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联邦论文,时期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通常认为，胡适办《努力》（1922—1923），声音最响亮、影响最大的是由胡适起草并发起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引人注目的是后来反复为人所讥讽的“好政府主义”。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努力》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什么“好政府”，而是它一直在为之努力但后来却中途而废（废于国民党北伐）的“联省自治”。这是一个效仿美国联邦制的建国主张，它暗含于“好政府”中却未曾言明，但它在《努力》后来的篇幅中以及“这一周”的系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发——只是还未引起我们今天的充分注意。
胡适是一个联邦主义者，这应因了国内自1920年掀起的“联省自治”的潮流。当广州政府发生“孙陈冲突”时，胡适既反对国民党根据旧道德攻击陈炯明，也多少遗憾于陈采取炮轰的方式驱逐孙中山（认为打破了南北均衡，有碍于南北和议）。但在政治主张上胡适认同陈而反对孙，并指其为“倒行逆施”。孙陈冲突，要害在于孙要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而陈却主张弥兵息祸，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一个模范省。由于孙中山打的是“统一”牌，而“联省”又被简单地视为“分裂”，因此，在一个盛行“大一统”观念的民族国家，持统一主张的肯定占据着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双重优势，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但问题在于，中国自辛亥之后，原本就是统一国家，至少是形式上的。恰恰是护法运动使它分裂，于是才有这一北一南两个政府，也才有这两个政府如何统一的问题。
无疑，南方的孙中山是要武力革命的，而北廷也不甘示弱。这一南一北在军事上较劲，夹在中间的湖南便吃不消了。因为南方政府的护法战争，使湖南首当其冲，受祸连连。而它的北面，又是北洋直系在湖北大兵压境。当此南北两军鏖战之际，倍感压力的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920年率先挂出“联省自治”的旗子，试图以“独立”的姿态，将湖南拉出南北政争之外，且不许双方加兵于湘境。本来是逼出来的“联省自治”，不料在全国群起响应。从1920到1922年，“联省自治”的热潮，便在华夏大地蔓延开来。
“联省自治”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多重意义。它首先就意味着息兵。陈炯明是反北伐的，孙中山北伐失败后，自然要怪罪于陈。在孙后来向国民党所作的报告书中，他指责陈和湖南当局勾结，“一则阻我前进，一则绝我归路”。即使如此，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当局，固然也不愿意，曾与陈炯明通声气，但湖南人民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因为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扎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所以在那年三月内，湖南许多公团，曾组织哀吁团，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请北伐军勿入湘境；一面电请吴佩孚、肖耀南，撤退驻守岳州的北军。故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的诱惑……”①
反对战争，反对武力统一，不独湖南，国人无不具此心愿。但，孙中山是个执意要北伐的人，这对北廷当然是威胁。北方军阀可能不在意陈炯明的广东省政府，但无法不在意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很有意思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一次通电中这样指责南北政府：“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但见其交责，不闻其自反。夫统一必由我成，近于专制，改革必遂我意，近于独裁。虽各以爱国为名，然以己意代民意，以己是代国是之足为和平障碍则一也。”② 这南北各打五十板的通电其实更多是打在南政府的七寸上，尽管这位秀才军阀也是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
有趣的是，身为文人的胡适和也是秀才出身的军阀陈炯明虽然没有打过交道，但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他们却识见相同。反对武力统一，呼唤南北议和，走美国联邦式的道路，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这一共识，如果陈炯明可以实实在在地在广东落实，胡适却只能在《努力》上申张。今天看来，当时中国没有比联省自治和停止武力更重要的事了，因此《努力》在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它的其他议题（比如“科玄论战”等）都更重要，也更具历史意义。
1922年8月14日，胡适随同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与吴佩孚的首席幕僚孙丹林见面，“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孙说时颇得意；他又说，‘要是我肯给子玉（即吴佩孚，笔者注）上条陈，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生气。孑民先生说，‘那么吴子玉也不过是一个军阀！’梦麟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说到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③ 此时孙中山已被陈炯明逐出广州，逐渐得势的吴佩孚却企图在武力上跃跃欲试，因此，胡适在“这一周”中的态度颇为峻急：“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另外，针对另一支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他们试图用革命的方式完成统一，胡适的态度也很鲜明：“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④ 让胡适没能料到的是，革命并非画饼，国民党的第一次北伐失败了，但几年后的第二次北伐在蒋介石手上却成功了，它不仅是武力的，也是革命的。国民党及其后来原本就是革命党，革命在它们那里，离开了暴力和武力就什么都不是。随着内战性质的北伐成功，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维持了十几年的共和框架彻底颠覆，为一党专制所取代。二、苦苦挣扎的美国联邦式的努力彻底破产，代之的是苏俄式的集权大一统。从此，中国告别了“美国之途”，走上了“苏俄之路”。
