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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1)02-0018-08
中国小说在它自己的国度里素来地位不高。如此看来，清教主义从来就不为西方民族所独有。（注：指清教主义反对文艺创作。）在中国，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写小说、看小说，都不是学者应做的事情；小说作为整体很晚才被收入权威的中国文学目录之中，也只有到了现代，学者们才公开地阅读和研究小说。这期间的变化大抵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年青的中国学子在西方接受教育，又从那里将西方小说观带回国内，在西方，小说是文学的一部分。
即使是现在，肯承认自己看小说的老辈学者仍是寥寥无几，更别提写小说了，除非是自娱自乐。这就使人难以探讨小说和小说源流这样的问题，因为只有老辈学者才了解早期时代的情况，因而具备必要的研究条件。中国的青年学者很少对他们本国的文学有透彻的了解，他们承认自己偏爱西方小说或西方式的小说。日前，有位青年人在回答问题时说：“对旧小说，我们不感兴趣”。这就很有代表性。
那些去西方求学的人很可能更了解狄更斯、萨克雷的作品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而非施耐庵、罗贯中或汉代早期鼎盛的文学。不过，这也有好的一面，它让学子们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是很看重小说和故事这种文类的，新一代中国学者理应对中国小说的精华给予更多的关注。事实上，现代学者已经在重新发掘中国小说的精华，并尝试写出有关的现代评论。中国的出版社也正在推出古典小说的新版本，附加了新序言并重新作出阐释。这其中最佳的当然是出自胡适博士之手。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小说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文学史里包括的是中国诗词和名人语录，就连著名的汉学家在涉及小说及故事的问题时，也仅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他们接受的是中国固有的小说观，认为小说不值得去认真对待，小说充其量不过是人们无聊时的消遣，或者只是女人看的玩意儿。
但是，一旦扫除了语言障碍，中国小说就能向西方读者展现出一个人的新天地。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事实上，学者们对此不鼓励也没兴趣，最终倒是件大好事，文学的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真想发现和了解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话，就不能忽略这么多对中国人所作的浪漫而现实的描写——而且，大体上又是自己写自己。
中国小说写来极其坦率，其忠于生活的程度是西方小说因为考虑艺术技巧而很难企及的。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写小说而不署名的做法为小说家创造了良机，使他们得以对一些境遇作出揭示或自我揭示。学者们个人遇上什么伤心事又无法向他人倾诉，就可以用化名写个故事，排遣一下个人心头的忧伤。当然，匿名也引起了麻烦。在一个闲暇的夏日，一位名学者也许一时兴起，写了篇故事，却羞于署上大名。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感到作为作家，自己的名字无足轻重，便毫不内疚地签上前朝某位作家的大名，让人以为是以前的作品。这是一种失，但有失也有得，而且也许得更大，因为表达可以随心所欲了，对生活和激情的表现也更为深刻了。
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去表达，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小说和故事至少从宋朝开始几乎已经都用白话或百姓语言写成。能这样，不仅是因为学者们不想用书面语去写小说，而且也因为接下来的几代皇帝都恩准使用白话。早期的故事首先是口头的，皇帝也总是喜欢宫廷里的职业说书人，这批人给皇帝逗乐，给他们讲逸闻趣事。宋朝有位皇帝——宋仁宗——特别喜欢听故事，他让手下的臣子讲故事，然后把讲的记下来。元朝的皇帝是不通汉语的蒙古人，所以，朝廷里使用口语或简单易懂的汉语一时间便成为一种时尚，朝廷这样做了，民间也就能效仿。
在中国，正统文学迥异于从普通人心底流淌出来的狂放的、未被认可却生机盎然的俗文学，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恐怕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正统文学纯正、冷静、典雅、拘谨，所思所行规矩很多。故事和小说则不同，这里到处都是随心所欲、个性张扬、充满激情的男男女女，盗贼与仆人、和尚、农夫、游手好闲之徒、听差、妓女、小家碧玉，这些人因为生活圈子狭窄，完全处在原始的本能状态之中。他们说话、行事、嫁娶、生死，一切顺其自然。由着他们的本性，他们杀人会容易得像呼口气，他们同样也会因为爱或者失望的缘故而轻易自杀。对于西方人来说，看这些书就像揭开蒙在欧亚大陆之间的面纱，并终于明白，揭开文明的所有面纱，普天下的男男女女都是一样的，其生活中包含了同样的基本内容。
