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学派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斌译
制度主义者的观点
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权力关系是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权力是使他人去做你要他们所做之事的能力。由于迷信的盲从，弱小的阶层和个人经常不知自己利益所在，最终为别人利益服务。迷信和盲从并非无害，它们使一个阶层能统治另个阶层并对它们行使权力。权力迷信（power myth）使得一个阶层或个人让他人去做要他人去做的事，虽然这并非被统治阶层或个人的利益所在。权力关系即统治关系，使一个人或阶层在别人承担成本的基础上实施新技术并获得收益。权力关系使保护现有权利（包括产权，但不仅限此）及创造和获取新权利成为可能。权力关系决定了谁的权利算数及谁的话要听从，也决定了谁的权利不算数及谁的话不要听从。权力关系先于财产和收入，因为权力关系决定了这两者。权力在先，它是基本的。
技术和思想如何相关？技术，我们做事的方式；思想，我们考虑做什么的方式；两者相互有关。它们在两个意义上相互作用。在第一个意义上，技术决定了思想。新技术产生了产业革命并带来工厂制度，改变了我们关于周围世界及自己的思想，也将垂死的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因此，是技术而非思想成为我们的世界最近历史转变的引导力量。但思想对于设计新的做事方式及新的要做之事也是重要的。因此，在第二个意义上，思想决定了技术。技术和思想相互作用并互相决定。然而，在技术与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有着一个高级合伙人。在传统观念中，需要是创造之母。我们需要更多东西还需要新东西，所以我们考虑生产它们的方式。故而，思想是高级合伙人。但在制度主义者的观念中，创造是需求之母，技术是高级合伙人。当代，公司研究人员设计出新东西及新的生产方式，然后开始向个人消费者出售以满足一些消费者在面临对其他许多东西的需要时的饥渴。这是修正后的顺序：生产者向消费者出卖生产者想生产的东西。修正顺序直接与消费者主权相矛盾，并将有关美好生活的传统观念视为粗鲁笑话。
存在阶级矛盾吗？制度主义者不否认阶级矛盾，但认为这对于理论建设而言太抽象，对于支持政治改革计划而言太混乱及太盲目了。在制度分析中，通常“文化滞后”替代了阶级矛盾。传统真理所隐含的种族、性别和阶级迷信，被用于说明和解释弱者被强者、外行被内行利用时，就出现了文化滞后。例如，制度学家冈纳·米尔达解释了种族主义包含一个恶性循环，种族主义迷信被用于说明对不同肤色少数民族的歧视。这降低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妨碍他们获得良好的健康、营养及家庭生活。由种族歧视造成的他们的低水平生活，随之被用于他们的被迷信的劣等性的证据。这种“证据”又被用于证明进一步的种族歧视。对于性别主义和阶级主义而言存在相同类型的恶性循环。
制度学家在此强调了科学进步和知识扩散的作用。人类学研究能做的最重要事情是打破降低妇女和不同肤色少数民族地位的种族与性别迷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乃是有责任的社会科学家必须驱除的迷信和人类知识系统的扭曲。非正统经济学研究（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凯思斯主义者）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是打破降低贫穷者地位的阶级迷信。
阶级如何同技术和思想相关？这对于制度主义者来说是最困惑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其分析中不强调阶级，代而用之的是狭义的“经济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概念。而且用文化滞后的文化概念取代阶级利益的经济概念来解释社会矛盾。有关施行新技术和获得新权利或失去老权利的斗争，既被看成是新的做事方式反对已建立的传统和迷信的冲突，也被看成是狭隘利益集团反对已建立的社会的冲突。
制度学派的优点是其愿意考虑除阶级以外的因素。例如，关于核电厂的斗争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已建立的社会反对轻率产业以保护自己的斗争。制度学派的弱点是，制度主义者有时完全忽视了阶级。例如，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被视作关于具体行业工作规则的一系列工会同一系列行业首领之间的斗争。
所有的社会解释皆可归因于技术？思想？阶级？制度学派是整体论者而非约简论者。它的解释不约简为一种特定因素，所以技术、思想及阶级都是重要的。制度学派是对文化框架中社会供应过程的广泛研究。因此，它不认为技术、思想或阶级结构是稳定不变的。制度解释试图把所有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综合在一起，不论它们会怎么样。而且，由于假定皆非恒定，故而变化包含在所有的制度解释之中。变化对于制度解释的重要性，使技术成为主要的解释因素，因为技术经常剧烈变动。制度学家相信科学和新技术进步，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及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但制度主义者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虽然技术显然在社会变化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但社会变化并不能用新技术简单解释。