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主义中的激情、怨恨及其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怨恨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06-0026-06 爱国主义情感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热爱的一种显性的基本表达，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情感的存在才有国家、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情感也凝结着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其历史文化、国家成就、国家象征等方面的心理积淀。国家的荣辱和尊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这种感情有其崇高的象征与力量，但只有与国家的整体发展一致，才能对国家产生有益的促进，否则会适得其反。对于爱国主义中常常夹杂着的民族主义的因素，需要我们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让它能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有利的推动作用，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化解怨恨，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社会氛围。 一、爱国主义中的激情与理性及其根源 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表现是情感的表达，爱国情感中既有激情也有理性。在这对矛盾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及两者的关系在不同条件下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对内、对外两种情况。有人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理性。[1]也有人认为：“如今强调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主流话语中民族主义的另一种提法。”[2]一般来讲，爱国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对国家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深厚的感情是建立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的记忆、熏陶、沉淀的基础上的，具有持久、温和及理性的特点，不但对自己的国家、同胞有强烈的感情，同时也兼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爱国“称为‘主义’，不仅是指个体的一种情感体验，而且是指民族情感、伦理思想、政治观点、法律行为等多种成分所构成的一种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体系”。“在爱国认知、爱国情感和爱国行为的形成过程中，爱国情感处于中介的核心地位。”[3]而民族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把一种特殊的思想感情和利益偏好作为普遍的、整体的利益，因此，这种感情常常是狭隘的、偏激的。“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4]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情感的推动力会对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爱国的高尚情感也常常会失去理性，对社会造成危害。最理想的结果是爱国主义能够把民族主义纳入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轨道，成为一种积极的、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并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感情。因此，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在现实中，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5] 爱国主义情感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同时也蕴含着很大的建构因素在内，特别是国家对爱国情感的培育，对历史、文化等共同性的塑造。因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及其表达。相对于英、美等国家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政治统一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则在外敌入侵时产生了自卫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共同的血缘、语言等，但常常“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且“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6]产生盲目排外倾向和种族主义。近代德国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德国的思想家们也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抽象的世界主义，并与真实历史发展的有机连续性统一起来，使个体独特性与整体结合起来，[7]但最终还是在国家至上、整体主义、自然文化有机体等传统观念与国际国内危机及体制缺陷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引发了世界战争的灾难。而战后德国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忏悔又为理性认识人类历史的灾难树立了典范。其实，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如果成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都有可能造成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伤害。 对于我国来说，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要形成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容易。近代以来，我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源于西方侵略造成的危机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再加上封闭的古老帝国造成的文化优越感、世界中心主义、天下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在被迫转变中产生了激烈的反抗情绪、整体性解决国家危机的倾向，与这种倾向相对立，同时又产生了强烈的保守观念，特别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而在复制了西方具有进攻性、统一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和逻辑之后，民族主义所暗含的人民主权、人性觉醒等因素在中国并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即使对民主、个人权利的诉求最终也要服从于国家的救亡图存。因此，近代以来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摇摆徘徊，而倡导理性、中道的思想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在今天，这种理性主义的声音也常常在义愤的民族主义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一系列的国际矛盾或冲突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表达，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中，对于民族耻辱的受害者的悲情记忆是形成这种激烈情绪的主要动因，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为这种情绪提供了现实背景。而从国家发展的阶段来讲，仍然需要民族主义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于是在近代的耻辱记忆、民族复兴，以及文化自觉、外部压制等条件的多重作用下，民族主义的激愤情绪与国家利益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如何在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使民族主义涵括在爱国主义的范围内，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来加强和建立爱国主义的共识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需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反省，并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中梳理出有益的东西。 民族主义的激情和影响力，不但是针对社会危机或特定事件的反应，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思想道德基础。