尽管文人雅士和道学家对小说并不赞许，但在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小说写出来并有人看。人们会发现柜台后面的店主，坐在太阳下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的货郎儿，占卜桌面前坐着的算命先生，还有走在上班或上学路上的年轻人——所有识字的普通人都盯着字体很小的纸面装订的小书，摇头晃脑地念着与他们相仿的一些人的冒险故事。因为多数人不识字，村里有职业的说书人。他们把乡下和街上的男男女女召集在一起，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讲起故事来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听得人如痴如醉。我见过一群身着蓝布褂的百姓，他们一边两眼盯着身子扭曲、神情紧张的说书人，一边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只见说书人动情地表演着，声音喑哑，泪如雨下，悲苦万分的样子，他是在讲述一个虚构的、或者也许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某男、某女的故事。但等到故事讲到太凄惨的地方，说书人却会直起身子，抖擞精神，神采飞扬，爆发出一阵让人感到宽慰的爽朗笑声，转眼间，大家都跟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眼睛里还泪水涟涟呢。
也有艺人在乡间各地作露天巡回演出，成千上万的人闻讯而来。真的，看到不识字的百姓也有这两种听故事的途径，想想老辈学者试图通过对故事这种文学形式表示不屑来遏制它的发展，真是无聊之极！中国人幽默、热情，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尽管受到传统宗教和思想枷锁的束缚，因而行为举止受到压制，然而，就如河岸挡不住暴涨的河水一样，他们挣脱了束缚，以更大的力量和激情表现在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中非传统的行为和想法上。他们像所有激情澎湃的人一样，很快就遨游于想像的天地之间。
尽管在中国普通百姓中间流传着这么多故事，老百姓又大都十分着迷，但小说本身的发展却比较迟缓。我们发现，到了元代（公元1280-1369年），小说形式才有了充分的发展，因此也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小说。元末明初才出现时至今日仍代表中国小说最高成就的三大小说。因此，中国小说的源头必须从其达到发展高潮前的几个世纪起一直追溯到元代。
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中国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公元前2704—公元前2595年）。黄帝尽管是个传说人物，但很了不起，因为似乎是他正式设立了史官机构，并把它分成左右两史，就此朝故事的形式正式迈出了第一步。右史负责编纂国史，不管他们写什么，人们都认为他们作了调查并确证是真实的。其结果被称为“正史”，或真实的史料。这一部分演变成历史。左史负责记录所有国内奇闻逸事，这些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也可能不是，记录超自然的或者非同寻常的事件，还有就是关于奇人的描写，这样的著作被称为“野史”或外史，最早的故事就是源于野史。（注：此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参见刘知几《史通》卷十一外篇·史官建制、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史学”等。）早期把正史与野史区分开来，这很有趣，因为这也许导致了日后视小说为不真实的作品这一歧视小说的情况的出现。
故事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稗官，或朝臣。他们的职责是逡巡于城乡街头，然后回来向皇上禀报所见所闻。这批人被称为“皇帝耳目”豢养他们，尽管本意是去探询是否有人要谋反，百姓当中是否有怨言。不过，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皇上很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于是乎，为了邀宠，稗官们禀报起来仿佛说书一样，皇上龙颜大悦。
还有一群类似的人，即职业谈天人，也即“说客”。这批文人长于谈天说地讲故事，并借此谋生得势。他们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穿梭在宫廷内外，凭着对人情世故的敏感，对权贵们性情脾气的悉心揣摩，他们常常控制了国家的命脉。言谈中，他们往往穿插一些寓言和教谕故事，这些故事由百姓之口得以流传，辗转，故事变得更长。
小说素材还源自孔子编纂的《书经》和《诗经》。在大致是关于尧、舜（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统治时代的叙述中，在关于一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历朝历代的皇帝的叙述中，孔子收集了这些时期的故事，尽管他未能收入最为神奇的故事，因为他认为没有道德价值。他宣称，故事是仅仅适合于眼下的东西，没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他日后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十分深刻，后世学者断言小说及其相关形式无甚价值的看法很可能与孔子有关。
