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言到电视图像——电视福音派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罗论文,约翰论文,电视论文,教皇论文,福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文字与图像
直至20世纪初，基督教首先以言——祈祷和布道的实际载体来宣告其启示；包括《圣经》和其他创教时期的经典在内的一些手稿，长期以来保证了信仰的基础，但在印刷术降生之前，它们的传布和接受基于识字的精英们——往往是诸如本笃会修士那样的教士传习（我们不禁联想起了翁贝托·埃科的著名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1980年）。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始终广泛地使用图像，而且在中世纪特别是哥特时代，它在其殿堂中营造了杰出的视觉形象的辉煌氛围。以来源自《新约》和《旧约》的题材为主题的彩绘玻璃、绘画、雕塑，显而易见强化了目不识丁的信徒们的虔敬和信仰。（注：有关这个问题见格里高尔·T.格埃塔尔斯：《电子金牛犊——图像、宗教和制造意义》(The Electronic Golden Calf:Images,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坎布里奇（麻省），考利出版社，1990，特别是第33和45页。）只是在1450年之后，随着谷登堡发明印刷术——立即用来传布《圣经》、弥撒经文和祈祷文集——，文本才成为传递基督启示的主要手段。从16世纪开始，加尔文宗新教徒（而不是路德宗或者安立甘宗）抛弃了宗教圣像甚至十字架作为虔敬的手段，因为它们鼓励偶像崇拜；（注：有关这个问题见格里高尔·T.格埃塔尔斯：《电子金牛犊——图像、宗教和制造意义》(The Electronic Golden Calf:Images,Religion and the Makingof Meaning)，坎布里奇（麻省），考利出版社，1990，特别是第48～50页。）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派比天主教会更加重视引导信徒阅读《圣经》特别是《旧约》，这些经典恰恰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得到了愈益广泛的传布。诚然，“圣言”并未丧失其权力；像教会和教堂里的天主教一样，改革派也在其教堂里用《圣经》布道。颇为奇怪的是，今天回归宗教图像——这一次是电视图像——首先将是新教的一个做法，主要是在美国！
音像的降生
印刷术革命之后的许多个世纪，广播，接着是电视，相继引发了宗教启示的传布和接受的重要震荡。自1920年在美国的匹茨堡建立第一个商业电台以来，广播一直为转播城市教会的礼拜服务。天主教和新教的一些布道者，十分迅速地面对广大公众，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如果广播首先在家里，随后在汽车里，最后由于使用干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而在任何场合充分传达了宗教的启示，那么听众身历其境的现场参与尚是欠缺的。从1950年开始，随着电视的降生，布道者从此出现在千家万户，即使不是血肉之躯亲临现场，至少也可以说活灵活现，先是黑白图像，后来是彩色图像。
业已立足于电台的各派教会迅速预计到，电视化的礼拜或集会，电视播映的、配上宗教圣歌伴奏的布道、《圣经》课文乃是传播福音的最佳途径。在美国，各宗各派很快拥有了由音像主管部门（联邦传播委员会——FCC）以“大众利益”节目的名义强制电视台免费提供播映的时段。在法国，情况几乎与此相同，那里的天主教会从1949年10月9日开播固定的星期日节日，虽然当时电视还很少。50年来，由不同教派主持的多套宗教节目在法国国家电视台——今天是法国2台的星期日早上谈话节目（现今是从9点半到中午）中播放。其他一些国家同样也有在国家电视频道中播放的这类星期日宗教节目，例如德国的中央1台或者中央2台。
但是，在美国电视像广播一样受到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广泛控制，主要是属于福音派或者圣灵降临派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一些布道成员（注：原教旨主义作为跨教派的运动出现于1920年前后，其特征是执着于对《圣经》进行字面的解释，外加那种来源于极端清教徒式的和往往属于极右政治观念的道德伦理。“福音派”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体上重新拣起了原教旨主义的神学和道德论点，但其支持者始终十分投入地从事传教活动，扬弃了原教旨主义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及其政治极端主义。