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积累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裘白莲 刘仁营 编写
裘白莲，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仁营，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10月号刊登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题为《积累的金融化》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这表现在：（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FIRE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总之，就是指相对于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大增长，金融已取代了工业企业家的地位：这个阶段可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它加剧了社会、生态和战争危机。文章内容如下。
1997年，保罗·斯威齐在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称为世纪之交的三大主要经济趋势之一（另外两大趋势是垄断力量的增长和经济停滞）。
金融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熊彼特认为，信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他说：“货币市场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挥部。”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积累——即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真实资本的形成——越来越从属于金融。凯恩斯广为人知的担忧——投机将支配生产，看来最终变成了现实。
十几年前，斯威齐对资本积累金融化发表的见解，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今天，在大萧条后的最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不能再对危机所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了。借用马克思的话，“债务积累”表现为“资本积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甚至前者越来越超过了后者。如图1所示，过去34年以来，私人借款净额远远超过私人固定投资净额——这一过程随着2007—2009年巨大的房产—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借款和投资的暴跌而告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确实见证了卡里·波拉尼·拉维特所谓的“巨大金融化”现象。金融化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映在经济的方方面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倒过来了，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鼎力支持，经济金融化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因此，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应如何解释生产和金融角色的颠倒？
图1：1975—2009年私人借款净额与私人固定投资净额（以现值美元为单位）
数据来源：美联储资金流量表，图0.2；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图5.2.5第9行。
凯恩斯和马克思
只要涉及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都离不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成就，尤其是他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些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一书中。实际上，就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集中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
1933年，凯恩斯发表了一篇短文《生产的货币理论》，当时他做的系列讲座也采用了这一标题。他强调，关于交换的正统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物物交换理念的基础之上。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市场交易都会使用货币，但在正统或新古典理论中，货币仍然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中性的”。人们认为货币作为“实物之间的中介”，不会影响“交易的根本性质”。凯恩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相反意见，即生产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
这种思路的主要优点是证明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藉此，凯恩斯对萨伊定律发起了直接进攻，因为后者主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凯恩斯实际上批判了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的观点。他质疑道：“经济繁荣与萧条这些现象恰恰印证了货币不是中性的。”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重要见解，凯恩斯对“合作经济”（主要是物物交换体系）和“企业家经济”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企业家经济”中，货币交易成为决定“实际交换”关系的因素。在其讲座中，凯恩斯进一步阐述道：这种区分“与卡尔·马克思具有前瞻性的言论有关……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C－M－C（商品—货币—商品）模式，即用某种商品（成果）来换取货币以获取另一种商品（成果）。这可能是私人消费者的出发点，但不是商业的态度，商业采取M－C－M′（货币—商品—货币）模式，即用货币交换商品（成果）以获得更多货币”。
与马克思一致，凯恩斯认为：“企业家对产量不感兴趣，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能赚多少钱。如果他们认为增加产量能增加货币利润，他们就会这么做。”相反，如果企业家（或资本家）觉得货币利润不会增加，那他们就会减少产量。因此，正如马克思的M－C－M′模式所描述的，交换的货币取向表明，不仅货币收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且如果这一过程中断，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在讨论完马克思的M－C－M′模式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类似马克思的观点：“公司自始至终是按照货币量来运作的。除了赚更多的钱，它别无目的。这就是企业家经济的根本特点。”
