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含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检视五四到1949年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若干重要思想家，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进行的，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颇为当时学者所关注。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近代思想史研究还比较分散，研究范围也较为狭窄，缺乏系统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思想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影响的著作，如石峻、任继愈、朱伯崐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赵靖、易梦虹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年、1966年）等。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习惯于以阶级或派别划线，将思想家区分为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于思想家自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等重视不够。“文革”期间，和其他学科一样，思想史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内的状况相反，此期海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则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成果都未能得到及时的引进和介绍。
中国大陆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繁荣，是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而逐步实现的。首先受到关注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旭麓的《五四以来的政派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高军、王桧林、杨树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等等。其他一些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也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而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等等，虽也有学者涉足，并有著作出版，但总的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提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作一回顾。
一、研究的新趋向及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些不同干以往研究的新趋向，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一些学者如王忍之、徐宗勉、侯外庐等都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较少。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潮研究却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主线。较早以“思潮”命名并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此后以思潮命名的著作日渐增多，如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尤其是吴雁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围绕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这一历史时代的主旋律，对近代109年起伏跌宕、异彩纷呈的社会思潮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其涉及的思潮中，既有主导思潮，又有非主导思潮，甚至还有一些消极或反动的思潮，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以及曲折复杂的特点，从广阔视野上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剖析了各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斗争、渗透和影响，从社会思潮角度揭示了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除上述这些著作外，彭明、程
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虽然没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内容来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国百年思潮演变发展的著作”。和其他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不同，该书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近代思潮划分为四个阶段加以撰述，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线索在该书中得到了比较好的阐述。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6年），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书”等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资料，其中由“五四”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每卷之中，按内容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之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
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
第二，思想家研究进一步深入。思想家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许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在思想家的选择上，主要选择的是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所谓进步的思想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已改变了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比较温和的和保守型的思想家，如曾国藩、倭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等，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集林的《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如，对戊戌时期的康有为的研究，近年来不再停留在泛泛谈论康有为的贡献、局限、历史地位等问题上，而是深入剖析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分析他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变化。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由于梁启超当时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的影响。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谈到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时都比较空洞，人云亦云的内容不少，郑匡民新近出版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对于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而黄克武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则通过对比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著《On Liberty》，分析严复对于穆勒自由论的理解以及影响严复理解的原因，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其研究路径值得重视。
第三，学术思想史研究渐成热点。学术与思想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近代中国史上的不少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学问家，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以前的思想史研究对于思想家或者思想人物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关注较多，而对于学术思想相对关注较少。实际上，思想演变不仅表现于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而且也表现于或者借助于学术流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学术史研究逐渐成了研究热点，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局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晚清与民国学术史上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个案研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钱钟书、范文澜等“国学大师”。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集中成果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尤其是后一丛书由中国史学会前任会长、著名史学家戴逸主编，自1999年推出后，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其中一些著作还被海外一些大学网站购买了版权。此外，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章清的《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刘巍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罗志田的《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等论文及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书，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晚清经学、理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这方面的成果有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以及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中心走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刘大年的《评近代经学》等论著。与此同时，近代学术史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如晚清的学术分科、整理国故等也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开始尝试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和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学术史资料的整理方面，由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学术经典》和由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20世纪中华学案》值得关注。前者按人物编辑，每人一卷或两三人合为一卷，仅第一批就收录了44人，35卷。后者借用了传统的学案体编撰方法，分“综合”、“哲学”、“史学”和“文学”卷，依据学派按人编辑。
