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三农问题论文,趋势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6)03-0024-04
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呈现出许多良好的发展因素。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创举，已经使大量农民受惠；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正在引动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变化……。但是，在推动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环境中，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并不乐观的问题：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发展矛盾。我认为，这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一、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不可能离开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外生性发展战略，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任何内生性发展战略的新举措都不能替代这个战略任务。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经过27年改革开放的探索、研究，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大致可以分为内生性发展战略和外生性发展战略两大部分。这两大战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所谓内生性发展，就是由政策改善、科技创新、政府投入、制度变革等因素作用于农业部门内部推动的发展。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与此同时，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外生性发展任务，就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这个战略任务是前者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无法完成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改变农民收入状况。现在有足够的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准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平均水准，成为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最少的群体之一。从城乡收入增长的比较分析观察，虽然少数年份也有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但总体趋势表明，城乡收入的差距是不断扩大的。按照国内统计口径的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有6000万左右，只占全体农村人口的十几个百分点。但是，这是一个很低水准的贫困与非贫困分野。
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衡量——每天生活消费两美元，提出中国还有4亿人没有达标。这主要也是农村人口。沃尔芬森认为尽管贫困在努力改善，但问题是这些从社会贫困最底层向上爬的人并没有爬多高。
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中国农村大约两亿多富余劳动力的长期沉积，很难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的增长、发展，获得具有平均社会收入水平的就业安排，从而最终脱离从社会贫困最底层向上缓慢爬行的命运，必须逐步向非农经济部门进行就业转移。之后，再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这种就业转移逐步向工业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圈进行人口规模转移。从目前学界和政府达到的认识水平看，这恐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课题。
这个历史课题的提出和解决，并不是起源于任何学者的研究发现，而实际上早就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起动了。
二、中国农民就业转移的增长，在90年代末期逐步减缓和相对稳定下来，但这个时候正是农民耕地被大规模占用的高潮期，可能引动重大经济社会矛盾的基因已经蕴含其中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城乡比较收入激励的杠杆下，农业生产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非农经济的二、三产业进行流动转移。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比例占整个国民经济就业的70.5%，是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绝对主体，也是表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殊指标。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下降为68.7%、62.4%、60.1%、52.2%、50.5%、49.8%和50%。从70年代的70.5%到2000年的50%，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下降了20.5个百分点[1]。这个时期，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在国民产值比例和社会就业比例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上，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我的研究发现，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流动转移为主要动因，导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就业比例下降过程，在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显示出极其缓慢的下降，甚至出现了就业比例相对稳定的状态（见下图）。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上图表明，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分别为49.9%、50.1%、50%、50%、50%、49.1%、49.7%，大致稳定在50%左右的水平，变动差率在1到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如果仅仅出现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比例显示出极其缓慢的下降，甚至出现了就业比例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能还是不足为虑的。但严重的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扩张特别迅猛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非常突出的普遍特征就是，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扩展大量占用土地，农村的耕地面积迅速大量减少。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年到2003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较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的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5.125%，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增长状况具有明显差别的数据，一个是农村转移就业增长相当缓慢，一个是农村耕地面积快速下降。
如果单独考察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下降缓慢和相对稳定，或者单独考察工业化发展和城市扩展大量占用农民耕地，可能还难以说明什么问题，甚或还可以讲出许多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对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下降缓慢和相对稳定来讲，可以从城镇失业率较高、农民工就业局限和粮食生产收入增长等方面的原因做出解释；关于工业化发展和城市扩建大量占用农业耕地，一个似乎十分坚硬的道理就是，这种情况难以避免，是任何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加速发展都曾经历过的事情，中国也没有可能例外。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现象、两组数据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里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可能引动重大经济社会矛盾的基因已经蕴含其中了。
当我们把这种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同历史上类似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的时候，又会发现，以往可供借鉴的历史发展实例告诉了我们许多完全不同的情况。
三、同以往工业化历史的类似事例进行比较考察，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第一产业就业率的大幅下降，而中国现在出现的情况至少是一种并没有找到充分合理解释的反例。
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西方主流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史中，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互有差异，但有一个特征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和城市经济急剧扩张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大规模占用农业耕地的时候，也同时大规模地吸纳农村就业人口，使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发生重大改变，二、三次产业迅速成为社会经济就业的主体，并同时大量把这些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茨教授的长期深入研究，19世纪初期到中期，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工业化发展最为迅速、最为深入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大量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时期。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在全部产业就业中的比例只有20%多一点，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约占80%。库茨涅茨教授认为，到这个时候，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任务就可以算基本上完成了[2]。