众所周知，凯恩斯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讲座中引用马克思，直接灵感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哈兰·麦克拉肯1933年的著作《价值理论和商业周期》。此书刚一出版，麦克拉肯就赠送给了凯恩斯。麦克拉肯沿袭了马尔萨斯的传统，把研究的核心放在有效需求及货币的角色问题上。但他也概括地论述了经济思想史，其中有关于马克思的章节。凯恩斯在讲座中所引马克思的话，就是来源于此处。麦克拉肯对马克思的论述也值得本文详细引用：
他（马克思）在讨论交换或商品形态变化时，首先论述了C－M－C（以商品换取货币，再以货币换取商品）。他认为这种交换基本上与物物交换没有区别，因为这一交换的目的是用一种对持有人没有多大效用的商品去交换另一种效用更大的商品，货币作为一种便捷的媒介，使交易得以完成。两次交易过程均没有出现剥削，因为每次交易都是等价交换，即交换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是相等的。最终的商品比最初用以交换的商品在价值上没有增减，只是对受方来说，具有更大的效用。因此C－M－C的形态变化代表一种等价交换，不存在剥削……
但是M－C－M′形态变化从本质上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解释这一模式时，详细论述了剩余价值的本质与来源。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交换者从货币开始，也以货币结束。因此，他们进行两次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动机，就是使货币比交换初始增殖。第二次货币（M′）超过第一次货币（M）的量，就是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不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或获得，而是在生产中产生或获得。
凯恩斯回信表示感谢，日期是1933年8月31日。在信中，凯恩斯还说：“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特别是关于卡尔·马克思的部分，让我了解到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我早就应该去了解了。”
以麦克拉肯关于马克思的论述为基础，凯恩斯进一步分析：如果M大于M′，即资本家不能“实现”（套用马克思的术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潜在利润，因而最终亏钱，那么就可能产生危机。“马克思认为，如果M′持续过多，必然会爆发一系列经济危机使其中断。危机的强度加深，企业家破产增多，就业不足加剧。在此期间，M可能会超过M′。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可谓真知灼见。我的观点如果为大家接受，应该至少能起到一个作用，即促成马克思追随者和梅杰·道格拉斯（英国最主要的消费不足论理论家）追随者达成和解，使仍信奉M等于M′的古典经济学家孤立无援。”
凯恩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不仅为梅杰·道格拉斯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而且也佐证了消费不足论理论家“约翰·霍布森或威廉·T.福斯特、瓦迪尔·凯金斯等人”的观点，“他们坚信它（资本主义制度）具有通货紧缩和就业不足的内在倾向”。凯恩斯在麦克拉肯《价值理论和商业周期》中读到马克思的M－C－M′公式之后不久，就在讲座中直接谈到与有效需求问题相关的“马克思的利润实现问题”。
虽然没有太多对马克思理论的直接了解，凯恩斯还是掌握了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的内涵，了解了其与萨伊定律批判之间的关系，明白了马克思所谓在一个系统内实物与货币、生产与金融进行融合的必要性。这些对凯恩斯建立自己的关于生产的货币理论（即《通论》）都有影响。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凯恩斯关于生产的货币理论的讲座才广为人知。正如斯威齐当时分析的那样，凯恩斯对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的评论表明：（1）凯恩斯“在一些重要方面，关于货币和资本积累，更接近马克思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广为接受的新古典正统观念”。（2）“对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他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具敏锐的判断力。”
现在看来，凯恩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的接近程度是不同寻常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马克思基于M－C－M′公式提出了“危机的抽象可能性”问题。如果出现购买和销售脱节，危机就变成货币危机。这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有关。马克思认为，只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与信贷和超额信贷的发展有关，那么后者出现的原因（也）必须要研究。对马克思来说，利润实现危机或有效需求危机与货币性质紧密相关，因而这种危机必然发展为信贷现象，甚至超额信贷现象。这就指向了负债过多的潜在危机。
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一般公式M－C－M′背后，是资本试图转化为纯粹货币（或投机）经济的倾向，即M－M′，在这种经济中，货币产生货币，不需要商品生产作为中介。马克思写道，在M－M′中，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M－M′最初只是指生息资本，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形态变化，变成广义的投机性货币需求。马克思解释说：信贷驱逐了货币，霸占了它的位置。资本越来越呈现为“双重”形式：（1）“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2）“虚拟资本”，即真实资本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虚拟资本”在金融领域内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它就变成了纯粹的投机形式。
生产和金融
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反对正统经济理论对实体与货币的严格区分。他们各自以不同方式提出生产的货币理论，这自然决定了其金融理论不会脱离经济的运行机制，而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形成其金融危机理论。根据他们特别是凯恩斯的观点，现在决定是否投资（或在哪投资）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这种新投资的预期利润，二是与利率有关的对货币及类货币（信贷）的投资性需求。
