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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也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存诗一百二十余首，文十多篇，是我国南朝晋宋之际的著名诗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陶渊明以其清淳淡雅、质朴自然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成就，矗立起了一座高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陶渊明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却鲜为人知。这原因也许有几个，而溪族这一中世纪犹尚存在的少数民族早已湮灭于史籍这一事实，或与之相关。本文拟综合前人考辨，条列概述，以彰隐微。
一、陶侃是溪族
陶渊明是显赫一时的陶侃的曾孙，他自己一再这么表白。在《赠长沙公》诗的“小序”中，陶渊明说：“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据《晋书·陶侃传》，陶侃的五世孙是陶延寿。陶渊明以族祖自居，所遇上的“长沙公”当是陶延寿之子。陶侃是东晋重臣，尝都督八州军事，加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去世以后，追赠大司马。陶潜所云“同出大司马”，即明白表示自己是陶侃的后裔。
陶侃，字士行，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孤贫，年轻时以捕鱼为业，其母贤淑，截发易酒肴待客，因以得获小吏职位，后被举孝廉、授郎中。当时权贵府望耻为部属，陶侃正因寒微，被伏波将军孙秀召为舍人。
陶侃虽已步入仕途，可是由于家世低贱，仍然遭人鄙薄。据《晋书·陶侃传》载，一次，陶侃与同乡、豫章（今江西南昌）国郎中令杨晫共乘一车去见中书郎顾荣。可是，吏部郎温雅却对杨晫说：“奈何与小人共载？”——在温雅眼里，陶侃仍是一个被社会上层鄙视的“小人”。
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了一个故事，道及了陶侃的民族成分。苏峻作乱时，庾亮、王导受命辅佐幼主，却忧怖无计。温峤劝庾亮去拜见陶侃。庾亮犹豫不定，温峤对他说：“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这是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的事。
此时陶侃已经七十岁左右，位为征西大将军，功高权重。庾亮、温峤就是依赖陶侃的兵力击败苏峻，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可是当时温峤却称陶侃为“溪狗”。
所谓“溪狗”，是对当时少数民族溪族的侮称。温峤虽然需要借重陶侃，背地里却这么称谓这位长者，无疑是这位达官贵人的门阀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作崇。
“溪狗”这样的侮称还见于《南史·胡谐之传》：
（谐之）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
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无厌之求！’”谐之切齿
致忿。
按“溪”，本作“谿”。《集韵·齐韵》：“谿，《说文》：‘山渎无所通也。’或从水。”这是说：“溪”与“谿”相通。“溪”用于族称，或改作人旁，作“傒”。《南史》记录侮称胡谐之就称“傒狗”。族称改作人旁，一如“峒族”之“侗”、“瑶族”之“傜”。所以，《南史》所载骂胡谐之的“傒狗”，与《世说新语》所载骂陶侃的“溪狗”，其所指为一。
陶侃是溪族，前辈学者早经考辩确证。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说：“士行（陶侃的字）之家，当是鄱阳郡内之少数民族。”又明确地说：“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最使人注意。”“读史者不必以士行之家本出鄱阳，而谓其必非溪族也。”〔1〕
郭沫若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说：“陶侃本是东晋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他已七十岁左右， 位是征西大将军，并讨平了苏峻之难，建立了大功，然而同时的温峤却在背后称之为‘溪狗’。”〔2〕
文学史家逯钦立《关于陶渊明》一文也明确肯定“陶侃是个少数民族”〔3〕。
二、关于溪族
关于溪族，中古以前的文献资料屡有所见。《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说韩宣王，谓其强弓劲弩有“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史记集解》引许慎云：“南方谿子蛮夷柘弩，皆善材。”又引司马贞《索隐》曰：许慎注《淮南子》，以为南方谿子蛮出柘弩及竹弩。”
《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章所引苏秦的话与《史记》记载相同。鲍彪注曰：“《俶真训》注，谿子，国名，夷名。”
考《淮南子·俶真训》云：“鸟号之弓，溪子之弩，不能弦而射。”高诱注：“鸟号，柘桑也；溪子，为弩所出国名也。或曰溪，蛮夷也。以柘桑为弩，因曰溪子之弩也。”又曰：“溪，野夷也，以柘桑为弩，一曰溪子国。”
据以上记载，可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曾经建立溪子国；他们那里以柘桑制作弓弩特别出色而闻于当世。
《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在引述了这段文字之后说：“此支蛮种所以号为‘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系。”〔4〕这就是说，“溪族”其名，乃源于“五溪”。因此，溪族或称之为“五溪蛮”。所谓“五溪”，是指雄溪、
溪、
溪、酉溪、辰溪。居住在这“五溪”流域的少数民族，总称曰“五溪蛮”，他们自称是槃瓠的后裔。
