个中央党务系统，其距孙中山逝世，仅及一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不久即攻克武汉、江西，翌年3月占领上海、南京，长江流域几为国民党势力所控制。国民党在军事上虽获得胜利，但在党务与政治方面却因容共反共意见分歧而导致“宁汉分裂”。即当时中国国民党有三个中央党部（沪、汉、宁），有两个国民政府（宁、汉），而其分裂的症结皆归之于中共问题。及至武汉分共后，宁、沪、汉三方才决议合作成立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组织政府。（注：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16辑，台北，党史会1968年影印版，总第2872—2874页。）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但因党内实力派人士（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皆不表支持，特别委员会仍告无疾而终。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然欲迈向实质的统一政局，端视党权、军权能否归于一统。是以北伐完成前夕，蒋介石在中央党部讲《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时特别指出：我们中国内部，尤其是本党党员个个要能够明了主义，共同一致来拥护中央，服从中央的命令；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力，奉还中央，完全由中央来统一财政、军政。（注：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载《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21辑，总第4128页。）其具体办法即为：实施国军编遣和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不过，在三全大会前夕，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已视南京中央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注：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载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7页。）；更不满其指派三全大会代表，谴责其违反党内民主精神，遂埋下会后党内纷争的根源。1929年3月15日， 原本被寄望可统合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如期于南京召开，虽建立了党的新权力中枢，但因改组派、西山派几皆被摈斥于外，使党的整合遥遥无期，而另一场争党统的风暴已酝酿其中。
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旦，国民政府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准备从事部队缩编，此举引起旧军阀的猜疑，遂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48—152页；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3—160页；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337页。）在历次军事行动中，阎锡山表面上与南京国府保持良好关系，暗中则唆使冯玉祥、唐生智倒蒋，甚至代拟唐与西北将领的通电稿。（注：《唐生智致蒋方震电》（1929年12月18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至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8.0372.42/0032—3—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并不再注档号、藏所）。该电文末称洛、郑防务已请宋、孙接防，亦为阎所深恨之一端。）后因唐生智结纳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引起阎的疑忌（注：《袁华选致唐生智电》（1929年12月7日）、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29年12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才有1929年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联名“拥护中央统一”的通电（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2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 7卷第1期，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辑，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总第2313—2314页（本文以下所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均为影印本页）。）。至1930年初，时局似趋于安定，但阎蒋关系已渐行渐远，终至兵戎相见。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 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至2月底，南京中央和阎往复文电十余封， 围绕党国问题相互论辩。（注：《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0年2月10日）、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0年2月12日）及此后往来电文，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卷第2辑，台北，1952年版（出版者不详），第46—65页。 ）正值蒋阎进行“电报战”之际，蛰居香港的汪精卫一方面致电支持阎锡山（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9 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 2月21—2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总第2454—2455页。），一方面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动。（注：《苦笑录》，第226页。）而西山派的邹鲁则早已在北方运动反蒋（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1—542页；《回顾录》第2册，第368—369页。）。故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西山派，在反蒋的大前提下，有了共同合作的机会。
