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劳动分工发展趋势研究
郭智健,荆晓静,马怡菲,赵 炼,史鑫茹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如何来看待超专业化以及超专业化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是至今为止探究不深的问题。已有研究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到底什么是超专业化劳动分工,自然而然也就不能论述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对社会带来的影响。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指通过虚拟连接技术与虚拟平台,能够让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进行跨界合作,从而突破线性逻辑和时空局限的一种新型劳动分工,其对社会的影响更应该从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进行阐述。由于未来社会的运行将架构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条件上,因此,基于智能化的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未来社会中劳动分工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智能社会;跨界合作;超级协作
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推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即由越来越专业的人来完成越来越细分的工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马克思都曾精彩地论述过劳动分工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因而,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形容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形式。而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2]换句话说,马克思直接把分工的发展程度作为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而在今天,由于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型分工的时代——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时代。这是一个与旧式分工完全不同的时代。
一、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科学内涵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从英语词源上分析,这个整体性名词其实是由“超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和“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两部分组成。因此,要准确理解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科学内涵,首先必须准确界定超专业化的含义;其次,在此基础上探究超专业化语境中的劳动分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新式分工。
1.基于计算机虚拟技术的超专业化
超专业化由英文单词“hyperspecialization”直译而来,而“超”则是这个英文单词前缀“hyper-”的意思。超专业化与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超链接”(hyperlinks)和“超文本”(hypertext)都使用了同一个英文单词前缀“hyper-”,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超”字应都具有相同的意蕴。
“hyper-”一词伴随着计算机虚拟化技术的出现而诞生,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虚拟的连接关系。在出现了计算机虚拟技术以后,我们只需要通过鼠标点击或者触摸这些附有“超链接”的材料,便可以显示出超链接所指向的目标。在当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超链接技术已经越来越成为支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的支柱,它所连接的不仅仅是平台、资源,还促使了新的智能文明的产生。[3]
而超专业化则是基于超链接技术的进一步拓展和应用。所谓超专业化,其实是一种基于互联网虚拟连接技术与虚拟平台的有机结合。借助这种虚拟连接技术与虚拟平台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万物互联的效果,从而颠覆传统的分工逻辑,使得人、物之间发生更为广泛的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首先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快捷性。人类从原来原子式的信息传递到现在比特式的信息传递,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及信息传递的范围,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次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互动性。互联网为全球各地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的单边交流、单向传播的方式。而在互联网中的个体,既可以是信息的制造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这种“你来我往”的方式充分调动了个体的参与性,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互动,这就给那些“不同个体通过超链接进入一份工作中进行交流互动合作”提供了基础。最后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化、网络化工作的增加。相对于传统的工厂制造业,这种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工作更加适用于超专业化下工作的非线性、网络式的划分,因为这类工作的内容是由数字组成,有利于通过超链接进行彼此之间信息的传递。
2.基于超专业化的新式劳动分工
(1)从产业分工角度来看
同时,超协作化必将作为超专业化的基本表现形态而逐步发展起来。超协作化的基础就是知识分工、知识共享和跨界合作。这种超级协作既不同于往常的一般合作,也不同于一些学者所说的集体智慧。超级协作既是知识“类”属性的虚拟集合,又是一个群体共同目标和共同规则的实在控制。超级协作将会以“交互—集合—反馈—再交互”的模式不断进行下去。超级协作(超协作化)也会进一步改善产品的质量、生产成本及生产速度。
托马斯·马龙(Thomas W.Malone)在2011年发表了《超专业化的时代》一文。他认为,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指将以前由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解成由几个人完成并且更为专业的部分。[4]实际上把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理解为更加细分的分工模式,并没有突出超专业化的特征与本质,至少从逻辑上看似乎与传统的劳动分工没有区别。所以,劳伦斯·霍普金(Laurence Hopkin)就认为,马龙将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与外包和众包的概念相混淆,同时认为马龙所谓的全新的超专业化现象已经存在了很多年,马龙只不过将“这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归为一种全新的东西”[5];又如,阿吉拉尔(Juan Alejandro Solis Aguilar)认为,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就是高度专业化和过度专业化,认为“超专业化不必成为规则,这只是对正常经营方式的一种补充”。[6]诸如此类的理解,都没有正确把握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科学内涵。
