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论管仲和韩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仲论文,吴虞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吴虞对先秦法家人物管仲和韩非的评论，颇有特色。其论管仲，持管仲为法家一派说，并将管仲思想看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其思想包括：以经济为根本、以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依时损益法制、明造就人才之道、重视武力。而管仲思想最重要的地方是，要使人民理解与参与。至于韩非，吴虞着重辨析了其学派性。吴虞将法家分为两派，看到了法家内部的学派差别，指出韩非兼治法术，既明道家之秉要执本，又行法家之明罚饬法。
关键词 吴虞 法家 管仲 韩非
吴虞，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其著述论评先秦诸子，除道家、墨家、杨朱、许行之外，还较多地涉及了法家。他不仅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援引商鞅、韩非两位法家人物的道德观来抨击儒家的旧道德，还著有专文对管仲、韩非的学说进行了论辨。
一、对管仲思想的概括
管仲作为一个思想家，其学派的归属不是没有争议的。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班固将“《管子》八十六篇”归于道家一类，则是以管仲为道家学派的人。而《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后来，《隋书·经籍志》也以《管子》归于法家，至清修《四库全书》也是将《管子》归于子部法家类的。可见，更多的人是将管子看成法家学派的人物。
吴虞在管仲的学派性质上，持管仲为法家一派说。他说：
后世或列管氏于道家，或列管氏于法家。呜呼！以道明法，此管氏之所以功业烂然，齐国遵其政，常雄于诸侯，而深远于申、韩诸子者也。①这是说管仲与申不害、韩非一样，都属于法家人物。但管仲不是只言法，而是以道明法，这又是他与申、韩的区别。后来，吴虞专论韩非时，也以是否以道明法来区分法家内部派别的不同，这将在后面详论。此处只须指出，吴虞在这里以申不害、韩非是不能“以道明法”的，但后来却认为他们是以道明法的一派，商鞅与李斯之徒才是不能以道明法的另一派，前后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管仲生活在春秋时期，他生活的时代正如吴虞所描绘的，一方面是中国内部诸侯分裂，周室衰弱，天下无所统一；另一方面，是中国受到周围少数民族的交相侵伐。管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安中国，尊王室、攘夷狄”为己任，而形成了他的思想。
吴虞将管仲的思想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各个观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他认为，管仲的相互联系的整个思想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以经济为根本。管子有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②在他看来，国家的治理，首先必须从经济着手，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其二、以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人有衣食温饱，但不明礼义廉耻，人就没有道德品质，而沉湎于利禄，甚至为了衣食，而忘公循私，投靠权贵，生出种种弊端。所以，在有了一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应注重礼义廉耻的培养与宣传。管仲把礼义廉耻看成维系国家的四根柱子，故称四维。他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③
其三、依时损益法制。仅仅有了礼义廉耻，如果成天空谈道德，还是不行的。没有礼义廉耻不行，有了礼义廉耻，也不一定就能治好国家。要治好国家，还需要相应的法。管仲以为法应因时因地而异，故有损益。
其四、明造就人才之道。上述三点都齐备了，还需要人来实行。没有人才，就不足以救时济变。有了人才，才能很好地实现法制，推行道德，繁荣经济。因此，如何造就人才，也是不可缺少的。吴虞以为，管仲制国为二十一乡，令四民不杂处，各专其业；采用三选之法，以进人才，都是其造就人才之道的具体办法④。
其五、重视武力。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无武力只谈仁义，就会像徐偃王一样，空谈仁义而亡。因此，管仲在修内政的同时，又寄军令于其中，从而使齐国能成为当时的霸主。
吴虞对管仲思想的如上概说，是不是合于管仲本意，这是值得讨论的。但它反映了吴虞对管仲思想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更多地表现了吴虞所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富强，不仅要以经济实力为根本，而且要有道德、法制、人才、军事诸方面的进步。吴虞的这一思想较之单纯的教育救国诸论，显然要深刻切实得多。
其实，强调经济、道德、法制、人才、军事的思想，在古代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是存在的，只是有全面不全面，强调了一些，忽略了另一些之分。因此，吴虞以为管仲的如上思想，并不是十分特出的。在吴虞看来，管仲最重要的地方，是《乘马篇》的如下思想：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