据胡适日记，陈炯明在逐走孙中山之后，曾派人在京邀胡适吃饭，饭桌上，来人代为表达陈炯明的意思，请胡适南下广东办大学。胡适拒绝了，“我劝他转告陈炯明，此时先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借文化事业来做招牌，是靠不住的。”⑤
案：前曾言，胡适和陈炯明在一些关键的地方识见相同。如其举例，在陈炯明邀胡适南下前曾邀陈独秀南下，南下的陈独秀和陈炯明交谈时，一则劝其加入共产党，一则劝说他“要干不能徒侍军队，广大的工人群足负很大的任务”。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他的观点是：“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⑥ 同样，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一拨激进青年致信胡适，一则反对他的主张，二则倡议“平民革命”，到民间去唤醒民众。对此，胡适在“这一周”中表态：
“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⑦
异曲同工！不把自己的主张作政治煽动，更不把民间力量诸如工、农、商、学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和运作对象，比如二十世纪我们常见的学生运动其实是运动学生。陈炯明不论，胡适对此非常清醒。他哪怕失去学生，也不会运动学生。1936年初，胡适与信汤尔和，一贯不主张学生罢课的胡适如此“自清”：
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曾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曾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⑧
二
“联省自治”的母本即美国，这是仿效美国政制而欲使之在中国实现的一种政治努力。作为一场运动，它虽然是在1920年开始兴起，但作为一种思想，早在戊戌维新时代就已萌蘖。在粱启超眼里，“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辛亥革命时，山东宣布独立，省咨议局向清廷提出八项条件，第五条即“宪法须注明中国政体为联邦政体”。后来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试图商讨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也是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说：“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倒是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求统一故，中央集权的思想压倒了联邦自治的思想。但，此后，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张东荪等士林中人都是力持美国联邦主义的。
“联省自治”这个词相传是章太炎的杰作，它是美国联邦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个词有两个基本诉求：一，各省自己制定宪法，依照省宪建立省政府，不受中央和他省干涉。二，在此基础上，由各省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统一。在当时南北两个政府都以正统自居并希求用武力统一中国时，联省的思路是止息战争，和平统一。胡适无疑是联省的赞助者，《努力》也不断在这方面做工作。但反对联省的势力也很大，概而略之：一，主张革命的共产党人比如陈独秀是反对联省的。二，同样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人也是反联省的，孙中山北伐就是例子。三，北洋势力中的吴佩孚，四，当时北美的一批留学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四十余人），他们都在反对联邦制。胡适在《努力》上与这几种反联省的势力都有过交锋，以上他对孙中山的批评，已经大大开罪了国民党。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他和共产党人陈独秀的争执。
陈独秀的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是认为联省自治其实就是军阀割据，而军阀割据恰是当时的乱源，因此他主张集中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倾覆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另外，陈独秀认为自治重在城镇乡，而不宜到省，到省，那就是联邦制，而联邦制不合国情。显然，潜伏在这一观点之后的，则是全国大一统的思路。
这里有一个误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即“联省自治”是分裂，而“中央集权”是统一。自周秦以降，“统一”已经成为华夏民族最牢固的一种民族心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谁主张分裂，则举国共诛，谁声称统一，则举国皆同。联省的主张由于和当时武人割据的现实相因应，所以很容易招致分裂的罪名，而陈独秀和孙中山也正是分别以此为号召。
事实上，胡适既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也是一个统一主义者。1922年6月27日，陈炯明逐走孙中山的第十一天，胡适等一干人在顾维钧家聚会，讨论国是。据胡适当日日记，“李石曾、王雪廷提出一个商榷书，提倡一个‘邦联制’（confederation），名为‘分治的统一’，实则严格的分裂。我起来痛驳他；因为王君自说是略仿美国最初八年的邦联制，故我说，不去采用美国这一百三十年的联邦制，而去学那最初八年试验失败的邦联制，是为倒行逆施！是日加入讨论的人，没有一人赞成他们这个意见的。”⑨ 从胡适的态度到最后一句，可见“统一”不仅是一种人心，也是一种禁脔。王雪廷不过一主张而已，以至胡适峻急如此，而他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同样，在6月中旬的“这一周”上，胡适的态度很鲜明：“统一的条件的中心必是承认联邦式的统一国家，这是无可疑的。但联邦式的国家全不是现在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⑩ 既联邦，又统一，是当时胡适的基本诉求。
就联邦制而言，如果统一不成其为问题（美国是联邦国家，没人会认为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那么，胡适和陈独秀（包括孙中山）的冲突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制。作为一种制度表述，它表现为这样两种对抗形式：“中央集权制vs联邦分权制”。陈、孙属于前者，胡适属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央集权的统一不是国土意义上的统一，而是中央统治权力的统一。同样，联邦的分权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裂，而是解分中央集权为地方权力。两者的焦点锁定在“权力”上，它们是统一国家范畴内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
