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贡献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以其众多领域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 其在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相比，他在中国民族史方面的成 就同样杰出。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力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 史实际相结合，多方面追求理论的创新与开拓。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民族史方面提 出了一些颇有建树的新观点、新认识，不仅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也有力地 推动了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作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 史研究，将会面临更新的挑战，要使民族史工作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就不该忽略先辈们的重 大贡 献，而应从回顾中不断汲取先辈们不懈探索的精神和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于我们开阔研究视 野 和提高理论修养是不无裨益的。
一、关于中国民族史学科本身的理论问题
民族史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中虽然很早就被注意，但是大多数学者往往回避学科本身建设 的理论问题，致使其中仍有很多难点，如学科的地位与作用、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及研究方法等。而白寿彝先生从不回避，先后就有关问题作具体论述，为学科本身的建设 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民族史研究的地位、作用及重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流行“历史无用论” ，针对这种情形，白先生自信地提出“历史领域尤其是民族史领域里不存在危机”[1](72) ，因为“理解历史，更可以理解现在，使我们在前进中少走一些弯路，特别是民族史研究， 更有现实意义，它处处与民族团结，国家前途千丝万缕地联系着”[1](73)，同时他强调“ 我们是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1](73)。这些论述明确了民族史 研究在中国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民族史研究的现实功用。具体来看，一是“对少数民族历史与社会情 况的了解，在增强国内民族团结上，在使一个民族有充分的自信，使它得以发挥它的积极性 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1](32)；二是“对于粉碎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 无主义的残余思想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1](33)；第三，他认为民族史工作是“培养进 步的民族思想和批判落后的民族思想之必要工作”[1](33)，对此，他结合历史教育指出“ 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把培养学生们正确的民族思想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1](33)。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白先生在论及民族史研究作用时，流露出强 烈的服务于现实的价值取向，即要求我们民族史工作应面向现实开展研究，看到民族史研究 的社会作用，不应只停留于就事论事。
那么，什么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呢？白先生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指出“从历史上研 究 ，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1](72)。这一认识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目 前得到广泛认同。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这 无疑是对白先生提法的响应。
2.民族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一再强调“我 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要在指导下进行工作 ，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72)。其具体论述表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他批判了历史研究中的狭义主义和非唯物主义的倾向，点明“专门就事论 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66)。他也批判民族史研究中的感情用事，指出不能用民族情感 代 替唯物主义，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其次，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史观，一贯主张 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来研究中国民族史。在论及西北回民起义时，他主张“要从全局的角 度出发，要有全局的观点，从全中国的发展形势看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站得更高一些，不会 拘泥于自己的小圈子里”，“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 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1](61)。基于此，他 曾告诫回族史工作者“懂得整个，从整个看问题，那才看得清楚，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 清楚呢？”[1](206)这一看法不仅对某一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整个多民族 国家统一发展史的研究更重要。再次，他强调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在批判狭义主义的同时 ，白先生多次批判了割裂历史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 一 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更为重要”[1](53)。 具体到民族史研究时，他说：“我们民族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 ，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 少也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的全貌。”[1](73)这些主张无一不 体现出白先生对历史理论的重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坚持及发扬。他在1991年曾 寄语 回族史工作者：“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研究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修养和伊斯兰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 这也是给广大民族史工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民族史研究 。
白先生坚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研究民族历史，并将其视为评判研究成果科学性的依据， 他曾说：“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1](209)提及民族 史 的撰写工作，他说：“第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1](213)这 些提法反映出白先生旨在追求民族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是倡导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 原则。这一原则应该始终成为历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则。更为值得 重视和发扬的是，白先生一贯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这反映在他众多的民族史专题研究中， 如强调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共同推动祖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在进行中国 历史分期的工作时，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和民族关系和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标准。在《中国 通史》的编纂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中国通史》第八卷（元时期）的《题记》中，他 指明“民族史是本书（指多卷本《中国通史》）计划中的重点。