槃瓠是以犬为图腾崇拜的远古部族的首领。《后汉书·南蛮传》引用了一则传说，说高辛氏为奖励获得战功的家狗槃瓠，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了槃瓠。槃瓠领着公主住进南山的石室之中，生育了六男六女。这六男六女自相夫妻，因而子孙繁衍。高辛氏是华夏族始祖黄帝之孙，因此，南方若干奉槃瓠为始祖的少数民族大都认为与汉族先民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槃瓠蛮分布较广，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南方广阔领域之内，大致都有其种落部族滋生蔓衍。在称谓上或因所居地域不同而有别，如居住在豫州的史称豫州蛮，居住在武陵的则称武陵蛮，大致都以“蛮”名之，也有称“夷”的，如《晋书·陶侃传》就说到“出武陵江，诱五谿夷”；“遣咨议参军张诞讨五谿夷”。这里说的“五谿夷”当即五溪蛮。
在槃瓠蛮居处的广阔地域内或杂有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蛮。唐人杜佑《通典·南蛮传上》说“巴、梁间诸巴皆是也”。由于氏族的迁徙与交往，槃瓠蛮和廪君蛮都有与华夏汉族交错融合的现象，而其相互之间，亦不免融汇混杂。杜佑《通典》又说：“按后汉史，其中黔中、长沙、五溪间，则为槃瓠之后；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其后，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移徙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焉。”
溪族有自己的语言和独有的民俗。《魏书·司马睿传》有云：
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
僚、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
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这里列举了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称，“谿”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言语不同”，“嗜欲皆异。”
《晋书·陶侃传》说：“士行（陶侃的字）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明明说他是少数民族。
《南史·胡谐之传》说了一个故事：胡谐之，豫章南昌人，齐武帝萧赜想与之联姻，因其家人说的是“傒语”，不便交流，于是派宫内四五人到胡谐之家教其子女言语。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两年以后，齐武帝问起这件事的成效时，胡谐之说：“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这是说，齐武帝派四五人到胡谐之家，是希望“改造”其子女的言语，想不到两年以后，那些“改造”者倒被“改造”过去了。
“傒语”怎样，已不得而知。徐坚《初学记》卷十九说：“南方之奚，形如弩麞，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这个描写不一定准确，但可确证溪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
《隋书·地理志》说：“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根据这段话推导，作为溪族的陶侃、胡谐之，当时并非“僻处山谷”，而其史籍却仍说“俗异诸华”；“家人”说的是“溪语”，“不能得正音”，足见当时的民族特点仍然甚为鲜明。
宋人王质《栗里谱》的“小序”说陶渊明“君世地色言俱僻”。此说颇耐人寻味。这话当是说陶渊明家世所处地望僻陬，其人形质妆束和语言谈吐，都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特征。白居易《访陶公旧宅》一诗，在“小序”中说他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时，因“思其人”，便“访其宅”。诗曰：“今来访故里，森若君在前”；“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大致在五百年之后，陶渊明故里的古僻景象，犹使白居易顿生“使我心依然”的感慨。
三、关于《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作品中的优秀名篇。作品描写东晋时代的一个渔人沿溪寻源时偶然发现桃花源这一理想境界的情状。作品描写道：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
自乐。
这地方更为可贵的是“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也就是说，没有剥削，没有争斗，百姓富庶，社会安定。
因此，陶渊明笔下的“桃源”或“桃花源”也就成了人们向往的避世避乱的乐土。是的，打从《诗·魏风·硕鼠》唱出了人们“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心愿以来，寻找那个能足以逃避残酷剥削和徭役的去处，千百年来，就一直是善良百姓梦寐以求的热切向往。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就《桃花源记》评述说：“《桃花源记》本属根据实事，加以理想化之作。”又说：《桃花源记》里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的途径，说明《桃花源记》“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5〕
桃花源的故事可能本之于民间传说。和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在《异苑》这本志怪小说集里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无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
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并不以怪。此
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这则故事又见于黄闵《武陵记》，宋人李昉收入《太平御览》卷五十四。两相比较，《陶花源记》说的是渔人捕鱼缘溪而行发现异境；《武陵记》说的是猎人射鹿追逐入穴发现异境，这个猎人，还明确说他是“武陵蛮”，亦即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