圣灵降临派产生于20世纪初，也是以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它赞同福音派的较少教条的观念；另一方面，圣灵降临派在其言论中特别强调诸如“用各种用语讲话”（新语）、奇迹、同上帝的“个人联系”等泛宗教经验。）迅速安排它们自己的节目，为此在某些电视台或联播网买下播映时段；因为同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反，（注：主要是主教派、长老会诸宗，还有卫理公会和路德宗教会。今天（并非始终如此），这些教派总体上比浸礼会或圣灵降临派更少“原教旨主义”色彩。）这些人士常常言辞激烈，引起许多电视台主管的不安，后者非但不给予他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免费时段，而且甚至不卖给他们广播时间。电视福音主义的这些先驱却已经多次表明他们作为巡回布道者或电台播音者的活力和事业精神。这样的品质，以及将他们的节目付诸实施所产生的财政需要及其传播费用，毫无疑问促使他们精心做成的节目必须赢得广泛的群众性。在这些伟大的先驱中，有比利·格拉汉姆和奥拉尔·罗伯茨。前者于1955年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始终如一坚持至今，乃是一个“福音派”（浸礼会宗）。他用简洁的话语和充满逸闻趣事的讲解觅求点化信仰模糊的基督教徒或者将不信教者转化为信徒。奥拉尔·罗伯茨则从1954年以来涉足电视；他也在表达上简单和热情；不过，此人是一个圣灵降临派，把自己的讲道建立在“用信仰治病”，亦即奇迹的基础上，为此他并不复杂地扮演一个富于特权的代祷者的角色；难道他不是断言上帝本人指派他完成这个使命？其他许多布道者也每人都有自己的宗教面貌和各自的风格，无不日益成功地占领着宗教电视的阵地。但在1987和1988年，各种各样的丑闻沾污了电视观众十分注意的一些电视福音主义者的名声。例如，吉姆·巴克多年来出于个人目的侵吞其支持者的捐款，1987年策划了其多家企业欺诈性破产，最终导致他被判入狱多年。至于一向极力鼓吹严格的道德操守的强硬的圣灵降临主义者斯瓦加特，人们在1988年发现，他经常嫖娼宿妓，从而引起他的听众暴跌。这些事件引发舆论很大鼓噪，损害了整个电视福音派布道的收视率。在1980年电视福音主义的黄金时代，10个传播最广的宗教节目的收视率达到1500万家庭，约有2250万观众；1996年，10个收视率最高的频道也不过只有383.6万家庭收看，约计有575万观众。（注：这是杰弗里·K.哈登和查尔斯·E.斯旺在《黄金时间的布道者——电视福音主义的上升中的力量》(Prime Time Preachers,The Rising Power of Televangelism)一书中引用的1980年2月的数字，雷丁（麻省），爱迪逊—威斯利出版社，1981，第51页。1996年5月的数字是根据《宗教与传媒季刊》(Religion and Media Quarterly)1996年9月号（第4卷，第1辑，第2页）的数据推算出来的。）这就是说，今天的数字不包括断继续续露面的比利·格拉汉姆的广大观众，也没有包括收看通过有线频道播放的宗教节目，一些有些电视台是专门播放宗教节目的；同那些大教派的墨守成规的节目相比，电视福音主义始终占据上风，因此远远谈不上什么寿终正寝；我们说它如今在宗教活动的武库中占有更为适当的地位。
美国的主要是新教的电视福音主义的鼎盛时期是在1970～1985年间，而在天主教方面，约翰—保罗二世于1978年开始任教皇，自此教皇在天主教荧屏上的有效的出镜率迅速攀升；教皇的出镜率始终处于最高峰。将天主教的这种“电视福音主义”同美国传道者的电视福音主义相比照，是颇为有意思的。
电视福音主义的滥觞及其特殊轨迹
美国的电视福音主义植根于某些已经是很古老的宗教复兴方式。事实上，美国的新教，特别是以卫理会和浸礼会为主的传道最力的教派，还有20世纪的圣灵降临派，自18世纪以来从事于宗教复兴运动，其巡回布道士从一地走到另一地，来重新复兴民众的信仰。从1800年开始，“野营布道会”(campmeetings)——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进行的露天的或者在大帐篷下的集会发展了起来。自1820年起，一些布道士创立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等地的大厅集会为特征的城市宗教复兴主义。