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 排，是一个大问题”。其实，这一思想在《中国通史·导论》中早有明确的提议：“撰写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 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3]对这一思想的深刻领 会，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研究与学习中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此外，白先生在强调理论重要性时，也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选择。仅就回族史的研究来看 ，他曾提出回族史工作者的素质之一是“更须足迹遍及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 过 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4](1)。当然，他自己自民国以来曾多次深入各地回族社区，发掘 、抢救和整理了大量濒临散佚的珍贵资料，为回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 础。这一方面体现了白先生极为重视史料工作，另一方面体现了他重视以实地考察获取资料 的方法。由于少数民族史料往往是既往的旧史中所缺略的部分，因此，提倡文献和调查结合 仍然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
上文虽是对白先生民族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所作的简要评述，但足以说明他对民族史工作的 重视，体现了对理论开拓与创新的追求精神。1996年，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他 再一次强调民族史工作“要求我们要从实质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把理论同中国实 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民族史研究中，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对民族形成 的影响、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等， 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下过 多的功夫”[5](99)，呼吁大家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修养。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 推动民族史的发展。
二、专题研究上的理论突破
正是从以上指导思想和原则出发，白先生站在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制高点，在许多专 题研究上力求理论的创新与开拓，从多方面深入探索中构建起中国民族史的理论框架。在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族平等原则的同时，他始终强调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是我们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也是白先生构建中国 民族史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衡量民族关系，评价民族英雄，以及划分多民族国家统一发 展阶段等的基本依据。在这一前提下，他从多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具匠心的新认识、新观点。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 众所周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白先生以为这一提法还不明确，有必要深入探讨，一来可以使人们认清历史上的统一，二 来可以让大家理解现在的统一。他首先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个历史概念”[1](12)， 应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考虑。对此，白先生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独具创新的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对于如何理解“统一”的概念，他提出应从“统一的规模”来关 照中国历史的发展，指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规模的形成有四种形式：一种是单一民族内部的 统一；一种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第三种是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第四种是我们现在 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多民族的统一。论及统一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我们的统一是经 过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1](11)从中国历史实际来看 ，促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形成的动因是历史上各民族在思想上有“统一意识的传统”[1](24) 。当然，他十分重视这一问题，指出该意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且进一步提出“ 该意识在中国历史上是占支配地位的”[1](1)。
那么如何看待“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呢？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白先生运用唯物辩 证法，从哲学的高度来阐明“一”和“多”的关系，“‘多’和‘一’的关系，并不能简单 地理解为好像是土豆同口袋的关系，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就是把土豆放进口袋就行了，我想‘ 一’是在‘多’的中间，它不是一个口袋，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轴线，是方向，这样理解‘一 ’ 和‘多’的关系，恐怕合适一些”[1](14)。这一理论要求我们不仅从横的方向来看待现实 中的统一，还应该从纵的方向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认清历史上的统一。这一提法不但符合 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且可视为对中国历史特有规律的总结。从现实角度来看，还有助于我 们理解统一的国家利益与各民族利益的密切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解从根本上回答了 中国古今各民族如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命题，从而将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与中国通 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从历史实际中客观地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具体地再现 出来。这在以下的各项专题中，均有表现。
2.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 白先生十分重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他指出“讲中国封建社会 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1](43)，中国历史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发 展是分不开的，“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好几个标志，最大的一个标志是民族关系的问题”[1 ](42)。这要求我们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深刻领悟“中国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关系”[1](43) 。而研究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从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因此，他反对 片面、孤立地研究，批判过去的研究“强调矛盾、斗争、破坏，不是向前看，应换一个看法 ”[1](43)。这换一个看法，就是要站在通史的角度，以长远、开阔的眼光，本着高瞻远瞩 的精神去研究，从总体上把握民族关系的主流。
面对学术界见解不同，理论纷争的情形，白先生对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提出独到的认 识：“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 尽管各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 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1](53)而促使主流形成的重要因 素则是“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互相依赖、互相支援”[1](54)。20世纪90年代初， 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团结，虽然历史上有民族斗争、矛盾， 但是统一的趋势没变，因而是友好团结的关系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3](24)
