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异化翻译的局限性
潘 洵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摘 要] 1987年刘英凯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掀起归化异化之争。2000年前后，郭建中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引入国内，使争论得以延续。实际上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本身在逻辑推理上有缺陷，在英语世界也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同时，异化翻译有翻译不充分、意义失真、流传不广、受人愚弄等弊端。超越异化归化之上的充分翻译才是实现文化交流目的的有效翻译模式之一。
[关键词] 归化翻译； 异化翻译； 文化殖民； 韦努蒂
一、异化翻译观
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施艾马赫(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条：“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这就是“异化”与“归化”翻译观之争的嚆矢。
1987年刘英凯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掀起归化异化之争。他分析了归化的“弊端”，提出“要把移植法——旨在传达原作异国情调并输入新的表现法的译法——在翻译中应占有的主导地位确定下来”[1]。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Venuti)发表了他的名著《论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提出了“异化翻译”观(foreignizating translation)。1998年到2000年的两年间，郭建中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引入国内。由此开始，国内的归化异化之争带上了国际化的色彩，争论的内容也逐渐超出语言层面，涉及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
2003年，孙致礼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法，而这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来说，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译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2]，他最终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八个字。
中国是个理论消费大国，自从韦努蒂的异化理论提出以后，附骥之尾者不可胜数，本文不再一一列举。但总体感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超出传统译论的范围，认为归化异化不过是直译意译的延续，而另外一部分人虽然试图从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探讨归化异化，但由于没有认真研读韦努蒂原作，所以也就没有发现韦努蒂论证逻辑上的漏洞。
二、韦努蒂之误
张经浩、袁晓宁都曾经指出，中国翻译研究几乎就是西方译论的转运站，有些人甚至鼓吹西方议论中的只言片语，而不管这片言只语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产生的[3]。笔者也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翻译研究中，确实有理论消费过热现象，盲目引用者多，认真思考者少。就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为例，笔者认为韦氏在论证过程中，逻辑上有重大缺陷。
韦努蒂最主要的著作是《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 )和《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这两本书，但他的主要观点在他主编的论文集《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 )中已经提出。他认为：
那段时间，程晓的父亲也很纳闷：儿子不是在成都买房了吗？怎么不让我去看看？他亲自上成都来了，才知道儿子不仅用自己支持他买房的钱买了凯迪拉克，而且还为此失去了工作，背上了骗子的骂名，气得指着他痛心疾首，大骂一声“败家子”，昏厥了过去……
（5）材料配套标准不完善。标准绝对不是独立存在的，航空用金属材料标准的有效实施需要一系列活动的高效配合，其中配套标准的制定完善度与实施力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点之一。只有制定完善的配套标准，才能保证航空用金属材料标准全面有效地实施、推广。
抵抗式策略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生成陌生的和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目标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边界，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4]。
通顺的策略抹去了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这样的改写中，通顺的策略极尽文化变通之能，对原文进行归化，使它在目标语读者面前显得易懂，甚至亲切，让他或她在把自身的文化认同于一个文化他者的过程中获得自恋的体验，这种将别种意识形态话语的透明性凌驾于一个不同的文化之上的做法正是帝国主义的行径[4]。
他人的现在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无形中会跟许多人发生联系。你待人冷漠，别人遭受了伤害，说不定他日后也会变得冷血，当大家都自私自利，你遇了事也就无人相帮；你待人热情，别人得到了温暖，他内心也会变得温热，你遇上急难，别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帮助你，我们出门在外就有了基本的安全感。
对于上面两段话，中国学者的意见差不多。王东风(2008)、葛校琴(2002)、尹衍桐(2005)、余国良(2009)、袁晓宁(2010)等都接受韦努蒂的观点，认为归化的翻译观带有一定的贬义，是文化殖民的表现。
