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毛泽东具有深厚广博的传统文化的学识和修养。这对于他的革命生涯和理 论建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刘少奇所 说，毛泽东思想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 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因此，毛泽东虽 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虽然也时常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但他毕竟植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土壤，毛泽东终究是矗立在中国大地上的伟人。
一
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对“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描绘。如孔子的“老安少怀”的理 想，墨家的“兼爱”、“尚同”的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等，而对“大同” 世界最著名最典型的描绘当首推《礼记·礼运篇》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注：《十三经精华》第390页。)数千年来，这一社会憧憬，一直是 中国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到了近代，随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刊行于世并 广泛传播，大同理想再次唤起人们的热烈向往。毛泽东同样热烈地追求过这一理想。青 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89、228、146页。)他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 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借助于“大同 ”这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话语来描绘和传播共产主义理想。他热切地期盼：“太平 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注：《念奴娇·昆仑》。)。他认真地思索如何“使中国有可能 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 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注：《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心中涌动着尽快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的激情，急迫地要将心中的理想蓝图付诸于实践。他认为通过经济、政治、 思想文化的全面跃进，就可以消除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三大 差别，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成为现实。于是，他充分肯定实行“共产”措施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及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使人民 公社遍布全国。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实现他对理想社会的设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在西方众多的思想学说中选择和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反过来，毛泽东又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对 传统的大同理想进行了改造，赋予了革命含义和现代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把共产主义理 想中国化了。因此，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二者糅合的产物。事实上，政治上完 全平等，经济上大致平均，精神上高度纯洁，人为地扩大公有制，缩小以至取消商品生 产和交换，过于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等等，这些都具有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小 农经济社会的大同理想的空想化、道德化和平均主义的特征。
二
中国最古老的《周易》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这种自强不息的 刚健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在挫折 和厄运面前不畏险恶，顽强拼搏。不论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还是精卫填海、愚公移 山，这些古老的神话、寓言，都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极好写照。
这种精神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种乐 观豪迈、举重若轻的诗句在毛泽东诗词中比比皆是。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不仅要 征服风大浪险的自然界中的大江大河大海，而且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更表现出搏击风浪 的英雄气概。
在推翻三座大山、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身上总有一种不信 邪、不怕鬼的大无畏斗志，总有一种不屈服外来压力而自强不息的硬骨头精神。这种斗 志和精神也融进了他诗词中的菊花和梅花的意象之中。他歌咏的菊花，不是陶渊明“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怡然自得的菊花，而是饱经风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 “战地黄花”。他歌咏的梅花，也不是陆游笔下孤芳自赏、零落成泥的梅花，而是“已 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欢喜漫天雪”的梅花。无疑，这种不畏强暴、顽强不 屈、凌霜傲雪的菊花和梅花意象，既是毛泽东自身人格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象 征。
毛泽东毕生追求中华民族的强盛，渴望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描绘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 贡献”，“中国应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曾经激励多少中国 人为之奋斗。这种气概、斗志、精神，是毛泽东性格中最有魅力、最有光辉的一面，使 得毛泽东在唤起民众、凝聚力量上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使得毛泽东成为当之无愧的 人民领袖。
三
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哲学玄思，缺少超越意识，缺少终极关怀。而注重社会功利，讲究 人伦事功，追求经世致用。中国诸子百家“皆出于救时之弊”，总是面对现实的人际社 会，力图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冲突所提出的迫切现实问题出发，“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寻找出“经邦纬国，济世安民”之道，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拥有千秋情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的价值 目标。同时又务实求真，“务得事实，每求其真也”，形成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 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
毛泽东早年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就曾阅读过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其“明道救世 ”之学有粗浅了解。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与同学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也曾引顾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青年毛泽东有着“指点江山”的豪情，有着“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追问，有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更有着脚踏实地的实干 精神。他终生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写有字之书，更写无字之书。
在毛泽东看来，一种理论的价值，不仅从它本身的理论形态中表现出来，更主要的是 在它实际应用的功效中体现出来。毛泽东还从注重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中汲取营养，岳 麓书院那块“实事求是”的匾额，成为毛泽东终生奉行的座右铭，并在毛泽东手中得到 科学阐释和发扬光大。毛泽东吸取了其朴素、合理的内涵，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 内容：“‘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 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 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 们行动的向导。”(注：《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59页。)这 一段话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 ”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 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可以说，实事求是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构成了我党 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普遍贯彻和运用。
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关系的研究和争论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主题。从《 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宋明理学道德行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清代 学者的道德实践，直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近代意义上的知行说，知行关系的讨 论始终围绕着知行先后、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知行合分、知行鉴别等命题而长盛不衰 。
毛泽东也把知行关系当作自己毕生哲学思考的基本主题。他的知行观也经历了一个发 展演变的过程。青年毛泽东说：“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228、146页。)此时，在毛泽东看来，知识、信仰、行 动是人的精神活动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是缺一不可的。特别是将“行”归结为精神活 动的一个环节，这表明他对“行”的理解仍没有摆脱以往哲学的束缚，他的知行观显然 尚未跳出知先行后说的窠臼。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 际。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 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 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点转移到“行”或“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知行脱节。