马克思用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观察视角，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过程。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加速积累——发展的时期，对于大量丧失土地、离开农村而被迫成为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原有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采取野蛮的方式大量剥削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发展奠定了资本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马克思的详细考察中，看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变为城市居民（贫民）的情况。
由此历史发展的比较，我们现在好像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甚至有人认为已经接近了最后成熟阶段。与此同时，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却仍然稳定在50%左右的高水平上；当国民经济产值的80%以上集中在第二、三产业部门的时候，社会就业的主体人口仍然积聚在农业部门。这算不算是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工业化历史发展的反例呢？
对这个反例，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充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时候——这个趋势的强度现在似乎并未减弱，第一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出现下降缓慢和相对稳定的状况，我认为，这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发展趋势。
当第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就业转移相当缓慢，甚至在某个水平上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国城乡经济结构的进步是很难给以较高评价的。
有一种分析提出，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经济的非农产业领域，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口得以大量减少。我认为这种现象也需要做一点更为深入的考察。实际上的普遍情况是，现在进入城市经济活动的8千万到1亿多农民工，绝大部分从事的是较短周期的经济活动（最典型的是建筑业），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很不稳定。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虽然已经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组成部分，然而真正转化为规范的城市居民的人口极少。即使一部分人的家庭长期驻留城市，但由于很难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尤其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从其居住、收入和享受公共产品的状况看，不但是城市低收入和贫困人群的主体，而且大多数还属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化人群。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又使得许多农民工人口经常回流农村，有些是不定期的回流，有些则是重新回归农村。
然而，一个新的情况是，无论是暂时回流抑或重新回流农村的劳动力人口，还是继续留在农业经济部门的富余劳动力，他们都将面临可供耕作的土地已经大幅减少的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
2.5亿户小型分散的农民家庭（每户平均耕地8.1亩），目前仍然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主体。尽管我们需要对这种状况逐步进行现代化改造，但现在还只能承认，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中国以较小规模农产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结构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对大部分农产来讲，土地仍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发展条件和保障条件。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我们任凭上述逆向趋势继续发展、扩大，任凭农村耕地面积的减量明显大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量，都会必然导致中国农村人、地矛盾更趋紧张，在宏观环境上使数亿农民的生存、生产和发展条件更加困难，可能引发深层社会经济矛盾的因素更加复杂。
四、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行为实现的，农民已经为这个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补偿损失，不应该再付出自己的发展代价。
如果把问题进一步引申，从本文的论题逻辑出发（也是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我们不得不对现在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价值提出质疑，至少是一个学术理论视角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重要进步的一个标志。政府投入和社会公共资源大量向城市经济聚集，各级城市的规模都在大幅度扩张，城市的建设面貌迅速改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增长……，乃至于一些国外学者感叹地说，就许多中国城市的繁荣程度观察，同欧洲发达国家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在这种城市化获得迅速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城市面积大量征用农民耕地获得迅猛扩张的时候，又合理地容纳了多少农村就业人口和农村居民的转移人口呢？进一步而论，这种集中于城市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扩张的增长，同需要进行产业部门转移的农村就业和转移居民人口的增长，是具有合理的互动关系的吗？
现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政府机构纷纷制定自己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而且总是不断地把这个现代化时间表提前。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显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内许多大中城市制定的现代化目标将会完成，也就是说，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城市已经按照自己的说法实现了现代化。然而，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真的有意义吗？也许对城市居民是有意义的，但对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村人口来说有意义吗？有多少意义呢？如果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惠主要由城市居民享受，农村人口群体只能享受这个发展实惠的边缘部分，甚至城市化发展的实惠同大部分农村人口根本无关，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及其现代化是值得提倡的吗？
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政府都在推行所谓“城市经营”的理念。据说这种“城市经营”的好处在于，政府对城市建设不直接进行大规模投资，主要通过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来提高城市的价值含量，以大量吸引外部的企业投资和居民住房消费。许多城市的发展，也确实由此方式获得很大改变。
这种发展方式的成功，当然可以讲出许多道理，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常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就是政府在城市经营中握有土地资源，掌握着绝对垄断的土地经营权。
政府在扩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大量征用农民的耕地，经过规划整合，再以土地租用的方式出售给商业开发企业。从现象形态看，在这个交换过程结束的时候，农民得到土地占用补偿，政府得到财政收入，开发商得到土地租用，三者各得其所。人们对这个交换过程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了，似乎并无值得特别关注的东西。
然而，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很不简单，这是一个可以当作经典案例的不等价交换过程。
当政府用付费方式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定价权在政府，农民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更谈不上平等交易的制度安排一类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权利不对等交易行为。在这种权利关系的基础上，政府付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费用普遍很低，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之后，政府以很低付费成本的征用土地，再按照商业价格租用给开发商，由此，低价买进再高价出售，政府获得大量差价。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分析：从80年代初期到2004年，政府征地价格和实际出让价格之间的差率即差价，至少在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无法精确计量的保守估算。
这至少2万亿多元人民币的土地差价，这就是所谓城市经营成功的最终秘密。这也就告诉人们，为什么全国有那么多许多财政基础相当薄弱的地方，仍然能够大刀阔斧的把城市扩张和城市建设搞得毫不逊色。
从本文分析问题的逻辑出发，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究竟靠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可以讲出许多人们熟知的东西，从硬件要素到软件环境的种种，但我认为决不可忽略的还有，各级政府通过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获得了一个数额巨大的发展资金。正是这种不等价交换和由此获得的巨额资金，支撑着财政基础极不平衡的各级政府的发展行为。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集中度很高，地方政府仍然可以依靠这种“土地财政”维持和扩大发展活动。
在这里，中国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国现有的发展条件下，这也许是很难避免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如果农民已经由于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而遭受大量补偿损失的时候，土地总量的减少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城市经济的迅猛扩张又不能合理的容纳他们的就业转移增长，那么出路何在呢？
［收稿日期］2006-04-18
标签：农民论文; 三农问题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三农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农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