金融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即资本主义青年时代，经济理论自然会以修正的物物交换经济观念为基础。在这种经济中，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对基本经济关系不会产生极大影响。但是，到19世纪后期，有迹象表明，马克思所谓与大公司的出现相关的“生产集中”，导致现代信用体制的产生，而现代信用体制是以工业股票市场为基础的。
现代信用体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因为真实资本的资产所有权变得从属于股票或纸面资产所有权——通过举债而实现的杠杆化经营越来越多。明斯基在其研究凯恩斯的书中写道，“对生产性资产价值的投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适用的研究范式不是物物交换经济”，而是“伦敦金融中心或华尔街体系，在那里资产持有量和现金交易都是由债务提供资金”。
正统经济学对实体与货币的严格区分，甚至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可以说，它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完全可以把“实体经济”（和真实资本）与金融领域（和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区分开来，但是，显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区分意味着货币或金融所有权本身不是“真实的”。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实体与货币的分离：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交易都表现为货币形式，需要实际数量的货币（现金或信贷）做媒介。”相反，“如果有分离，那么这种分离存在于生产经济基础和金融上层建筑之间”。
按照海曼·明斯基的说法，要描述生产和金融的辩证关系，可以从现代经济中两种不同的定价结构出发：（1）当前实际产出的定价；（2）金融（房地产）资产的定价。投机性资产定价结构与财富所有权凭证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有关，它支配了与产出（GDP）有关的“实体”定价结构。因此，经济基础范围内可用于积累的货币资本（假设存在可赢利的投资场所）频繁被转化为M－M′，即资产价格的投机。这种转化成了长期趋势，所以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结构变化。
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把金融泡沫看作是金融上层建筑范围内的资产价格在短期内迅速通货膨胀，并超过生产经济基础的增长。相反，金融化代表了一种更长期的趋势——相比经济基础，金融上层建筑的规模和重要性都在增长，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简·托普劳斯基（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在《金融的终结》中说道：“20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了自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此外，从证券市场上交换的价值来看，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时代。所谓‘金融时代’指的是一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金融……取代了工业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金融时代使人们担心凯恩斯所强调的纯粹投机性经济会出现。“当泡沫出现在企业运行稳定的情况下，投机者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危害。但是，一旦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情况就严重了。”到20世纪90年代，斯威齐评论道，“（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在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中，很大程度上受金融资本的制约和控制”。因此，“真正的权力”不在“公司的董事会手上，而在金融市场”。他指出，这种“金融与实体之间颠倒的关系”是“理解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关键”。
金融危机和金融化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师试图否认这次金融大危机的历史意义，为此，他们自然会淡化危机根源的制度本质，而把这描述成“黑天鹅”现象，即一种罕见的、完全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可能一个世纪左右会突如其来发生一次。（“黑天鹅”这一术语出自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书名，该书出版于金融大危机前夕。在书中，“黑天鹅事件”被定义为极其罕见且不能预测的改变历史的事件。）
但是，即使在权威人士当中，也有一些更具批判性的经济学家，如鲁里埃尔·罗比尼和史蒂芬·米姆。他们在《危机经济学》一书中驳斥了“黑天鹅”理论，把金融大危机描述为“白天鹅”现象，即完全是普通的、经常性的、可预测过程的产物，并且可以从制度上对其进行分析。卡曼·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著作《这次不同：八百年金融荒唐事》也非常引人注目，它试图通过数据库来分析过去几个世纪的金融危机，强调这种信贷紊乱的规律性。（该书书名意在指代任何金融泡沫的欣快期，在此期间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商业—金融周期已经被超越，投机性膨胀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最伟大的白天鹅理论家当然要数明斯基，他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其依据是凯恩斯的根本观点：“资本主义金融结构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特性，导致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脆弱性。”
但是，即便是诸如明斯基、罗比尼和米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这样的思想家，在其对金融周期的独特分析中，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长期性的结构变化。明斯基甚至责怪凯恩斯任由“停滞论和投资机会已经枯竭的观念泛滥”。显然，明斯基试图纠正凯恩斯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金融不稳定的分析。明斯基把凯恩斯的理论完全置于短期商业周期之内，忽略了长期趋势，而这恰恰是凯恩斯金融危机分析的主要基础。