“作为爱国主义的一个变种，民族主义结合了爱国主义与恐外症，对待外部他者采取敌对态度，并被假定为一种‘公德’，因此变得极端非理性和盲目。”[8]对于中国来讲，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认知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和感性直观，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判断要高于事实判断，使得民族主义的高调道德更有了思想文化基础。“泛道德主义最大的力量在于激情”，然而这种激情虽然有利于凝聚人心，但却不利于理性判断。[9]同时，在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世界中锲入的暴力因素，在中华民族悲情崛起的漫长历程中，逐渐被历史所固化，成为中国的现代精神基因”。[10]对于这些因素，一是要警惕民族主义高调的道德激情而忽略了国家核心利益；二是要进行公民意识教育，使爱国热情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表达。除了这些，还需要在爱国主义情感中注入世界情怀，提倡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在本民族和国家之外，从人类文明、人权等的角度来进行相互的理解和发展。 二、爱国主义中的怨恨及其社会影响分析 英国哲学家伯林说：“民族主义——在今天大概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它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种创伤是一个民族在自尊或领土方面加之于另一个民族的。……只有知识，细致而不是简洁的知识，才能驱散它……此外，历史、人类学、法律……也可以提供帮助。”他特别提到，假如“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羞辱”，后来的历史会是另外一种面貌。[11]的确，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对古代优秀的文化和杰出的成就存在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是自大心理，而近代以来的落后却又造成了很强的自卑感。“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在国家危亡、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会起到动员民众和激励斗志的作用；而一旦国力上升，却依然受人轻视，甚至只是感觉受人轻视，都很容易反应过激。”[12]因此，如何认识、体认悲情意识和怨恨心理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掺杂着道德情感、文化优越感和近代屈辱的悲愤的中国人，对于国耻及其有关的记忆常常会在某个事件中产生激烈的复杂矛盾的感情，这种情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理解的。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语言、种族、历史文化等文化因素加上国籍、领土、主权等近代以来的国家要素都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区分，感情的因素自然囊括在内。对于中国来说，古代的辉煌和近代的屈辱所形成的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和感受是非常矛盾的，而革命的成功、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得革命文化长期支配和主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中怨恨动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取得了反殖民的民族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内形成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国家有意去支持和强化人们的屈辱记忆，以此来振奋国民树立自强的民族精神，而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阶级对抗、不同性质国家间的对抗更加强烈。近些年民族主义上升的过程中仍然显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与这种选择性记恨和选择性遗忘关联在一起的必然是决绝性的对抗。这种对抗，可以满足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推动国家崛起的兴奋感需求。因为只有在抵抗中，中国遭受的屈辱才能化解开来；只有在对抗中，中国崛起的喜悦才能显露出来；只有在对抗中，才足以看到美国的衰落和中国兴盛之鲜明的对比；只有在对抗中，中国才能发现国家认同的丰厚资源。”[13]但这种受伤的民族主义所形成的“弯曲的树枝”，一旦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反弹，很容易演变成为进攻性的民族主义。[14]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民族问题是从属于阶级问题的，当阶级问题解决了，民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阶级对抗和仇恨是革命动员的原始动力，所谓的“国仇家恨”就是这一思想理论的生动表述，很长时期内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有研究表明：“国家具有情感属性，而怨恨又是情感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国家能够生成怨恨体验。”[15]怨恨情感所包含的动力取决于情感能量的大小，怨恨情感对国家“情感模式”的影响，则取决于国家的怨恨如何转变为一种“集体情感模式”，也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是在主流的“价值判断的媒介”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种情绪常常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走向。另外，怨恨情感的“核心节点”在相关环境下的刺激信息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促进民族精神的提升，这种怨恨情感既包含着国家的有意推动，同时这个作用也对其他方面的事业产生了推动力。[16]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特定的历史遭遇以及形成的怨恨情感、主流价值塑造了国家的认知图式和人们的情感模式，使得人们在表达爱国情感的时候，必然受到这种认知图式、主流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时，更深层的因素还有中国人所具有的对权威的崇拜、由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导致的社会“主奴人格”。现实中，在爱国情感的表达以及日常的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参与中又缺乏合理的渠道和体制，因此，感情的表达常常表现出非常激烈的情绪。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建设以及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个总是怀恨在心的民族是不足以理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因此也就不足以走出怨恨境地，开拓理性发展的天地。”“建立在怨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具有将民族引导向以仇外情绪掩盖内部危机的误区的危险。”[17]其实，这种怨恨使得民族国家之间很难真正走出阴影，而且都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叙事。“直面西欧帝国主义，开始经历近代的亚洲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于是，各国竞相以‘受害者’意识为基础，构建各自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这种受害者意识为逐日强化的各国排他性民族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似乎无视其他民族的痛苦也无大碍，换言之，此种受害者意识为各民族颁发了赦免自己施害行为的免罪赦令，这不能不更加令人心寒。”[18]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进步作用的评价使得我们在对待历史耻辱问题上应该有一份清醒。[19]但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常常进行一种简单的带有政治结论的历史教育。而应试教育所造成的死记硬背、简单灌输，以及缺乏对历史事实、价值的分析和探求，使得青年学生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对抗思维和非理性的狭隘意识中。不但在学校教育中，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宣传教育思想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影响更为深远。 对中国来说，近代以来应激性民族主义所产生的觉醒、愤慨、反抗，以及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过程，也应是一个民族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和成熟的过程，这其中对于历史遗产和民族耻辱运用的考量、民族精神的提炼、公民精神的塑造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大的考验。 