中国的宗教对小说故事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道教，成了许多包含超自然因素的故事的来源，佛教则在散文和说唱艺术形式方面有所贡献，如：其寓言和教谕故事。在道教故事中，泛灵论随处可见，神灵出没其间。人们常说：“书没写完，神会写完它。”换言之，作家依靠超自然因素来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小说素材的早期来源先简述到此。现在，可以问的是：小说是如何从这些迥异的一堆材料中萌生起来的？迄今为止，人们习惯于认定小说形式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中国，它是由蒙古人从外邦带入中国的。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蒙古时期以前的故事，人们就会相信，元朝小说形式的出现并非像以前被认为的那样突兀。小说已经在故事中萌芽了。
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明显地复杂起来。早期的故事开始只是些提供一个情景引子的几个句子，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个女子”就是一个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物出现了，情节也不止一个，最后对话也加了进来。叙述松散的短小故事逐渐集中到一个主要人物身上，最后到了宋朝，我们就看到人物贯穿始终的长篇故事，缺乏的只是使故事在形式上成为正宗小说的高潮和动作峰点。《宣和遗事》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讲述了宋朝一位皇帝的事情。他生活奢侈糜烂，他的王朝被饥馑和违法乱纪之徒彻底摧毁，大好河山受到外族蒙古人的威胁，《宣和遗事》讲述的就是这个衰败王朝结束的故事。皇帝的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他与下层社会女子苟合，借着夜色溜出皇宫去幽会，他手下的忠臣给他的进谏使他似乎有那么一刻儿感到要回头了，但他的宰相和佞臣嘲讽地问他能否随心所欲当皇帝时，他又将进言抛诸脑后。所有这些都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那些豪华铺张的排场，穷奢极欲的生话，终于使国家蒙受灾难，而这一切早有陨落的星宿和自然界反常现象预示着国家要遭难了。形势逼迫之下，他感到了绝望。他把江山交给了小皇帝——而这个孩子艰难地从父王手上接过的是这样一副重担。与此同时，蒙古人正从北方步步逼进，中国人战败了，小皇帝成了人质，最后，父子俩被迫随征服者去了蒙古并客死他乡。书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收尾，象征着一代王朝的结束，这次国家落入蒙古人之手。
中国小说发展缓慢的另一个标志是，同样的情节被许多不同的作者反复采用，只是每次都加进一些新情节和新观点。这里应该解释的是，中国作家对采用他人观点的做法，在态度上迥异于西方：在西方，一个作家借用另一个作家的材料，必须加以说明。这是一个惯例。中国作家对过去的作家过分依附，他们努力去模仿，结果，自己的作品大多毫无新意可言，这种依附和模仿使他们完全采用别人的情节或情景，改编扩充后就自认为是一部新作品。这种情况在中国被认为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实际上，所有的名著在定本之前均以多种形式出现过。唐朝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成的闻名遐迩的故事《白蛇传》就是一例。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条大蛇。故事在三个作者笔下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和标题。第二个版本中，蛇变成了女妖，但第三个版本有了作者同情的笔触，女妖变为忠贞的妻子，她为丈夫找到了一种长生不老药，并给他生了个儿子。故事里不仅增加新的人物，它的性质也改变了，结果就不再是超自然的传说，而成了一个洋溢着人性的故事。
第三，中国小说从其早先的形式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发展，表现在，研读这些故事，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即元朝前每个朝代均对发展中的小说形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周朝（公元前1122—公元前249年），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简短的故事，人与超自然合为一体。到了周朝后期，凭空想像作品，尤其是寓言式的长故事和有着超自然人物的故事大量涌现。当时的中国人还处在远古时代，和其他国家相仿，中国最早的文学与像凡人一样行事的神有关。粗略说来，该时期的作品可分为人生哲学著作、道教著作和中国北方的享乐派著作；第一类著作的写作纯粹是出于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考虑，这里面插入的故事完全是作为教谕和说明的材料，第二类著作的创作在中国南部很繁荣，充满了超自然的成分，代表人物是庄子，第三类作者的写作宗旨在于娱乐。这三种故事均无情节，也无高潮，故事中作者引入神和超自然成分，是为了让读者感到惊奇。