思想在社会解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不均等社会的权力迷信及通过科学进步和知识扩散对这些迷信的打破。阶级在社会解释中也扮演了角色，但这是在非常狭隘及特定的意义上进行的；在任何社会理论中，现有权利（产权和其他权利）如何影响社会关系是一个重要解释因素。扩展现有权利及创造新权利的试图，在社会解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权利斗争包含了国家，所以国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个人角色是什么？为了简化，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采用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由于制度学派是一门文化科学，个人被看成文化产品。但个人不是文化木偶，因为个人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甚至个人行动来转变文化。事实上，通过个人单独或集体的行动、不行动及选择的积聚，文化本身就处于变化之中。不过，个人不会在真空中行动或选择，他们在具体的文化框架内行动和选择。
为解释个人，制度学派须从个人确认自己的框架开始。这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仅仅研究个人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满足各种需要。制度经济学要问，具体的资源如何利用——科学和技术如何影响资源可得性。还要问产权如何影响资源利用。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如何来“要”具体东西，这是修正顺序论的实质所在。
社会科学可能与历史无关吗？同德国历史经济学家一样，制度主义者重视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
社会及其问题都在持续变化。在一个时间及地点解决了的问题，在另一个时间及地点也许解决不了。在一个时间及地点被认为是问题的东西，在另一个时间及地点可能不被认为是问题。所以，当社会问题变化时，经济政策也必须改变。历史是变化的记录，认识历史对于制定政策而言是重要的。倘若我们不懂历史，便要重复错误，而且还会忽视继续出现的种种问题。
而且，经济法——所制定的范围可超出公众意识——须按照不同时间及地点的特点来认识。经济法本身具有时间及地点的特殊性。经济法涉及的范畴是历史变化的产物。资本、劳动和土地——生产要素——以同现在相似的形式存在不止数百年了。
存在社会演化吗？在制度经济学中，只有社会变化这一事实是不变的。人类社会已经历了最深刻变化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社会关系还在变动。狩猎和采集社会演变成了畜牧和农业社会。手工艺变为作坊，作坊变为工厂。工业革命几乎改变一切。就是现在，世界工业化领先国家（美国）还在后工业化。无国家、无阶级社会已演变为划分为阶级并受到国家统治的社会。人们自给自足、不考虑产权的社会，也已变为许多人都考虑一点产权的社会。
是的，存在社会演化，因为变化永不停止。但哪些实际社会变化称为社会演化呢？变化即做和想不同。进步就是做和想都更好。直至近期，大多数制度主义者相信社会进步——会得到更好的东西。但近年来该信念开始动摇。我们依然相信社会在变化，但并不确定社会通过变化就取得了进步。
演化是技术的和预定的吗？激进制度主义者将响亮地回答“不”。面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他们对进步的信念已彻底动摇。目的论的演化概念归因于变化方向并认为变化使社会朝某些价值范围运动。有股制度学思潮特别强调这样的思想：虽然现有制度具有静止和有害的影响，但于由新技术的动态和有益的影响，社会已经进步并将继续进步。对进步的信念如此接近目的论，以至于一个人用不着成为唱诗班成员便能获得这种信念。并且，这来自反马克思主义声音最响亮的制度学派极端思潮——因其目的而反对马克思主义。
什么造成历史演化？社会运转（变化）是由于两个基本力量：（1）因果循环；（2）盲目漂移。社会不朝均衡运动，但持续变化。特定变化一旦开始，就会发动或引导进一步变化以强化初始运动。社会变化不是由相互抵销（均衡）的力量引导的，而且由相互增强（因果循环）的力量引导的。例如，约20年前在美国出现的种族主义和不公平的复辟，通过五种恶性循环累积了动量，只有另个方面上的巨大冲击力才会扭转这种倒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象钟摆一样来回运动，未发生固定变化。
有力地使用力量者会更有力，因弱点而受损的弱者会更弱。此即累积循环：无者不给，有者再加。不过，大众齐心协力的集体行动会扭转恶性循环并转化为良性循环。这也是累积：若劣势者联合起来互相保护以免受优势者攻击，便能获得自信心和力量。对力量的首次品尝使其获得更大自信心，从而导致更大力量，于是形成累积循环圈。
社会以累积方式持续变化，但不一定朝特定、合意的方向运动。它们不一定从低级向高级运动——事实上，“高级”和“低级”这些词对社会演化而言经常令人误解。社会只是在阻力最小或力量最大的方向上运动、变化。这就是盲目漂流。社会变化不一定就是进步——在一个方向上的持续运动。社会变化是漂移、随机运动，但不是相互抵销的运动。至少，以往如此。将来不需要继续漂移，社会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未来。
演化是简单的线性过程吗？演化从不简单，也非线性。它经常是复杂的，在许多不同力量影响下同时在许多方向运动。农业生产已经大幅度增长，分配系统却失灵了。农民不能用低于维持自身的价格出售产品，国内外成千上万的人处于饥饿之中，而粮食投机商却在大量世界贸易中富起来。苏联的计划体系发展了积累大量资本的方式，应用却失败了。医学、营养及公共卫生将生命延长了一倍，但老人们担心活得太久会用光收入。社会变化中没有线性的东西。
