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基于UTAUT模型
姚昱旻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长沙 410004)
内容摘要： 本研究以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为基础，结合具体调研情况构建了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并讨论了该模型的预设假设。实证结果表明，绩效期望、职业化倾向和社会影响均对使用意向有正向积极影响，农民大学生的性别和进城工作时间对模型的相关因素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UTAUT
一、引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湖南省政府于2018年制定了《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明确提出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人才振兴，重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依托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和职业院校培养5万名农民大学生”。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从2014年开始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每年从全省选拔8000名左右的村干部、村级后备干部与农村党员，接受“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专科、本科学历教育；2015年后逐步扩大培养规模，实现每个建制村培养多名农民大学生。“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是国民教育系列、成人高等教育性质、远程教育类型的高等教育项目，培养对象普遍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计划的总体方向是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农民自身学习需求，加强对学员政策理论水平、社会管理能力、实用技术和生产经营能力、创业就业能力的培养，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因此，针对农民大学生这一特殊而重要群体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民大学生由于其工作生活条件的限制，缺乏固定的学习时间和场所，学习需要通过方式方法创新来适应高度碎片化、零散化的时空特点，同时也要考虑其经济承受能力，最好能借助已有的硬件设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智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智能手机的使用者居世界第一，说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给包括农民大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体提供了及时获取信息资源与知识分享的新途径。孟梅提出可以借鉴欧洲已经成熟的移动学习项目，提供符合学习者兴趣的移动培训形式[2]；沈兴山研究了农民大学生移动终端数字化学习模式的构建，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3]；杜芬在全面把握移动学习特点与优势的前提下，深入研究了在农民大学生培养过程中应用移动学习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移动学习是培养农民大学生最便捷、最灵活、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和方式[4]；张俐对网络环境下农民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从转变学习理念、提升自主学习意识、端正学习动机、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定期进行检查、创建学习效果评价制度、合理利用时间、缓解工学矛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5]。黄湖滨指出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整合各类资源，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员发展，实现培养目标，并提出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模式有终端有机搭配型、方式多元混合型、师生生生交互型、线上线下结合型[6]。
目前，针对移动学习的研究主要涉及培训形式、实施策略和应用实现，然而，作为一项仍然处于萌发期的教育技术，移动学习怎样才能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甚至需要严谨的定量分析来揭示其中诸多因素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影响关系。鉴于此，本研究以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为基础，构建了针对农民大学生的移动学习接受模型，通过对采集的实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验证并讨论了该模型的各种预设假设，以此来解释和量化影响农民大学生开展移动学习的决定因素。
二、理论基础与问题发现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TAM)最初由Davis于1989年提出，该理论围绕“使用意向决定使用行为”这一认知结论展开，用来解释外部变量对于使用者主观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初的TAM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感知有用性(PU)和感知易用性(EOU)是模型中两个重要的构面。2000年，Venkatesh和Davis加入了社会影响过程(SIP)以及认知工具性过程(CIP)作为影响感知有用性的决定变量，形成了TAM2模型(见图2)。在社会影响过程中，有主观规范、映像等构面以及经验、自愿性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则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姚昱旻等以技术接受模型(TAM)理论为基础,结合具体调研情况,构建了一个由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市民化倾向性、社群影响和使用意向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移动学习接受模型[7]。
2003年，Venkatesh和Davis在TAM和TAM2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即UTAUT模型。该模型认为用户接受某项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绩效期望(PE)、努力预期(EE)、社会影响(SI)和促成因素(FC)四个核心构面，以及性别、年龄、经验和自愿性的影响四个调节变量(如图3所示)。实证结果表明，UTAUT对使用行为的解释力高达70%，超过以往的各种模型。