随着宗教音像的发展，布道者们不再是以往的宗教复兴派那样来往于这里那里举行插曲式集会的匆匆过客；他们从此拥有了容许其说服公众坚信的手段，因为大多开设了固定的节目，尤其是星期日，但也在许多工作日都有这类节目。然而，宗教信息的音像传播同星期日的礼拜或者宗教复兴派的集会相比却有很大的弊端：广播布道者自然是能被人听到的，电视福音派则是既能被人听到又能被人看到，但他们并非同自己的听众或者电视观众直接接触；听众或者电视观众在他们的收音机或电视机前找不到拥有相同的广泛公众的宗教社团的心理支持，不能忽略往往与电台广播和电视图像孪生的许多“干扰”：近处谈话的噪音，不合时宜的电话铃声等等。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广播讲道者，尤其是电视福音主义者转而求助于被认为能够保证同公众产生互动效应的其他传播手段。实际上没有一档电视福音主义者的节目不号召电视观众写信或者打电话给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的：这样，电视观众可以向电视福音主义者——事实上是向他们的合作者——咨询，或者要求根据他们的需要讲道，代为向上帝说情，从而使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亲人得到奇迹襄助，这种情况主要见诸于诸如奥拉尔·罗伯茨、吉姆·巴克、吉米·斯瓦加特和帕特·罗伯逊等圣灵降临派电视福音主义者那里。最后，借助荧屏以及通函、期刊和小册子，电视福音主义者要求金钱资助的呼吁得到“信徒”邮件和捐款的回报。号召捐助乃是每个电视福音主义者的绝对需要，因为众所周知，播出节目是要付费的；除此之外，还有节目制作和传送到电台或电视频道（今天是通过卫星）的费用。要求金钱支持自然是电视福音主义者与公众互动的一个基础，因为捐献不仅仅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笔收入，而且它们也意味着电视观众积极地收看节目，从而愿意给予支持。一方面是电视节目，讲道者或者他们的合作者寄送的印刷品和邮件，另一方面是电视观众通过电话或信件提出的向上帝代祷的要求和捐献，两者交叉很好地构成了互动的诸因素，至少对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同作者将此叫做“电子教会”。（注：参见拙作《电子教会——电视福音主义者的传说》(L'
glise électronique.La saga des télévangélistes)，巴黎，拜雅出版社，1998。）
电视运作的模式
最初，宗教节目大多模仿主日礼拜和大帐篷或宽敞大厅里的信仰复兴集会。况且，诸如奥拉尔·罗伯茨和比利·格拉汗姆等伟大的开山鼻祖，从一开始而且现在依然是根据这种类型的集会来录制他们的节目的。圣灵降临派的讲道者吉米·斯瓦加特始终按照仿佛处身于“野营布道会”的方式来制作自己的星期日节目，而毋宁说是守旧的改革派讲道者罗伯特·舒勒尔和传统的浸礼会讲道者杰里·法尔韦尔则录制和播放在他们教堂中进行的星期日礼拜的浓缩场景。
但是，在一段缩短的时间里——不到一小时或者半小时——录制的一个宗教集会版本，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在教堂或者宽旷场合进行的场面。节目的制作者显然可以删除拖沓的场面、无用的重复、笨拙的举动。诚然，使用多个取景的镜头——一般是4到5个——容许制作者在录制的当时或者后期制作时选择他认为最富表现力的图像，但是电视观众的感受同亲历教堂或者宗教集会的信徒的感受相反，依然取决于其电视机提供给他的图像。另一方面，由于电视节目中惯用的近镜和特写镜头，对于电视福音主义者的聚集促使电视观众同他的关系个人化，从而使没有信众群众共同参与而私下接受的感觉尤深。
在一些电视福音主义者看来，不能把他们的节目同一个宗教集会进行比较，因为这些节目的制作直截了当地乞灵于世俗的节目；比如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克劳奇和吉姆·巴克（此人的节目于1987年发生上面提到的丑闻之后销声匿迹），走的是脱口秀路子，这种类型的节目把人物采访、音乐插播和节目主持人的简短插话混合在一起。他们的节目“赞美上帝”和“PTL俱乐部”不是在星期日早上，而是在工作日播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一个电视摄影棚里直播的。演播的氛围——克劳奇的十分拙劣的居室和巴克的花哨的布景，还有主持人的刺眼服装，大大地改变了播出的方式；这些电视福音主义者不是按照教会的方式，而是模仿电视论辩和电视风格来表演。而且，在他们的节目中没有说教；主持人要通过同应邀参加者的语言交流来进行感化，而这些人通常来自不同阶层、或多或少是知名的人士，他们往往在戒酒或者戒毒等等之后来“见证”自己得到的拯救。
帕特·罗伯逊是1961年以来指导和推动称为“700俱乐部”节目的电视福音主义者，随着他的出现，跨出了另一个步伐。他的节目也是在工作日播放的，这档节目旨在成为“基督教时事杂志”：像在巴克和克劳奇的节目中一样，在保持主持人与各界人士对话的同时，它还纳入了关于时事的报导，由驻外记者加以特别说明，并在播映室现场直接配以帕特·罗伯逊和他的合作主持人的评论。