三、爱国主义中的激情、怨恨及其转化 “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其精神都不能不包含两个基本的层面。其一是对现实的执著性；其二是对现实的超越性。……因为，唯其有现实精神才能生存，唯其有超越精神才能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当然也是如此。”[20]的确，任何人都必须具有对于民族国家的爱，这样国家的发展才有凝聚力和强大的动力，这种爱从整体上说要超越个人的利益，这对任何民族、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性，否则就可能会形成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爱好和平、文化宽容始终是中国悠久的传统，天下主义、和谐思想等传统观念对我们今天解决国际问题仍有很大的启示，这是我们的思想资源。但近代以来，封建社会晚期的自大、封闭造成我们民族对外的无知和盲动，而殖民侵略后的屈辱也成为民族觉醒、奋发的动力。然而，这种沉痛的记忆所造成的心态和心智上的非理性，越来越不适应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现实中，这种历史的记忆不可能被忘记，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当年的屈辱以及这些屈辱在当今民族意识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以及国内的民族认同、国家建设方面的问题决定了民族主义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决定了民族的屈辱记忆仍然会成为国家凝聚力整合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是历时性的问题，这更加需要我们明确目前的核心利益和目标，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不要让民族主义的激情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国家实力增强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宽容、平和的心态，也才能使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思想观念、国家交往、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出转变。 阿克顿曾告诫人们：“一个民族也只能在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共处与相互竞争中得到优化和改良。”[21]正在走向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几年又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这都是向世界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即使对于日本，我们也表达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宽容姿态，而且在战后和中日建交中展现了中日永久和平的愿望及行动。这些观念、原则和行动都表明，中国正在努力走出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但国际间的问题除了历史记忆外，还有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的言行挑衅、对侵略历史的美化和掩盖以及美国战略中心向亚洲的转移等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叠加，让国人具有了一种反抗霸权的正义的力量，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彰显了其价值和号召力。这种国际局势需要我们在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积极应对，但期望“正义凯旋”的怨恨表达一方面能够使政治动员的力度更大，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具有极端倾向的破坏性行为。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常常是难以估量和控制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国家的真正的爱，只能是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分内的工作，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增添贡献而不是麻烦。相信只有在国家整体实力增强的基础上，才有更大的发言权，中国才能对世界和平有更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 “真正的宽恕要了解过去，了解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22]因此，我们的历史观念、价值观念，看待历史事实及分析评价，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唯此才能对历史有理性的认识，培养理性的思维，而不是产生廉价的激情。在我国近代史上，对于有争议的“卖国者”琦善的形象，茅海建的分析使得我们从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进步的角度对鸦片战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儒家思想的夷夏观念、忠奸理论、“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模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种模式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对于历史，“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23]对于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葛剑雄认为：“我们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种人文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大问题。学历史之初，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概念和重要的历史事实。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教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方法。”“缺少一种‘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没有比较的视角”，[24]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也是公民教育的问题。我们需要培养现代公民，使其养成独立、批判性思考的意识，而“缺乏公民与国家的选择和理性关联，容易导致暴力的滋生”。[25]“因此，理性的全面的历史反思对于培育公民文化思维是十分重要的。”[26] 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不只是单个国家的事情，要形成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超越”需要对历史事实认识的共识。德国战后在编写历史教材过程中，与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协商是成功的范例；中日韩联合编写近代史，[27]在促进国际理解方面也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战后的国际理解教育，反映了人类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一种文明的进步，各个国家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另一方面，在共同的价值观念上要取得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才能使人类文明更加丰富，整个世界更加和平。因此，对于历史问题，我们“必须把国际理解教育观渗入历史课程编制之中，那就是：无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有何巨大差异，都要做到尊重历史事实，要有宽容意识，反对唯我独尊式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等的煽动；学会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消除民族偏见，使学生拥有理解和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提倡协商、合作与对话。”[28] 对于我国来说，超越历史问题的怨恨既有文化渊源也有理论基础，但进一步的超越需要以整个国家的成熟、文明发展、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为基础。正如吴建民所说，消除“弱国心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29]正在崛起中的中国，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增长、公民理性的不断成长，一个理性成熟、负责任的大国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