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的文化基础:中美比较研究_远程教育论文

远程教育的文化基础:中美比较研究_远程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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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1-8700(2009)01-0079-03

远程教育,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以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现代远程教育,强调其现代性,实际并未脱离传统的基石;重视其全球化、网络化,也离不开文化的冲突与共存。传统上,关于远程教育的研究注重远程教育的组织实施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在远程教育比较研究中也很少进行文化方面的比较,而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曾言:“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把握住它的源头和流淌了5000年的活水,才能彻底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1]从中美比较的角度研究远程教育的文化基础,目光向内审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影响,掘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璞玉,为现代远程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同时,目光向外延展,拓宽我们的视野,用“拿来主义”的精神,把世界各国,尤其是远程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其目的是为了中国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良性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服务。

一 清教精神与儒家思想——中美远程学习者学习动机上的比较

1620年35名在英国遭受迫害的清教徒和67名非教徒乘“五月花”号轮船出发,终于在1620年11月靠岸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这批人后来被美国人称为“移民始祖”,他们有着强烈的建立清教殖民地和发展新教事业的愿望,因此当他们在该州站稳脚跟之后,便把教育问题提上了日程。[2]清教徒的杰出代表本杰明·弗兰克林曾有句名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所以,自律和自立的清教精神已经渗透到每个追求“美国梦”的清教徒和他们后裔的血液中,因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赎清“原罪”,成为上帝的“选民”。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远程教育的实施,在师生准分离的状况下,学生会很自然和自觉地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校和教师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考察学生的作业是否是抄袭,考试会不会作弊。在多次的国际会议中,当中国的远程教育的研究者和实施者在问询欧美同行关于如何防止学生抄袭和作弊问题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虽然他们也承认他们的学生中也有抄袭和作弊的现象,但这是极个别的,究其原因,一是事关个人诚信,一旦被人指摘,作弊者会在众人抬不起头;二是一旦发现,学校和老师必用重典,决不徇情;三是学生花那多么多钱去自己骗自己的傻事是很少有人做的,而最后一点,和清教这种自我管理的自觉性不无关系。

如同清教对美国人思想轨迹和行为模式影响至深一样,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尽管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教学工具已从笔墨砚台过渡到了电脑网络,教学方式已从耳提面命过渡到了虚拟空间的数字化学习;但儒家思想对现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巨大。且不论在当下论语热中对“学而优则仕”有如何的新解,在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让孩子把书读好,考个好大学,毕业后再考个公务员似乎是他们朴素的愿望,本无可厚非,但是部分成人学习者自己学习的动机似乎不是那么的单纯甚至是对童年逼迫式学习的一种反动。于是乎,现实中的孩子的基础教育和成人远程教育形成巨大反差,笔者自己就有这样的感慨:周六日往往是中小学生和成人学习者面授集中的日子,在同一座教学楼里隔壁教室中小学生课外培训班座无虚席,老师写了满满一黑板算式;而本身屈指可数的远程教育面授课课堂中,学生门可罗雀,教师使用先进的电脑投影,电子教案等技术手段,使尽浑身解数,结果是无人喝彩。中国学者陈丽在其《远程教育学基础》中指出:“中国远程学习者选择远程学习的动机往往是来自职业发展或生存的需要等外部动机,如求职或职位晋升的需要,而很少是因为自我能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学习的内在需求。”[3]多年从事电大教育的远程教育专家任为民教授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课题高层专家咨询会会议上表示:“我们电大和社会联系非常紧,社会上的文化必然在电大系统反映得更加强烈,电大跟普通高校不一样,学生本身就是社会人,就生活在社会当中。电大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办学,我们过去一直标榜电大和社会的这种关系,就是因为社会上的一些文化现象必然在其中反应得特别强烈。有人统计,电大学生要文凭的比例显然更大,这是社会思想影响的。再如社会上的诚信问题,也在电大有所反映。当然,我们在此所提出的学生思想意识观念,并不是说普通高校没有,但是,我觉得在电大文化中,能够反映更多的只有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的新问题。”[4]比较中美两国远程学习者的动机我们会发现,受儒家思想和清教精神不同文化的影响,中国远程学习者的动机是外部的,而美国远程学习者的动机是内部的。前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约翰·丹尼尔曾这样评论多媒体自主学习模式的:一个学生拥有的自由越多,需要个人完成的学习时间越长,他完成课程的可能性则越小。远程学习者在各国都有不同的流失,但在中国似乎更为明显,在中国的远程学习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完成不了学业。确实,自主学习并不等于自由学习,即使是有一定自律性的成人,也必须有一定的管理措施和监控手段才能保证学习的效果。[5]