在电视里，富有成效的宗教传道不仅要求有语言的天赋，而且还要求有偶尔得到录制技术烘托的上镜素质；例如，虔诚而强硬的圣灵降临派分子吉米·斯瓦加特擅长于夸张的戏剧性讲道，他的手势和在讲台上走动的步伐犹如在进行图解；运用得恰到好处的镜头促进了这种戏剧化的传输。至于吉姆·巴克，他不但神态和话语十分富有激情，而且具有杰出地驾驭电视观众情感的天赋，从电视观众那里得到金钱捐助的本领尤为突出。所有的电视福音主义者都必须像优秀的专业人员那样去表演，尤其是镜头大量对准他们，而且众所周知拉得非常近；因此，他们必须避免不适当的姿态或者粗俗的动作。电视福音主义者的外表也很重要。诚然，杰里·法尔韦尔喜欢穿中等质量的衣服——他因而给予电视观众以一个浸礼会牧师的古典形象；相反，属于一个礼拜传统教派（注：“美国改革教会”；这是起源于荷兰的一个教派，旧称“荷兰改革教会”，1628年后移植到美国（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城）。）的罗伯特·舒勒则身穿质地高档的长袍；而且，他的头发修理得十分讲究，他的牙齿白得闪闪发光；因此，他仪表堂堂，这看来应该很能取悦于大多属于有教养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观众。如此，富有才能的电视福音主义者自有适合偏爱他们节目的公众的表演方式。
音乐和艺术侧面
宗教的传道始终仰赖音乐的重要协助，而且今天仍然如此：宗教赞美诗和圣歌乃是布道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有助于虔敬氛围的营造，这是极其有利于接受并喜爱宗教传道的因素。诸如此类的协助今天在著名的电视福音主义者那里具有了类似于最佳的世俗节目里的那种“电视专业的”性质。例如，斯瓦加特不只是一个优秀的布道者；实际上，他唱宗教圣歌极赋天才，而且自己弹钢琴伴奏。在当时一般于宽广的大礼堂或者体育场里进行“圣战”一样制作的比利·格拉汉姆的节目中，大合唱——往往是几百人——保障了音乐部分；此外，通常还有表演艺术家，包括通俗歌手和女歌剧演员在这样的节目里露面，演唱高质量的宗教乐曲。罗伯特·舒勒本人拥有一支固定的交响乐队，为他的教堂合唱队伴奏，而其背景则是舒勒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格罗夫花园创作的现代派建筑——称为“水晶大教堂”的礼拜堂的巨大而华丽的管风琴。诸如奥拉尔·罗伯茨或者巴克等另一些电视福音主义者，也拥有或者曾经拥有固定的小乐队。在大多数电视福音主义者那里，音乐和艺术的协助毫无疑问是十分“专业的”。
电视神学
在电视里，讲道者并不是面向诸如在自己的堂区做主日礼拜的信徒那样的特定观众，在堂区做礼拜的信众几乎早就知道他们将要听到的是哪种类型的讲道。确实，电视福音主义者并不以特定的观众和或多或少有明确动机的观众为其对象，而是无不面向比较广泛的公众，特别是偶然的好奇者或者乱换频道而发现他们节目的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丝毫也不想作为这个或那个教派的喉舌出现，那样做要冒引起属于其他教会的电视观众厌恶的风险。例如，罗伯特·舒勒作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信众的教派的牧师，实际上从来不提自己的教派归属。至于比利·格拉汉姆，则只是作为一个“福音师”出现，这是一个没有直接教派内涵的一般称谓。
主要的电视福音主义者同样避免指责听众的罪人之为。实际上，为了给听众以救赎，他们提出心理的甚至医学方面的论据。比如，比利·格拉汉姆经常提醒说，真诚的皈依和信仰如果能保障罪人的救赎，那么它们同样有助于达到新的心理平衡，从而缓解焦虑，减少生活的困难。杰里·法尔维尔祝愿他的听众确实不会犯罪，而且愿他们长寿，例如他恳请他们不要抽烟，因为香烟是“致癌的魔杖”。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将《圣经》比做车辆使用手册：“这是天父的手册……你们从中能代到对自己生活有益的处方”。至于罗伯特·舒勒，他的“对耶稣说是”的劝戒根本没有提到原罪；在他的布道中，皈依和信仰实际上被当作活得美好的良方。
除此之外，许多电视福音主义者宣传一种“健康和富裕神学”，即所谓“健康和富裕福音”(Health and Wealth Gospel)。（注：见布鲁斯·巴伦：《健康和富裕福音》(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唐纳斯·格罗夫（伊利诺伊州），跨大学出版社，1987：昆廷·J.舒尔茨：《电视福音主义与美国文化——大众宗教业》(Televange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The Business of Popular Religion)，大拉皮兹（马里兰州），巴克尔书店，1991，第133～137页。）这个观念毫无疑问是同上述功利主义的论证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同样也出自“信仰治疗者(faith healers)，亦即圣灵降临派社群布道者的实践。因为，从觅求神的治疗到觅求福利、富裕和成功，只距一步之遥，所以从结果上来看，公众在这方面的诉求不啻为布道者代为向上帝说情的领域十分富有灵活性的延伸。例如，号称“信仰治疗者”的奥拉尔·罗伯茨也十分经常地为信众的富裕代向上帝说情。在其节目结束时同样为神的治疗祈祷和代为向上帝求情的帕特·罗伯逊，也断言虔诚的信徒既会获得健康，又会获得富裕。法尔韦尔和舒勒虽然在电视里并不做以显示奇迹为宗旨的代祷，但也以各自的方式提示，善良的信徒将获得幸福和成功。