3.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问题 对这一问题，白先生首先明确指出“汉族是中国 历史上的主体民族”[1](56)，其生产水平、文化水平，在历史各时期都比少数民族高，因 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稳定的力量，没有这个 民族不行。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 [1](5)。因而，白先生强调要重视汉族的历史地位，但又要防止滋长大汉族主义。因为祖国 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汉族成为主体民族，需要 有各个民族各方面的支持”[1](59)。
从历史贡献来看，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性是，第一，“对边疆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 量 ，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第二，“少数民族在边疆上巩 固国防，起很大作用”；第三，“在生产方面，少数民族的贡献也很大”[1](54)。从国家 的统一发展来看，统一“首先是各民族内部的统一，然后各民族混合起来统一。中国各民族 统一的过程，及其统一的深度，都直接影响到我们全国社会发展的水平，是全国的大事情。 从各民族统一的程度，统一情况的发展看，往往标志着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1](67)。从 中国 历史整体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1](55)，汉、唐 盛世的出现都是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援、拥护的结果。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少数 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 志就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因此，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将民族杂居地区的 封 建化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不仅体现了其民族平等的思想，也体现了对少数 民族历史地位的尊重。总之，“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 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 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能 分开的”[1](56)。
4.关于民族英雄的问题 白先生以为民族英雄主要分两大类，一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 ，“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1](43)，二是 本民族内部的英雄，“即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 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1](44)。同时他还论及评价民族英雄的问题，“评价民族英雄， 不能用民族的观点去肯定，应用国际主义精神去肯定。要从全局看”[1](44)，提醒我们在 评价历史人物时，不应局限在对本民族发展是否有利，还要看是否有利于全中国的发展。
三、余 论
白先生以其在民族史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通过上述 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他构建的中国民族史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产物 。 而这一有机结合的实现得益于他在两个方面的继承。
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在涉及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时，他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 指 出两者是“一”和“多”的关系，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丰富 了“一”。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整体史观。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 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 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站在研究全部历史的角度，白 寿彝先生主张，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并就此作创新性阐释：“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 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 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 了 。”这一方面的继承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上表现为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平等的思想，比如关于少数民族历史 地位问题，他指出“从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 行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 ，“民族的统一的程度、统一情况的发展往往标志着整个国家的历史过程”。这些从不同侧 面总结出的历史论断，基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为肯定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如《中国通史》的编纂，不仅反映了各少数民族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边疆开发与 巩固和抗击外来侵略上的贡献，而且将少数民族的统一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相结合， 肯定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对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另外在民族英雄的界定上也体现了他对马克 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继承。
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在《中国通史·导论》中，他回顾了中国撰述的 悠久历史，批驳了“中国史书只记汉族不记少数民族历史”的错误认识，评价了不同时期史 学家的民族思想。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中，肯定性地继承了中国史书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 优良传统，选择性地吸收了诸如司马迁、杜佑以及近代史学家在民族问题上的理智态度和民 族平等思想。
从这两个方面的继承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构建的中国民族史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 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民族平等思 想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框架的构建，使我们明确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 范 围、地位、作用和任务，有助于我们克服研究中片面、狭隘的思想。此外，一向重视历史教 育作用的他积极提倡中国民族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指出“这不仅可以拓宽、深化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而且可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是了解过去， 解释现在，观察未来，历史研究不能引导人们向后看，而要引导人们向前看。作为通史理 论的重要基础，白寿彝先生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以及对中国民族史理论框架的构 建，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定的信念；体现了一个通史学家回顾过去，直面现在和 展 望未来时，对“通古今之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一个少数民族史学家的挚热爱国情怀。 这给我们留下的启迪何等重要，何等深远。这启迪就是将历史经验与历史前途相结合，使中 国民族史研究达到贯通古今，开启未来的深远境界。白先生的理论贡献及其为学的精神将激 励我们不断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