二、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中美远程学习者的学习模式的比较

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强调个人主义,在独立宣言和第一部宪法中都明确提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美国的超验主义者认为,人具有“超灵”,能跟上帝直接沟通。在教育中也始终咏唱“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在争论中处处显示“我就是我自己(I am myself)”。在美国从事远程教育的高等学校,没有哪个教授愿意去使用别人已经建好的资源去讲课,同样也不愿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共享。网络学习者在论坛上有时会和同学争论一个问题,有时还会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更有甚者,有的还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尽力去维护自己的观点。巴伦的《社会心理学》指出:冲突是深化互动双方彼此了解的一种途径,有时候群体决策中成员间发生认知冲突,可能导致观念改变。这种冲突如适时恰当引导,是可能转化为促进群体效能的积极因素的。[6]所以美国的远程学习者是适合自主学习模式的。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集体主义。《论语·述而》中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都说明中国的远程学习者在学习中,更愿意去拜师访友,而不愿去一个人闭门自学。在社会性环境倾向上,个人主义水平高的文化更强调独立,而集体主义水平高的文化更多强调合作,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远程学习者更需要归属感。远程教育研究者们在对中国学生进行网络学习的感受和态度调查时,惊奇地发现,看“教师简介”的频率最高。北师大博士生钱玲在她的博士论文《网络远程学习者特征研究——中美比较的视角》中指出:中国网络远程学习者在网络学习中,合作倾向高于美国网络远程学习者;在独立倾向方面,低于美国网络远程学习者。[7]笔者在组织英语专科学生进行英语短剧表演等集体活动时发现,他们兴趣盎然,觉得收获很大。从文化的角度上看,在中国的远程学习者是适合协作学习的。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能体现在语言上,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载体。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8]在做跨文化研究时,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语言现象,中国人的姓名,姓在前,名在后,所以中国人注重宗法,注重伦理,而表示自我的,独特性的东西要放在后。而西方人要把自己的东西放前,其他的排后,所以与中国姓名的顺序正好相反。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T·豪尔提出的高度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观点从另一角度说明不同的文化应采取不同的学习模式。在高度语境文化中,有较多的信息量蕴含在社会文化的环境和情景之中,或内化于交际者的心目之中。明显的语码负载较少的信息量,人们对微妙环境的提示较为敏感。而在低度语境文化里,交际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大部分是由显性语码负载的,只有少数的信息蕴含在隐性的环境之中。处在低度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侧重于用语言本身的力量来交际。中国文化属于高度语境文化,西方文化属于低度语境文化。英美人习惯于从已说明出来的东西中寻找涵义,而中国人更习惯于从没有说出来的内容,[9]诸如:说话的场合,当时的情景,语句的文化内涵,某种沉默,某种心灵感应中寻找其涵义,讲求“身教重于言教”;所以,高度语境文化是不容易通过BBS和E-mail等方式传播的,中国从事远程教育的教师时常会在自己的课程论坛中发现众多的诸如:如何学习这门课程?如何记忆单词?如何复习?这门课程的重点是什么?等大而空的帖子,本来这些问题在网上课程实施方案、教学辅导、考核说明等文件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而实际上,有些学生发这样的帖子主要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有些学生本来有具体的问题,可又怕问出幼稚的问题遭人讥笑,不敢发帖。而如果在面授课堂上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老师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甚至一句笑话都能传递出许多尽在不言中的信息从而达到出人意料的学习效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其属于低度语境文化,用语言文字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知情达意,较容易采用BBS等方式进行远程教学。