图1 技术接受模型(TAM)结构图
图2 技术接受模型2(TAM2)结构图
图3 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结构图
图4 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结构图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构建模型的预设假设进行检验。具体采用AMOS 21.0软件对路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这依赖于回归分析中的参数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的路径系数和验证结果如图5所示，其中绩效期望(β=0.432，p<0.001)、职业化倾向(β=0.525，p<0.001)和社会影响(β=0.369，p<0.001)对移动学习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而努力预期对使用意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调节变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性别和工作时间两个方面：性别方面，男性的绩效期望和职业化倾向对移动学习使用意向有正向调节作用，男性的社会影响对移动学习使用意向起反向调节作用；工作时间方面，以不少于五年来划分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时间长在绩效期望和社会影响方面对移动学习使用意向有反向调节作用，工作时间长在职业化倾向方面对移动学习使用意向有正向调节作用。预设假设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本研究所关注的农民大学生与在校学生存在巨大差异。首先，两者日常生活的重心完全不同，前者的首要任务是农村工作，而后者的本职任务是学习提升；其次，两者在知识背景、学习能力、工作经验、生活阅历、家庭角色方面都具有巨大差异；第三，针对前者的移动学习应用还没有真正大规模普及，而后者已经具备丰富的移动学习资源和经验。因此，对于农民大学生的移动学习接受模型的构建不能完全套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构建的模型结构进行检验。具体采用AMO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得到各项模型拟合度指标，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说明该模型与实证模型拟合度较好。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构建的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保留了UTUAT模型预设的绩效期望(PE)、努力预期(EE)和社会影响(SI)这三个核心构面，引入了体现农民大学生特点的职业化倾向(CT)构面，对调节变量也作了有针对性的调整，保留了性别变量，根据研究对象将年龄具体化为工作时间。模型结构如图4所示，预设假设详见表1。本模型中绩效预期(PE)特指接受者相信通过使用移动学习技术可以提高工作绩效的程度，可以看作移动学习的短期驱动因素。根据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绩效预期是意向的重要因素。职业化倾向(CT)是指农民大学生以长期目标为动力的内生驱动力，它区别于以短期目标为主的绩效预期(PE)，可以看作移动学习的长期驱动因素，根据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调查访谈，我们认为它是意向的决定因素。努力预期(EE)特指接受者使用移动学习的难易程度，其学习成本越低则人们对它的使用意向越强。社群影响(SI)指个人行为受到周围群体和环境影响的程度，一般来说，社群影响在信息技术使用的早期阶段较为重要。
表1 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中的假设
四、研究对象和问卷设计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研究回收有效问卷389份，其中样本中涉及接受模型两个调节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本研究的样本全部来自于湖南省“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中的学员，由三类人群构成：第一类为农村干部或农村后备干部，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目前是农业户口，年龄小于35岁，工作时间超过5年；第二类选取的是从事农业相关生产经营的农民企业家，包括从事农业旅游观光的企业法人代表和中层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的个体经营人员，采用现场问卷的方式，平均年龄小于50岁；第三类为进城工作的农民，因职业发展需要提升学历，从而选择参加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从事的工作以服务业为主，年龄小于40岁。
信度是指量表的可靠性，表示测量前后的一致性。量表只有具有较高的信度，测量结果才具有参考价值。信度包括内部信度、重复信度和样本间信度。评价信度一般采用计算Cronbach’s α值，要求大于0.7。按照此标准，本研究中绩效期望0.903、努力预期0.832、社会影响0.803和职业化倾向0.883，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本研究的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主要通过一系列描述性问题收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智能手机使用经验和工作时间等；下半部分是由14个题目组成的量表，分别考察绩效期望(4题)、努力预期(3题)、社会影响(3题)和职业化倾向(4题)，具体采用的是Likert 7级量表，其中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这部分量表数据用以验证构建的模型和预设假设。
五、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和现场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从农民大学生人群中采集样本数据，用以验证构建的接受模型和预设假设的准确性。
（3）人员的流动性，造成资料不完整，增加结算审计难度。资料保管不善导致丢失，使得工程竣工结算的编制内容无法寻找到真实的原始资料，无法完全核实编制内容，降低了工程造价结果的准确性。
1.研究对象
表2 农民大学生样本基本情况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本次被调查者全部拥有手机，且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超过96%；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月均移动通讯使用费(包括基本语音和数据服务)超过50元；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会使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序，尤其能熟练使用微信。