从韦努蒂的说明以及中国学者的解读来看，笔者倒是觉得他们说的似乎不是当今的英美的情况，而是18、19世纪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清王朝的天下观。尽管今天的欧美有很强的主流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优越感，但并不故步自封。
韦努蒂及其追随者们都认为归化翻译是“文化殖民”，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殖民呢？张其学认为：“文化殖民依靠文化手段，通过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的渗透来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西方对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殖民，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主要不是源于对东方或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偏见，而是因为资本本身的扩张逻辑。”[5]而黄旭东认为：“所谓文化殖民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有意识地强行推销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等，全方位地宣传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企图用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植入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其目的是使其他国家社会大众在思想观念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渴望和模仿，进而逐步侵蚀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破坏其文化独立性、达到在文化上影响甚至同化他国文化的目的。”[5]这里张其学非常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文化殖民的内在原因是资本扩张的需求，而黄旭东则阐明了文化殖民的形式是文化输出。
对比韦努蒂的翻译观与文化殖民的概念就可以发现，归化翻译是文化输入，而文化殖民则是文化输出，这是两种不同方向的策略。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扯到一起，说归化翻译有文化殖民的作用，这是韦努蒂逻辑上的失误。
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是军事侵略与文化殖民同步进行的，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方式，只不过前后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早期的殖民活动中也有文化输出现象，今天的文化殖民也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以日本侵华为例，日本人首先是否定中国优秀而且悠久的历史文化，把中国妖魔化，视中国为劣等民族。接下来神化自己，鼓吹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亚洲只有在日本带领下才能对抗欧美，为他们进行殖民以及文化殖民提供看似合法的依据。最后提出一个欺骗性口号，即“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实现文化殖民目的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殖民不是从归化翻译开始，而是从欺骗性的表述宣传开始的，歪曲、捏造、欺骗才是文化殖民的内在构成部分，通过文化输出最终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弱势文化或者说被殖民者的立场来看问题的话，笔者的观点与韦努蒂刚好相反，笔者认为“归化才是抵制文化殖民的手段”。借用韦努蒂本人的话来说“原文被在目标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透明话语所改写，编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编入了目标语言中别样的价值观、信念和社会差异，而且还会将它们按等级关系加以排列”[4]，只有在归化翻译策略的指导下，经过改写、重编、过滤等方式，才能抵消来自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实现抵制文化殖民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韦努蒂的论述恰好暴露了他逻辑的漏洞。
3.评估体系。当前评估体系缺乏量化指标，多数以考试的方式评估学习结果，缺乏对学员学习过程的跟踪。除了对学员培训效果的评估，干部网络教育培训质量评估还应包括对培训支持服务体系的评估。另外评估结果应充分应用，真正做到“以评促建”。
三、异化翻译的局限性
目前在西方常被人提及的《红楼梦》译本有两个，一是异化的杨宪益译本，一是归化的霍克斯译本。据姜美云调查，杨宪益译本在美国相当受冷落。首先杨译本很少被引用。其次，收藏杨译本的图书馆也不多。比如说，美国伊利诺伊州有65所大学，其中收藏霍克斯译本的有13所，而收藏杨译本的仅2所大学。理想与现实背离的程度可想而知[8]。
单一语种词典可以给学习者提供更为准确的释义，其中包括翻译无法完美而彻底地传达的含义，但是由于没有学习者的母语，它不太适合初学者。双语词典可以给初学者提供一目了然的解释，但是词语的释义囿于目的语的缘故，很多词的文化内涵不能完美阐释。
1.似是而非
习语谚语的形成多与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搅和在一起，有些有史可查，有些已经无从稽考。有史可查的，动手翻译之前最好进行知识考古，发掘多方面的信息，这样才不致产生误解。无从稽考的，至少也应该就字面提供的信息，分析有没有事实基础。
前文已经提到，成语习语大多来自历史事件，而中国的历史典故，基本都是可以找到出处的。比喻说“一举两得”就来自《战国策·秦策·司马错论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是以富民……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一箭双雕”则来自《北史·长孙晟传》：“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箭两只与晟，请射取之。晟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双贯焉。”那么“一石两鸟”呢？