在从词源学的视角对超专业化劳动分工进行解释后,必须再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审视。伊利亚·米尔格兰姆(Elijah Millgram)将超专业化理解为“串行专业化”。他认为,超专业化更加注重管理软件而非硬件设施,通过串行的超专业化程序,不仅可以智能地分配资源,还能形成最合理的策略。[7]但是,仅仅在串行分工的逻辑上去理解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显然是不够的。在将超专业化理解为一种基于互联网虚拟连接技术与虚拟平台的有机结合后,就可以突破传统线性逻辑的束缚,从而去从事一些非线性的工作。因为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虚拟连接本身就是个非线性的网状结构,用通俗的话讲,“信息在这条虚拟的通道里进行传输时是四通八达的。”也正是由于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所具有的这种逻辑非线性,才能为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进行跨界合作提供更多创新性的合作方式。因此,从逻辑上讲,将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理解为一种非线性的分工模式,应该是更加合理的。
综上所述,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这样一种新式分工:从技术层面上讲,它依托于计算机虚拟连接技术和虚拟平台;从逻辑层面上讲,它突破了传统分工的线性模式;从效果层面上讲,则是能够让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进行跨界合作。归纳起来一句话,它可以通过虚拟连接技术与虚拟平台,让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进行跨界合作,从而突破线性逻辑和时空局限。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防专利运营制度研究............................................................................................陈明媛 06.82
3.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特征
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和相关平台的支持下,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驶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道。同样,在这些先进技术和平台的加持下,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日渐纵深发展,一步步推动新的工业革命趋势的到来。智能化趋势下的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有以下几个特征:
(1)分工的逻辑非线性。智能社会中的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依托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和相关平台的支持,同时,这些先进的技术也为劳动分工创造了无限可能。最为突出的就是打破了传统劳动过程的逻辑线性,使得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可以发生更加广泛的联系而不受逻辑线性的约束。[8]处理逻辑非线性问题的技术基础是当代数学工具——计算机技术和算法工程的发展,因此,逻辑非线性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非链式的“网络结构”。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实际上就是一种非线性的劳动分工形式。这种非线性的劳动分工形式不仅存在于复杂劳动中,还普遍存在于智能化社会中的简单劳动中。正是基于这种非线性的逻辑,新型劳动分工才能够以超专业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同时,逻辑非线性也是超专业化劳动分工能够突破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动力。
课后的任务布置环节只有一项,用写作平台上传作文,要求每位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写(上传)一篇不少于150字的以“我的母亲”为题的叙述性描写类文章。下节课上课前,由同伴互评,小组评选一份“佳作”,下节课课上展示。
(2)分工的随机性。基于超专业化的劳动分工的随机性,体现在工作过程中人员参与的不确定性。在传统的分工模式下,每天的定量工作都是由较为固定的人完成。但是在超专业化的情况下,却可能出现非常多的、暂时的闲余人员通过点击智能设备中的超链接,承接某些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与此同时,这部分人员却不是固定的,相反随机性很大。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超专业化引起的个人随机参与现象,又和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有所区别。超专业化引起的随机性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参与,也是源于个体的自主动机。但是其出现的前提是必须要借助互联网、相应的技术平台、智能设备等。而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在个人偏好面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以随时随地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不受相关条件的约束。因此,由超专业化引起的个人随机参与现象,和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
(3)分工的跨界合作性。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跨界合作性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的层面上。哈耶克(Hayek)曾经对知识分工有过较为精彩的表达,他认为,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人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人,因而每个人所具有的知识也是像原子一样分散化的。[9]如果这个社会仅凭一个个原子化的、分散的知识,那么人类的合作模式与合作成果永远也就只能处于低级水平。基于人征服的天性,人类一直在不断变换知识分工的模式,以期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而智能化为知识分工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超级协作,或者有学者称之为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8]正如张怡所言,“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形成,首先在于集体智慧现象的存在让智能化社会的劳动生产可以基于互联网从事跨界性的合作工作”[8],在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模式下,不仅在同一领域内可以进行知识分工,还可以进行跨领域的知识合作,因此基于知识分工的跨界合作将会被发挥到极致。