第四，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中国的思想史学科出现的年月并不短，但思想史界一直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以及思想史的具体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有深度的讨论，直到今天学者们对思想史应该研究哪些内容还不太明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已经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然而改称思想史，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中又有许多哲学史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哲学史的内容所占篇幅相当不少。而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却又大量地写进了思想史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在内容上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入，中国的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0年）出版后，葛氏在该书中提出的将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主张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更有之。2001年南开大学举办了“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强烈呼吁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庞朴指出“所谓的‘思想’，是‘社会’的思想；所谓的‘社会’，是‘思想’的社会；因而，我们提倡的思想史，应该是有其社会根据的思想史，而社会史，也应该是有其思想指导的社会史”。刘泽华认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与社会的思想观念，目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为厘清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从而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首先检讨了现有思想史研究的缺陷，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还比较模糊，与哲学史和专门思想史的界限不明，有关著作研究范围狭窄，缺乏深度。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当扩大思想史的范围，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将大众思想纳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他们在承认精英思想理应是思想史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认为思想史研究必须对民众思想以及民众思想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足够的重视。也有学者认为，思想史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耿云志研究员认为以往思想史研究精英思想的问题在于纯粹就思想论思想，没有充分说明思想家的思想与相对应的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也没有追踪思想家的哪些思想是通过何种社会活动或社会渠道渗透到平民中间去的，并沉淀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最后通过平民的行为方式显映出来，使原本与实际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思想变成了从观念到观念的运动。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的思想，应当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在他看来，“它应当紧紧抓住中国人应对内忧外患，为追求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提出的思想主张”。总之，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不仅受到关注，而且成为热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问题之一，是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有的人在批判辛亥革命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有学者把此种观点称之为“如果”史学。这种“如果”史学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再如，有的人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原因作过认真分析，没有考察过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与文化斗争，因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义。实际上早在1919年胡适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会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原因作过说明；“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1](P128)陈独秀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原因时也指出：“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也”[2](P678-679)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反儒学，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不批判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而指责因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和康有为的孔教运动而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新文化运动，这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非历史主义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批判辛亥革命搞糟了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的学者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没有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研究，借用耿云志先生的话说，他们“既没有专著，也没有非常有分量的研究论文”，[3](P383)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应有了解，往往是人云亦云，在那里想当然地发议论，搞假设，而不管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结果是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因为这有利于开拓不同专业学者的眼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但这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必须以遵守所跨学科固有的方法和规律为前提。另外，还有的人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以现实需要来解读历史，而不管这种解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无论这种解读出于什么目的，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典型的影射史学。影射史学对史学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问题之二，是盲目“创新”。创新永远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就历史学科而言，任何创新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以下两种“创新”倾向有关。
一是对海外学者观点的生吞活剥。比如，有的学者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并把它与“文革”相提并论。这就是对海外学者观点的照抄照搬。最早对“五四”的所谓激进反传统主义提出批判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林先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而这种态度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他指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反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现象，并且把“五四”与“文革”混为一谈，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其后，余英时在对中国近现代保守与激进梳理时，也将“五四”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阶段，将“五四”与“文革”乃至“文化热”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五四’是激进思潮的代表，‘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思想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的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还强调‘国粹’。‘五四’领袖则彻底否定了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求一切真理，从而彻底割断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传统血脉”。在他看来，从“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历程”。[4](P1-29)林、余的上述观点后来被一些大陆学者视为“新观点”、“新见解”而接受，我们检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文章，无论是对“五四”反传统的质疑，还是对“五四”、“文革”与“文化热”的类比，基本上都是对林、余观点的生吞活剥。它反映了90年代以来部分大陆学者以追随海外学者的某些学术观点为“风尚”的学术志趣。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我们也不反对对海外学者一些新的有真正见解的学术观点的吸取，但这种吸取必须经过自己的消化。任何对海外学者新观点、新见解的生吞活剥与真正的学术创新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矫枉过正。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思潮和流派的评价，往往以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作为褒贬的标准，凡被认为是进步和革命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褒扬，反之，则加以贬斥。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凡对过去被认为是进步或革命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贬斥，凡对过去被认为是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褒扬。如在评价保守与激进思潮时褒保守，贬激进；在评价改良与革命时褒改良，贬革命；在评价戊戌时期的思想斗争时褒以王先谦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评价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时褒慈禧和袁世凯，贬孙中山和革命派；在评价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褒胡适，贬李大钊；在评价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时，褒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贬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在评价学术人物时褒钱穆和陈寅恪，贬郭沫若和其他“左”派学者，如此等等。我们过去对一些被视为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研究不够，缺乏对他们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不对的，现在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同情的理解”，推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问青红皂白，凡是以前被贬斥为“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都加以肯定和褒扬。比如，有人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袁世凯上台后所推行的政治宽松政策培养出来的，因此对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又有人认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当时中国有可能实现近代化的惟一正确模式，如果不是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的破坏，它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康有为的激进改革是中国未能实现近代化的罪魁祸首。还有的人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归罪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不是辛亥革命中止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不是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战争对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干扰，中国早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观点新则新矣，但它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与真正的学术创新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问题之三，是评价标准的错位。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导致这种倾向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价标准的错位。我们知道，一般评价人物的标准有三个，即历史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其中又以历史的标准为主。