1930年3月18日，汪精卫电请阎锡山速组织政府， 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资号召。（注：《胡宗铎致孔庚电》（1930年3月 18日戌时），《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9年1月至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9.0372.42/0032—1—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记为3月24日。 ）阎氏对于组织政府一事，曾表示俟陈公博、王法勤到后，即可筹划一切。（注：《陈公博王法勤致张允荣电》（1930年3月24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不过，筹组政府之前，必先解决改组派、西山派的党统争议。3月下旬，陈公博、王法勤（改组派）、邹鲁、 谢持（西山派）、赵丕廉、贾景德（晋阎代表）等人，在北平什刹海召开会议，讨论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 （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65页。）由于改组派只承认粤二届，否认沪二届， 邹鲁等坚持粤、沪二届平等，当时在香港的汪精卫也反对粤、沪二届并存，两派因党统问题而起纷争，遂使该次会谈毫无具体成果。（注：《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王法勤陈公博致陶冶公卢蔚乾电》（1930年4月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会后谢持曾致电许崇智，表示：“改组派又欲否认沪二届，讨论数日，持等坚持沪二届平等谈，致无结果。阎有组军政府计划，大势如此，沪主张断难实现，应专效力军事为善。”（注：《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邹鲁也写了一封长电给正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文中云：
军事进展之时，党事未能商妥，至歉；而未能商妥之故，由于改组派必欲存彼方之二届，而否认沪方之二届……且就粤二届证之，委员为卅余人，反蒋者未及半数，其中改组派则不过数人，非特不能代表粤二届，乃欲否认沪二届，必为整个团结之障碍。证之数年来，反共反蒋均系沪二届，岂反共反蒋出自汪等则为功，出自弟等则为罪乎？进而言之，党统实已破碎，而改组派则破碎之破碎，实不配再言党统。（注：《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谢持、邹鲁均对北平会议中改组派否认沪二届的态度表示不满，谢持且似有放弃再协商之意。
西山派、改组派北平会商破裂后，陈公博、王法勤即于4月1日首途太原，与阎锡山晤谈。据陈、王致胡宗铎电中表示：阎对邹鲁所提沪二届亦不苟同，但坚持政府由党产生，且政府组织应网罗各方，为表示团结已派人赴平接邹、 谢来并。 （注：《王法勤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遂有4 月中旬的太原党务会议。
邹鲁对于解决党统纷争，曾经提出三种办法：用一届行使职权；用沪、粤两个二届行使职权；用革命方式另起炉灶。然基于党统已破碎，邹氏认为宜采用革命方式，舍弃法统观念，以有历史及功绩的同志组织干部行使职权。（注：《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赴太原前夕，邹也与阎的代表贾景德、温寿泉举行秘密会谈，获得初步共识为：将党事另行讨论，先组织最高政治会议，并由该会产生政府。（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但此一会议结果，仍须征求阎、冯及奉张同意后才能正式对外发表。邹、谢等人就带着这一方案赴太原谒阎，但并没有获得阎的认可，阎锡山仍坚持政府需由党产生。
1930年4月中旬，改组派、 西山派在太原的党务会议又因党统问题而陷入僵局。（注：邹鲁、谢持等人于4月11日离开北平，12 日晚抵达太原；14日与陈公博、王法勤及晋方代表赵丕廉、荣鸿胪、辜仁发、袁鸿昌、郭懋治等举行谈话会；16日举行太原会议。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4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5 期， 总第2558页；《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 月1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因为党事一直无法妥善解决，坊间传出陈公博极力联冯制阎，并唆使平津工人大罢工以胁制阎氏。（注：《刘珍年致赵辅宸电》（1930年4月 11 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此则消息虽未经证实，却足以反映党统问题之纠结难解，似乎只有期待汪精卫北上。（注：阎、冯及驻晋各代表都曾电请汪精卫赴太原，陈公博白云梯也致电汪氏北上领导一切，并表示汪若北上有三大意义：表示诚意助阎倒蒋；或可解决党事；可扩大宣传。见《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月18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但汪氏亦不认同邹鲁等坚持声明粤、沪二届合并之议，曾致电陈公博、王法勤云：
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乃吾人最低限度之主张，决不再退一步。环龙二届较之蒋之伪三代会更为滑稽……弟意宜详告阎公，二中与西山已无可调停，阎公若重视西山，即请阎公与西山共同组织中央党部及负政治完全责任。（注：《胡宗铎叶琪致陈公博王法勤电》（1930年4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对于汪精卫这封近乎决裂的电文，阎锡山派商震、冀贡泉手持亲笔函往晤陈公博等人，谓党务仍归汪氏负完全责任。（注：《王法勤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2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至于党事，依然盼望容纳左右两派。
另一方面，陈公博认为因邹鲁坚持沪二届党部，致使北平、太原会议均无进展，乃与傅汝霖等相偕转赴平、津与覃振等商洽进一步办法。陈公博等以覃振为西山派中较易沟通且不反对改组派者，与之磋商数日，终使北方党务问题露出了一线曙光。覃、陈商议的原则为：以党国为前提，消释一切个人或派别之意见；完全采取非常手段，撇开数年来党的一切纠纷。在这两项原则下决定：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并制定约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期，总第2597—2598页。）谈判数月的党事，有了解决之势，谢持、王法勤、白云梯、邹鲁等人，也相继由太原赴北平加入会商（注：1930年5月4日至7 日，覃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陈公博、胡宗铎、郭泰祺、叶琪和陶冶公等九人在天津会谈得初步决议，即函电阎、冯及在太原党内要人。11日，王法勤、白云梯、谢持由太原抵北平，会议移往北平续商；19日，邹鲁、赵丕廉又自太原来北平加入会商。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9—15、16—22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19、20期，总第2597—2598、2617、2629页。），终于决定：粤、沪二届各自发表结束宣言，再发表一封联名总宣言。