在将西语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不当的异化翻译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能仅限于语言层面，但在将日语译为汉语的过程中，不当的异化翻译造成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了。很多日本媒体与今日日本的某些政客一样，总是带着偏见来看中国。中国出现正面新闻时，它们往往是视而不见；而每当中国出现负面新闻时，它们就会放大报道，反复炒作。《朝日新闻》在日本应该算是比较中立的报纸了，但它同样不能免俗，有些时候会对中国进行明嘲暗讽。2011年3月4日《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专栏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文：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译文1：一石两鸟；译文2：一举两得；译文3：一箭双雕。
刘英凯认为“译文一形神俱传，既揭示了原文的深层含义，又再现了原文的表层形式，表达了中国人笔下所无的独特外在美，为汉语修辞开拓了新境界。……译文二直取喻义，抛弃形象思维，使生动的具象语言失去直观性，变成了乏味的抽象语言。……译文三是按照汉语固有的模式重新铸造与原文不同的形象”[1]。
1102 粒状头样蛋白 2 下调诱导上皮间质转化促进肿瘤细胞对吉非替尼耐药 洪永刚，郝立强，毕峰瑞，颜宏利
笔者能力有限，不能对英国习语进行知识考古，只能就字面提供的信息来思考是否可行。“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两鸟”，“石头”与“鸟”，也就是说扔石头砸鸟。可能吗？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扔块石头能打下鸟来。一次砸两只，不是天方夜谭吗？这种异化翻译就是典型的片面的思维方式，只看文本的表层结构，而不管其背后的事实究竟如何。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时间。由于大调查的时间具有特殊性，所以调查结论不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文革”结束不过十五六年，一方面，“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文学书籍基本没有，能看到的大多是样板戏、样板书一类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自然迫切希望了解国外的新文化、新文学，所以笔者认为这个时间点上的调查结果只能反映当时人们的想法，不具备历时性。笔者深信，如果今天再来一次大调查的话，结果会有很大不同。
“一举两得”的例子很多，善射者也可能“一箭双雕”，但“一石两鸟”却缺乏事实基础，于理不通，不能成立。异化派直译法生成的译文，有些时候确实有鱼目混珠、似是而非的流弊。刘英凯说“一石二鸟”的译法，“表达了中国人笔下所无的独特外在美，为汉语修辞开拓了新境界”[1]，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笔者无法理解。
小学生处于低龄时期，却具有一定的好胜心。将竞赛元素融入合作学习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在团结与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而语文学科的竞赛活动有许多种，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来选定竞赛内容和竞赛形式，让学生在小组竞赛过程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激发自身的潜能，并且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增加对语文学习与知识探索的兴趣。比如在《精彩的马戏》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各自选择一种动物进行马戏的表演，比一比谁的更精彩。学生在亲自表演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并领悟马戏这一表演的精粹，与文本真正深入地进行交流，从而高效地理解与掌握文本内容。
2.受人愚弄
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中，刘英凯举了一个例子：
笔者觉得原文似可改译为：
这段话本身并不是很难，但“二心同体”一词却不好处理。笔者从网络上找到了两种翻译：其一，在此之上兼资本主义的“欲望全开”，此“二心同体”之物，接下来不知将去向何方；其二，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二心同体”，这样的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由于日语也有汉字，所以很多译者在遇到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往往会图方便，采用零翻译的方式处理，直接沿用日本人的说法。殊不知这种做法极为不妥。就拿“二心同体”来说吧，日语中本来没有这个词，是作者临时创造出来的衍生词。“体”是指中国，而“二心”则是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二心同体”顾名思义，一个身体里面有两个心脏，这是病态的，不正常的。这就说明在该文作者眼中，中国是个怪物。本来作为资本主义老大的美国也有国有企业，所以说一个国家有两种经济模式算不得什么很稀奇的事。如果没有偏见的话，用普通的语言也能表述清楚，但该文作者偏偏不这样做，而是处心积虑地创造一个新词，这就足以表明他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暗示性的，不易觉察的，所以翻译时就不得不慎重，不能轻易采用零翻译的异化方式，否则很容易受人愚弄而不自知。
明日から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で、中国は第12次の「5カ年計画」を採択するそうだ。かつて社会主義を象徴したその用語に、あらためて共産党独裁の政治を思う。欲望全開の資本主義との「二心同体」は、この先どこへ行き着くのか。
一方面鼓励发展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又不放弃计划经济，中国的将来到底在哪里呢？
一般情况下，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后，会对自身的代谢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标本中的条件带来变化，使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药物自身的一些特性也会给检验结果带来较大的影响。主要机制为：①药物根据本身的作用以及不良反应等影响检验的结果；②通过药物的物理性质影响检验的结果；⑨通过药物的化学机制影响检验结果。