什么是联邦制？请听听英国勋爵阿克顿的声音，他说的非常透彻：“联邦制：它是权力之间相互并列的关系，而不是权力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它是一种平等的联盟，而不是上下之间的等级森严的秩序；它是相互制约的各种独立自主的力量；它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因此，自由出现在其中。”(11) 以美国联邦制为例，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并不是权力隶属关系，而是相互并列关系，美国总统并不能任命任何一个州长，后者必须来自各州的民选。因此，美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它是各州之间的平等的联盟，其中亦不存在各州之间的倾轧。那么，国家与州之间的权力又是如何配置的呢？如果说“权力者”无论国家还是州都由票选而定；那么，“权力”无论是国权还是州权都由宪法（省宪和国宪）来决定。宪法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权力配置的机关。其配置方式，中央取“例举主义”，地方取“概括主义”，此即凡是例举出来的权力属于中央外，其他未曾例举的权力一概属于地方。两者相较，中央的权力是有限的，而地方权力无限。这也是地方自治的含义。由于联邦制的政府权力有国家和州两个平行的层次，因此这样一种权力配置又称“复合制”。
和“复合制”对应的“单一制”即中央集权制。所有的权力“九九归一”俱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再把相应的权力授予给它下面的成员单位，比如州或省。这样，州省与中央的关系就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等级森严的隶属关系，州长和省长不过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地方官员。根据权力来自谁便对谁负责的原则，地方官员可以不对地方负责而必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它的权力配置和联邦制相反，是中央取“概括主义”，地方取“例举主义”，亦即地方权力是有限的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则无限。中国自周秦以降的郡县制即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它的权力路线图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尖宝塔结构，由中央而郡（省）而县（市）而乡（区），以下（包括乡）则为自治（以上陈独秀就认为自治只能维持在乡和城镇的层次）。各个行政区划的权力无不来自它的上层，最后一直可以上溯到中央，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走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大一统的老路，到最后一个王朝满清覆亡，王纲解纽，国人便想改弦更张，效法和尝试美国联邦制了。而当年美国人之所以不考虑单一制而取联邦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后者更适合于广袤的大陆，适合于多种族构成的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批评陈独秀时这样说：“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合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至于陈独秀一面批评联省自治，一面把当时的军阀割据视为“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胡适“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那么，乱源到底是什么呢？在胡适看来，正是和中央集权相配套的武力统一。所谓“合久必分”，便是中央统治力的衰退，原分封的各地军阀便闹起了分裂。而“分久必合”则是一个军阀用武力消灭其它军阀，从而形成新的中央集权，又开始新的分封。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没有突破这分合循环的怪圈。所以，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胡适俱认为“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他批评袁世凯在民国三、四年间，国内“联邦论”已起，仍把“袁家将”分布到各省，即便如此，依然不能遏制各省独立的趋势，而袁则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推行帝制。因此“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12) 而欲解决军阀割据这个政治纠纷，胡适的态度是：“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引同上）这是胡适读了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后，在《努力》上回答的一封公开信，题目就是“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读了胡适的文章，也收到了胡适的信，陈独秀写过五页信纸给胡适，胡适把它粘贴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果说胡适是要用省自治的方式来遏制地方军阀，那么，陈独秀的态度更明确：“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13) 把革命视为自己的迷信，陈独秀不愧是老革命党。目的可以暂时不论，解决现下的问题只有革命一途，革命包办一切。那么，历史的走向是胡适的呢，还是陈独秀的呢？很明显，胡适又失算了。不仅共产党人陈独秀是要革命的，南方的国民党也是要革命的。孙中山临死前的嘱咐就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在革命的大纛下开始合作，完成孙中山遗嘱的就是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国民革命”，就是北伐。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时，湖南省宪终止，随之终止的便是自1920年也是由湖南开始的历时六年的联省运动。后一年，北伐成功，历史又回复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历史不同的是，这次大一统是党统，党统彻底宣告了美国联邦制在中国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苏俄政制在中国的起来。