(4)分工的知识共享性。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知识共享性特征与知识分工有不同的意蕴。知识共享涉及较多的因素,例如知识共享的意愿、知识共享的能力、知识共享形成的创造力、知识共享的方式等等。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所具有的知识共享性,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对最终目标的共同愿景上。试想,如果仅有知识分工,而没有对最终目标有共同的认识,恐怕最后的劳动成果也是极不完美的。因此,共同愿景是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在知识共享层面上进行跨界合作的中介桥梁。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就曾对此说,如果没有知识共享者双方或多方的共同参与,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完整的。[10]在超专业化的条件下,知识共享的有效性取决于管理的有效性,因此,托马斯·马龙认为,基于知识共享的超专业化优于零散的个人智慧,超专业化是具有现代管理学理念的一种大智慧。[11]
(5)分工的整体控制性。托马斯·马龙将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具有的整体控制特征形象地表达为“超级大脑”(Superminds)[12],张怡则称之为“全球脑”。[8]笔者认为,将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必须拥有的这种整体控制性作为它的特征更为恰当。超专业化条件下的劳动分工需要有一个拟像的、强大的整体控制力来促使跨界合作、随机分配和知识共享的完成,其背后的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整体控制性显示图
对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是考察各类分工的起点。亚当·斯密也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开始研究分工问题的,他着重的是对劳动分工经济属性的探究。他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产业分工,这种产业分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目标是做好自己这一环节,只要把产品售出,那么相对他而言,这个环节就结束了。他认为将复杂的劳动分解成若干简单劳动,先专注地做好每一项简单劳动,提高简单劳动的熟练程度,然后再将每个简单劳动组合起来,这种流水线式的工作模式使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样的劳动分工对于最终的目标没有整体认知或共同愿景。
建筑企业在设计建筑电气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国家所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如《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建筑电气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性[8]。为了做好建筑电气的安全设计工作,建筑企业需要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科学实用的建筑电气设计方案。同时,建筑企业需要定期开展建筑电气设计和安装培训,对建筑电气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不断提高建筑电气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从而不断提高建筑电气设计水平。此外,建筑电气安装要符合前期的建筑电气设计方案,避免建筑电气安装中存在多种问题,进而影响到建筑电气的整体性能。
二、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与经典分工理论的比较
劳动分工理论一直是学界各方关注的重点之一,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那么,在现代智能化发展趋势下产生的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在何种程度上对经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理论实现了超越?又在何种程度上对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进行了解释,并进一步实现物质和精神分离的分工?
1.超专业化对经典分工理论的超越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他将分工分为三类: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处于低级层次,社会分工处于较高层次,国际分工是最高层次的分工形式。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有其产生的原因:建立在自利心之上的交换。由于人都有“利己心”,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带来交换的盛行,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与其从事多种职业,倒不如精通一个职业,分工就这样产生了。同时,也正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不断追求,促使分工不断向前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也是他认为劳动分工最核心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提高了劳动技能,也使工作愈加简单,工人从事单纯的操作,大大增加了熟练程度。分工节约了劳动时间,使得制品在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范围缩小,减少了在每个工序转换上耗费的时间。亚当·斯密指出:“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会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达到任何目的的方法。但是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简单的目的上。因此,完全可以预期,从事每个具体劳动部门的那些人,总有一个人不久就会找出完成他自己的具体工作的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的方法 。”[1]
亚当·斯密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分工理论,可以看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基于不断重复某一简单工作的内生绝对优势。在他之后,李嘉图、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又反复修正并发展了经典劳动分工理论。李嘉图认为,选择分工的缘由是一个国家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这种相对的成本优势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3]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认为,一个国家生产要素的供给程度是分工发展的决定因素,继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14]穆勒指出,分工导致的效率提高并非仅仅是因为工作更加专业化了,而是因为人的才智和专注度更高了。[15]马歇尔则更深刻地洞察到了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不合理性。他认为,劳动分工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分工则会造成垄断。[16]上述观点从多方面发展了经典的劳动分工理论。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现代智能社会的“新生儿”,它对经典劳动分工理论的超越体现在如下方面:
基于超链接技术的超专业化可以连接万物,自然也就可以和劳动分工建立联系。事实上,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现象在当代已经萌芽,并且也已经有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因此,当信息化程度能够达到使这种拟像的整体控制力行而有效时,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也将随之普及。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出现为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5]旧式分工的发展使人类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使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劳动的社会关系成为人之外、不受人支配、反而支配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创设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将通过超专业化来逐步实现。在智能化社会条件下,因互联网的存在,不同的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切入到同一个工作过程中去,形成跨界性的合作工作。劳动的分工不仅仅是在产品上,也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同一时间中的同一工作不一定非要属地化,也可以异地化,这一切都为今后的生产生活创造了无限可能。
(2)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
经典劳动分工理论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现象,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入发展,社会的劳动部门也发生了深刻的分化,某些生产部门逐渐从另一些生产部门中分离了出来。比如,农业生产部门逐渐从游牧业、狩猎业等一些原始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又比如,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恩格斯就将这些社会劳动部门的分离总结归纳为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17]这三次大分工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分工。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第四次大分工即将来临,是信息文明从一般工业中分离出来。[18][19]应该说,将信息文明与一般工业的分离认为是人类史上第四次大分工的特征,是很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但是生产部门之间的分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分工的演化。因此,社会分工的进步,乃至说第四次大分工的形成,应该从实际生产力方面进行溯源。
图2 人类历史上四次大分工演化简图
笔者认为,信息文明只是智能文明的前兆,信息文明给生产力带来的冲击波有多大,取决于智能化的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因智能化而生,随智能化而起,更会因智能社会的到来而颠覆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限度。因此,将人类社会第四次大分工定义为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离,更加恰当、合适。
(3)从国家分工角度来看
经典的分工理论认为,绝对优势(亚当·斯密)或相对比较优势(李嘉图)将会决定这个国家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由于各国在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上存在不同的优势,各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使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更加专业化,这样就产生了国家间产品的交换,从而形成了国家分工。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杨小凯认为,“发达经济与欠发达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分工水平的高低。”[20]林毅夫倡导,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好自己的劳动力优势,避开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21]但同时,久而久之,这种分工的固化将会使比较优势固化,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22]
但是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基于智能化社会的,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和平台将全世界的资源整合起来,尤其是形成智力资源的虚拟流动。马龙曾谈到TopCoder模式:“这种模式将项目分成一个个小目标,并将其作为竞争、挑战提供给全球的程序员,在这个过程中允许来自200多个国家的近30万名开发人员参与其中,使知识与能力更专业、更擅长的员工去从事每一部分。”[4]这样就使得部分比较优势随着智力资源的虚拟流动而流动,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也不再固化,而是共同促进,相向而行。这样也降低了垄断发生的可能。
本例患者麻醉诱导过程中,严格避免输胶体液和抗生素,麻醉药物依托咪酯除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静脉注射痛以及肌颤不良反应外其他不良反应较少报道,苯磺顺阿曲库铵几乎无组胺释放,较少引起过敏反应,同时考虑患者可能为敏感体质,诱导前静注甲强龙80mg,麻醉诱导过程中静注依托咪酯间隔5min观察生命体征平稳后再推注苯磺酸顺式阿曲库铵,3min后出现过敏性休克,因此考虑苯磺酸顺式阿曲库铵导致患者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
2.马克思语境中的劳动分工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认为,分工成为资本控制人的重要工具,它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大工业时代后期,工人被资本家无情地掠夺和压榨,丧失基本的人性,这也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劳动分工的异化。同时,分工不仅包括经济领域,它还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在这种畸形的资本运作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消灭旧的分工模式,通过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专业化要求更高,从而改变了生产方式。同样,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也会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超专业化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种新型劳动分工,这种新型劳动分工更加注重对工作的合理分解和超级协作的发挥,改变了过去工作分解粗线条和单靠个人智慧的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分工不仅被当作一种管理社会的隐形手段,而且会演变成一种规制社会的方式。大工业时代的每一次分工都使新的生产资料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利润,使工人受制于更加严格的管理中,剥夺了人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而随着超专业化时代的到来,“按结果付费”的报酬模式将会越来越多,更多的企业主会更加重视对工作结果的检测,从而隐形地加重了对生产者的作业监督和生产过程中的心理监督。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通过增加工时或者降低工资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压榨和剥削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超专业化同样会形成“血汗工厂”,只不过是“数字血汗工厂”。人通过操作基于互联网等技术的智能设备,并且借助超级协作,会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价值,但或许工人并不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