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仍然没有停止对知行问题的探索。他所写下的《实践论》既 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作 出的科学总结。在《实践论》的副标题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所谓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他继承了“先行后知”论中的合理因素，指出只有实践是认识的 唯一来源，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只能是实践，“知”是为了“行”。他吸取了“以行鉴知 ”论中的合理因素，指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借鉴了“知行统一”论 中的合理因素，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历史的具 体统一。在这种哲学思考中，毛泽东自觉接受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精神，并将它同马 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科学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由于非常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毛泽东一生都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真正亲知的 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注：《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7页。)。由于非常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毛泽东一生又十分注重劳动。他提出的理想人格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781页 。)。虽然他在“劳动者”前面加上了“有文化”的字眼，但实际上，他特别重视体力 劳动，而有轻视脑力劳动的倾向。他甚至将劳动视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世界观转变的 重要途径和手段，主张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他在晚年还发表过“书是要 读，读多了，害死了”的言论。这些都表明毛泽东的知行观出现了偏颇，由早年的先知 后行发展到晚年的重行轻知。
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是儒家的“仁”与“ 礼”，其实质是强调“我”对“他”、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和群体的重要 性。这种偏重群体，要求个人按照一定的社会与伦理规范行事，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与协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甚至成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这 种价值取向，凸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集体 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格，对形成民族凝聚力起着重大的作用。
青年毛泽东作为时代大潮的弄潮儿，曾经受到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他通过 杨昌济接受了格林、布拉德雷、包尔生的自我实现论，别开生面地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 神与尽心完性的传统伦理思想融为一体。他像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崇尚个性与自 我。在社会与个人的天平上，他倾向于个人的一端。他认为：“社会为个(人)而设，非 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228、146页。)。然而，青年毛泽 东的个性意识并未持续多久。他很快就由小我转向大我，由利己转向利他，由个人转向 集体。毛泽东的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近现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严峻现实和时代主题， 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输入和影响，在五四时期受到强烈冲击却并未动摇根基的 传统的群体本位观念的暗中左右，再加上毛泽东早期的个性意识中本身就蕴涵着“利他 ”的成分和转向集体主义的因素，这些都使得毛泽东完成从个人到集体的转变显得顺理 成章，轻松迅捷，并彻底决绝。
此后，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强调整体、全局的利益高于一切，提倡集体主 义的人生价值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是革命集体主义原则的经典表述 。毛泽东赞赏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 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集体主义道德，推崇的是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这样的 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理想人格，批评的是“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 二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应该说，集体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形成严密的纪律、钢铁般的意志和革命英雄主义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闪烁着崇高的光芒。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在集中人力、物力 、财力用于社会和集体的发展上，也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毛泽东的这种集 体主义的人生价值观还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境界；“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多 么美妙的理想社会。它确实具有诱人的魅力。
但是，传统的群体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尤其是 在和平与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分强调集体，而漠视个人的自由发 展，过分宣传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讳言每个人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都将使社会失去生机与活力。而脱离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广大群众的道德水准，一味树 立过高的价值目标，也将导致目标的虚幻、理论的苍白甚至行为的虚伪。因此，既充分 考虑个人利益，又大力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既注重道德规范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又不放 弃对理想道德目标的憧憬和追求，这应是我们现阶段在道德体系建设方面要努力的目标 。
六
“文以载道”是贯穿中国两千余年文艺历程的难以更移的传统观念，不管时代变迁、 社会更替，古之文人大都在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小心翼翼地虔诚地守护着这一 金科玉律。“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把文艺与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文艺的政 治功利意识，弱化文艺的审美意识，使得传统文艺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蹒跚前行 。
“五四”新文学革命曾把矛头直指“文以载道”，不仅反对文学载封建之“道”，而 且反对文学“载”任何之道。追求艺术独立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在文坛不绝于 缕。但是，即使是在五四时期，文学仍然肩负着思想革命的重任，文学仍然载着“启蒙 ”之道。随着“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兴起，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又一次受 到人们的青睐，文学的政治功利意识和社会功能再次得到强化。
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经验，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讲话》当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即重视文艺的意识形态 性和文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如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整个 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但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对毛泽东文艺观的影 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所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 二位”、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等命题， 都是要求文艺载革命之“道”，为现实政治服务。
作为极具权威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文艺观对后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一 批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优秀作品相继出现，它们在摧毁旧中国、建设新 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但对政治的过分强调和过于 倚重，使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重内容、轻艺术的倾向也日趋明显，且愈演愈 烈。到了“文革”时期，“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艺创作观念更使 文艺完全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文艺的独立性、审美性、超越性等特征丧失殆尽，文艺的 生命也随之消失。
把“文革”对文艺的摧残完全归之于《讲话》或“文以载道”观显然是荒谬的，完全 否认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如何让文艺的社会性和艺术性、文艺的社 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保持各自的空间和必要的张力，是我们至今仍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命题博大精深，纷繁复杂，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显然不是 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就能完成的。本文只能以札记的形式略陈己见。事实上，还有许多重 要的问题没有涉及。譬如，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尤其是晚年)及其原因，以及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性格气质、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等等。
一个伟人与孕育这个伟人的伟大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将永远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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