从此，苏俄体制便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案：当共产党人陈独秀把联省当作分裂来反时，一直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却是个非常热情的联省主义者。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声称：“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管。”关起门来干什么呢？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毛说：“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而“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此刻，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源自美国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美国总统门罗当年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要义在美洲不管欧洲的事，欧洲也别管美洲的事。美洲的门罗主义到中国就是“省门罗主义”，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中央和外省都别管。这难道是要搞分裂吗？不，在其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洲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宪法的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上由分而合的路。”(14) 从毛泽东的个案，可见当时联省自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且中国十多个省已开始或准备实行之，它之最终毁于北伐战火，只能说历史走错了房间。
三
在国民党孙中山和共产党陈独秀之外，反对联省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在当时也是最有实力的人物，便是北洋直系的吴佩孚。吴佩孚声称，给他三年时间，他一定能统一中国，当然是用武力。1922年8月，吴佩孚的一份通电，其中第二条便表达了他对联省的反对。胡适以这份电报为底本，以“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为标题，在“这一周”中对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对于国家政体，吴主张“须以单一之形式，贯彻分权之精神”，而联省在他看来，不过是“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这是和孙中山陈独秀一样的论调：联省就是分裂。因此，胡适指谓：“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害国家的统一。……因为统一民主国尽可以包含联邦式的统一民主国。”胡适说：“假使我们能做到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式统一，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吗？”(15)
插：有趣的是，吴是个军头，未留学过北美，他有此见，不足为论。差不多与此同时，留学北美的中国学生康白情、张闻天等四十多人从太平洋那边对联省发表意见，他们的“制宪庸议”连日在国内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这拨身在联邦制度中的人也是反联邦的，他们认为：“自联邦说兴，国内士大夫狃于现状，乃揭橥联省自治，欲易我二千年来沿习善制。”原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些留学生眼中是“善制”！“中国自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郡县制度确立，即属单层统治权。以至于今，就是临时约法，修订宪法，宪法草案等所载，也全采单层统治权。”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依据历史，依据帝国政府权力的让与，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本意，我们的宪法，必采单层统治权，本不成问题。”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胡适眼中是一个大混淆，即“把郡县代表统一，又把封建和联邦看作一样”。(16) 尤其是后者，封建本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它就是中央集权对地方权力的让与，就像袁世凯把自己的亲兵亲将分封到各地一样，它怎么能够和权力本来就来自地方的联邦制相提并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与联邦的不同，就是地方权力来源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又牵涉到那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治。民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遗产之一，即陈独秀所标举的“德先生”。以上陈独秀反联邦时也是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可是在陈独秀那里，民主只是一个口号，并不曾落实也无从落实。因为民主的落实需要具体的路径，而联省自治在当时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的路径依赖。因此，胡适在这次批评吴佩孚时，乃是从民治角度出发的，看起来是批评吴佩孚一人，其实它的批评面甚广，同时包括“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扮作“德先生”的陈独秀，以及其他士林。
吴佩孚的统一可以归结为八个字：“集权于国，分权于民”。胡适责问：“试问怎样才叫做‘集权于国，分权于民’？依吴氏的具体办法，省长必由中央任命，难道就可算是‘集权于国’了吗？那么，又怎样‘分权于民’呢？吴氏一面说‘宜民自治’，‘分权于民’，一面又怕‘省长而入选，非军阀则贾氓；县长而入选，非乡愿则地痞’。他又说，‘政治甫入轨范之日，民选之利尚在无何有之乡，而其为害已不可胜纪’。如此看来，‘分权于民’四个字也只好留在无何有之乡了。”(17) 联省的要义之一，便是省长民选而不由中央委派，而委派的省长，他的负责对象只能是中央而不是地方，比如当年由北洋皖系派至湖南的督军张敬尧，在湖南胡作非为，为害甚烈，搞得湘人怨声载道，最后为湘人所驱逐。因此，联省意义上的省长民选，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对中央集权的“去专制化”，其次，它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方式，复次，它是民治在中国实行的具体落实。就最后一点而言，民治必自地方始，因为民总是生活在和他利益攸关的地方空间中。大于地方的空间虽是价值上的递进和超越，但就自治言，它的排次却在地方之后。如果中央权力是选举的，但地方权力比如省，却是中央委派的，那么对地方来说，它依然不是自治的。反之，如果地方权力来自地方票选，而中央权力却无从问及，那么，就这个地方言，它依然可以是自治的。因此，民治也好，民主也罢，包括民权，如果不是餍足于口号（陈独秀和孙中山是把这个口号叫得震天响），北美联邦制就是当时最切近实际的推行方式。