关于木结构建筑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新时期时期,研究人员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遗址中发掘出建筑木构件,从而不难发现中国祖先早已掌握榫卯技术。
马克思曾说:“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为止的生产力单纯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发展。”[23]我们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孕育出新的分工模式,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就是在工业4.0的推动下产生的。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广泛的分工,这种分工会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他提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4]马克思早期已经提到了集体力,分工促使工人工作细化,他们会因为任务去完成目标,在多次重复的操作下形成熟练的工作经验或技巧,从而无形中成为一种集体力。在智能化时代下的超级协作,通过信息平台在互联网上进行知识的分工与共享,从而实现开放、交互与包容。因此,从“集体力”到“超级协作”的转变,不能简单说是体力到脑力的转变,它更是智能化时代跨界合作的最大成果。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仍然预示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某些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旧式分工的消灭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式分工的崛起,也将在智能社会中变成现实。
3.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对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时代价值的补充和最新实践
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于社会分工日趋变得复杂,这就必然需要以不同形式的组织来发挥协作。互联网下的人工智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中,超级协作突破个人智慧的局限性,形成超个体的行为,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类具有强大的语言知识与生产技术,同时又拥有完备的社会制度,基于智能化的超级协作必定会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超级协作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平台,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认知与协作。超级协作不是集体决策,它是建立在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交流,来共同完成一项设计或者任务。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是以集体劳动为主,这不可避免出现错误现象。人工智能下的集体社会也存在随机求解,个体行为方式、认知的差异将会影响到问题的解决。因此要对人的认知进行充分的了解,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从而使超级协作得到充分的应用。共同的理念、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专业的技术指导、互联互通的网络工具等,是当前信息时代高效发挥超级协作的重要条件。
由于知识工作和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分工时代。在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时代,产业分工将不仅仅是经济演进的内生机制,还会受到外力的作用,比如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成熟程度就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超专业化的发展水平;又比如,互联网、超链接的安全性也将直接影响超专业化的效果。同时,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是一定需要共同愿景作为共同依托的,否则零散的目标不可能拼凑出一个伟大的工程。
总之,在互联网等技术条件下,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不仅实现的是人的精细化分工,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在劳动中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从而实现马克思终年的愿望。
三、超专业化是智能社会劳动分工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推动下,智能文明已经从工业文明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大分工。生产部门之间的分离,离不开某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变化。在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工模式占据主流地位,这种传统的分工模式已经将功效发挥到极致。从分工理论发展史的角度讲,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代表的是家庭小作坊时代,嘉图的分工假说代表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马歇尔的分工理论代表的是工业化时代。现在智能化时代来临,现代化社会越来越需要新的劳动分工模式去进行“接力跑”,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劳动分工的变奏在当今社会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劳动分工变奏的原因
马克思曾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3]手推磨代表了农业分工时代,蒸汽机代表了工业分工时代,这句话表明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决定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代表智能化时代的生产力——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也必将决定智能化时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劳动分工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关系,也必将随大势所趋,对自身进行变革。
例如,“观光游玩”指设施园艺景观可以给游客提供一些游玩的场所,游客可以进行一些亲子活动,一起观光,欣赏美景;“娱乐放松”是指可以通过一些当地的民风展示和娱乐设施等让人们放松身心;“健康休闲”是让游客能够在闲暇的假期拥抱大自然,享受休闲的时光,品尝绿色、无公害的蔬菜水果;“体验乐趣”是指景区内会开展一些体验式活动,如体验园林师修建花草树木,创造一种体验式的家庭庭院;“感悟生活”是指人们可以自己参与到瓜果蔬菜的种植过程中或者体验果蔬的采摘过程,感受劳动人民的生活,重拾劳动生活的乐趣。