中国远程开放教育的趋势是混合学习,应采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满足学生学习需要,不能为“远”而“远”,为“电”而“电”,面授辅导的学习模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果条件许可,远程教育不应为了保持其“远程”的纯洁性,而拒绝面授辅导。

三、与学生为友还是师道尊严——中美远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比较

在美国的教育传统中,苏格拉底“产婆术”(又称为“问答式教学法”)对美国的远程教育教学思想也有很大影响,成为启发式教学的开端。整个过程仿佛产婆帮助孕妇生产下婴儿一样。它分四个步骤。一是讥讽,即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承认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二是助产,就是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们找到正确、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帮助真理产生。苏格拉底曾经对朋友说:我母亲是产婆,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所不同的是,她是肉体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三是归纳,即从个别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善行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美德。四是定义,就是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产婆术”这种方法,实质在于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从而自觉地获得知识,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概括能力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它只适于人们已知的东西,而不适于未知的东西。而无独有偶,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子也是通过谈话的方法与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传授知识,探讨真理。但中西方在教学方法上是有所差别的,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四个步骤如同剥“洋葱”,条理清楚,逻辑明确,虽然目的是好的,但难免有咄咄逼人之感,恰似洋葱气味的呛人。孔子的方法却是循循善诱,犹如剥“竹笋”,丝丝入扣,让听者顿悟,又不失颜面,恰似竹笋气味平淡与清新。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教育学生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相较西方的苏格拉底,同样采用谈话的方式,步步引人入瓮,用谈话者自身的矛盾之处说明道理,其语气锋芒毕露,让人下不来台。两者表面上异曲同工,但反映出了中外文化的差异,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中美远程学习中师生关系中的迥异。尽管在美国的教育史上,究竟是“教师为中心”还是“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潮不断交替出现,但无论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还是中期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潮,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盛行于美国的人本主义教育和八十年代的建构主义教育,都强调教师应该把学生视为一个独立自主和自由发展的人,积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己完成对知识体系的建构。总之,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西方的师生关系遵循自由和民主——尊重和发展——平等和对话的进程,在师生关系上更注重学生个人努力,个人的表达和思考。虽然课上课下学生可以直呼老师的大名,但老师和学生在课下各自有各自的个人空间,似乎成了“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而在现在的美国远程教育中,除了教师的严格、资源的丰富、教学计划的规范外,似乎少了弗吉尼亚大学之父托马斯·杰斐逊对学生所抱有的慈父情怀。

中国文化传统讲求“严师出高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礼记·礼运》对“师教”非常看重:“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把师与天、地、父并列,古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概由此延伸而来。但其所谓的“师道尊严”并不完全是森严壁垒的等级制度,它反映出教师的自律和学生对知识的尊重。现有的各项研究都表明,中国远程学习者对教师的依赖远远高于美国远程学习者对教师的依赖。在问卷调查中,中国的远程学习者都要求教师应该是“本领域的权威”。不仅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较高期望,而且在学习方法指导,学习策略建议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人这样总结教师角色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是“经师”,其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现代教育论又提出教师是“人师”的说法,正如北师大校训所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在现代远程教育中,随着现代化教育手段的运用,学生将逐渐变为真正的教学主体,学生可以在网络上或计算机上选择课程和教师,面授课的教学模式不再是唯一的模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学生的“个性”和“特色”变得越来越突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像是学生学习的“导航员”一样,教师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为“导师”。中国教师的角色发生了由经师到人师再到导师的变化[10]。而教师这种角色的变化表明,无论是在远程学习者学业指导上还是对远程学习者情感缺失的弥补上,中国从事远程教育的教师将大有可为。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学记》中提出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种学生对老师的过分依赖不利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远程教育的发展。失去了创新精神,中国的远程教育不但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而且离别国的文化入侵不远了。

通过对中美远程教育的文化基础的比较,我们认识到美国是个“新”大陆,它能摒弃欧洲传统大学因循守旧的教育思想,同时它又是个移民国家,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受清教思想的影响,注重实利,崇尚独立自主和创新精神。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文化对中国远程教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中国学生含蓄、谦逊、严谨,注重基础知识但缺乏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我们必须在中国远程教育中加强“知”与“行”的统一,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中外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外的传统教育,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必将为中国的远程教育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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