《山海经》是这个时期的名作，其作者已不可考。起初，本书被视为一本法律书，在隋朝才重新归入地理书，辗转多少朝代，直到乾隆年间，这本书才被定位为故事书。这些故事讲神和女神，尤其是西王母，据说，凡间的皇帝常和她嬉戏。故事发生在昆仑山，主神是位可怕的人物，他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虎牙，长发飘飘，说话如同虎啸。西王母，也即女神，有豹尾。
对故事而言，接下来一个重要时期是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1年），在汉代，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却特别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故事没有高潮，也还不是章回体。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尽管佛教的影响以后才重大起来，但是，它一开始就对故事的兴起作出贡献。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短篇小说和故事现在开始发展成篇幅长、经常还讲究韵律的故事，这里面有佛教的影响在。来自印度的佛教其影响确实有迹可寻。譬如，在日后的长篇小说中，每个回目均以意思是“话说”两个字开始，这一习惯源自印度。在中国北方，富有韵律的故事现在还能找到，这些全部来自佛教，处理的也大多是佛教素材。这些故事很长，经常由街头艺人吟唱。它们似乎是在民间成熟起来的，一如民间故事，无人知晓这些故事最早出自何人之手。故事处理的题材多种多样，像《妙笔生花》，叙述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某夜梦见他的竹笔开花，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天才作家的故事。佛教对中国小说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但它至少通过给小说提供一种新的意图而推动了故事形式的发展。在民间赢得信徒，这一愿望使故事形式得以采用，以此来阐述佛教的原则和神谕。
汉代的故事风格上很有特点，它们用辞简洁、生动、有力、活泼，如同“骏马奔腾”。故事以其为中心的题材也同样是轰轰烈烈的，描写的经常是国家大事或是围绕一个伟人和重大事件来展开。汉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当时，国家富裕，国力强大，衰败的种子尽管已经播下，但还处于萌芽状态。到了六朝文人的笔下，故事写得苍白无力，题材与体裁相比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文人关心得更多的是怎样写而非写什么。六朝的故事在文风上具有音乐性、软弱无力的特征，题材也狭窄，像“一个女人、一头长发，或者一只小鸟”这样的琐屑之事。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故事写法得到高度发展的时代。唐代传奇以集中描写一人、一事为特征，故事时常运用动作峰点和收场的手法。一个传奇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传奇以爱情和冒险题材为主，而冒险故事主要是描写一群长于使魔剑的人。此外，还有许多童话故事。爱情故事围绕宫廷轶事来展开情节。这是有名的美女杨贵妃生活的朝代。这些爱情故事中最哀婉动人的是《梅妃传》。故事描写美女梅妃深得皇上的宠幸，后来杨贵妃占据了他的心，遂使梅妃失宠于皇上。梅妃善诗文，性情温柔、谦卑。当她感觉皇上不再宠爱她的时候，精神崩溃了，人变得憔悴不堪。皇上听说后，命人送去一斛珍珠，梅妃未接受，但就此作诗一篇，呈皇上：
桂叶双眉久不描，
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注：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薛亚军博士从《全唐诗》卷五中检出。谨此致谢。）
当时，有许多故事描写这两个绝代佳人为取悦皇上而争风吃醋，最后都死于安史之乱。
唐代另有一类有趣的故事描写斗鸡。一些皇帝喜欢斗鸡，于是斗鸡就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这些故事中写得最好的是陈鸿的《东城老父传》，讲有名的斗鸡手贾昌如何博得皇上和百姓的喜爱的故事。
唐朝末年，朝廷极度腐败，大量的故事肆意渲染性内容。中国大多数这类故事是关于男人婚外与烟花女子有染。
中国一位著名学者谈到唐代这些故事时说道，“我们一定要看唐代传奇，尽管它们讲的是琐屑之事，却写得哀婉动人，读来催人泪下。”
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其作者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即每回结尾处总要加上一、二句话，对叙述过的事情从道德方面来褒贬一番，这不禁让人想起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词，但这一习惯似乎是来自印度。