当前社会正大步迈进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深度融合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世界各地正积极备战第四次工业革命,参与到新一轮的挑战和竞争中。德国在2015年正式启动“工业4.0共同平台”,标志着德国国家战略转移到工业4.0上。而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正如一阵飓风席卷了当时正处于经济低迷中的欧洲。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趁势提出了“制造业复兴”计划想重振雄风。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美国敏锐观察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于2012年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掀起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浪潮。而在大洋彼岸的日本,更是想抓住这次时代变革的机遇,制定出“IT立国”的战略方案。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虽然整体基础薄弱,但由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带来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工厂”,就此印度制定了“发展制造业”的战略。中国也在这股“工业4.0”的旋风中高歌猛进,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就业白皮书》
图3 中国2014—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比重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势不可挡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朝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化社会使得数字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当数字参与生产时就会产生出新的劳动力,演变出新的劳动形式,发展出更加适合数字化生产的劳动分工。未来,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这样,劳动分工的变奏就将拉开序幕。
2.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意义
既然旧式分工已经因为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势必需要进行自我变革,那么在智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又会是哪一种分工呢?笔者认为,虽然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在现代社会才初露尖角,但是它对于未来智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1)超专业化是推动开放性创新市场和超级协作诞生的基础
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发展,能够形成“开放性创新市场”(Innocentive)。[25]开放性创新市场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创新性的活动。搭建这样一个虚拟平台,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外部费用,另一方面可以让众多的人“无门槛”“零壁垒”地参与进来。由于这些参与者从事的是与自己专业相关或者自己擅长的事情,这就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知识效能,还能够完成许多时间紧迫的新型工作。因此,基于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所形成的开放性创新市场是一种非常节约、便捷、有效的创新方式。
彬州梨主要分布在彬州泾河川道及各支流水系沿岸海拔1 000 m以下的滩地及坡台地上。建国后,经过几十年发展,彬州梨的面积、产量形成规模。1998年,全市梨园面积10.3万亩,达到鼎盛时期。2000年以来,由于春行冬令,梨花难保,比较效益下降,彬州梨面积逐年锐减,清代谭嗣同描写的“棠梨树下鸟呼风,桃李溪边白复红。一百里间春似海,孤城掩映万花中”的美丽景象几近不存,彬州梨逐渐走向没落。2017年底,全市梨园仅存2.5万亩,地方品种老遗生、水遗生也所剩无几。集中栽培区域有义门镇中罗堡村、太峪镇四兴村和姚联村、泾河西区虎神沟村、永乐镇红岩河村等,主栽品种为砀山酥梨、早酥梨。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
(2)超专业化是推动全球范围内智力资源虚拟流动的法宝
随着社会的发展,富有知识意蕴的复杂性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因此,人力资源尤其是智力资源的短缺,将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拦路虎”。而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出现,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可以基于互联网,使得智力资源通过超链接等计算机虚拟技术发生流动。一方面,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并没有发生空间上的变化,但是他的智力资源却通过超专业化这样一种分工模式切入到其他的工作场所中来。这样也就对传统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冲击。首先,线下的就业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小,就业市场将会逐渐转移到线上;其次,就业将不再有现实意义上的门槛。你可以通过超专业化劳动分工随时随地切入到工作场所中来,贡献你的智慧和力量;最后,计酬模式将会变成“按结果付费”或者说“取优付费”。
(3)超专业化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途径
在超专业化劳动分工的时代,传统的笨重、机械性的劳动会越来越少,就像机器瓦解了手工业一样,超专业化劳动分工也会使得一部分传统的就业岗位消失,但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一方面,知识性劳动使人的价值得到了更高的体现;另一方面,从事自己擅长和热爱的工作,并且自由度增加,多元的社会关系也使人的个性不断被释放出来。智能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简便,使人类的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另外,超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还可能会使得一个国家从阶层固化的陷阱中“突围”成功。
针对粉尘及扬尘量大、麻绳剔除效果差、流量控制系统缺点较多、浸梗水频繁更换及浸梗时间不可调等问题,对烟梗预处理加工工艺进行了优化改进,并设计了如下流程:
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说:“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既有众多的地理大发现,又有成千上万地理学家坚韧不拔的探索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地理学科中渗透科学史教育,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加广阔深厚的知识背景,开阔学生视野,使其从中得到精神的感染与思想的熏陶。
我们不难看出,超专业化劳动分工已经开始重塑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得人们由从前相对固定的活动组织转变为日趋活跃、自由选择的活动组织。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技术角度来看,人类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三位一体。[26]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智能化时代。未来社会的良好运行也必定架构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因此,劳动分工的变奏不可避免,基于超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将是智能社会劳动分工发展的主要趋势。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10.