人格化
电视图像导致了电视福音主义者角色的强烈的人格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于宗教节目的电视手段：“在电视里，电视福音主义者直接成为观众的注意焦点，传媒的性质需要这样一个焦点……当然，播放的是福音书，但镜头对准的是布道者。所以，获得成功的电视福音主义往往导致了对于宗教人物的崇拜。”（注：昆廷·舒尔茨：《电视与福音主义：不相称的结合？》(TV and Evangelism:Unequally yoked?)，载于霍顿·迈克尔编：《欺诈之痛：一些电视布道者实际教授些什么》(The Agony of Deceit.What Some TV Preachers are Really Teaching)，芝加哥，穆迪出版社，1990，第187～188页。）观众特别是习惯于有天赋的人物频频以近镜和特写出镜的观众，对于他们十分迷恋。加之人们都是在家各自看电视，这就更加强化了这种崇拜：电视福音主义者犹如父母或者邻居进入家庭，从而在电视观众中间营造了一种情感方面的关系，导致了遍及所有著名电视福音主义者的某种“个人崇拜”。这种崇拜的产生也许同他们对于本派教会的极度自由的行为和无所谓的态度不无关系，而且他们事实上有着往往是十分个性化的神学观念，他们的“健康和富裕福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注：例如，帕特·罗伯逊发展了一种十分“混杂的”神学，结合了往往被看做相反命题的不同因素，诸如浸礼会学说和上帝恩赐信仰等等。一些神学家因此指责各派不同的电视福音主义者是异端。见霍顿·迈克尔编：《欺诈之痛》，第21～23页，并见该书中不同作者的论述。）另一方面，这种崇拜无疑推动了对他们的过度赞扬，使他们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监督，而且正如笔者已经说过的，做出同他们作为传道士完全不相容的举止行为。
政治使命
如果说电视福音主义者被认为是试图使非信徒皈依和坚定基督徒的信仰，那么他们同样也传递某些价值、伦理以及神学。不过，重要的电视福音主义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那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大多是保守神学的拥护者，他们不是像杰里·法尔韦尔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像比利·格拉汉姆那样的福音派，或者像吉米·斯瓦加特、奥拉尔·罗伯茨和其他若干人那样的圣灵降临主义者。（注：原教旨主义作为跨教派的运动出现于1920年前后，其特征是执着于对《圣经》进行字面的解释，外加那种来源于极端清教徒式的和往往属于极右政治观念的道德伦理。“福音派”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体上重新拣起了原教旨主义的神学和道德论点，但其支持者始终十分投入地从事传教活动，扬弃了原教旨主义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及其政治极端主义。圣灵降临派产生于20世纪初，也是以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它赞同福音派的较少教条的观念；另一方面，圣灵降临派在其言论中特别强调诸如“用各种用语讲话”（新语）、奇迹、同上帝的“个人联系”等泛宗教经验。）电视福音主义者几乎全体都以“圣言”——《圣经》的名义而成为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义、传统家庭的严厉捍卫者，堕胎、淫秽、同性恋以及更为普遍的道德败坏的死敌。在他们的眼里，家庭的主要敌人以及堕胎和自由结合的支持者，乃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而今天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党。（注：其中，克林顿总统可谓登峰造极，众所周知，最近国会指控他对配偶不忠和作伪证，最终却宣告无罪。事实上，克林顿虽然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但作为国家首脑象征了同大多数电视福音主义者，更广泛一点说则是同宗教右派相反的观念。）大体上，在电视福音主义者看来，共和党特别是其保守派乃是他们所鼓吹的道德秩序的捍卫者；他们也赞同该党的十分自由的经济选择。诚然，在他们的电视节目中，大多数电视福音主义者只是不经意地并往往是完全影射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选择。但是，其中一些最著名的人物采取了强烈得多的介入态度。