所谓历史的评价标准，是把人物放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看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就近代中国而言，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应肯定，反之，则应否定。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在评价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主要用的是学理的或道德的标准，而不是历史的标准。比如，就学理的评价标准而言，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的确有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因为无论是对文化之民族性的强调，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发掘，抑或是对普世的人文价值与人文精神的肯认，他们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从历史的评价标准来看，值得充分肯定的无疑是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因为五四时期历史给中华民族提出的要求是向西方学习，变革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非强调自己文化的民族特征；是要中国融入世界，充分接受现代文明，而非对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固守和体认。而这些正是“新文化派”所主张和“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玄学派”所反对的东西。我们以前只讲历史的评价，忽略了“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玄学派”在学理上的贡献，这固然是片面的，但如今有的学者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以学理的标准来评价“新文化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玄学派”，贬斥前者，而肯定后者，这同样是片面的，不是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
问题之四，是持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良，凡主张社会改革者，必冠之以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人在研究或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时，一味地肯定改良，而贬斥革命，凡主张革命者，必冠之以一顶“激进主义”的大帽子。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既没有绝对地好，也没有绝对地坏，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近代中国的改良而言，情况就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如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又有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和参加的社会改良运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运动，还有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如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及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不同类型的改革，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以在研究和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时涉及较多的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为例。戊戌变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辛亥革命），其历史意义应充分肯定，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领导者虽然也是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等人，但由于时移势易，尽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也对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政治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时历史的主题已不是立宪，而是革命，所以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可能与戊戌变法同日而语，更由于它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和发动的反清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当时革命已成为历史的选择，因此它的负面意义可能更多一些。至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情况同样复杂得很，有旧式农民领导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革命的性质不同，其历史作用和意义也是不同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它的历史意义。当然辛亥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但其历史意义是主要的。总之，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上述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认为，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引进和采用其他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可以也应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而不断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签、在历史研究中生搬硬套的作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
除上述这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思想史的研究论著，局限在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之中，满足于罗列思想家的若干思想主张，而对于思想家思想的时代以及时代的议题缺乏把握，对于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对于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以何种形式对于当时社会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没有进行具体考察，对于与思想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缺乏应有了解。于是，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与思想家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与前人思想的关系，与同时代思想界、知识界的关系，以及对于时代与历史的影响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思想成了思想家闭门造车的产物，成了游离于现实历史进程之外的精怪。还有一些研究者似乎不明了思想史研究的本质，把思想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混同起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时，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其生平，阐述其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而于其思想本身反而研究甚少，甚至对思想家思想的基本脉络都缺乏准确的把握。又有一些研究者，把历史研究当做注经，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当做先验的结论，找一些材料，搭配上去，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了。另外，目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专门思想史，如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宗教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都有一定的进展，但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筑综合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基本框架，写出一部能够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并具有学术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除了推进既有的个案研究、专门思想史研究、专题研究之外，还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换言之，迄今为止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如何正确处理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思想家的个人思想与人民大众的集体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非常赞成20世纪70年代末李泽厚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入解剖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但在已经出版的那些以思想家的活动和思想为经纬写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寻找不到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而在那些以“思潮”命名的思想史著作中，则看不到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根据目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推测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趋向是：第一，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仍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会进一步从主要的思想家扩展到一般的思想性人物，特别是温和的或保守型的思想家会继续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会更深入、更理性、更细致，对于思想家思想来源的追溯以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会成为深化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第二，学术史研究将继续受到关注，并会有更多的学问家或学者走进研究者的视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现代学术的建立仍将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点。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如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思想分野与对比，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传统因素与外来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和评价，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将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第四，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加强，尤其是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结合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会有更多的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加入到思想史研究的行列，也会有更多的思潮史研究著作出现。但如何处理思潮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在思潮史研究中能见到思想家的思想与活动，仍是思潮史研究的一个难点。第五，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仍将为学术界所关注和思考，随着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会运用于学者们的研究之中。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加强个案研究，深入分析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泛泛空谈的多，深入研究的少，宏观归纳的多，微观考察的少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关注思想家与人民大众的互动关系，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就一定能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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