通过初步分析调查问卷上半部分的描述性问题，可以发现农民大学生群体已具备进行移动学习的必要物质条件和技能；对调查问卷下半部分(量表部分)的数据则先进行量表信度和效度评价，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讨论。
2.信度和效度分析
2.问卷设计
Sansanayuth 等[32]研究了潜流人工湿地对养虾废水的净化能力，实验表明，种植了耐盐植物的湿地系统对BOD的净化能力可以达到91%，明显高于普通湿地。Nitisoravut等[33]研究了在人工湿地中种植香蒲后对BOD去除率的盐抑制系数。国内学者研究了海水盐度对人工湿地污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海水比例小于40%时，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几乎不受盐度的影响[34]。刘佳宁[35]在人工湿地中同时应用厌氧氨氧化细菌及盐生植物处理含盐废水，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不但提高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同时节约了成本，对增加湿地的附加利用值、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经营意义。
表3 模型拟合度指标
效度是指量表有效性，表示测量研究特质的正确性。效度的评价涉及多个层面，包括表面效度、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和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检验了这组指标的结构效度，具体使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KMO检验。球形检验的结果说明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计算得到的KMO值均在0.869以上，说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3.模型检验和假设检验
术后即刻及术后24个月侧凸和后凸Cobb角与术前相比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术后冠状面及矢状面偏移与术前相比稍有改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尽管侧凸和后凸Cobb角均有显著改善，部分患者术后仍残留冠状面或矢状面失衡，可能与骨盆倾斜等原因有关［15］。术后24个月SRS-22问卷各项得分及总分与术前相比均显著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目前国内暂无水果富硒国家标准，根据行业标准《中国食品行业标准》HB001/T-2013，将超过0.01 mg/kg的水果视为富硒水果。石门县252件样品硒平均值0.029 mg/kg，超过富硒标准的样品151件，占59.92%。
UTAUT本身是作为应用广泛的通用信息技术接受模型设计，而移动学习技术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近年来各国学者开始对UTAUT模型进行修改和扩展，以期对影响移动学习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研究。Ali等使用一个扩展的UTAUT模型对埃及大学生移动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8]；Abualaish等论证了使用移动设备的经验会对大学生接受移动学习产生显著影响[9]；Kang等以韩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证明了绩效期望、社会影响、感知娱乐性和习惯等因素直接影响移动学习行为[10]；许玲等以UTAUT模型为基础,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成就价值、绩效期望、使用经验、感知娱乐性和社会影响等因素对大学生接受移动学习有显著影响[11]。由此可见，一方面改进的UTAUT模型确实能研究移动学习影响因素；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的对象是在校学生(大学生为主)，尚无专门针对农民大学生的移动学习接受模型研究。
六、结论与分析
本研究以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为基础，结合具体调研情况，构建了农民大学生移动学习接受模型。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并讨论了该模型的各种预设假设。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构建的模型具备良好的解释能力，同时调查对象的性别和进城工作时间对模型的相关路径系数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模型假设检验结果的具体分析上。
后来，科学家发现这个用纯铂制成的千克原器基准并不十分准确。1878年，国际计量局制造了3个千克原器的复制品，它们为含90%铂和10%铱的铂铱合金圆柱体。
图5 构建模型的路径检验结果
表4 通过验证的研究假设
第一，H1(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和H2(职业化倾向对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两个预设假设成立。说明在移动学习的内容设计上需要重视技能培训与职业综合素质的养成。前者是刺激移动学习的短期目标，后者是贯穿始终的长期目标。这一结论印证了张琳琳提到的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构建意识、知识和能力三个维度的职业化教育和培训内容体系[12]。农民大学生的移动学习设计应该伴随从“农民”到“职业农民”这一角色转化过程，需要在学习内容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第二，H4(社会影响对使用意向有正向影响)预设假设基本成立。说明农民大学生依然难以突破“地缘、业缘、亲缘”所编织起来的相对狭小的圈子，所以会更容易受周围圈子的影响。由于移动学习过程以自学为主，受到不同时空分割，容易引起个体孤独感，移动学习的设计应针对农民大学生的特点组建相应的移动学习社群。
第三，对于调节变量影响的理解。需要考虑性别因素的影响，移动学习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农民大学生群体中的男性群体，而适龄的女性群体可能更多地受到婚姻和家庭角色定位的影响；另外，需要考虑工作时间的影响，工作时间较短的人群主要看重绩效期望，对应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内容，而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群主要受职业化倾向影响，对应的是综合的市民文化素质培养。