例如，杰里·法尔韦尔于1979年创建了“道德多数派”，这个“伦理—政治”运动随着其决定支持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而进入了光荣时刻。“道德多数派”虽然于1989年解散，但另一个电视福音主义者已经用相类似的政治观点接过了接力棒：帕特·罗伯逊不但推动了每日的宗教节目“700俱乐部”，而且掌握着负有宗教使命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基督教广播网”；他于1987年在共和党内提出自己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资格。这个企图虽然没有通过党内第一轮“初选”这一关，但罗伯逊于1989年建立了“基督教同盟”。这个运动十分积极地投入共和党右翼的政治斗争，以“基督教价值”的名义明确地反对堕胎，要求允许在学校进行祈祷，要求加强军事力量来对付前苏联，更近一点说则充当争取弹劾克林顿总统和迫使其辞职——没有成功——的急先锋。
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主日的礼拜布道以往无疑也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色彩，但通过电视，它们的影响倍增。例如，自从电视福音主义者杰里·法尔韦尔摇身一受，担任“道德多数派”运动的领袖，他就声名鹊起，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他的活动诸极——宗教的、电视的和政治的——互壮声势。而当“道德多数派”运动销声匿迹之后，法尔韦尔的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大大下降。大多数电视福音主义者并不像法尔韦尔或者罗伯逊那样热衷政治，但他们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政治与宗教掺和在一起。
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因素
在美国，电视福音主义今天成为主要宗教活动（其中主日礼拜显然仍是支柱）之中的一个得到确认的组成因素。在巴克和斯瓦加特受挫后出现的总体影响的下降，并未阻碍罗伯特·舒勒的星期日节目、帕特·罗伯逊和保罗·克劳奇（注：此人20多年来另外还领导着惟一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三位一体播音网”。）的每日节目和许许多多范围较小的其他广播节目许多年来的持久存在，这说明在这些各不相同的节目与对此感兴趣的公众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作用。事实上，在这种相对说来较近的宗教传播手段与较早的其他各种不同的主要手段——口头的、印刷的和后来的广播等宣传福音的手段之间，有着互补性。（注：根据一些人的看法，星期日宗教节目促使信徒疏远教堂里的礼拜；但它们也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生病、年老等等）不能去做礼拜的所有人带来了积极的效果。最后，它们也许可以使不信教的公众皈依信仰。）
电视教皇
近20年来，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在上述习以为常的天主教电视活动中取得了地位。卡罗尔·沃伊蒂瓦于1978年被选为教皇，定名号为约翰—保罗二世，当时正是美国电视福音主义出现在电视上的时代。诚然，梵蒂冈并未购买约翰—保罗二世出镜讲道的时段，但天主教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者至少是在诸大陆十分有影响的宗教，教皇的言论和在荧屏上露面乃是无论是商业或者公共电视频道感兴趣的事情；这些电视台近20年来从来不放弃殷勤地报导教皇多不胜数的旅行——主要是到国外——的机会，特别是在电视新闻上。而且，这些旅行多年来无不有着已经成为经典的“开篇”仪式：在荧屏上，教皇出现在把他带到华沙、巴黎或者其他地方的专机舱门口；教皇大步走下——今天已是步履维艰——舷梯，匍匐在地，亲吻接待国的土地——今天是有人向他呈上装有当地泥土的一个盆子。在这之后则是每次出访或多或少雷同的一些事项：儿童送上鲜花迎接，各国政府对教皇的接待等等。
除了转播约翰—保罗二世的旅行，还有通过向全世界或者欧洲播放的特别节目转播的教皇在罗马的弥撒，特别是复活节星期日和12月25日的圣诞节弥撒。无数电视观众都习以为常地收看这样的宗教节目所构成的“戏剧场面”。圣彼得广场的华丽装饰，混杂的人群，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保卫教皇的卫兵，还有教皇讲道的典礼。广场上的人群只能站在离教皇所在的凉廊很远的地方，而电视观众却有幸非常逼近地看到约翰—保罗二世。犹如在美国的电视福音主义者的节目里那样，他是观众的焦点。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他的目光进入千家万户；诚然，今天约翰—保罗二世十分明显已经老态龙钟，病痛缠身，但经过这么多年同他个人的电视亲密接触，这对于公众难道不是一种煽情的刺激，从而归根结底成为传播其布道的一个积极因素吗？