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相比较
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在制度学派中，权力是最重要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是最重要的关系。两学派不会互相碰撞（互相对抗），也不会各自行驶（互不相关）。而是，在一些方面对抗，在另一些方面互补。它们相互而言都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为看看两体系如何互补，注意制度主义者的“权力”关系可转换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关系”或“生产关系”。权力指让别人去做你要他做的事的能力。这可转换为资本家的让工人为钱工作一定时间而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的能力。此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上层建筑”可转换为制度学家的术语“权力迷信”。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上层建筑指被证明有效的影响经济基础的思想。
至少，两者一些基本术语可相互转换，但这些术语常用于解释不同事物或解决不同问题。权力被制度学家用于解释在工作规则持续演化中获取权利及承担义务。而阶级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用于解释经济中的阶级矛盾。这两种观点互相补充，使用这两种思想体系，扩展了能解释的问题和关系的范围。
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都试图解释变化，但它们的解释相对抗。马克思主义用阶级矛盾解释变化，激进制度学派使用文化滞后术语。前者包括阶级利益斗争，后者包括对落后思想的斗争。即使正确地相互转换，也会在争论中留下一些问题。
技术和思想如何相关？两学派就此广义一致而狭义对抗。一致到各自使用的不同术语含义可轻易地相互转换。倘若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力）转换为制度主义者的技术，再倘若制度主义者的权力迷信概念转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上层建筑概念；那么，可说两学派都解释了技术或生产力如何决定思想或上层建筑。当然，没有一个思想体系是简单的，每个体系都强调了技术与思想间或生产力与社会间的巨大复杂性和相互作用。但它们广义上一致，尤其是都强调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在对待技术与思想的关系上，两学派也相对抗。因为激进制度主义者使用文化滞后概念而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阶级利益概念，解释技术与思想之间复杂而相互的关系中的摩擦。制度主义者的文化滞后，强调权力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主权迷信即是一例）是扭曲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却将阶级利益理解为影响文化的因素（其他因素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及新古典经济学等思潮）。就具有不同强调重点而言，它们相对抗，但概念互补。
存在阶级矛盾吗？两学派在此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它们使用不同术语并强调不同关系来解释相同事物——社会矛盾和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利益是行动的重要原因，尽管个人的民族、性别和人种特性及思想盲目性也具有重要作用。阶级利益矛盾会造成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危机则造成政治动乱。当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利益受到其他集团利益或统治思想的修正。尽管阶级利益有时导致对抗和危机，但危机也许是种族的（例如美国国内战争）、民族的（例如苏联动荡）或宗教的斗争。危机中就发生全面变化。
在激进制度主义者看来，人们通常信奉权力迷信，权力迷信扭曲了他们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认识（尤其是贫民及外事移民），且使他们难以集体行动。经济利益随之变为非直接及文化的了。通过知识扩散，又由于科学进步，破除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迷信，变化发生了。
制度学派认为，矛盾采用了文化滞后形式，变化通过因知识扩散造成的制度调整而逐渐发生，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通过危机中矛盾激化到顶点，有时会突发剧变。就渐进改革而言，两种变化观互补（仅强调重点不同）；但就革命性变化而言，它们对抗甚至矛盾。
制度主义者方面，妥协是可能的。倘若在文化滞后及通过制度调整的渐进变化之外，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及危机造成的突变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妥协是可能的。倘若在阶级矛盾及危机变化之外，再加上制度学派的文化滞后及通过制度调整的变化的话。当然，两学派都承认思想、阶级利益和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阶级如何同技术和思想相关？对该问题的回答，两学派通常各自进行、互无助益。因为两学派不相关，除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和制度学派的权力关系被仔细地相互转换。
