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趋势论文,启示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反思和总结中逐步恢复了生机，并且出现了新的趋势，使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逐步由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转向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开始在反思和总结中寻求新的生命力。总结这些新趋势，对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困境之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向发生了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发展”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宽。经过困境之后的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拓宽了，在认识上坚持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的基本前提下，给“经济发展”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含义，认为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外，还应该包括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产值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业比重的下降而工业比重在不断上升”，同时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在上升；二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即人们在生活必需品、耐用消费品、休闲产品、服务品等方面的消费比重和消费倾向在不断地变化，“人们不再将全部收入花在购买必需品上”。（注：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洛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随着经济发展内涵的拓宽，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人们的生活质量、闲暇和紧张程度、人的自由度、生态环境保护等都被纳入到了经济发展的内涵中，经济发展日益和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表明经济发展的内涵不断地被拓宽，突破了单一的数量增长，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进一步重视对知识资本开发和利用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构造了内生增长模型，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在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中，认为“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注：庄子银、邹微：《发展经济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8期。），与此同时，普雷斯科特——鲍易德的“动态联合资本模式”、杨小凯——波兰德的“劳动分工演进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等都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代发展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一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利用、开发和改进能力。”（注：唐绍欣：《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走势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中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知识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注重研究知识的生产、创新、传递、利用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
3.加强了经济发展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开始加强了经济发展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农业发展方面，注意农户租约和农户行为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以往牺牲农业、偏重工业的错误发展战略进行了反省，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对笼统的发展战略感兴趣，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租佃制和农户行为的研究上”（注：文贯中：《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一农户租约与农户行为研究》，《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8页。），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的微观机制；二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运行机制。在杨小凯——波兰德的“劳动分工演进模式”中，以中间产品的范围和单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为前提，以劳动分工研究为线索，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内生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市场结构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运行机制。以上两个方面说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逐渐转向了微观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当代发展经济学寻求其微观基础的发展新趋势。
4.注重具体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试图建立普遍适用的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性使他们的努力终告失败，因而在全面的反思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研究内容出现了具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进行分类研究，注重案例分析。也就是把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成了“类型学”发展研究（注：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在这方面库兹涅茨、巴格瓦蒂、拉尼斯等人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进行研究。贝里和克莱因经过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变革的研究后指出：“农村土地改革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增加农业的基础设施，消除由国家干预造成的行为扭曲”（注：伍海华：《现代发展经济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4期。）；第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寻租问题。由塔洛克、克鲁格开始，经一些经济学家做出补充和扩展的竞争性寻租理论，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成本的关注。当代发展经济学对寻租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寻租成本高昂的现实，说明在寻租活动相当普遍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减少并消除寻租成本，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第四，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化改革要求金融领域的自由化。针对这种情况，以威京伯格、卡普等经济学家为代表，对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进行了研究。随着发展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具体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都将逐步纳入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中，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情况都将引发发展经济学家的激情，从而不断地去跟踪发展中国家的最新时事动态，以探索经济发展问题的内在本质。
5.进一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公平问题。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效率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有所变化，逐步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公平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长期重视反贫困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阿马蒂亚·森，他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相结合，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印度的饥荒问题，建立了衡量贫困的“森贫困指数”，由于他的研究关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因而被人们称为“具有人类良知，关心人类生存”的发展经济学家。
6.经济发展研究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在过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把物质的增长放在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地位上，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单纯追求物质指标的增加，这种发展观造成的后果有三方面：一是忽视智力资本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二是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上，加剧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三是重视了经济效率，却忽视了社会公平。这种经济发展观的缺陷已经为诸多发展经济学家所认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开始转变发展观念，在拓宽经济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起人本主义的发展观，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把人的全面发展和智力资本的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政策研究的视野之中，以人的发展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7.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开始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和深层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例如把发展经济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问题；把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尤其明显的是发展经济学家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仅要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措、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等问题，而且更应关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往往具有健全的制度，而那些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则缺少健全的制度。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某种制度形式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提出把资源、文化、禀赋、制度作用“内在化”的经济发展理论。这种情况说明发展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的倾向日益明显，发展经济学将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二、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更新了经济发展研究的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进一步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这些新趋势对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有：
1.把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问题。在讨论中，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经济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坛，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应当把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是因为：(1)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加入到了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队伍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同时东亚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素材。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和丰富的研究内容；(2)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改革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国际发展经济学家和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们试图来探寻中国经济改革的“秘密”，希望能将这些“秘密”移植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西方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曾经预言，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和理论总结将是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好领域”（注：张曙光：《时代呼唤经济学的变革》，《中国改革报》1996年4月2日，第7版。）；(3)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有向中国转移的倾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可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若干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验证和考察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经济发展问题，从中可以引申出对经济发展一般问题的研究。正如澳大利亚昆土兰大学的克莱门德·蒂斯坦尔教授所指出的“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中国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些问题的广泛性、多样性，而且最近十多年里，中国已对政策及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进行了实验”（注：（澳）克莱门德·蒂斯坦尔：《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因此只有把发展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主攻方向，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中的特殊规律，更能体现出中国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2.经济理论界应当担负起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历史重任。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例如，如何搞好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如何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如何解决人口压力和就业问题，如何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问题既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又从实践上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担负起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时刻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不断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理论总结，建立起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3.重视建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的西部地区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而显得日益落后了。目前如何使西部地区摆脱落后状态，如何促进西部经济的大开发，如何缩小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差距，这些问题都成为了经济理论界、政府乃至于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把中国发展经济学与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建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项任务。通过创立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西部地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具有中国西部特色的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操作的基本原则和对策建议。
4.要加强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上的不断解放和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经济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多元化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简单化倾向也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三个并存”，即“片面倚重抽象法与轻视抽象法的倾向并存，轻视实证法和简单运用实证法的倾向并存，轻视数学的方法与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并存。”（注：何炼成、丁文峰：《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这些倾向的出现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浅层次的水平之上，由此造成了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思维方式上的教条化、片面化和程式化倾向。文章数量铺天盖地，然而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却寥寥无几。因此要提高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档次，并进入国际主流经济学，就必须加强研究方法的创新。“要深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来实现兼收并蓄，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坚持历史分析法与现实分析法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相结合，才能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只有这样做，才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之源，创新之本。”（注：谷书堂、刘占军：《经济发展研究与经济学在中国之发展》，《经济评沦》1996年第1期。）因此，在方法论的创新中，一方面要注意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吸收营养，较好地掌握和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及数量工具和计算机手段，并且广泛地吸收和运用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同时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