[2]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93.
[3] 成素梅,孙越.维基百科的知识评价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2):48-53.
[4] Thomas W.Malone, Robert J.Laubacher, Tammy Johns. The Big Idea: The Age of Hyperspecial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36, No.7, July-August 2011,p.56-65.
[5] Laurence Hopkin. Interaction: The Age of Hyperspecial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9, September 2011,p.18.
[6] Juan Alejandro Solis Aguilar. Interaction: The Age of Hyperspecial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9, September 2011,p.19.
[7] Elijah Millgram. Practical Reasoning for Serial Hyperspecializers[J].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12, No.3, September 2009,p.261-278.
[8] 张怡.集体智慧——智能化社会条件下人类合作和共享智能的基本形态[J].哲学分析,2018,(5):15-26,196.
[9] Hayek,F. 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XXV,No.4,September,1945,p.519-530.
[10] Peter F. Drucker.Post-Capitalist Society[M].London:Butter Worth Heinemann,1993.
[11] Thomas W.Malone.The Future of Work[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4.
[12] Thomas W.Malone.Superminds:The Surprising Power of People and Computers Thinking Together[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2018.
[13] 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4] 伊·菲·赫克歇尔,戈特哈德·俄林.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5]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6]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 李翀.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对分工的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2005,(2):17-22,23.
[19]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0]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张定胜,张永生,李利明,译.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8.
[2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2]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602,85-86.
[2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8.
[25] Chisiano Antonelli.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Critical Concepts in Economic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26] 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J].行政管理改革,2016,(8):53-54.
A Major Trend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Intellectualized Society
GUO Zhijian, JING Xiaojing, MA Yifei, ZHAO Lian, SHI Xinru
(School of Marxism,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How to view hyperspecialization and what impacts it may bring to the society have never been researched deeply so far. Opinions on it may differ from person to person. Apparently, all of present ideas can neither precisely explain what the hyperspecialization is, nor elaborate on the impacts it may bring to the society. In fact, only in intellectualized society can the hyperspecialization, a brand-new mode of production, exist. Employing virtual connection technology and virtual platform,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enables people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background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which can break through linear logic and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s a result, its impacts on society should be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 of production. The operation of the future society will be conditioned by informat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Thus, hyperspecialization will accordingly be the major tren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yperspecializa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tellectualized society, crossover cooperation, hypercollaboration
作者简介:
郭智健,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基本经济问题研究。
荆晓静,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马怡菲,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翱肯定了荆轲为义而行事,许之以“壮士“,肯定其精神价值。但是,对荆轲的智谋却予以否定,理由有二:一是不识秦王阴谋,二是昧于太子丹的主奴之交。这种观点,曲解了小说结尾安排的用意,并且误解了太子丹的人格品质。
赵 炼,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要改变学生对周记的态度,首先要让孩子们认识到,周记并非“高大上”,只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做过的、感受到的真实地记录下来就可以;只要用心观察,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文章。为了让他们体会到这一点,我常常亲自示范,把和他们一起经历的课前的一个瞬间、课堂上的一个镜头或是课后的一个画面写下来给他们看,让他们意识到周记内容真的可以信手拈来。同时,为了保证周记的质量,我教给学生“放大镜特写法”,即像放大镜一样,对最感兴趣的、印象最深的人物、景物、事件进行细致深入地描写,使所写的东西活生生地、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
选取我院消毒供应室医疗器械600件,依据电脑随机分配的原则均分两组,即研究组和参照组,医疗器械各300件。器械主要为:血管钳、组织剪、和镊子,同时还包括弯盘、卵圆钳、拉钩、老虎钳、打肋器和持针钳等。该科室工作人员共20名。
史鑫茹,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