所有的社会解释皆可归因于技术？思想？阶级？两学派对此问题看法一致。它们都不相信所有的社会关系皆可归因于技术或思想或阶级，都强烈反对这种约简论，认为社会永在变化中，是处在复杂关系中的。不过，两者都把技术视为变化发展的活跃部分。
也存在某些对抗。当两学派解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时，就出现了重要差异。激进制度学派强调文化滞后：新技术的推进会碰到制度化思想模式的反阻力。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矛盾：新的生产力形成收入、地位和权力的斗争，斗争在工作场所也在全社会发生。不过，请注意，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否定守旧思想的力量，而激进制度学家没有否定既得利益者的力量。
个人扮演什么角色？两学派就此问题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把个人偏好或信念看成既定，都将偏好和信念看成要解释而非假定的变量。两学派都构造了个人理论，即都试图解释个人确认自己的框架如何影响个人及该框架内的个人如何影响框架本身。
社会科学可同历史无关吗？制度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回答是一致的。任何超脱历史的社会科学，比如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不恰当的。任何恰当的社会科学必定是历史的，每个社会—经济系统只采用特定法则。
存在社会演化吗？制度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存在演化，会发生逐渐或剧烈的变化，所以他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关于社会演化是否意味着向更好社会的进步，两者曾有广泛争论。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两者都信奉朝“更好”社会的“进步”。然而，经过长期讨论、社会环境变化及新社会经验出现，两学派多数学者都逐渐改变了观念。两团体大多数成员得出结论，存在演化，但不一定是“进步”。
演化是技术的和预定的吗？两学派曾倾向于相信演化是由朝着更好社会进步的历史动力预先决定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说，社会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少数当代严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演化是复杂的，不会沿着上帝或马克思或“历史”的方向变化。相似地，许多制度主义者相信，尽管存在既得利益和权力迷信，但进步仍有某些注定性。如今，大多数制度主义者已放弃这种观点，就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而两者的观点统一于非宿命的和非预定的演化上。
什么造成历史演化？严肃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版本，确认存在阶级关系阻碍生产力改进（包括技术）的情况。这引致社会压力和矛盾，这些人类矛盾随之引致变化及新的社会演化。
制度学家指出了累积循环过程，一个变化引致另一个变化，使社会在某个方向上积聚动量，最终导致现有制度和现有关系的改变。这种累积变化既有利于统治阶级，也有利于下层社会。只要不存在全社会有意控制，变化方向就只是盲目漂移。倘若存在有意控制，社会就会在现有参数中选择方向（制度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听起来有点象恩格斯的理论：社会总有一天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
演化是简单的线性过程吗？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预定台阶，社会定会沿着简单的线性路径前进。他们将演化看成包含扩散、倒退、跳跃及其他非常复杂的过程。制度主义者从不怀疑社会是以极其复杂而且矛盾的方式运转的——现代制度主义者很清楚，社会也许不“进步”反而死亡或分解。故在早期虽然两者都相信进步，但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存在差异。现在，他们在该问题上的观点一致了，都达到更有限但更有生命力的认识。
结论
在我们所揭示的许多方面，有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的观点确实对抗。不过，现在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一致，但大部分问题仍采用不同方法，尽管这些方法互补。用开放思想来研究这两个学派，人们会学到更多。
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制度主义者之间的最明显汇合点有两个：（1）关于思想、结构和个人的非约简的相互联系及整体的观点；（2）关于社会过程的非静止的历史的或演化的观点。重点及表述上的最显著差异——或许在内容上——在于阶级与权力的关系的理论化上，及怎么样的矛盾导致革命性演化的理论化上。
（摘自美《经济问题杂志》1994年第1期）
本文获美国演化经济学协会授权在本刊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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