但是，随着蒙古人的侵入，故事的篇幅也在加长，自然而然地成了长篇小说。这个时期的小说在风格上比以前的朝代粗犷、少雕琢，因为蒙古人欣赏不了中文作品的精妙。到那时为止，故事大都写百姓始终很感兴趣的上层和达官贵人阶层的生活。现在，故事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从此一直这样。这个时期三部出色的长篇小说是《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国小说的巅峰，所以，多说几句有关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妨提一下《西厢记》，因为本书介于长篇小说与戏曲之间，因为这个原因及其别的原因，产生了中国小说源于戏曲的理论。长篇小说显然与戏曲有关，两者采用同样的情节。然而，要证明孰先孰后，目前还嫌证据不足。也许，两者齐头并进、平行发展。《西厢记》大多被视为小说，仅仅是由于它更宜于私下阅读而非公开上演。
故事内容很简单，讲一对母女到寺庙敬香拜佛，结果落入一帮强盗手中，一位正好在那里潜心攻读的年轻秀才搭救了她们。年轻人相爱了，母亲为报答救命之恩而将女儿许配给他，但后来后悔。聪明的丫环设法玉成了他们的姻缘。
《西游记》是一部更为浪漫的长篇小说。喜欢听神奇故事的中国人最喜欢看《西游记》。《西游记》写玄奘到印度取佛经的历程。其实，这是讲故事的绝妙机会，因为除此之外，情节与经历之间关系并不密切。主人公是个妖猴，在道教圣地成了猴王，他甚至要亲自推翻玉皇大帝的统治。佛陀被请来管教他，并向他证明他根本无力统治天上人间，猴王最后皈依佛教，并助玄奘西天取经，接下来的故事让人联想起《天路历程》（注：《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1678)系英国散文作家J·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所写的一部讽喻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尽管后者在风格上更为有力。
比《西游记》更有名的长篇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或称《三国演义》。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描写大约三世纪初三国时期魏、蜀、吴为争霸天下而发动的战争。小说是多卷本巨制，讲述了无数战役和计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流的。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曹操刻画得极其成功，这是个狡黠的、厚颜无耻的奸雄。因为他的战术，就有了个谚语：“说曹操，曹操就到。”西方也有同样意思的谚语。（注：即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willappear.）书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是医生华陀，他医术高明，能做无痛剖腹手术，并能诊断出种种疑难杂症。
我特地将《水浒传》留到最后讨论，因为在三大小说中，（注：指《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水浒传》正在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说，这部小说由一个署名施耐庵的作家创作，不过，除此之外，有关他的情况人们一无所知。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讲述藏身于山东省内一个“匪窟”——梁山——的强盗的故事。他们共有108将，这是个刻在星宿上的神秘的佛教数字。全书写的就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物的身世故事，写社会上各种不公和不平，正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这些不公与不平，他们才成为逃犯，逼上梁山，加入土匪行列。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场面，譬如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乡下汉，（注：指鲁智深，参见《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他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次误杀了人，只得逃到寺院，剃度当了和尚，总算才得到庇护。有趣的是，要他恪守戒酒戒肉的誓言极其困难，他头脑简单，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他随心所欲地喝酒吃肉；他走出山门，在半山腰抢一个酒保的酒，喝了个烂醉，回到寺院后面对的是长老和众僧要他遵守的清规戒律，后者看到他魁梧的身板、大胆的天真感到惊悚不已，一筹莫展。
小说讲述了许多悲惨、绝望的故事。有个故事讲一汉子，（注：指林冲，参见《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他的娘子被一个与官府勾结、仗势欺人的恶少看中，后者略施小计，抓了他并将他刺配，接着便来调戏其娘子。发配那天的场面特别感人。汉子执手对岳丈说，因为他无力再保护妻子，就立纸写下休书，任从改嫁。这些绝望的人物饱受生活磨难，最后被迫啸聚山林，反抗社会。