教皇与政治
教皇旅行的电视维度使得首先是宗教和伦理的讲道节目变得更加重要，但它往往还包含着政治的维度。众所周知，自1979年开始，教皇回祖国波兰之行都会发表大量的演说和讲道，尽管波兰当局很不愿意，有时仍然有电视转播，这有助于动员波兰人民反对当权的共产党政权。在不同政治制度的一些国家里，通过媒体广泛传播的教皇讲话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1980年，在巴西尚处于军事独裁的时代，教皇肯定了对于巴西教会的进步社会—政治方向的支持，毫不犹豫地批判了占主导地位的“粗俗物质主义”经济模式。（注：见托马斯·C.布吕尼奥：《巴西教会——宗教政治》(The Church in Brazil.The Politics of Religion)，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2，第158～159页。）另外，在巴西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另几次旅行时，教皇面对人群和电视机镜头当场谴责解放神学的神学家们做出了“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注：达尼埃莱·埃尔维厄—莱吉尔：《走向一种新的基督教？》(Vers un nouveau christianisme?)，巴黎，雄鹿出版社，1986，第322页；又见上引布吕尼奥著作，第158页。）最近，在1998年圣诞节讲道中，他批判了死刑，这恰恰是在他新近一次美国之行前夕，而美国有38个州依然执行这种刑罚。在1999年1月24日墨西哥的一场大弥撒的布道中，当着百万群众和更多的电视观众的面，他“以十分热情的方式向出席这个庆典的大量印第安人”致敬，他还说道：“墨西哥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同样尊严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因此……都享有在正义与和平中充分自我实现的权利”。（注：米歇尔·波勒—理查德：《教皇呼吁美洲大陆保持“尊严”和维护被压迫者》(Le pape appelle le continent américainà la"dignité"età la défense des opprimés)，《世界报》(Le Monde),1999年1月26日，第3版。）他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支持争取印第安人权利的态度，以及进一步暗示争取解决恰帕斯当前冲突的态度。教皇当着在场群众的面发表的而且直接或者在电视新闻中向全世界广泛播放宣讲，总是包含政治含义——其重要性自然各有不同，而且因时间和地点而异，这类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电视宗教复兴集会
众所周知，堂区教友参加弥撒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大幅度下降。然而，教会今天借助其他类型的集会来吸引信众，而且这类集会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教皇到法国鲁尔德或者其他地方朝圣，教皇的一些出访，以及1991年在波兰契斯托霍瓦、1995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1997年在巴黎世界青年日期间。这类集会通常在诸如里约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和巴黎的隆香赛马场那样的大广场举行，而且它们得到电视的广泛宣传，尤其是有教皇出席之时。例如，1988年在教皇访问阿尔萨斯期间，所有集会无不得到重大媒体的包装。节目的制作者用很有吸引力的手法表现事件，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同青年联欢晚会上，“当一个地球仪光芒四射穿过体育场时，教皇站在地球上，接着又站在围绕自己旋转的地球中心出现在我们眼前”。（注：见让—保尔·维莱默：《约翰—保罗二世在阿尔萨斯（1988年10月）：传播的社会—宗教礼仪》(Jean-Paul Ⅱ en Alsace(octobre 1988):un rituel socio-religieux de la communication)，载于尼科尔·贝尔蒙和弗朗索瓦斯·洛特曼主编：《欧洲宗教民族学》(Ethnologie des faits religieux en Europe)，巴黎，C.T.H.S.出版社，第362页。）诸如此类的技术壮举促进了教皇作用的扩大。