因此，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与我们经由明斯基所了解的凯恩斯理论大不相同。凯恩斯强调，停滞趋势——或在资本丰富的经济中进行新投资的预期利润降低——有助于增强货币和金融的力量。因此，明斯基提出，对凯恩斯来说，“随着房地产预期收益下降，货币大行其道”。凯恩斯说，在成熟的、资本丰富的经济中，“因为资本本来就多，再加上积累，所以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更没有吸引力，除非利率以足够快的速度降低”。新投资预期利润下降趋势引起不确定性，这极大地增加了“流动性偏好”（或如凯恩斯所谓“具有积蓄倾向的”货币），并促使金融投机成为资本生成的替代方法，使经济难题更加错综复杂。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经济具有下滑到低增长和就业不足的趋势，“这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凯恩斯写道：“似乎它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这种亚正常活动状态，既没有明显复苏的趋势，也没有完全崩溃的趋势。此外，证据表明，完全就业或接近完全就业很罕见，且为期不长。”这些状况促使凯恩斯就“食利者的安乐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全面的投资社会化”问题，提出了更为长期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关于停滞和金融投机的长期理论，但在他的理论的基础上，停滞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凯恩斯早期最重要的美国追随者阿尔文·汉森的著作中，以及与米哈尔·卡莱茨基、约瑟夫·斯坦德尔、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等人相关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基于凯恩斯（和马克思）发展而来的停滞理论基本分为两派：一派研究资本主义的成熟化问题。汉森以及后来的斯威齐，都强调了这个问题，但除了他们，上述思想家实际上都以不同方式关注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研究资本丰富的经济体的发展，这种经济具有巨大而未被利用、且能相对快速扩大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扩大的巨大潜力与投资场所逐渐消失的现实背道而驰，因为当前的投资受到过去投资的阻碍（在工业成熟的条件下）。卡莱茨基说：“投资的悲剧在于正因为它有用，所以会引起危机。”
第二派主要研究现代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垄断问题，即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剩余增加的趋势”，以及这对积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派最著名的例子无疑就是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经济中产生的潜在储蓄或剩余，通常超过可盈利的投资机会，这会导致停滞趋势（低增长、高失业率/就业不足及生产能力闲置）。巴兰和斯威齐写道：“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是停滞。”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主流经济学方法，把快增长简单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成熟/垄断阶段自然的产物，而是如卡莱茨基所说，快增长取决于是否有“具体的‘发展’因素”来刺激生产。例如，军事开支、销售策略、金融服务的扩张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如汽车），这些被用来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撑，尽管这不符合积累的内在逻辑。
应该指出，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人一开始就讨论生产和金融的宏观经济关系，或讨论金融作为剩余的投资场所。尽管《垄断资本》一书提到，金融、保险、房地产有助于吸收经济剩余，但这被放在关于销售策略一章中的最后一小节，并没有给予特别强调。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减速，引起金融膨胀，这种膨胀反过来抵消了经济减速。因为生产缺少市场，资本就转向杠杆化金融投机（一大堆令人迷惑的期权、期货、衍生品、掉期等）以避难。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倍。到2005年，几乎达到GDP的3.5倍，接近世界GDP总额44万亿美元。
投机性金融得到了稳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期，金融泡沫出现在周期性经济繁荣的末期，且出现的时间很短；但荒谬的是，现在，金融化似乎不仅仅滋生于繁荣时期，也滋生于停滞时期，而且是持久性的。这一过程得以持续的关键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银行。它们被赋予“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承担着支持主要金融机构的任务，并在必要时帮助这些机构渡过难关（依据的是“太大所以不能垮”原则）。
主要矛盾在于，金融爆炸一方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它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金融的发展情况作出分析，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人们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对其进行监管，那么迟早，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膨胀，就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大崩溃，是否就会使金融化停止，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给出答案。
托普劳斯基写道：“在金融时代，金融主要为金融提供资金。”因此，近几十年来，生产越来越“附属于资产负债表重组这一更为获利的行业”。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这个大发动机不再由所有气缸驱动，作为应急备用的金融爆炸开始接手。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越来越多，这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而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增长导致“财富效应”。富裕阶层通过资产增值获得更多资本收益，其中部分收益通过“财富效应”集中到奢侈消费，使奢侈消费增长，从而刺激相关投资。甚至对广大中间阶层（专业人士、公务员、管理低层、熟练工）来说，资产价格快速膨胀使大量有工作的房主可以通过新债务消费。这样，债务膨胀提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提高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债务膨胀，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泡沫。