有本《搜神后记》，署名陶潜。在书的卷一第五条《桃花源记》有“注”，说那位沿溪入洞的“渔人姓黄名道真。”
元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一书，在其《桃花源记》的“注”中也说“渔人姓黄名道真”。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说这个“黄道真”是溪人，又说“黄氏乃溪洞显姓”，又引唐人李绰《尚书故实》所说故事：有个叫黄生的考取了进士，有人问他与某是不是同宗，他说“别洞”。这是因为“黄本溪洞豪姓，故以此对”〔6〕。
考《太平御览》卷四十九所收《武陵记》，其中有云：“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太平御览》附记称：“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名‘黄闻’，此盖闻（黄）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这个话是说，黄闻山其名的由来，是因为听到黄道真这个渔人讲述了他沿溪误入桃花源的经历以后，才这么命名的。
汉代应劭《风俗通》卷九“世间多有蛇作怪者”条说：“武陵蛮吏黄高攻烧南郡。”据此，可以推知溪蛮黄姓居住武陵要算历史悠久了。
再从地望来看，《桃花源记并诗》的“记”说那位捕鱼的是“武陵人”。武陵正是古代蛮族聚居之地。《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
又郦道元《水经·沅水注》云：“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耸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冠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东晋末年，战事频繁，既有孙恩、卢循举兵起义于前，又有桓玄、刘裕军阀混战在后。陶渊明居住的浔阳，曾经几次沦为互相争夺的战场。当时不但“蛮民”避寇，汉人更多有向僻荒的少数民族地区逃亡的。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归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所在多深险。”
看来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结党连群、荒僻深险、没有徭役、不供官税的避世所在。这里的居民就是“溪蛮”。
大概陶渊明听到传闻以后，记述以外，又作了一些形象性的描绘。所以，陈寅恪说《桃花源记》“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7〕是完全有根据的论断。
《桃花源记并诗》说其居民是“先世避秦时乱”才逃到这里来的。所谓“秦”，有“赢秦”和“苻秦”之别，两秦都有烽火战乱。这个事似无须坐实。
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桃花源记并诗》所描写的乃是溪峒的地理状貌，溪人的社会习俗，表现出了溪族人民所曾经历过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情状。
四、余论
往事越千年，历史仍然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晋书·陶侃传》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也因此遭到大民族主义的诮骂，溪族被骂为“溪狗”。陶侃虽出身低微，但经过个人发愤努力，终至建功立业，并逐渐消除了和汉族的民族差别。
到陶渊明这一代，就更深刻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以至后人对其民族成份大多已茫然无知。
是的，溪族，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民族而言，由于和汉族交往的深浅不同，后来逐渐发生分化。大体是这样的：生活在平原地区和交通要道的溪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而僻处山陬的溪人，唐宋以后则被称为瑶族或畲族了。因此，到南北朝以后，溪族这一名称就已不见于典籍记载。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说到北朝时代的民族与文化问题时，有一段结论性的警辟之见。他说：“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8〕这一段话，虽然是就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而言，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亦莫不如此。文化上的互相吸收、融合与认同，在汉民族的形成与壮大的漫长过程中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像陶渊明，以至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造诣卓越、影响深远、对汉文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匠。
从“知人论世”的古老命题出发，弄清楚陶渊明的出身家世和他所属民族溪族的历史衍化，无论是从研究陶渊明和他的作品出发，还是从民族关系演变历史考虑，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情。
陶渊明在汉文学史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则是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注释：
〔1〕〔4〕〔5〕〔6〕〔7〕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82、80、80、82、80页。
〔2〕《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4卷，第377页至378页。
〔3〕《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8页。
〔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