另一方面，“群众性传媒对事件的重视抹去了事件本身与媒体包装之间的区别，仿佛这种包装在建构轰动一时的教皇访问”。（注：见让—保尔·维莱默：《约翰—保罗二世在阿尔萨斯（1988年10月）：传播的社会—宗教礼仪》(Jean-Paul Ⅱ en Alsace(octobre 1988):un rituel socio-religieux de la communication)，载于尼科尔·贝尔蒙和弗朗索瓦斯·洛特曼主编：《欧洲宗教民族学》(Ethnologie des faits religieux en Europe)，巴黎，C.T.H.S.出版社，第363页。）随着1997年8月在巴黎举行世界青年日，群众性活动与媒体包装的结合也许愈益明显，因为媒体包装促进了集会的成功：事实上，最初这样的集会毋宁说是很薄弱的，但公众的好奇和兴趣看来被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包装刺激了起来，特别是从8月21日星期四开始，那一天法国国家电视台在电视中直播了教皇抵达奥利机场的场面。归根结底，电视台以及公众煽起的对于教皇的强烈“个人崇拜”发生了作用，有利于事件的成功。各大电视台总共有20小时的节目直接报道世界青年日。
盛大集会的重要活动都把舞台设置在很有电视吸引力的名胜古迹场所。例如在巴黎，有特罗卡德罗广场，战神马尔斯原野，巴黎圣母院广场等等。另一方面，教皇和大主教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穿戴着由巴黎的一家十分著名的裁缝店制作的祭披、襟带和主教冠（风格独特！）；其中同样也考虑到了如何适合电视镜头！最后，在8月24日隆香赛马场的闭幕式大会上，有著名指挥家郑明勋指挥的赞美诗合唱和交响乐。闻名世界的女歌唱家迪伊·迪伊·布利奇沃特演唱《我相信》和威尔第的《圣母悼歌》。
显然，对于这些盛大集会的许多场面及其各种不同的情节，电视观众要比现场的群众（一般都离活动主角很远）看得清楚得多。
结论
约翰—保罗二世的传媒活动及盛大的电视集会如今成为天主教会行动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人们根本无须登记参加每每是十分轰动的星期日电视弥撒！怎样解释这种变化？事实上，今天“在宗教领域里如像在其他一切领域里一样，个人独立地开发自己的规范和价值宇宙的能力已得到承认，这种能力往往超越制度的调控活动而施展自身”。（注：达尼埃莱·埃尔维厄—莱吉尔：《这是在同宗教制度没有接触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访谈录）(C'est la première génération élevée sans contact avec les institutions religieuses[entretien])，《世界报》，1998年8月17-18日，第7版。）而在全球各地，这样的个人往往端坐在荧光屏前而不是参加一场星期日弥撒！诚然，电视转播教皇旅行或者世界青年日一类的集会，只能预期偶然的效应；但这样的转播拥有广阔的潜在作用场。由此产生了其重要影响，即使教会肯定是想把电视观众吸引到当地社区或者教区之内作为自己的目标。
至于电视福音主义者的节目，它们形式多样，相对而言在美国的异常广阔和驳杂的福音界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尽管美国福音界显而易见在继续试图复兴同信众直接面对面的礼拜和布道。
然而，随着去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次的减少，以及更普遍地说随着电视在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加强，宗教行为的演变使人不禁要问通过音像媒介（注：互联网无疑是天主教会和一些电视福音主义者使用的宗教传播的又一个新近的手段，但通过互联网接触宗教的公众目前同通过音像接触宗教的公众相比，依然是十分有限的。）传播宗教是否在最近的将来会越来越重要。诚然，电视福音主义者的成功强烈地依赖于这些传道者每个人的人格、个人活力和个人魅力。而且，他们之中一些最有名望的人物——特别是罗伯特·舒勒、比利·格拉汉姆等人——已经安排好了事先保证有一个弟子接班的“王朝”承传过程。但这种承传的成功多少有点不确定；不过，美国的电视福音主义还有新的明星出现，这可以使人假设这一现象总体上会恒久存在下去。至于天主教会，也许继约翰—保罗二世之后的教皇将保持——很可能将加以制度化——十分频繁的媒介出镜率。
无论如何，电视像口传、印刷和广播一样，变成传播基督福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主要手段。潜在的疑问以及某种类型的答案已经在美国的电视福音主义者中间清晰地出现：这种传播方式，它的极度的吸引能力以及它的毋宁说是图解式地向多少是无名的、有时是无意的公众传播信息的倾向，将在多大程度上曲解包括所有的各大教派在内的整个基督教福音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