江苏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已经从粗放复制走进优质提升的新阶段，呈现出品质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的趋势。江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源，乡村旅游产品已经从“观光农家乐”的简单模式发展成为“休闲度假”的体验模式，乡村旅游已基本形成了依托江南文化底蕴、经营农事、特色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格局，充分满足了自驾旅游者自由休闲的度假需求。同时，今年清明和端午小长假期间，江苏各地乡村旅游市场火爆，根据旅游大数据显示，乡村族游中跨省跨市出行比例达56%，每月到乡村旅游一次的游客比例达46%。
其次，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使用会计信息化，这就需要会计信息技术人员的支撑。企业推行会计信息化如果缺乏技术人才，会计信息处理便会产生问题，可能由于信息数据操作不当，致使会计信息出现失误，诱发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假若会计技术人员道德素质低下，监守自盗，企业将面临着极大的财产损失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彭瑛，李冕.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践——以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为例[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1),69:9-13.
[2]孟梅,王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养的新选择:移动学习——以欧洲M-learning项目为例[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4): 52-54.
[3]沈兴山.农民大学生移动终端数字化学习研究[J].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18(16):237-238.
[4]杜芬,彭瑛.移动学习与农民大学生培养的适应性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8(02):98-100.
[5]张俐.网络环境下农民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8(36):200.
[6]黄湖滨,严静,雷云军.移动学习在农民大学生培养中的应用研究[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4):20-23.
[7]姚昱旻,温岚.基于TAM的新生代农民工移动学习接受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12):49-53
[8]Ali RA,Arshad MRM.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Behavior Towards Mobile Learning (m-learning) in Egypt: an Extension of the Utaut Model[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nual Review, 2010(6): 131-144.
[9]Abualaish A,Love S.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s' Acceptance of M-learning: an Investig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 Distance Learning, 2013(5): 83-107.
[10]Kang M,Bao YTL,Lim H,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obile Learning Acceptance in Korea Using Utaut2[M]. Lecture Note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5:209-216.
[11]许玲,郑勤华.大学生接受移动学习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4):61-66.
[12]张琳琳.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教育与培训的内容体系研究[J].成人教育,2016(11):57-59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bile Learning Acceptance Model for Peasant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Empirical Research
YAO Yu-m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mobile learning acceptance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untryside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research. 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of 38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various preset research hypotheses of this model were verified and discuss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professionalism tendency and social impac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use intention. In the meanwhile, the gender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untryside and the period of migrating into cities have a certain effect of regulation on the relevant factors of the model.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untryside; mobile learning; acceptance model; UTAUT
中图分类号： G7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52(2019)04-0016-06
收稿日期： 2019-07-07
DOI编码： 10.19785/j.cnki.hnddxb.2019.04.004
基金项目：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基于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空间教学模式的研究”(XDK2015-C-18)。
作者简介： 姚昱旻，男，湖南广播电视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
标签：农民大学生论文; 移动学习论文; 接受模型论文; UTAUT论文;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