西山派、改组派好不容易获得的共识，因为汪精卫的一封电文又起波折。1930年6月1日，汪精卫发表通电，重提二届党统问题，强调粤二届为正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 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0页。）此举引起邹鲁、 谢持的不满，二人于5 日发电驳斥之（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2页。）；12日，汪氏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一文，虽然表示愿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一致努力，但依旧坚持粤二届正统论（注：汪精卫：《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载南华日报社编《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香港，1930年版，第207—215页。）；北方党统之争再起。这期间曾传出汪蒋合作、阎另组劳动国民党等消息（注：《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6月18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1930年6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且汪精卫与邹鲁又打起了笔战（注：汪精卫和邹鲁等为了“以党治军”、“以人治军”在报上打起了笔战。见汪精卫《以人治军？》，载《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第232—243页。），改组派、西山派似乎已告决裂；但实际上，覃振曾致电汪精卫劝其牺牲成见，晋阎代表赵丕廉、冀贡泉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同意合作。（注：《覃振致汪兆铭电》（1930年6月4日），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283页；《覃振致傅汝霖电》（1930年6月26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7—450页。）其办法为：两派发表一通联名宣言；粤二届发表提议召集扩大会议宣言，再由沪二届发表赞同宣言；署名则皆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 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5页。）至此，西山派、 改组派的党统之争乃告落幕，北平扩大会议遂于7月13日召开。 容纳左右两派的北平扩大会议，自认承继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否认以指派代表产生的南京国民党三全会议，准备召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三全会议。至此，中国国民党正式分裂成北平、南京两个中央党部，彼此互争党统。
三、争正统
正统，原为封建社会中某一王朝统一全国后对其一脉相承系统的自称。本文所谓“正统”，系指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法统，亦可称为“政统”。
阎锡山发动军事倒蒋之初，即明白政治上需要另立一个中央，来否认南京政权；同时，将来善后在法统上也才有所凭恃。（注：李茂盛等著：《阎锡山全传》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第460 页。 ）1930年2月，阎氏于“电报战”中即强调“党人治党，国人治国”； 其致蒋电云：“惟党国者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必须一起交还于党。”（注：《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0年2月20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第60页。）2月23日，阎等45人联名通电中亦云：“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先求整个之党。”（注：《阎锡山等45人通电》（1930年2月23日）， 《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3册，第66—68页。 ）故阎氏一直坚持扩大会议必须容纳左右两派，且政府一定要由党产生。
扩大会议联名宣言中否认南京的三全大会，主张要“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6—2717页。）该会议的成员包括粤、沪二届委员和以军事首领身份加入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注：陈公博回忆扩大会议含括一、二、三届委员，阎锡山、冯玉祥均以三届委员身份加入。见《苦笑录》，第231 —232页。上段回忆可能有误，因为扩大会议系反对南京三全大会， 若容纳三届委员，将难以自圆其说，又如何去“争党统”。阎、冯、李（宗仁）等，均以军事首领身份加入，原本亦包括张学良，但张未参加。见《危道丰致熙洽电》（1930年7 月 3 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即阎所谓之“整个的党”。阎氏既然已达成“整个的党”，就要以此为基础，去完成“统一的国”，即组织国民政府来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
扩大会议成立后，汪精卫即离港北上，于7月23日抵达北平， 随即与谢持、邹鲁等交换党政意见，确定党的理论及今后党务办法，双方获得了共识（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8—24 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9期，总第2725—2728页。），并于28 日第一次谈话会通过“求党的真实意义实现”的7项基础条件：（1）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2 ）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大会议宣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3）民众运动、 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4）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 不直接干涉政务。（5）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6）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材，收群策群力之效。（7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25—31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30期，总第2741页；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3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学者曾评述上列七项基本原则：系国民党人基于数年党治的经验所得，不失为救偏补弊的良策。（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64—165页。）不过，无论是阎锡山或汪精卫，都认为组织国民政府才是首要之务。
阎、汪等筹组国民政府，除与南京中央争正统并建立领导重心外，还具有下列几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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