然而，吴佩孚反对民选的理由也是摆得上桌面的，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即使是借口，但实情也未必不是如此。那么胡适如何应对呢？胡适说：
我们要明白承认：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胡适的意思，不是等组织完备、锻炼已成再推行民治，而是民治本身就能教会民众如何实行民治，此所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8)
因此，胡适这样归谬吴佩孚：
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若依吴佩孚的兢兢怀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组织未备，锻炼未成，究其终极，总统而入选，非军阀即奸雄；议员而入选，非政棍即财主！”我们何不也改总统为世袭皇帝，改议员为任命的呢？（同上）
最后，胡适指出，现在重要的问题乃是从事权角度确定，哪些权力归中央，哪些权力归地方，至于“吴佩孚驳民选省长的理由，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同上）
胡适仅仅是在驳吴佩孚吗？非也。持吴氏类似看法的，并非吴氏一人。比如，这是鲁迅的声音，当时的鲁迅对共和政治之类颇不以为然，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19) 那么，怎么办呢？鲁迅的方子是“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0) 鲁迅的意思很显然，先人而后制度，人的问题不解决，什么制度都没用。另外一个是胡适的朋友张慰慈，他是留美学政治的，是政治学博士。他在他的《政治概论》第七章中，提出的问题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这个问题在胡适那儿是肯定的，在鲁迅那儿则是否定的。张慰慈以虚拟的口吻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这其实就是胡适当时的思想，然而张慰慈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21) 在这个意义上，张慰慈和鲁迅又是曲径暗通的。对此，胡适在给张氏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然后，胡适以自己留学时见过的两次美国大选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所以谙熟大选程序，盖在于“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因此，“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永没有民治的希望了。”(22) 最后一句话，分明说的就是中国了。
可以看到，当联省问题变成民治问题时（联省必然诉诸民治，而离开联省，当时的民治不过是空谈），人，还是制度：这个问题就摆上桌面。吴佩孚以人为理由来延缓制度（后来国民党的“训政”也是同样逻辑），鲁迅以人为先而后制度，张慰慈至少也小看了制度的作用；那么，胡适呢，他的选择是制度优先，由制度而后人。这是胡适民治思想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民治与独裁”的思想论战，也一直延续到我们能否民治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并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
注释：
① 转引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1页。
② 转引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81页。
③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56页。
④ 胡适：“这一周·41”，《胡适文集》卷3，第437页。
⑤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86页。
⑥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95页。
⑦ 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胡适文集》卷3，第334页。
⑧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5页。
⑨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10页。
⑩ 胡适：“这一周·9”，《胡适文集》卷3，第408页。
(11)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9页。
(12)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胡适文集》卷3，第371—372页。
(13) 转引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811页。
(14) 转引李玉刚：“青年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初兴”，载集体编：《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5)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页。
(16) 胡适：“这一周·50”，《胡适文集》卷3，第447页。
(17)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页。
(18)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426页。
(19)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0) 《鲁迅景宋通信集·八》第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1) 转引胡适：“《政治概论》序”，《胡适文集》卷3，第324页。
(22) 胡适：“《政治概论》序”，《胡适文集》卷3，第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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