就如前文所述，只有这样通过改写、重构、过滤等归化的方式加以处理，消除原文中的敌视色彩，才能达到抵制文化殖民的目的。
3.流传不广
1995年中国翻译界在《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中国翻译》等报刊的支持下，就《红与黑》的翻译问题，展开大调查。调查共设置了10个问题，其中第4问是：文学翻译语言应该带有“异国情调”，还是应该完全归化？
结果是回答应该带有“异国情调”者居多，这也是此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主张异化论的原因之一。
李田心认为“这个问题事关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翻译理论家长期争论不休而无结果，要求群众做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简单回答，答案对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决定不会产生帮助。”[7]笔者原则上赞同他的意见，问卷的问题设计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单就语言形式而言，“不定式”之所以被称为不定式，是因为动作还没有发生，或者说它表示的是一种想法、一种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理解为“异想天开”“想得美”等意义可能更为恰当。
许钧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6]41，虽然笔者也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不能将之对等。翻译(当然这里是指笔译)的直接结果是生成文本，文本出版以后，通过读者的阅读、思考、接受等形式介入文化交流活动。据此我们认为翻译的第一要务是准确传意，如果文本过于晦涩难懂，不能为读者所接受，那么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以商务印书局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例，笔者以浙江大学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出问卷150份，收回146份，但仅20人知道这套书的存在，其余126人没听说过这套书。11人看过，其中8人没看完，没看完的原因都是因为译文晦涩难懂。大学生都这样，社会上的情况可想而知。晦涩难懂，前人已多有所论，故不再赘述。本文拟就其他几点，略呈陋见，以求教于方家。
言语反讽是指我们说的是一回事，而暗含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言语反讽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表面意义和隐藏意义、语言的包装与真实意图之间的对比与矛盾，但是也正是通过这种强烈鲜明的对比，听众才能够通过表面意义读出作品的隐藏意义，从而体会到比直接陈述更为深刻和尖锐的思想内蕴[6]。
问题还有另一面，不久前笔者以浙江大学学生为对象，以“鳄鱼的眼泪”为内容，发出问卷150份，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收回答卷142份，懂得其含义的102人，不懂的40人，也就是说有28%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大学生都这样，一般民众的情况可想而知。笔者又在教育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查找“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一箭双雕”3个词。结果“一石二鸟”1例，“一举两得”16例，“一箭双雕”6例。虽然笔者的调查比较简单，但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异化翻译的作用没有异化论者想象的那么大，流传、使用的范围都相当有限，所以笔者认为充分的归化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榆阳区虽然几十年来在生态建设、水土保持方面取得巨大成效，但整体上的生态系统依然是很脆弱的。因此，在搞好自身生态建设的同时，寻找一条可以让农民稳定收入、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化道路，对整个榆林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充分翻译
何为充分翻译？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充分翻译是译者在思想意识、诗学和论域层次上做出的一个复杂网络。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涉及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要求、读者等因素[9]46。由此可见，充分翻译融归化异化于一体，兼容并蓄，其目的就在于寻求一种最佳的翻译模式。但就其强调读者、诗学等因素而言，笔者认为充分翻译实际上就是兼顾异化前提下的归化翻译。兼顾并不是要保持韦努蒂所谓的陌生感与疏远感，而是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表达出文化与语言中的差异，从而达到功能对等之目的。
原文作者与读者成长于同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所以读者对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规范，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没有陌生感。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翻译不充分，而读者又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那么能否达到功能对等之目的，确实难以让人放心。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中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原文如下：
It seems fair to say that poetry has entered more into the fabric of our life than it has in the West and is not regarded with that amused indifference which seems quite general in a Western society.