吴虞自道，正是读了《管子》这段话，才知道管仲为什么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见，他是将管仲的上述思想作为其根本的。所以，吴虞说：“故管氏之治齐国，虽本一定之学说，发为一定之政策，而其要尤在使智愚皆知之，智愚皆能之，立政布令，上下咸喻，祛壅塞扦格之弊，若手臂之相为用，而后可以收富强之效。是岂所谓予智自雄，卤莽灭裂，漫然而成功者哉？”⑤
吴虞所以将管仲“智愚皆知之”、“皆能之”的思想视为最根本的东西，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在上者，即使有好的学说，适应时势的政策，但学说政策不能为人民大众所了解与实行，“则亦将瞻眺踯躅，各怀狐疑，惊耸失厝，而上之所行，亦必迂回颠踬随之，而终莫由道”⑥。吴虞在这里借助管仲之说，实是看到了人民大众的某种作用。承认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人民的理解与参与，才能达到目的，这是对人民大众的作用和力量的肯定，是一种很深刻的认识。
在吴虞看来，如何使人民大众皆能知之、行之的问题，就是道术的问题。《管子》中有《心术》、《白心》诸篇⑦，就是专讲道术问题的。在吴虞看来，讲不讲道术，是法家人物不同结局的原由所在。《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说：“经纬事功，以才识为首。尤必赖有道术以济之，出之以宁静，本之以阅历，守之以坚忍，事效之至，乃有可期。此晁公武所以称管氏《心术》、《白心》诸篇，亦常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致君五霸之盛，固其宜也。夫商君、李斯专务明法，而不知道，皆身危亡国；项籍才学过人，卒为张良所制；韩信国士无双，史公以不学道少之；斯非有道术与无道术之异欤！”尽管吴虞在这里误将《心术》等视为管仲的作品，并据以论说，其说必然难以成立，但从此也可以看出，吴虞对历史上的法家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单纯地讲法，而不配合道术以治国，就只能“身危亡国”，说明法是不可以作为唯一的治国手段的。因此，吴虞虽然肯定法家，但他的肯定中又有否定，这是一种较为辩证的态度。
二、辩析韩非的学派性
韩非子是法家最著名的代表。吴虞对韩非是很推崇的，他在1905年的《游学琐言》中就说：“《韩非子》宜常览之。孔明以之教后主，安得以腐儒之排斥而不观也。”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韩非子》是他经常研读的一部书。因此，他在论法家反对旧道德时，引韩非之说，可以看出他对韩非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但吴虞没有论述韩非思想的专文。关于韩非的专论，仅有一篇辩析韩非学派性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吴虞对韩非的理解程度。同时，这也是吴虞论说诸子的论文中最有学术性的一篇，故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篇论文起因于吴虞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中编，内中讲到韩非子。《韩非子·五蠹篇》有“不慕上知之论，不务微妙之言”二语，胡适因而断言《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二篇是道家之言，不应为韩非的作品。吴虞因深研《韩非子》，确有所得，对胡适的这种看法表示怀疑，而认定这二篇文章确出于韩非，因而写了《辨胡适之先生＜解老＞、＜喻老＞说》一文。
值得指出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在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受到各个方面的评论。吴虞的写作此文，是基于如下的观念：“适之先生之于学，可谓雷霆精锐，冰雪聪明；其所贡献于社会者，多而且大，不仅如吴稚晖所云戴起红顶子演说之效而已！故予于此小节，聊居于拾遗补阙之列，试一商榷之。”⑧面对一部有巨大反响的学术著作，吴虞既正面肯定其学术贡献，反对吴稚晖之流“无学有术”的攻击；同时，又不迷信盲从，对确有值得讨论之处，又敢于提出商榷，这是一种严谨的学术学风。一切从事学术研究者，能有此学风，则学术的昌盛繁荣一定相伴而出现。
吴虞辩析胡适之说不足为据，论证《解老》、《喻老》确为韩非所作，讲了四点根据。
其一、《韩非子》书中引用道家之言的地方不少。吴虞指出，《韩非子》书中除《解老》、《喻老》外，还有明确引用道家之言和解释老子之言的十来处地方。如《难三篇》、《六反篇》、《难二篇》、《外储说篇》、《主道篇》都明引老子之说与郑长者之说，有的篇中还两引其说。郑长者，据《汉书·艺文志》为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内储说上篇》则二次解释老子“失鱼”之言，说明势的重要性。
在一本著作中称引他书，说明二书之间有着理论上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是多方面的，如儒家著书称引五经，表现了儒家学派固守五经的特点。而庄子论引五经，则是道家对儒家的调侃和批判。《老子》一书，先秦也为多种著述所称引，其中有道家学派的，也有非道家学派的。而且称引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吴虞以韩非书中多引用与解释《老子》及道家的语言，旨在说明道家为韩非的学术所本之一。单纯地从这一点来看，吴虞的论证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证实韩非的学说一定与道家相关，《解老篇》与《喻老篇》一定为韩非所作。
其二、因上述的论证还不能最终证明其论点，吴虞又引历代学者之论来作补充。
吴虞指出，司马迁著《史记》，以老子与韩非子同传，又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老子，皆原于道德之意。司马迁曾闻其父论六家要旨，他以老子、韩非同传，必定有见于道家、法家相关之原，而不是随意立说。另外，吴虞又引晁公武、陈兰甫之说，证《解老》、《喻老》为韩非所作。