可以把债务看作一剂良药，在经济普遍停滞的情况下，它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哪怕是加大剂量使用这味药（这是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无法治愈潜在疾病，反而会产生灾难性的、长期的副作用。结果就是出现停滞—金融化的困境。今天这个困境的严重性已经很明显了，资本及其国家对当前金融大危机/经济大衰退别无他法，只能力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包括公司和个体），投入资助资金多达数万亿美元，目的就是希望债务杠杆能重新复兴资本主义。一方面金融化尽显活力，另一方面却是经济停滞，这就是垄断—金融资本的难解之谜。托普劳斯基说，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明显矛盾”在于“金融创新和增长”与“投机性工业扩张”有关，却同时导致了“经济停滞和衰退”。
资本主义的逻辑终点
大卫·哈维说：“信用体系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从其他人群中汲取财富的主要的现代杠杆。”近年来，工人工资水平和就业都停滞不前，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急剧上升。1976年，美国前1％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9％；到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至24％。据拉古拉姆·瑞占（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称：“1976年至2007年间，美国每产生1美元的实际收入增长，就有58美分落入前1％的家庭之手。”2007年，仅一名对冲基金经理约翰·鲍尔森就“赚”了3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74000倍。1989年至2007年间，美国前5％的富翁所持财富总额的比例从59％上升至62％，远远超过其余95％的国民的财富。中产阶级房主曾在房产繁荣中短暂获利，但现在随着房产萧条失利而归。
最近几十年，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迅速增加，这可以通过资本越来越集中反映出来。2000年，随着新经济泡沫出现的并购潮达到顶峰，全球并购价值升至3.4万亿美元，这在新经济泡沫崩破之后急剧下跌。这个纪录只在2007年被打破，2007年是房产泡沫的顶峰期，当时全球并购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同样在房产泡沫破裂后下跌。这些并购行为的结果就是控制主要行业的公司数量减少。金融领域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越来越严重，这个趋势近年来尤为明显。1990年到2008年间，美国前十位金融巨头所持有的金融—
工业资产比例增加了5倍，从10％增加到60％。
对金融化如何加大收入、财富和权力差距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目前已为左派广为接受，认为新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市场思想是今天经济问题的主要来源。然而，我们最好把新自由主义看作是资本应对停滞—金融化困境的政治形式。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亲市场或垄断—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变得非常极端，以至于国家无法有效应对这场继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几年来，奥巴马推行政府开支刺激计划，被各州和地方开支的大量削减所抵消，因此，这个刺激计划收效几乎为零。亲市场思想、对政府赤字的抨击和对通货膨胀的非理性恐惧使各级政府停止采取措施。引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现在“越来越像是进入了停滞和高失业率的长期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即使采取措施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也很明显。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可称为“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在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构成了今天全球化的主要现实。出口导向的外围国家——包括“新兴经济国家”——工资水平低，剥削率极高，这带来了全球剩余，这种剩余在生产中找不到可盈利的投资场所。这些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同时，这些“新兴”出口国家所产生的大量出口剩余被吸引到北半球高倍杠杆化的资本市场，在这里，全球剩余发挥了促进积累过程金融化的作用，这主要发生在富裕国家。因此，正如普拉波哈特·帕特内克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一文中所主张的，与金融化相关的“泡沫引起的增长”在世界层面上“掩盖了”积累的根源问题：“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剩余增长的趋势”。
尽管有诸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名人宣扬“世界是平的”，但是帝国主义的分化以不同方式变得更为严峻，这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也加重了最富裕地区/国家同最贫穷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1950年到1973年垄断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世界最富裕地区与最贫穷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从15∶1减少到13∶1，但在垄断—金融资本时期，情况则相反，到上世纪末，这个差距又增加到19∶1。
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资本主义内部积累的金融化日益催生出采用“休克疗法”的全球政体。我们看到的不是凯恩斯所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是社会和自然中其他一切都可能安乐死。正如娜奥米·克莱恩在《休克原则》中提出的观点，这不仅会导致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化积累，而且影响更大，甚至会导致“灾难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深、不稳定加剧、军国主义和战争扩大、地球环境被破坏几乎永无止境。
个人独占和人类社会需求（甚至是生存需求）之间的冲突从未如此赤裸裸。因此，革命的需求也从未如此迫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从属于货币收益，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来取代它，一个旨在实现真正平等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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