据笔者所知，这段文字有3种翻译。其一，黄嘉德译：“如谓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其二，郝志东、沈益洪译：“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谓的东西。”其三，吴慧坚译：“诗在中国较之西洋更渗透于生活之中，此说应不为过。西方社会似乎普遍视诗歌为供人愉悦的琐屑物，在中国则截然不同。”[10]
吴慧坚认为“amused indifference”是关键词，黄嘉德的“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要好于郝志东等的“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谓的东西”，值得借鉴，所以她在自己翻译时，遵从辜正坤“筛选积淀重译论”，未加任何修改，直接因袭了黄译，而将“the fabric”省略了。这种做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供人娱悦的琐屑物”的译法似乎有翻译不充分的嫌疑。
总体来看，海上风机基础嵌岩施工工序复杂，施工时间较长，且限制因素较多，风机基础造价高，严重制约了海上风电场的发展。目前吸力筒基础在欧洲已有部分应用，该基础形式直径较大，入土较浅，通常为15 m以内，通过吸力将基础贯入到位，施工速度快。未来当该基础形式逐渐成熟后，若在嵌岩区域大量应用，将大幅降低嵌岩区域风机基础的造价成本。
笔者认为这句话的关键点在“the fabric of our life”。林语堂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大师，我们在翻译他的这段话时，关键处的每个字都应该反复推敲，否则很容易导致误译。黄嘉德等人将之译为“机构”或者“结构”，显然是直接使用了词典中的解释，而没有考虑是否兼容，致使译文与原文风格迥异。吴慧坚认为“the fabric”可以省略，同样有欠考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个词放到汉语文化语境中来思考，才能深刻了解其本意。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诗言志”是指诗歌可以用来表明诗人的理想志向，如刘邦的《大风歌》、岳飞的《满江红》等。而“言为心声”则是指诗歌也可以用于个人情感的表达，如李白的《静夜思》、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所以笔者认为“the fabric of our life”应该是指包括理想抱负、个人情感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机械地替换为“人生机构”“生活结构”就显得翻译不充分，表意不到位，难以理解。因此笔者认为可改译为：“在中国，诗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可以歌大风，下可以颂友情。而西方则不同，诗歌仅被视为茶余饭后的娱乐”似乎更为妥当[11]。
这样充分翻译以后，语言清晰易懂，译文读者就能够准确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从而达到功能对等之目的。
五、结语
鲁迅认为世上没有“最好”，有的只是“较好”。所谓的“较好的”也就是“既不曲，也不硬”，两面兼顾的译本[12]328。但如何才能实现两面兼顾的本地化呢？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抛弃异化与归化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译文都是异化归化并存的，既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归化。即使译者有意识地倾向异化，但也会不自觉地走向归化[13]。其次就是回归翻译的原点。我们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文化交流，交流的前提就是把话说透，让对方能够理解你。话没有说明白，对方就可能产生误解，当然也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充分翻译是超越异化归化之上的可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的有效方式。
大量查阅了近年来在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第31届奥运会男篮比赛有关的各种研究资料，以体育核心期刊上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数据和重要结论，作为分析、论证问题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58-64.
[2]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1)：48-51.
[3]袁晓宁.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再思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84-88.
[4]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中国翻译，2008(2)：5-10.
[5]张其学.权力主体：文化殖民的基础和源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9)：70-78.
[6]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李田心.许渊冲翻译理论和1995年《红与黑》汉译大调查[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51-54.
[8]姜美云.理想与现实的背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4)：115-117.
[9]Lefevere，Andre. Translation /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 Routledge[M].London and New York，1992.
[10]吴慧坚.重译林语堂与筛选积淀重译论[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2)：97-101.
[11]潘洵.谈翻译中的借鉴雷同不等于抄袭[J].怀化学院学报，2017(6)：104-107.
[12]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潘洵.不自觉的归化[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3)：107-122.
[收稿日期] 2019-04-27
[作者简介] 潘 洵，男，安徽安庆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9)04-0094-05
(责任编辑 南 山)
标签：归化翻译论文; 异化翻译论文; 文化殖民论文; 韦努蒂论文;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