现在，处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影响着中国青年的思想，《水浒传》又有了意义。小说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写这部书并没有什么严肃的宗旨，他只是因为晚上朋友们走了或者下雨天他独自呆着，才写小说自娱自乐。他称谁看这本小说都只当是娱乐好了，其中没有什么寓意，小说也只是随手写来，未加雕琢。写这部小说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一种他已经习惯的消遣方式。他坐在那儿，凝视前方，满脑子都是早上醒来后躺在床上想到的人物素材。整篇序言风格精巧，读来引人入胜。
新版序言由一个激进分子用笔名写出，他一本正经地认为这本书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檄文。
对西方评论界来说，这三部长篇的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主要的弱点在情节方面。情节特别复杂，还有很多次要的情节处理得很糟糕。人物众多，出现了一会儿，就从接下来的几章中消失，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才又不经意地露面，或者干脆都不再露面，有关线索就断在那里。结果，小说变得拖沓冗长，毫不协调，有时是一片混乱。但是，一旦对某种东西因为不习惯而产生的厌恶感消失后，人们就会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即这种支离破碎本身是否就是对生活的模仿。生活中并没有仔细安排或组织好的情节，人们生生死死，根本不知道故事有怎样的结局，又为何有这样的结局；人们登上生活舞台，又走了下去，没有解释，上场与退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以后也许会被人说起，也许不会。因为中国小说缺乏情节连贯性，也许就是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如果不是精心考虑的，无意中却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不连贯性的模仿。
在这些早期长篇小说中，没有特别好的描写，尤其是自然描写。在像《红楼梦》等后期小说中，描写是作品一个更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但在元代小说中，对话和动作才是最主要的。
另一方面，人物形象塑造常常是一流的。一个词，轻轻一笔，举手投足之间，人物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水浒传》尤其是这样。在那里，有语言天赋的只凭人物的用词习惯就能感觉到他要说的内容。所有这些小说最迷人的特点就是自发性。作家好像成竹在胸，掌握了丰富的素材，随之而来的是精湛的技巧、幽默的风格和哀婉的主题。
材料的丰富也许是因为小说的情节以前曾被多次采用。《水浒》当初显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从与它同时代的元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来源，因为剧本和小说中描写的是相同的事情。但是，元剧与元剧之间也是各不相同的，元剧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别于小说。《水浒》中的花和尚鲁智深在一些剧中是有家室的，并有一子。在这种情况下，剧本写作在时间上当早于小说。
但是，重要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些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图景，这些图景内容丰富，充满了迷人的变化和对照，与此相比，中国小说在西方评论家眼中的优缺点便显得微不足道。人们为一点天真和实在的幽默发出笑声，书里多的是这种幽默，就像幽默的中国人一样。但转眼间，人们又吃惊地看到小说中写到的对道德问题持有的一种明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对西方人来说，这些道德问题是社会得以运作的基本要素。从《三国》和《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可以看出，人们再不会相信中国人像古代伦理书里所理想化的那样爱好和平。正如一位老先生说过的那样，“严格地说，这两部书写的只是杀来杀去，我们中国人最佩服打仗有本事的人。”
尤其是在《三国演义》里，有对阴谋诡计的宽恕，有对不免有失人格的欺骗的肯定，结果，这种事情实际上受到赞许。有一点值得注意，时至今日，中文里“老实”和“好”这两个词隐含了“愚蠢”的意思。
但是，用不着表扬或者原谅这一切。如果我们对早在13世纪就在风格上发展到顶峰的这些古老的故事进行研究，能够看到一幅反映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收稿日期：2001-01-02
译者按：本文是赛珍珠的中国小说系列专论之一。全文追溯了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历程，并为中国小说作了有力的辩护。文章对于我们认识赛珍珠的中国小说观和她本人的文艺观，颇有价值，故译出，以供赛珍珠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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