在同时代人之中，吴虞又列举了章太炎、谢无量与日本学者桂湖村之说。章太炎在《原道》、《明解故》、《论式》中，一再辩析了《解老》、《喻老》为韩非的作品。谢无量以为韩非学术有三个来源：一，黄老的道家；二，申商的法家；三，荀卿的儒家，而最推重老子，所以著有《解老》、《喻老》。日本学者桂湖村更说：“《解老》、《喻老》为解老子最古者。盖韩子之学，本于老子之恬静主义，而兼取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故能浑涵贯穿，成一家之言。”⑨
古代司马迁、晁公武、陈兰甫都以学术名世，同代章太炎、谢无量亦为著名学者，吴虞引以为说，是有相当权威性的。而且这些论解，皆有理据，所以，给了吴虞的论说以相当支持。他还另引日本人之说，表现了吴虞对日本学术的某种了解。然而，这些引证都只能算作某种参考，并不能真正论证《解老》、《喻老》出自韩非。要证明这一点，必须从韩非的思想本身来说明。
其三、关于《韩非子》的佚文与附文。每一种古书，经历代重印，都必然出现某种改变。有的还因故佚失了。而另一些不相关的内容也可能附益其中。历代讨论《韩非子》佚文、附文的学者，如程沙随、吴挚甫、王先谦等，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久保天随等，虽然各人看法不一，有认为《韩非子》全为韩非作品的看法，也有认为其中掺入了他人作品的看法。但都没有人认为，《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二篇为他人所作。吴虞的结论是：“卢绍弓（文弨）、吴山尊、顾千里、俞荫甫、孙仲容诸家，多校《韩非子》，亦未有指《解老》、《喻老》二篇非韩子之文者。似不得仅摭一二空言，遂断定韩子不作《解老》、《喻老》也。”
判定一部古书，何为本人所作，何为后人或他人掺杂，可以从多方面来看。然而，真正要作出最后的判定，还必须从书篇的内容与作者的思想是否相合来分析，而不能单靠引证他人之说。
其四、韩子治法术与老子的关系。应该说，前面三点都可以作为参照或参考性的论据。但真正能论定此说的，还是吴虞的这最后一点论说，因为它是从韩非的思想中来论定其与老子的联系的。
谁都知道，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兼言法、术、势的。而在这之前，申不害重术不重法，商鞅重法不重术，韩非子则兼而并重。《定法篇》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是以法、术分隶君、臣之说。韩非又各论其特点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人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⑩
韩非所重之术，正为道家所长。《汉书·艺文志》论道家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从此可见，道家是言清虚之术的，而且以术归人君，与韩非所论术的观念正相吻合。在吴虞看来，申不害、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韩非都是言术的，而所言都归本于老子。由此，吴虞将法家分为二派：
大抵法家而兼术家者，则必通道家，申不害、慎到、韩子之徒是也。法家而不兼术者，则必不通道家，商鞅、李斯之徒是也。(11)吴虞认为，法家二派之分，梁启超、胡适都未明悟。故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本以管子、韩非皆出道家，却又在《中国哲学史》中断论《解老》、《喻老》非韩非所作，而自相抵牾。
吴虞将法家分为两派之说，看到了法家内部的学派差别，也说明了法家与道家的某种联系，这是先秦诸子学研究中的一个成果。对认识法家及其与道家的离合，是有较大意义的。
在辨析韩非与道家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吴虞更指出韩非法家思想的特质：“韩子兼治法术，一面明道家之秉要执本，一面行法家之明罚饬法。其于道家之学，要非独任清虚，仅为上智之论、微妙之言，不揣事情，循事理者也。”(12)就是说，道家的术与法结合起来，就有了性质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一种上智之论、微妙之言了，已成为人君秉要执本的道术。因此，法家所言之术虽归本黄老，但同黄老之术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吴虞说：
盖法家之精义，必审合形名，其本无不出于虚静，此法家渊源所以与道家同者也。不过法家所谓虚静无为，专以为用术之道而已。盖法术之士，恐人君专政坏法度，则教之以虚静无为，责其事于官，而课其效于法，假虚静无为之术，以得施行此法律之至高权。又以人君虚静无为，则臣下莫能窥其好恶所在，可因而操纵之，盖以虚静无为教人君也。(13)这是说法家有了术，才能一方面令人君操纵臣下，另一方面，又限制人君破坏法度。可见，法家之术是有双重作用的。在吴虞看来，法家中的李斯由于丢掉了术，才遭至秦的灭亡和自身的夷灭。
注释：
①⑤⑥《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载《吴虞集》。
②③《管子·牧民》。
④《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的原文为：“然空谈义理，不能损益法制。明造就人材之道，则亦不足以救时而济变。于是制国为二十一乡”。审其上下文义，似有脱文。其文大意应为：空谈义理，不能损益法制。然虽能损益法制，不明造就人材之道，也不能救时济变，于是制国为二十一乡。
⑦《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学术界基本上认定非管仲所作。而《管子》成书时间，郭沫若先生认为在老、庄之间。近年，李存山先生《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提出新的论证，认为其书成于惠施、庄子之后。
⑧⑨(11)(12)(13)《辨胡适之先生〈解老〉〈喻老〉说》。
⑩《韩非子·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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